[摘 要]人民性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需要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在應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難題需要堅持人民性這一價值性思維，人民性思維是在歷史動態發展及現實需要中逐步形成的理念。國家提出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人民利益至上、共同富裕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等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將“人民性”蘊含于國家建設中，從現實問題出發，圍繞人民這個核心詞分析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難題并實現有效應對，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耦合這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目標追求。
[關鍵詞]人民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國家治理現代化;人的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10X（2020）01-0043-09
《黨的文獻》（雙月刊）創刊于1988年，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共同主辦的文獻、檔案刊物。前身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內部刊物《文獻和研究》和中央檔案館內部刊物《中央檔案館叢刊》，由鄧小平題寫刊名。本刊是唯一一家經中共中央批準的公布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領導人重要文獻的期刊，以公布重要歷史文獻檔案，發表重要文獻解讀、領袖人物生平思想研究、黨和國家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專題研究、親歷者訪談錄、當代理論研究、黨史隨筆文章為主要內容。
人民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主線，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其價值歸宿。十八大以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效推進，使人民民主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得以穩步堅定前行。人民性是國家治理進程中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價值追尋，也是應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難題所堅持的基礎思維，進而成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耦合這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目標追求。
一、人民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價值
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促進人的發展就是促進現實的每一個人的發展，并在理論發展過程中通過類主體、歷史主體、階級主體、個體主體的闡述逐漸形成并完善了其人民主體思想。“類主體”的概念懸設了人民主體的內涵意蘊，“歷史主體”的圖景展示廓清了人民主體的現實形態，“階級主體”的主體存在形式確定了人民主體的實現維度，“個體主體”的價值取向明晰了人民主體的終極旨趣。
（一）人民性理念演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基礎
人民性理念可以從理論淵源與內涵兩個維度進行理解：以物為目的→人本主義→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人的全面發展。人民性理念是以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以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合理內核為淵源，例如，社會主義公平觀、正義論、共享發展理論等都是其重要的理論支持。
人民是指在公正的法律下，為了人類共同福利而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治社會或政治體的一群人。其中政治體的概念意味著由人民組成的整個單位，而人民的概念意味著有機地聯合起來以組成政治體的成員。因此，人民不但是組成一個政治體的成員，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精神的靈魂和一個超世俗的命運。人民是政治體的實體本身，是政治體的有生命的和自由的實體。人民高于國家，人民不是為國家服務的，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1]（P23）。眾所周知，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理念是“人民民主”，在實行民主的國家中，通常會以“權力屬于人民”為其治國理政所堅持的準則和前提，同樣，在民主的政府中，也以代表民意為其合法性的基礎。 我們僅憑這一點，就不難體會“人民”的“神圣”意味。如果把“人民”視為彰顯“公意”的“道德人格”，那么，“人民”便理當握有不可分割和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2]。
我們對于人民相關理念的研究貫穿于國家治理的全過程，人民性理念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人民群眾觀。這一層面嘗試從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汲取合理內核，吸收其有益成分，批判地借鑒傳統民本思想并進行創造性發展。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治民思想，與人民主體地位有著質的區別，而人民主體地位理念通過對傳統民本思想的揚棄，從而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3]。“治國必先富民”這一民本思想不僅成為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重要而有益的部分，而且為樹立發展為了人民，堅持更好地為人民謀福利正確的利益觀和發展觀提供了借鑒。第二個層面：以人為本理念。
“以人為本”要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為本，以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為本。從理論上講，這里的“人”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具體的概念，全體人民的發展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的發展體現出來的，國家發展實踐應著眼于每個人的發展，著眼于全體人民的需求和利益。
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毛澤東極為重視人民的作用，并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重要遵循，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都有諸多相關論述，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歷史發展階段中關于人民的范疇做出分析，對人民主體性進行了不斷的探索，不斷滿足和激發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促進人的發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其論述中包含了中國共產黨為民思想的內涵、基本內容、依據及實踐舉措和價值意義。第三個層面：以人民為中心理念。我們黨在對以“人民為中心”的內涵和理論基礎的研究中，分別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相關概念出發，嘗試尋找其邏輯關系并加以解讀，豐富該理念的內涵和外延。學界大多數是從群眾觀與發展觀二者相統一的視角切入進行研究，將“以人民為中心”定義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
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這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
以人民為中心理念淵源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它的形成經歷了不斷具體深化的過程，這體現了“人民性”的現實范疇，而“人民性理念與規范”是對其的繼承與發展，從而在社會發展中兼顧和實現經濟價值、政治價值、個人價值以及人民群眾價值，設定了黨與人民群眾同心同德地追求政治價值以保障人民權益的價值目標。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人民性”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精神內核的堅守和發展，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新境界。
（二）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人學意蘊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體框架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性的理念具有戰略地位，它是中國夢的邏輯起點，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目標指向，也是共享發展的價值追求。共享發展的動力來自人民，歸宿是服務人民。這些內容都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理論意義上看，人民性理念是對歷史規律的把握，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核心思想的理解和發展。而從共同富裕與以人民為中心的關系來看，更應強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共享性與包容性。因此，堅持人民性理念，反映了我們黨在認識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方面達到了新高度。首先，人民群眾是價值主體。我們把人民根本利益當作標準或尺度，一切以尊重人民為前提。人民價值主體具有三個方面，即人民群眾是價值創造的主體，人民群眾是價值享受主體，以及人民群眾是價值活動的評價主體。習近平關于人民價值主體思想內涵是新時代對唯物主義群眾史觀的繼承和創新。其次，人民群眾是動力主體。評價一個國家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國家政局是否穩定，能否增進人民團結并改善人民生活，以及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因此，如何把人民期待變成現實行動，把人民的希望變成生活現實，需要我們黨不斷深化戰略考量，轉變發展理念[5]（P36-37）。第三，人民群眾是權力主體。人民主體理念是“哲學認識論意義的主體”：即從事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人。堅持人民立場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為民造福、尊重人民并依靠人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
我們要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
因此，國家治理應體現人民對自身利益的實現和發展，國家的一切治理活動都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精神，這是人民群眾作為權力主體的充分體現。
二、以人民為中心：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踐訴求
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實踐訴求已經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發展到“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展到“以人為本”，從“人民立場”發展到“以人民為中心”。所以，“人民性”始終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條主線。
（一）“以人民為中心”貫穿我們黨治國理政全過程
“以人民為中心”理念是在發展演進中不斷得以完善的。從治國理政的原則和內容來看，制度保障、治理效果、領導干部導向及人民獲得感評價等都是踐行“以人為中心”理念的具體表現。
1.推進制度現代化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有力保障。“以人民為中心”是制度建構的基本理念，也是制度構建的規范性原則，更是對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未來指向。我們只有堅定制度現代化的方向，形成共享發展制度，提高共同富裕程度，才能使人民享有更多的獲得感。我們黨通過相關制度安排和頂層設計，以及相關體制機制不斷改進與完善，推動“以人民為中心”從理論形態逐步走向實踐樣態，這一過程需要深化教育體系改革，構建創新驅動機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進而形成新的制度體系。
2.政府治理體現人民利益、彰顯人民價值。服務型政府的出發點和歸宿就是為社會提供基本并有保障的公共產品，以及為社會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不斷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以此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6]。服務型政府體現了人民意志，彰顯了人民民主價值，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從而優化治國理政的實現路徑。由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其最終目的是通過有效治理實現人的現代化、人的全面發展和福祉。因此，為實現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切實保障人民利益，我們應健全國家治理體系，構建多元治理主體與復合治理結構，使人民群眾能夠積極參與國家治理，實現對政府的有效監督。
3.領導干部堅守人民立場，并以此導向開展工作。這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實踐主體保障。領導干部應以“以人民為中心”為其工作理念和行動準則，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正確調整和處理深化改革中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矛盾、始終保持黨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工作實踐中，領導干部要創造性踐行該理念，創新群眾工作機制及方式方法，發揮率先垂范的作用，進而不斷提高群眾工作的意識和能力。
4.新時代國家治理以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成效作為評價標準。“獲得感”是準確把握新時代主要矛盾、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工具，更是新時代國家治理的良政基準和善治標尺。對“獲得感”的強調是對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的衡量，這不僅為評價全面深化改革成效提供了民意標準，更為衡量人民群眾幸福感提供了方向和核心坐標。最大幸福的產生是人類的所有思想和行為唯一適合的目的[7]（P261）。邊沁由此提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即如果組成社會的個人是幸福和美滿的，那么整個國家就是幸福和諧的。幸福感是用來衡量國家法律和制度好壞的根本價值標準和根本原則。馬克思幸福觀的最高價值訴求乃是實現“人民的現實幸福”[8]（P2）。從唯物史觀角度看，“人民的幸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源于人民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人民是歷史“劇作者”，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等馬克思哲學的基本觀點。
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在發展演進中不斷發生轉變并得以完善，從而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性、實踐性、現實性、科學性及其蘊含全面發展的特性。我們在把握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應以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以服務型政黨的指引為組織保障、以服務型政府建設為制度保障，在政治層面上以推進民主等作為發展路徑，從而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目標。
（二）“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邏輯主線
塔西佗理論應用在政府公信力問題中，是指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得罪人民，引申為：當一個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執政黨在政治建設中存在著一定的現實難題，即一些群眾的不友好和不信任，其根源是黨的執政方式脫離了人民群眾。而把最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在一起所匯聚的力量，是實現中國偉大夢想的最堅強動力。因此，“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邏輯主線，需緊緊圍繞“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要素展開，不斷推進政治建設的完善與發展。
1.穩定與民心。國家治理需要社會穩定，這就要解決人民在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而要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必須解決“西庇阿陷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盛極必衰”的問題。“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決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我們黨要“增強憂患意識、防范風險挑戰要一以貫之”[9]。因此，我們應構建通達的利益訴求渠道，這是滿足人的需要、實現社會和諧、促進人的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制度公正的重要標志。現實中，我們黨和政府不斷推動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但部分基層組織和政府仍存在著不接受群眾利益表達的現象。解決這個難題，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就需要良好的社會秩序，而政府由于擁有社會各階層、群體與個人所共有的公共權力，必然要承擔起維護社會穩定與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責任。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這一現實給改革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
我們大力發展服務型政黨與服務型政府，就是有利于公共服務適應全社會公共需求的變化，在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時，能夠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發揮利益整合的功能，著力解決社會再分配的問題，實現發展過程中的諸項目標，從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2.民主與民心。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對話，通過平等的協商達成共識，而要以廣泛討論為途徑達成政策共識的民主，更重要的不是達成共識，而是自由表達和相互理解，保持表達渠道和形式的多樣性。從民主得到進展的領域來看，一般可以從四個領域來看民主與民心。一是個人生活領域的民主化。
個人的情感表達，一般是指那些情感上采取積極的、具有主動交流意愿的人更能顯示出表達意見的能力，通過這些人的情感表達以促進正式的公共的民主形式。二是社會團體的民主化。社會團體的增加為人民群眾打開了更為廣闊的討論與對話的空間，在團體中有利于提高團隊成員自主能力。三是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程度發展，更注重個人積極性的發揮。因此，組織的民主化程度可以為個人參與表達意見提供開放的渠道，進而促進組織決策的民主化。四是全球化秩序中的民主化，在全球化秩序中“對話”成為解決問題的重要途徑和方法，民主、對話機制取得重大發展為各種文化和傳統之間的溝通提供基礎和條件。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多邊機制、搭建了區域合作平臺，促進互聯互通，逐步發展為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的利益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的自由。”[8]（P99）“一帶一路”倡議給全球秩序的發展注入活力，增強了合作領域，拓寬了對話機制。
3.差別與民心。我們黨要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還需跨越“葛蘭西陷阱”，即在歷史上從未見過一個統治階級整體上生活條件低于被統治階級的和從屬階級的某些分子和階層[10]。無產階級以致力于解決在這些矛盾和問題中呈現出的差別作為為人民工作的重點。我們黨以為人民獲得更大利益為工作的努力方向，從而成為被人民所擁護的政黨。因此，能否跳出“葛蘭西陷阱”，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對于我們黨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1917年11月18日，列寧制定了蘇維埃人民委員高級職員薪酬的管理規定，通過了《人民委員會關于高級職員和官員的薪金額的決定草案》，人民委員會認為必須采取最堅決的措施，毫無例外地降低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私人機構和企業中的高級職員和官員的薪金，并制定詳細細則[11]（P101）。我們在這里討論差別問題，其核心是公平，也就是通過建立一系列完善的政策，采取相關措施等保持市場的靈活性，增加就業機會，使人民有更多發揮自己作用的機會，同時，建立積極的福利，擺脫福利依賴，進而不斷消除行業差別、地域差別及貧富分化等，達到獲得民心，實現政治歸屬。我們提出共享全面小康，應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緩解地區與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12]（P42）。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這一理念深刻闡述了差別政治與民心工程的重大意義，它指引全黨全社會提高對民心政治的認識，從而增強做好各項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當今中國社會仍存在大量的弱勢群體，他們最需要社會的幫助。因此，“公平機會的優先意味著我們必須給那些具有較少機遇的人以機會”[13]（P290）。在一個正義的社會，國家和政府應通過各種社會制度安排來改善“最不利者”的處境和狀況，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以此解決不平等問題，從而提升他們的幸福指數。也就是說，從底線公平切入，切實改善弱勢群體的狀況，對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4.力量與民心。人在國家中是自由產物，國家是由人民建立的，由人民創造出國家制度，而非國家制度創造人民。在馬克思看來，區別民主制與君主制的核心標準就是人民是國家或國家制度的主體力量，還是客體力量。這個判斷是基于人類理性及其所決定的文明發展的內在邏輯而形成的，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真理所在[14]（P7）。馬克思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15]（P287）。
列寧強調：“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自覺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16]（P347）。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這一科學論斷總結了人類社會千百年來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意識、責任意識、擔當意識。我們黨以強大的民心資源贏得了新中國的成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爭得民心這個最大的資源。新時代我國不斷增強全球治理的話語權，樹立大國形象的高度，提出了攜手消除貧困，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
同時，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樹立正確的義利觀，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發展的貢獻者。這種更高站位的國家思維，也為人們帶來了更開闊的國際視野及更多的發展機遇。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目標導向
新時代深入研究人民性意蘊有助于全面理解國家治理理念，并將這一理念貫穿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全過程。國家治理應體現人民對自身利益的實現和發展，國家的一切治理活動都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精神。
（一）從宏觀角度看，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歷程即一部國家制度建構史，民意優先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遵循
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是“政黨-人民-國家”的高度復合，即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也相應地成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方向。從政治決策到經濟生產，再到社會交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建立了有效框架，同時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必須通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來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了“中國元素”，它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1.制度對于人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一方面，制度為了營造公正的社會環境，維護規范的社會秩序，對人的行為進行限制和約束。這種限制和約束從表象來看，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人的發展的消極性。社會制度的發展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規定、制約著人的發展程度，公正合理高效的社會制度，能更有效地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制度對人的改造通常采用兩種途徑。一是構建、實施新的社會制度，即正式制度，表現為社會化強制化的行為約束。國家以這些正式規范化的約束體系對社會關系中的人們的行為起規制作用，并通過這種合乎規范要求的實踐活動將外在的規范內化為人們的內心行為準則及生活信念，強化人們對自己所承擔的各種責任和義務的理解和接納，提高其履行責任的能力和自我約束能力，從而對非正式規范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二是構建社會價值體系和倫理規范，即非正式制度，表現為人們面對的心理層面約束。制度是對人具有限制性的，制度建設要避免使這種限制成為目的，避免公權力對私權利的剝奪，避免制度異化。這就要求制度建設要規范制度對人的行動的控制，制度對人的限制劃定的邊界要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要成為一種積極的限制，成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起點。
另一方面，制度為人的發展提供條件保障。制度通過構建公正合理的社會秩序，維護一定的社會關系，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制度對每個個體行動確定了行動準則、劃定了邊界，賦予有限自由和有條件的權利，這就降低了個體之間行動和利益沖突的可能性，使個體行動有可能免于各種社會風險和偶然因素的干擾，也就為其權利和自由提供了免于侵犯的保障。二是制度提供了普遍的行動準則，實際上增加了社會或集體的公信度和個人的可信度，從而增加了社會合作的可能性，實現單個的個體行動所無法實現的行動目標成為可能。制度使人們的社會關系有序、和諧穩定，而不同的制度使人們的社會關系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人的發展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制度建設應該通過制度具體形式的改革，構建良好的制度環境，增強制度的公信力，使人們自覺地將自己的行動納入制度化的程序中，使制度成為個人發展可以倚重和信任的力量，使潛規則沒有通行的空間。同時，激發人的熱情和積極性，創造滿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促進人性發展的空間和條件。因此，社會制度激勵和推動了人的全面發展，這是它對人的發展的積極作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限度制約著制度改革和發展的程度，同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促進和推動制度改革和建設。
2.人對于制度具有積極作用。一方面，健全治理體系來源于人民的支持，良好的社會治理能調動人民主體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良好的社會治理能提高人們參與效能感，降低國家治理成本，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和諧。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最終是人的現代化的實現，這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目標。從國家治理實踐可以發現，人的現代化水平會影響制度建設。制度是否科學、合理，是否有利于現代化建設，是否可持續，與“人”的現代化水平高低有著密切關系。例如，目前我們還存在分配制度不合理、教育制度不夠科學、醫療衛生制度水平不能完全滿足人民需求、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水平不高、居住制度不完善等問題。這些問題都與人的生活和生產息息相關，只有獲得人的支持，制度的執行才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這樣的制度才更具有現實意義。
另一方面，人民的需求促進治理結構不斷完善更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理念都是為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的準備，國家制度體系建構需要完善治理結構，不斷健全治理體系。這一切都順應了人民群眾的新期待，突出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更全面地展示了我國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使國家追求、民族向往與人民期盼融為一體，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整體利益，表達了每個人的共同愿景。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貧困群眾既是脫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對困難群眾，我們要關注關愛，把群眾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等，這些都深刻回答了發展為了誰、依靠誰、成果由誰共享的根本問題，體現了執政黨堅持發展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的根本信念，體現了我們黨心系民生、為人民謀幸福的不變初心，詮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二）從中觀角度看，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共享發展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在治國理政方面展現出了強大的能力。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就以高質量的治理能力著稱于世[17]，這也是中華文明成為人類史上唯一的五千年間不中斷而且能夠再度復興的文明的原因之一。新時代我們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注重協調發展和資源均衡配置，注重提高政府效能以實現共享發展、共同富裕，增強人民的獲得感。我們黨在政治實踐中注重思考、預判甚至是超前判斷，主動為人民服務，實現“以人民為政治之本體”的本意追求。
政府治理效能體現在人的發展上即現實的個人的發展。一是從現實的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出發促進人的發展。促進人的發展要滿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而這種需要首先是滿足基本需要，進而是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處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不同，處于同一社會階段、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的需要和利益追求也會有所不同，滿足他們需要的內容和方式也不同。因此，人們的需要和利益追求的內容和層次在不斷提高，滿足其需要和利益的內容和方式也要隨之變化。二是尊重人的本性，促進每個人的發展。這需要我們在教育改革、社會管理、制度建設方面，為人的自由個性的形成創造條件[18]（P74-75）。制度建設的責任就是為每個人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并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每個人的發展是一切人發展的前提。恩格斯在《在艾爾菲特的演說》中指出：“我們談的是為所有人創造生活條件，以便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他的本性，按照人的關系和他的鄰居相處，不必擔心別人會用暴力來破壞他的幸福;而且也應當記住，個人不得不犧牲的東西并不是真正的人生樂趣，僅僅是丑惡的制度所引起的表面上的享樂”[19]（P626）。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是一種社會存在物，社會決定著人的意識和意志，決定著人的活動的動機和原因，決定著人的一切行為。人的發展依賴于社會關系的發展，人的發展是人的社會關系的豐富性和人對社會關系的控制程度的發展。只有在公正平等的社會關系真正形成的社會，才能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當前，我國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仍面臨諸多風險。“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和復雜程度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改革不可避免會產生出新問題，這需要一種新的創新，一種超越‘中國特色的創新。我稱其為‘后中國特色的現代化”[20]（P6）。所以，我們應深入分析、及時作出判斷，既要固本強基又要外部防范，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不斷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從微觀角度看，領導干部的能力素質影響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人民立場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準則
國家治理進程中領導干部的能力素質極其關鍵，縱觀世界上的各個國家領導干部的培養、選拔及成長規律都能說明其重要性。我國各級領導干部有著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和經歷，需要從基層工作干起，每一步提拔都意味著政治領導能力要接受嚴格的考核。所以，我國的國家治理制度在人才選拔方面，首先表現為有效的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黨在反腐敗和發展民生等方面雷厲風行，這一定程度得益于中國卓有成效的人才產生體系，即建立在以能力為基礎的全國性選拔的基礎上，經過長期培養和歷練，以年齡為限制、加之定期更替、差額選舉等過程，我國的領導干部和公務員能夠有效地治國理政。同時，人才選拔在于執政高效、強大的學習能力及糾錯能力，領導干部的學習能力可見于各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的相互學習借鑒和交流，這一定程度促進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持續提升。
領導干部是制度改革、制度實踐的引導者、決策者和具體推動者。領導干部的現代化處于優先地位，能夠帶動群眾現代化[18]（P218）。列寧指出：“要研究人，要發現有才干的工作人員。否則，一切命令和決議只不過是些骯臟的廢紙而已”[21]（P392）。
首先，提高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是發揮其制度建設主導作用的關鍵。將改革的理念灌輸到群眾頭腦，就需掌握正確的方法和藝術，同時要清楚各階層需求和心理狀況，這要求領導干部具備較高的素質。領導干部往往掌握著重要社會資源分配的權力，尤其是在各項機制不夠完善、外部監督不足的情況下，領導干部的覺悟便顯得至關重要。其次，提高領導干部的知識水平是發揮其改革主導作用的基礎。知識本領恐慌成為新時代領導干部能力不足的主要體現，所以領導干部的知識結構完善與否與執政本領密切相關。領導干部對于現代化知識的熟悉和運用是衡量其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新時代領導干部的知識更新成為更好地為民服務的重要保障。最后，提高領導干部的能力是發揮其主導作用的根本。領導干部在國家治理中是否具有綜合能力決定著能否把握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和大局。干部要帶動并團結群眾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那么，提高領導干部的創新能力、社會交往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在當前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下，領導干部需要提高處理突發事件、解決沖突問題的能力，還要增強風險意識，提高處置社會風險的能力。
四、結語
阿歷克斯·英克爾斯指出，即使按照最先進的理念和原則精心設計的民主制度，“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真實生命力和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動用這些現代技術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22]（P4）。所以，人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的核心內容，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人民參與其中，表達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只有人民主體的理性選擇、心理內化并踐行國家制度的執行過程，才能彰顯制度的現實效力，實現治理順暢，形式良好的社會秩序，進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必然要在更高站位上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更加注重調動人的主動性和創造力，通過努力奮斗可以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以期實現人類發展的更高程度和追求。同時，國家注重人文治理，注重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人民生活更加充實、更有保障，社會發展更可持續，使人民有更高的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從而最終實現人的現代化。可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相輔相成，沒有人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人的現代化提供制度環境保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民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共同實現。將“人民性”蘊含于國家建設中，從現實問題出發，緊緊圍繞“人民”這個核心詞，深入分析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難題并有效應對，不斷提升治理水平，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無論是治國理政思想還是治國理政建設布局，人民性思維、人民立場都是貫徹于其中的一條主線，我們以這一理念和立場作為國家和政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突破點和著力點，從而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同步耦合這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目標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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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民性意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