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東南亞外交是安倍政府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安倍政府借助各種方式加強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雙邊關系，為其開展俯瞰地球儀外交奠定重要基礎。安倍政府的東南亞外交可分為對美國東南亞盟國的外交、對東南亞區域大國的外交、對區域弱國/小國的外交三種類型。在安倍政府的東南亞外交中，與美國東南亞盟國外交是切入點，雙方的經濟、政治、安保各領域合作都較為緊密;與區域大國的外交是關鍵和支撐，雙方合作側重在經濟和政治領域;與區域弱國/小國的合作是重要補充，雙方合作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今后，安倍政府將繼續利用經濟優勢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合作，大國在東南亞的競爭也將主要集中在與區域大國間的政治合作領域。 　　關鍵詞 安倍政府 東南亞外交 層次分析 　　《東南亞縱橫》本刊向讀者提供了大量有關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外交、安全、文化、歷史等方面的文章及時事和中國與東南亞經貿、投資、旅游等經貿信息，增加了讀者對東南亞的了解，得到社會各界讀者的普遍關注和歡迎，發行量不斷增加，并已成為全國的中文核心期刊。 　　無論是從經濟發展潛力，還是從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考慮，東南亞地區作為當今最重要的區域之一都足以引起世界各大國的重視。白石隆就認為“對日本來說，最大的戰略利益是在東南亞面向世界且追求穩定與發展” 　　文正仁，徐承元.日本復興大戰略[M].李春福，李成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168.。對日本來說，對東南亞外交已經超越了單純的雙邊外交，更具有戰略性。但由于該地區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狀況、民族宗教等方面差異較大，加之主要大國在該地區競相角逐導致東南亞地區情況呈現多元性、復雜化等特征。在外交方面，東南亞地區隨著東盟的成立和發展而逐漸被視為統一整體，此前日本對東南亞各國具有的特殊性重視相對不足。不過，其實任何國家若想在東南亞地區產生持久性的影響力就必須在重視東盟一體化作用的同時，對東南亞各國進行分層次外交合作。 　　對日本資源輸入具有生死攸關重要性的南海地區不僅關乎日本的繁榮，而且對日本生存有重要影響，東南亞地區因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大洋洲的交匯處，是日本能源資源進口的重要通道，各國又是印太地區多個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國并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這對海洋國家日本無疑具有重要地緣意義。為此，安倍政府希望通過提高東盟地區連結性，力求加強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貿易投資、改善商業環境、強化人才培養，進而將東盟地區的成功經驗向中東、非洲等地區擴展.。同時，日本希冀通過與東南亞各國間的雙邊/多邊合作提高其在印太地區以及在相關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話語權、主動權，以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來強化日美同盟合作區域，達到全面遏制中國海洋權勢的崛起，進而確保日本海洋能源資源通道的安全。因此，安倍政府的東南亞外交既關乎東盟地區的連結性，更關乎印太戰略連結性構想的成敗，是日本印太戰略中最重要的、最關鍵的節點。 　　東南亞地區始終是安倍政府外交的重要區域，安倍首屆政府時將東南亞地區作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重要節點，積極發展與東盟各國的經貿往來。日本是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最大投資國、最大的ODA供予國，東南亞也是日本的重要貿易投資伙伴。2006年，日馬EPA生效、日菲EPA協定簽署;2007年，日印尼EPA、日文EPA基本達成共識，日越EPA開始交涉。隨著東盟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以東盟為中心的FTA網的形成和多個地區合作組織的發展，“小馬拉大車”態勢日漸顯著，東南亞地區成為安倍政府積極的和平主義和俯瞰地球儀外交的重要區域，安倍政府借助南海問題的升溫積極插手南海事務的同時，加強同東盟各國間的多層次外交往來。安倍政府在2013年時提出擴大自由民主等普遍價值觀、守護自由而開放的海洋等“對東盟外交五原則”，發展同東盟各國的對等伙伴關系，為發展日本同東盟國家間合作提供重要方向性指導。同時，安倍政府承諾今后五年將提供2兆日元的ODA援助并提供1億美元設置日本·東盟一體化基金(JAIF)2.0用于強化日本同東盟各國間的交流與合作。日本政府同時制定了3萬人青少年交流 “JENESY2.0”和1000人人才培養計劃，穩定實施《東京戰略2012》以發展日本同湄公河區域國家間關系，發表《關于日·東盟友好合作展望報告》和《聯合聲明》。2014年后，日本·東盟召開首次防衛大臣圓桌會議，共同表示加強海洋聯合訓練、人才培養、海洋安保安全能力建設，強化應對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方面合作，促使安倍政府將包括東盟在內的近鄰外交視為日本外交三個支柱之一。2015年后，安倍政府為加強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進一步提出同東盟各國建設“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并不斷夯實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基礎設施活動，還制定日本·湄公合作方針《新東京戰略2015》，承諾三年實施7500億日元ODA援助以促進日本與湄公河地區的交流與整合。2017年以后，安倍政府以日本同東盟各國的各領域合作為基礎，積極打造、宣傳其“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持續加強同東盟各國間的政治、經濟、安保、人文、國際組織等各方面合作與共識，得到東南亞多數國家的認可/支持。同時，預防疾病、提高醫療、防災支援、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是安倍政府與東盟各國交流合作的重要內容。 　　安倍政府的東南亞外交可大致分為對美國東南亞盟國的外交、對東南亞區域大國的外交、對區域小國的外交三種類型。菲律賓、泰國屬美國東南亞盟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屬區域大國 　　本文認為，就全球范圍來說，東南亞地區各國中除印度尼西亞外均屬小國，但從東南亞地區影響力來說，印度尼西亞、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則屬區域大國。，老撾、柬埔寨、緬甸、文萊屬區域弱國/小國，本文將在三類國家中選擇較為典型的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老撾、緬甸進行著重分析。從整體上看，安倍政府的東南亞外交以同美國東南亞盟國外交為切入點，以同東南亞大國外交為支柱，以同東南亞弱國/小國外交為補充;以經濟合作和經濟援助為抓手，以政治合作為指導，以安保合作為突破點，以人文社會合作為基礎，以“自由與繁榮之弧”或“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為依托;以地區熱點問題為借口，堅持雙邊合作與多邊互動相結合的路線開展東南亞外交，介入東南亞事務。具體來看，安倍內閣鑒于日美同盟的特殊優勢，與美國東南亞盟國外交中的政治、經濟、安保各領域合作均較為緊密，其中緊密的安保合作是其最重要特點;鑒于區域大國的區域影響力和絕對獨立自主的訴求，與區域大國的外交則側重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展開合作，兩國間的戰略對接或戰略支持是主要合作內容，合作議題涉及全球問題各領域，安保合作保持一定距離;鑒于日本仍保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以及經濟合作的低排他性，與其他區域小國的合作則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的合作，政治領域合作主要限于地區議題，安保合作極為有限。安倍政府對東南亞的層次外交主要受到日美同盟加強在印太地區合作、東南亞各國綜合國力對國際議題的影響、東南亞各國外交訴求以及東南亞國家所處地緣位置等因素影響。本文為清晰展現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各國外交合作中的層次性，將著重對2015年以來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各國間的雙邊合作為主要切入點來進行分析。 　　一、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外交及其特點分析 　　安倍晉三始終將日美同盟視為其外交的重要支柱。他認為，“如果考慮核威懾力和遠東地區的穩定的話，則與美國結盟必不可少，如果考慮美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經濟實力以及最強的軍事力量的話，日美同盟是最好的選擇”。安倍政府為最大化利用美國重返亞洲的契機，在強化日美同盟合作的同時，也加強與美國東南亞盟友的關系。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盟友主要是菲律賓、泰國，它們在東南亞地區擁有特殊影響力。安倍政府在東南亞地區最重視與美國地區盟友間的外交合作，將其視為介入東南亞事務的重要“鍥子”。 　　(一)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經濟合作 　　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合作主要在經濟領域，這些國家在東南亞地區雖經濟實力相對較強，但就整體經濟實力來說與日本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它們為促進經濟發展需要加強與日本的經濟合作。從宏觀經濟合作來看，菲律賓、泰國是日本ODA的重要受援國，日本是菲律賓的第三大出口、進口國家，進出口分別占9.7%和14%(2018年)，其對菲援助達5.42億美元，占援助額的51%(2015年)，對菲律賓出口從2012年的9458億日元上升到2017年的12441億日元，從菲律賓進口從2012年的7455億日元上升到2017年的11276億日元。關于日泰經濟關系，安倍政府首次組閣時兩國簽訂了《日泰經濟合作協定》(JTEPA)，目前日本對泰國出口整體穩定，從泰國進口則從2012年的18857億日元飆升到2018年的27707億日元。受泰國政局影響，日本近年對泰國直接投資雖有所下降，但仍占外國投資的37%左右，是對泰國最大投資國。日泰經濟合作包括鐵路合作、地區開發、改善投資環境、撤銷福島等地產品及牛肉進口限制，泰國還對加入CPTPP表現出較大熱情。在對泰援助方面，日本以政府援助為支撐點、采取廣覆蓋、小批量的方式來化解猜忌，重視對泰國的災后援助及災后重建。日本與菲、泰兩國之間緊密的經貿往來為日本與菲、泰兩間的雙邊合作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合作根基。 　　在日本對外交往中，官方開發援助(ODA)是“日本建立對外關系的重要武器，是推進和改善日本外交關系的潤滑劑”，ODA援助的杠桿作用強化了安倍政府與菲律賓等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安倍政府為加強日菲在南海等國際議題上的合作，在2015年11月日菲首腦會談時不僅表示支持《馬尼拉首都圈運輸交通設施整頓合作路線圖》，同時還簽署了《南北通勤鐵路計劃》(約2420億日元借款)、《日菲社會保障協定》，并提供150億日元借款支持棉蘭老島和平事業。2016年菲律賓新總統上臺后，安倍政府為穩定日菲經濟合作，安倍晉三在2016年9月與杜特爾特會談時特別指出近10年日本向棉蘭老島沖突地區提供190億日元，向棉蘭老島提供760億日元支援，強調日本對菲經濟援助的重要性。2017年1月日菲首腦會談時安倍更是承諾在未來5年向菲律賓提供一萬億日元援助，設立“經濟合作基礎設施聯合委員會”，官民并舉開展國家間經濟合作，通過日本技術與知識援助菲律賓的電力、鐵路等基礎設施，改善衛生和教育環境。同年11月，兩國首腦會談后簽署了《馬尼拉首都圈地鐵計劃(第一期)》(1045.3億日元借款)、《主干線道路旁道建設計劃(III)》(93.99億日元借款)、《卡維特州產業地區洪水風險管理計劃》及《經濟社會開發計劃》(25億日元無償援助)，逐漸將對菲援助具體化，為兩國經濟合作、社會友好互信奠定重要的經濟基礎。此外，為實施受棉蘭老島沖突影響地區的道路網整頓計劃，安倍政府向菲方提供20204萬美元借款，還向菲律賓無償提供應對環境污染的援助和人才培育獎學金，這些援助尚不包括對菲律賓的災害援助等其他支援。菲律賓自然也投桃報李，解除了日本福島水產品的進口管制。安倍政府極為重視對菲律賓棉蘭老島地區援助，逐漸形成了以社會經濟開發支援、和平進程支援以及JBIRD(日本-邦薩摩洛重建與開發倡議)為支柱的棉蘭老島援助態勢，特別是在哥打巴托市設置事務所并派遣常駐專家進行支援，獲得當地較高好評。安倍政府對菲ODA援助是安倍政府開展日菲經濟外交的重要內容，是日菲關系平穩發展的重要環節，對雙邊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潤滑劑作用。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地區盟國間的經濟合作十分緊密，特別重視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援助，對菲律賓以基礎設施建設援助為主，對泰國則側重技術援助與基礎設施建設援助相配合。而且，日泰兩國經濟合作也十分緊密，“經濟合作是泰日關系的主軸，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的50多年間，日本一直是泰國居前兩位的投資國”，為泰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技術支撐。 　　(二)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政治合作 　　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政治合作也非常緊密。安倍政府不僅與菲律賓等國建立了緊密的伙伴關系，還逐漸開展與這些國家的雙邊/多邊外交戰略合作。這些高層次伙伴關系的建立和外交戰略的對接將雙邊政治合作推向新高度，其交流合作議題既包括地區問題，也涉及國際重要議題，充實了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政治合作。 　　在日菲關系方面，安倍內閣在2011年建立的日菲戰略伙伴關系基礎上繼續發展日菲兩國政治合作，每年兩國首腦、外長均會舉行正式會談，其他政治層級/形式的會談更為頻繁。2015年6月，日菲首腦會談達成并簽署了《關于為促進地區及其超越和平、安全及發展的共同理念和目標而強化戰略伙伴關系的日本-菲律賓共同宣言》和《強化戰略伙伴關系行動計劃》，兩國會談議題不僅包括南海問題和朝鮮問題等熱點議題，而且涉及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等事宜。安倍政府對菲律賓提交的“南海仲裁案”予以大力支持，旨在進一步推動兩國戰略伙伴關系的深化。2016年日菲建交60周年時，日本天皇夫婦訪問菲律賓，極大地提高了日菲雙邊政治互信和社會友好，以至于安倍晉三認為當前正處于日菲戰略伙伴關系的“黃金時代”。安倍政府在日菲政治關系方面雖未突破戰略伙伴關系，但兩國開展了有效的政治合作，成果十分豐富。多個聯合聲明的簽署和天皇夫婦訪菲象征著兩國政治合作的成熟。 　　在日泰兩國政治關系方面，2013年，日泰建立戰略伙伴關系，2017年日本天皇訪問泰國。安倍政府在泰國政局變動后強調兩國共有價值觀，政治往來也相對頻繁，首腦幾乎每年都會舉行會談，對“積極的和平主義”與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及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會議(ACMECS)的作用均表示支持認可。安倍政府積極推動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EC)與印太戰略的對接合作，雙方還就泰國民主化問題開展了討論。可見2014年巴育發動軍事政變雖然受到美國的強烈批判，但對日泰關系并未構成根本性挑戰。兩國共同關注的國際議題包括南海問題、朝鮮問題、緬甸問題，還涉及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G20峰會及核軍控等議題。 　　(三)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安保合作 　　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的安保合作是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的重要特征，是安倍政府發展與這些國家之間全面雙邊合作的重要環節，提高了日菲、日泰間的政治互信與安保合作。安倍政府相較日本歷屆政府進一步擴大了裝備援助及出售規模，“以贈予、低價租讓等方式向東南亞國家提供‘潛在武器裝備，幫助東盟國家強化海上裝備技術水平”，提高聯合軍演的頻率和規模，其主要對象即為菲、泰兩國。 　　日菲兩國安保合作相對密切。2015年6月，日菲首腦會談時，兩國首腦就締結防衛裝備轉移協定達成一致。安倍晉三在說明“和平安全法制”意義的同時，提出了為應對亞洲安保環境的惡化以加強與菲律賓安保合作的構想，并對日本企業為支援菲律賓海岸警備隊建造10艘巡視船表示歡迎。日菲兩國海洋安保領域合作逐漸加強。日菲安保合作不僅涉及原則性問題的探討，而且涵蓋協約的制度性約束與安保裝備合作，兩國安保合作密切程度可見一斑。此后又達成了向菲律賓轉移日本海上自衛隊教練機TC90(無償)、小型快艇、提供兩艘大型巡視船借款的協議，大大提高了菲律賓應對海洋安保、國內治安以及應對恐怖主義及自然災害的能力，強化了日菲兩國在安保領域的合作。2019年6月兩國還在日菲外務·防衛當局間(PM)協議及海洋協議方面進行實質性對話，在防衛裝備轉移、聯合訓練等安保合作方面達成諸多一致意見。近年來日菲兩國聯合軍事演習、親善訓練成為安保合作新的重要內容。2015年至今，日菲已舉行7次聯合軍事演習，10次親善訓練。 　　在日泰兩國安保防衛合作方面，安倍政府不僅多次參加泰國主導的黃金眼鏡蛇聯合軍演，并表示希望通過外務·防衛當局間的對話推進安保方面合作，特別是對兩國都重視海洋安保問題有較大投入。此外，日本與美國東南亞盟友間在科技教育、環境保護、旅游觀光、能源利用、社會保障等方面也有較深層的合作。 　　(四)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友外交特點分析 　　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國外交是日本東南亞外交的重要切入點，由于美國因素的存在，安倍政府與菲、泰兩國建立了最緊密的外交關系，安倍政府與菲律賓、泰國緊密的外交合作為其東南亞外交奠定重要的基礎和開端。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國外交的特點如下： 　　第一，經濟合作體量較大，援助種類全、援助多。自20世紀60年代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以來，經濟外交始終是日本外交的先行者、奠基者，逐漸成為其他外交的物質基礎。日本能發揮如此大的世界影響力最主要得益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日本雖在2010年被中國奪走維持四十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寶座，但由于其長期的經濟、科技積累，目前仍是對世界有重要影響力的第三大經濟體，“擁有高度尖端的產業和亞洲范圍內最現代化的軍隊” 　　約瑟夫·奈.美國世紀結束了嗎[M].邵杜罔，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41.。特別是安倍晉三第二次組閣后推行的“安倍經濟學”激發了日本經濟新的活力，2012—2017年日本實際GDP年增長率分別為1.50%、2.00%、0.38%、1.35%、0.94%、1.71%。經濟實力既是日本人自信的根源，也是安倍政府開展經濟外交的重要支撐。從整體來看，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國家間的經濟合作與援助都較大，與菲、泰兩國間的經濟合作更是如此。東南亞地區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導致安倍政府對各國援助情況存在一定差異，菲、泰兩國經濟發展水平中等，兩國都接受了來自日本的大量援助。以菲律賓為例，安倍政府2016年對菲有償援助213.83億日元、無償援助50.01億日元、技術援助43.26億日元，2015年時援助總額更高達5.42億美元，占菲律賓受援額的51%。2017年兩國首腦會晤時安倍政府進一步承諾未來5年提供1萬億日元援助。2016年日本對泰國援助總額也有1696.6億日元。安倍政府對菲、泰兩國經濟援助、技術援助、基礎設施援助的力度都較大，與菲、泰兩國都建立了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同時，安倍政府與菲、泰兩國的貿易額雖與區域大國有一定距離，但遠高于地區弱國/小國，2017年進出口總額分別為23717億日元、27707億日元;對兩國的投資也十分可觀，對菲2013—2017年投資近4000億日元，對泰2014—2018年投資則近21000億日元，占泰國吸引外資的37%。安倍政府與菲、泰兩國建立的緊密經濟合作關系在促進雙方經濟共同發展的同時也為兩國全面發展外交關系奠定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第二，政治互信程度高、議題廣。安倍政府與菲、泰兩國在戰略伙伴關系基礎上拓展政治往來，日菲政治合作如上所述，日泰政治合作則在2013年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兩國始終強調共有基本價值觀，高層往來頻繁密切，還發表了《關于為促進地區及其超越和平、安全及發展的共同理念和目標而強化戰略伙伴關系的日本-菲律賓共同宣言》、《日本-泰國聯合聲明》等文件。菲、泰兩國對安倍政府的印太戰略表達了明確支持的立場，安倍政府對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及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會議(ACMECS)、東部經濟走廊(EEC)倡議也大力支持，特別是2016年、2017年日本天皇夫婦分別訪問菲、泰兩國，象征著安倍政府對兩國的重視以及與兩國戰略伙伴關系基礎上堅實的政治互信。安倍政府與菲、泰兩國不僅關注朝鮮問題、南海問題等地區議題，而且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G20峰會、核軍控等國際事務表示極大的關注。 　　第三，安保交流與合作特別緊密、頻繁。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礎，安倍政府將日美同盟視為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軸，希望借美國“重返亞洲”為其防衛戰略升級提供外部支撐，通過先將領土爭端納入日美安保范圍，再把美國牢牢綁在印太地區，并借美國之“船”達到出海目的。安倍政府為達到上述目標，一方面在各方面加強日美同盟合作，促使日美雙邊/多邊合作持續強化，另一方面則加強與美國亞太盟國之間的關系，其中即包括與菲、泰兩國間的安保合作，特別是與在地理位置重要、在南海問題上動作頻繁的菲律賓間的安保合作。2016年，日菲簽署《日菲防衛裝備-技術轉移協定》，在外務·防衛當局間(PM)協議及海洋協議方面進行實質性對話，還向菲律賓無償轉移TC90教練機、小型快艇以及10艘巡視船和2艘大型巡視船等安保裝備，幫助菲律賓訓練飛行員，特別是日菲兩國罕見的頻繁聯合軍演和親善訓練更使兩國安保合作成果得到凸顯，菲律賓海洋安保能力得到極大提升。2015年至今，日菲共舉行7次聯合軍事演習、10次親善訓練，這些安保行動即便在具有反美傾向的杜特爾特上臺后也并未中止。2019年5月日美印菲四國舉行聯合軍演，這標志著日菲雙邊安保合作向多邊安保合作發展，促使日美、日菲、美菲間安保合作水平更進一步強化。日泰兩國安保合作緊密度雖然與日菲安保合作有一定距離，但兩國2017—2018年也有3次親善訓練，并積極推進外務·防衛當局間對話。安倍政府還多次參加泰國主導的黃金眼鏡蛇聯合軍演。 　　安倍政府通過加強與美國的特殊盟友關系，強化與具有重要地緣戰略位置的菲、泰兩國在經濟、政治、安保等方面緊密交流、合作，并建立了多種伙伴關系或對話機制，增強了安倍政府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因安倍政府對發展與菲、泰兩國合作時的尺度整體把握得相對較好，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美國的國際壓力，也與美國希望推動日本發揮輻射功能建設“同盟+X”模式相呼應。因此，日本的上述做法不僅未引起美國對安倍政府外交戰略的疑慮以及日本國內和平憲法的掣肘，而且得到美國的默許和支持，使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各盟友之間逐漸建立起準同盟機制，美國亞太地區“軸輻”同盟體系得到初步調整;同時也提高了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國共同利益的適用范圍，將美國牢牢綁在印太地區，加強了安倍政府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安倍政府與美國東南亞盟國的關系說明，日本盟國的盟國具有逐漸發展成盟國的可能性，這是需要引起亞太地區各國高度重視和警惕的地方。 　　二、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間的外交及其特點分析 　　東南亞地區的區域大國因地理位置優勢對東南亞地區擁有重大影響力，能通過自身實力或通過對東盟議程的影響推動國際議程的設定，使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區域大國有別于區域普通國家，在亞國際社會中有著類似世界大國的影響力，在和平時期成為大國爭取支持的目標。安倍政府特別重視區域大國的作用，希望以此推動其東南亞外交的全面開展。本文中東南亞區域大國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國。 　　(一)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間的經濟合作 　　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經濟合作非常緊密。日本與東盟雙邊貿易基本保持穩定增長態勢，經貿合作成為拓展雙邊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經貿合作占日本與東盟間經貿合作的絕大部分。日本是印尼第三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進出口額度整體相對穩定。2016年日本對印尼無償援助2.31億日元，技術援助61.92億日元，占印尼受援額的18.9%，日本對印尼直接投資更是直線上升，已經從2012年的24.6億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9.5億美元。日本是2016年馬來西亞第四大進出口國家，分別占8%和 7.6%，日本對馬來西亞投資波動相對較大，但日本始終是馬來西亞最主要援助國，日本從馬來西亞的進口在2014年達到頂峰后有所下降，2017年進口額為21619億日元，技術援助比重呈顯著上升趨勢。在日越經濟合作關系方面，日本是越南第三大進出口貿易國和最大援助國，2013—2017年累計對越借款 7256.06億日元、無償援助124.84億日元、技術援助418.3億日元，對越直接投資86億美元。越南是CPTPP成員國，支持安倍政府的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建設，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產業合作、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有廣闊發展空間。由于新加坡早已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兩國為加強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實施共同技術援助第三方政策，并在2018年9月兩國外長會談時增加了“強化聯結性與法治”的議事錄。在雙邊關系方面，日本對新加坡出口從2014年的8340億日元上升到2018年的10750億日元，進口額從2014年的22250億日元上升到2018年的25840億日元，對新加坡直接投資從2014年的81.44億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59.09億美元，日新雙邊經貿合作動力強勁。 　　從地緣政治角度講，地理位置因素比國土面積還要重要。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地區綜合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是該地區唯一G20國家，尤其是其地處亞洲與大洋洲、太平洋與印度洋交匯處，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安倍政府始終重視與印尼之間的合作，為維持日本與印尼良好的經濟往來，安倍晉三在2014年11月與印尼總統佐科會談時提出經濟關系雙贏的主張，雙方在建設雅加達首都圈投資促進特別區域(MPA)等地區的港灣、城市交通、發電站等高質量基礎設施方面達成重要共識，在經濟懸案方面也坦誠交換了意見。特別是2015年兩國首腦會談時，安倍政府強調互惠的經濟關系是兩國戰略伙伴關系的重要支柱，將為“以高質量基礎設施完善促進商業和投資環境的改善，推進雅加達都市高鐵等核心事項的發展，向雅加達都市高鐵南北線及東西線、爪哇-蘇門答臘輸電線三個工程提供約1400億日元借款”，承諾為提高煤炭發電效能向印尼提供資金支持，確認將修訂日印尼經濟合作協定(JIEPA)。此次會晤將兩國經濟合作推向新階段。此后，兩國經濟合作相對穩定向前推進，以港口和鐵路建設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兩國經濟、技術合作逐漸具體化，在提高海洋物流效率、擴大官民投資、建立互信的經濟關系等方面邁出堅定步伐。2017年，安倍政府與印尼間經濟合作顯著加強，兩國首腦會晤時發表的共同聲明確定了日本印尼經濟合作協定(JIEPA)的重要作用，在爪哇北干線鐵路高速化、帕廷班港口建設、雅加達都市高鐵(MRT)計劃、35千兆瓦計劃、爪哇-蘇門答臘輸電線事業、馬塞拉礦區開發、振興離島.等方面達成進一步合作共識，特別是能源資源合作、基礎設施開發、資金技術投資成為雙方經濟合作的新動向。正如安倍晉三所言，“與經濟持續發展的印尼擴大貿易、投資對日本來說非常重要，日本將官民并舉強化雙邊經濟關系”。安倍政府利用以ODA援助為代表的外交手段發展日本-印尼關系不僅提高了日本的政治和經濟效益，而且提升了日本在印尼的國家形象，為日本國家發展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撐。 　　安倍政府對馬來西亞援助力度也非常可觀。2015年5月，日馬首腦會談時，安倍晉三指出要在“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下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實現質和量都有保障的基礎設施投資，最大限度促進馬來西亞經濟高附加值發展和2020年前邁入發達國家的目的。2016年，兩國又簽署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與馬來西亞投資開發廳(MIDA)合作備忘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與馬來西亞貿易開發國營公司(MATRADE)合作備忘錄。安倍政府積極開展日馬雙邊經貿往來。對馬方來說，日馬高附加值經濟合作能加快其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進程。日本在亞洲開發銀行擁有較大話語權，其在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對馬來西亞的承諾是給馬方提供充足的資金援助。馬來西亞-新加坡高速鐵路建設能為馬來西亞帶來更大經濟效益，安倍政府在高鐵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援助對馬方有很大吸引力。馬來西亞政界重組后，安倍政府為穩定日馬關系在2018年6月兩國首腦會談時安倍晉三特別提到“日本是馬來西亞最大的投資國，有1400個日本企業進入馬來西亞，創造出34萬個雇傭崗位”，并表達了在開展人才培養、技術轉移、產業合作方面的愿景。同年11月，日馬首腦會談時，兩國首腦不僅就TPP11和RCEP合作達成共識，馬哈蒂爾還特別就馬方為應對債務問題發行武士債券是外國債券的一種，是外國發行者在日本國內發行的以日元計值的中長期債券。向安倍表示感謝(單2019年3月即發行了2000億日元武士債券)，安倍晉三在會談中進一步表示將在教育、交通等領域向馬方提供借款，這標志著日馬經濟關系將在新平臺上向前發展。 　　(二)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間的政治合作 　　政治合作是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合作的核心領域。在日印尼政治合作方面，2015年日印尼首腦會晤后發表《日本-印尼聯合聲明——為進一步加強海洋與民主主義支撐的戰略伙伴關系》，實現了安倍政府與印尼政治合作的平穩過渡。日本與印尼在海洋合作與民主主義價值方面達成重要共識，成立了“日本-印尼海洋論壇”，強調航行及飛行自由等國際法規的重要性，印尼對基于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的和平主義”表示歡迎，日本則對印尼“海洋國家構想”表示支持。此次會談標志著安倍政府與印尼新政府在政治問題上達成重要共識、取得豐富的會談成果。2014年以來，日本與印尼每年至少會舉行一次首腦會晤，部長級、副部長級、議長等各層級會談頻繁舉行，兩國發表多次聯合聲明。2017年1月首腦會晤時，兩國在安倍政府印太戰略與印尼“世界海洋軸”和“強化亞太區域框架”構想上取得較多共識，奠定了兩國外交戰略對接合作基礎，為兩國政治關系搭建起良好的合作框架。雙方在二戰日本兵遺骨歸還問題上達成新的共識，象征著兩國的歷史和解出現重大轉機，為兩國政治互信掃清了歷史障礙。兩國在國際議題上的合作十分廣泛，既包括朝鮮問題、海洋問題和恐怖主義問題，也包括聯合國安理會改革、聯合國維和、核軍控、對非洲事務、印度洋事務等方面議題。 　　在日馬關系方面，由于馬來西亞地處印度洋與太平洋交界處，又是南海領土爭端國等，安倍政府特別重視日馬政治關系，兩國每年均會舉行首腦會談以及其他各種形式/層級的外交會議。2015年5月，兩國首腦在確認兩國共有戰略利益的同時將兩國關系提升為“戰略伙伴關系”，馬方高度評價了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貢獻，表示將強化在地區和國際社會中廣泛議題的合作，共同推進實施馬來西亞“東方政策2.0”指導下的雙邊合作。馬方政局出現變動也未對雙方政治關系造成太大影響。為有效發展日馬政治關系，安倍晉三強調要在馬哈蒂爾首相“東方政策”指導下開展教育、人才培育、技術轉移、產業合作，加深兩國國民聯系，以此為基礎擴大、深化并提高兩國合作關系，并強調“東方政策”的原創性，安倍政府還在2018年11月授予馬哈蒂爾桐花大綬章，以顯示兩國政治關系密切。2019年5月，兩國發表《日本·馬來西亞合作——新時代東方政策再次到來》，再次確認了強化雙邊戰略伙伴關系下的多領域合作，促使兩國政治關系得到穩固提高。雙方對“印太戰略”內涵與“東方政策”的意義都持充分肯定的態度，為兩種戰略的對接合作提供了無限可能，標志著兩國政治關系已得到穩定并深化。兩國共同關注的國際議題不僅包括東盟事務、南海問題、朝鮮問題、緬甸若開邦問題等地區性議題，而且包括恐怖主義、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等全球性議題。 　　在與越南政治關系方面，兩國高層往來頻繁，安倍政府把與越南的政治關系提升為“廣泛的戰略伙伴關系”?；诟咚降耐饨煌鶃砗皖l繁的首腦間會晤，特別是兩國間頻繁的首腦會晤和各種聯合聲明的發表，兩國逐漸摒棄或淡化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分歧的影響，政治互信顯著提高，日越政治關系取得實質性進展，而2016年日越大學碩士班的開辦和2017年天皇訪問越南象征著兩國關系開啟了新征程。越南對安倍政府的“印太戰略”持歡迎、支持立場。兩國會談議題包括中菲仲裁案在內的南海問題、朝鮮問題以及氣候變化、核軍控、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海洋資源利用、公海航行飛行自由等各種地區及國際議題。在日新關系方面，安倍政府繼續充實與新加坡之間面向21世紀的日本新加坡伙伴關系計劃(JSPP21)，兩國首腦等高層會晤頻繁，始終重視價值觀外交的作用。2016年，安倍政府授予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桐花大綬章;新加坡對安倍政府的印太戰略也持積極支持立場。兩國關注國際議題主要包括南海問題、公海航行/飛行自由、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中東局勢等各方面。 　　(三)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間的安保合作 　　安倍政府與印尼間的安保合作相對緊密，印尼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與日本建立外長-防長部長級會議的國家。2015年3月，兩國首腦會談時安倍晉三表示希望推進兩國外交-防衛部長協議調整并出席防衛大學畢業典禮，會談后雙方簽署防衛合作交流備忘錄，就加強印尼沿岸警備合作達成初步意向。2015年底，日本印尼召開首次日本-印尼外長+防長(2+2)會談，發表決定提高兩國防衛當局各領域合作的聯合聲明，此次會談議題涉及恐怖主義、南海問題、朝鮮問題、核不擴散問題以及聯合國改革和災害救助等，雙方決定就防衛裝備及技術轉移開始進行交涉。此次會談為提高日本印尼雙方海洋安保能力、建立海洋安?；バ抨P系、繼續開展安保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礎，標志著兩國安保合作進入新階段。同時，為提高印尼海洋安保能力，安倍政府向印尼提供巡視船、雷達設備并訓練安保相關人才，兩國安保領域的深化合作是兩國全面合作關系的重要支柱。 　　安倍政府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安保合作是兩國戰略伙伴關系合作的重要內容。2015年兩國首腦會談時，就推動防衛裝備合作、開始安保協定交涉達成一致，馬來西亞對包括和平安全法制的“積極的和平主義”表示歡迎，重申了對提高馬來西亞海洋能力的支援以及與馬來西亞海上法令執行廳(MMEA)間的合作的肯定。此后，安倍政府向馬來西亞海上法令執行廳提供操作模擬器，日馬兩國就通過防衛裝備轉移協定與防衛合作備忘錄指導下開展具體防衛合作，以及通過馬來西亞PKO訓練中心開展合作達成共識。2016年11月，為提高馬來西亞海洋安保能力，安倍政府又向馬來西亞贈送2艘巡視船，并互換有助于提高海上安全《經濟社會開發計劃》的公文，進一步提高了兩國間安保防衛合作。安倍政府在馬哈蒂爾政府上臺后，維持并發展了日馬雙邊安保合作。2019年兩國共同聲明再次確認此前安保備忘錄合作內容的同時，馬哈蒂爾強調維持馬六甲海峽航行安全的重要性并邀請安倍政府參與行動，這表明馬來西亞新政府希望加強雙邊安保合作的意向。兩國未來一段時期安保合作將繼續呈上升趨勢。 　　在日越安保合作方面，越南對安倍政府的積極的和平主義及和平安全法制表示理解，安倍政府2014—2015年向越南無償提供6艘巡視船，還準備向越方提供新建巡視船、船舶和海上安保器材等設備，兩國安保合作程度十分密切。目前，兩國政府對雙方安保合作都十分滿意，希望通過強化軍種間交流和海洋執法能力，推動人才培養、防衛裝備轉移、防衛醫學、聯合國維和等相關領域合作，安倍政府對提高安保能力和安保合作有極大熱情，兩國在海洋安保合作方面的緊密程度將會繼續提升。 　　(四)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外交特點分析 　　日本利用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去爭取全球對日本的承認，同時避免亞洲對日本產生敵意，并在條件不成熟時避免美國安全保護傘受損。因此安倍政府加強與美國盟國關系的同時，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合作。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的外交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第一，經濟合作體量大、基礎設施援助多。根據上節所述，日本經濟實力仍具有一定的競爭力，特別是科技領域的競爭力依然不容小覷，加之受國內和平憲法制約，經濟外交作為日本外交的重點在安倍政府時期得到豐富和發展。由于東南亞區域大國與日本經濟互補性較強以及這些國家經濟實力相對雄厚，因此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間的經貿往來體量較為龐大。以2017年雙邊貿易總額為例，2017年日印尼為37329億日元、日馬為35931億日元、2018年日新為36590億日元、日越為378.7億美元。2018年，日本對印尼直接投資49.5億美元，對越南直接投資86億美元(占當年吸引外資的24%);2017年，日本對馬來西亞直接投資3.23億美元(2014年達31億美元);日本與新加坡則為雙向投資，2014—2018年新加坡對日投資93.6億美元，日本對新投資219.6億美元。通過以上數據對比可知，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經貿合作體量較大，而且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較多，從總量上來看，不僅遠多于日本與區域弱國/小國間的經貿、金融數額，而且超越了日本與菲、泰兩國的經貿、金融體量，這表明日本與這些區域大國建立了緊密的經貿、金融合作關系。 　　在經濟合作過程中，通過援助“有助于勸說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擁有巨大實力的國家”奉行對日友好政策。東南亞區域大國中除新加坡外皆為發展中國家，因此安倍政府在發展與這些區域大國經濟關系時存在共同利益，為ODA發揮重要杠桿和媒介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安倍政府對這些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區域大國進行經濟援助時，主要側重點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援助方面。安倍政府向印尼援建了雅加達都市高鐵南北線及東西線、爪哇-蘇門答臘輸電線、爪哇北干線鐵路高速化、帕廷班港口建設、雅加達都市高鐵(MRT)計劃、35千兆瓦計劃、馬塞拉礦區開發等基礎設施。向馬來西亞則主要是援建馬來西亞-新加坡高速鐵路，促進馬來西亞高附加值產業發展。與越南的基礎設施合作涉及機場、道路、城市開發、節能環保等各方面。而且，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普遍建立了“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安倍政府推廣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東南亞地區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日本經濟、科技實力長期處于領先地位，因此安倍政府在技術援助方面更具優勢，2012—2016年，安倍政府對印尼技術援助370.65億日元、對馬來西亞技術援助66.6億日元、對越南技術援助495.83億日元，而借款援助方面只有印尼與越南因發展起步較晚而有較大需求，2012—2016年向印尼提供3117.11億日元借款、向越南提供8282.28億日元借款，日本是馬來西亞、越南的最大援助國，是印尼的第二大援助國。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區域大國的經濟、技術援助與對菲、泰兩國援助旗鼓相當，對印尼、越南的援助有時甚至比菲、泰兩國還要多 　　援助總額還會受到經濟體量、需求量等因素影響，在此對其不加贅述。，而對弱國/小國的援助中，只有對長期動亂的緬甸才有此力度。日本對新加坡雖然沒有援助，但兩國在向第三國提供技術援助方面達成很多共識，兩國在共同援助第三國的同時也加深了雙邊經貿、技術合作。 　　第二，政治合作程度更深、議題更廣。在東南亞區域大國中，除新加坡因外交政策具有特殊性外，兩國僅延續已建立的“面向21世紀的日本新加坡伙伴關系”，安倍與其他國家都建立或加強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對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強調兩國所共有的西方價值觀，對越南則能跳出價值觀的束縛發展雙邊關系。同時，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保持著緊密的高層往來，并逐漸將日本的印太戰略外交與區域大國的外交戰略對接，如印太戰略與印尼“世界海洋軸”構想、馬來西亞“東方政策”的對接，日本天皇夫婦還在2017年訪問了越南，目前除馬來西亞因政界重組導致該國對印太戰略尚存質疑，印尼、越南、新加坡對印太戰略都表明了支持立場。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政治互信在近年來得到顯著增強，各雙邊會談議題不僅包括朝鮮問題、南海問題、緬甸問題、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等地區或熱點問題，而且涉及中東局勢、氣候變化、核軍控、聯合國維和等更廣泛的國際議題，表明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對國際事務的關注與影響。 　　第三，安保合作穩中有進，但保持適當距離。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安保合作近年也有所提升，雖然合作強度、頻率與菲律賓等國相比尚有距離，但雙方在轉移防衛裝備、安保合作機制建設等方面均有顯著提升。安倍政府向馬來西亞提供操作模擬器、巡視船，向越南提供6艘二手巡視船、新建造巡視船、船舶和海上安保器材。與印尼的安保合作則更為緊密，兩國2015年建立了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間唯一的外長+防長(2+2)會談，還向印尼提供巡視船、雷達設備并培訓相關安保人才。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普遍建立了裝備轉移合作、保持較好的安保交流，2018—2019年與印尼海軍舉行兩次親善訓練，2018年9月與越南海軍舉行親善訓練，并在當年4月參加印尼海軍主辦的“科摩多2018”多國聯合軍演，與新加坡在2017—2018年也有3次親善訓練，而與馬來西亞從2016年至今則舉行7次親善訓練，還在2019年3月參加馬來西亞主辦的多國海上聯合軍演。由此不難看出，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安保合作主要集中在裝備轉移和機制建立方面，整體頻率與合作強度相對不高，即使是自衛隊與他國軍隊之間的合作也僅限于親善訓練或數量有限的多國之間軍事演習。 　　由于東南亞地區地處印度洋與太平洋、亞洲與大洋洲十字交匯處，始終受到世界各大國的重視，近年隨著東南亞國家整體實力的發展和美日澳印等國印太戰略的提出使該地區更受重視，因此安倍政府為提高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也加強對該地區的外交投入，尤其是對東南亞區域大國的投入，促使日本與這些國家間的雙邊經濟合作、政治合作有很大進展，但這些國家受不結盟傳統和歷史記憶等因素影響，出于平衡大國影響、弱化地區對抗、保持本國獨立性等方面考慮，在安保合作方面與安倍政府仍保持著友好的距離。 　　三、安倍政府與區域弱國/小國間的外交及其特點分析 　　由于東盟主席國由成員國輪流擔任的機制，每個國家都對東盟決策具有重要影響，東盟中的弱國/小國也是安倍政府開展東南亞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南亞地區的區域弱國/小國主要有緬甸、老撾、柬埔寨、文萊等國。 　　(一)安倍政府與區域弱國/小國間的經濟合作 　　東南亞地區弱國/小國經濟實力有限，除文萊人均收入較高外，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體量整體偏低，安倍政府與其經濟合作主要體現在經濟援助與直接投資等方面。 　　從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弱國/小國整體情況來看，日本與緬甸2017—2018年度進出口貿易分別為9.6億美元、9.7億美元，日本是其第三大出口國、第四大進口國，2017年日對緬直接投資3.84億美元，日本是緬甸最主要援助國，2017年對緬甸有償援助1170.4億日元、無償援助135.07億日元、技術援助92億日元。日本是老撾主要援助國，2017年與老撾間的進出口分別約為168億日元、130億日元，直接投資多為基礎設施建設投資，2012—2016年共提供借款 484.36億日元、無償援助1529.73億日元、技術援助782.06億日元，其中2016年無償援助33.1億日元、技術援助28.23億日元。日本是柬埔寨第二大援助國，2016年援助1.19億美元，是柬埔寨第4大出口國和第5大進口國，進出口分別為1776億日元、466億日元，2017年直接投資6300萬美元，2016年借款111.36億日元、無償援助107.28億日元、39.69億日元，主要援助基礎設施建設等。2017年，日本是文萊最大出口國(1926億日元)，第五大進口國(95億日元，其中石油占近90%)，近年來兩國貿易呈下降趨勢，直接投資波動較大。 　　在日緬關系方面，安倍政府為支援緬甸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進程，對緬甸經濟支援力度相對較大，特別是2016年以昂山素季為國家最高顧問的新政權成立后，緬甸與西方國家間關系明顯轉暖。日本基于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等方面考量，重開對緬大規模援助和投資，昂山素季領導的新政權也極為重視國內經濟建設的作用。2016年9月安倍與昂山素季會談，安倍政府決定在削減貧困、開發農村等方面向緬甸援助1250億日元，并表示日本將官民緊密合作擴大民間對緬投資，促進安倍政府與緬甸新政權開啟新的經濟合作，11月進一步表示根據“日本-緬甸合作計劃”，將在未來五年向緬甸少數民族地區、農業、仰光城市開發、電力、醫院、機場建設等方面以官民合作形式向緬甸提供8000億日元幫助，其中向少數民族地區提供400億日元支持還向緬甸難民提供糧食、2艘二手船、1艘新客運船，兩國在迪洛瓦經濟特區建設方面的合作被視為日緬經濟合作的重要標志。隨著日緬關系的回暖，相應援助有序開展。2017年9月，安倍政府又向緬甸提供100萬美元人道主義緊急支援，2018年向緬甸追加2000萬美元人道主義援助，安倍政府對緬援助集中在港口、橋梁、下水道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2019年5-6月提供33.38億日元無償援助緬甸教育事業。 　　在日老關系方面，得益于老撾國內穩定的局勢，日本與老撾經濟關系相對較好。2014年開設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萬象事務所后，兩國首腦在促進日企進入老撾、通過官民共同對話、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達成共識。安倍在2015年表示將為促進老撾與湄公河地區的聯結性、縮小地區差異繼續提供援助。安倍還承諾推進日本對老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為老撾持續的經濟增長做貢獻。2016年9月，為促進老撾經濟社會開發，兩國發表“日本-老撾開發合作聯合計劃”，該計劃以加強周邊國家間聯系、提高產業能力、平衡地區差距為目的，重點援助基礎設施建設。安倍政府在發展老撾電力事業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方面投入較多精力。老撾對日本2000億美元“高質量基礎設施出口倡議”表現出較高評價與熱情。安倍政府希望通過對老撾基礎設施的援助，搭建起兩國的基礎設施伙伴關系，但老撾更多的關注點在于安倍政府提供援助政策的實效。 　　(二)安倍政府與區域弱國/小國間的政治合作 　　從整體來看，東南亞區域弱國/小國受國內局勢或綜合實力影響，對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議題的熱情有限，安倍政府與這些國家間的政治合作相對平淡。 　　在日緬關系方面，隨著緬甸“民主化”進程的發展，安倍政府逐漸將緬甸視為“與日本共有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治等價值觀的地區伙伴”，兩國政治關系明顯改善，高層政治往來相較以往逐漸頻繁，2013年日本首相時隔36年再次訪緬。安倍政府稱將“官民并舉最大限度支援緬甸民主國家建設的努力”，兩國還在2016年5月達成解決二戰時日本兵遺骨問題的意向，兩國歷史問題得以和解。 　　安倍政府在若開邦問題上聲援緬甸是雙方政治合作與互信的重要內容。2018年9月，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出席英法兩國外交部部長主辦的關于緬甸若開邦形勢的內閣部長午餐會時指出：“緬甸的民主化還處于初期階段，為了不使緬甸回到原始體制，國際社會的支持是必要的”。他還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指出：“現在國際社會必須進行的不是批判，而是為難民的安全、自發、尊嚴的盡快回歸耐心支持緬甸政府的努力”。日本與緬甸的政治合作議題主要集中在緬甸的民主化進程、緬甸國內和平及少數民族和解，其中若開邦問題是當前兩國交流的重要內容，國際議題則涉及南海問題、朝核問題等，國際議題對兩國政治影響較小。日本對緬甸的政策逐漸由“政經分離”向“政經合一”轉化，呈現出經濟與政治齊頭并進的特點，不過兩國政治合作尚未全面展開。 　　由于老撾與越南關系緊密，安倍政府在與越南建立廣泛的戰略伙伴關系的同時，日本與老撾在建交60周年時與老撾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并發表聯合聲明，老撾肯定了日本作為和平國家對國際和平道路做出的貢獻，對基于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的和平主義”持支持立場，并在航空協定、免除公務簽證、通信合作等方面達成一定諒解，標志著日老關系的升溫，但對安倍政府印太戰略仍持謹慎立場。兩國國際議題主要包括朝鮮問題、海洋問題、東盟事務，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和捕鯨等問題也有所涉及，但重點在東盟事務和湄公河區域事務上。 　　安倍政府在2013年與柬埔寨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柬埔寨對安倍政府印太戰略持支持立場，認為日本在國際上為世界和平與穩定起到重要作用。兩國關注議題主要為東盟事務、南海問題、朝鮮問題、柬埔寨國內局勢，柬埔寨政治局勢是安倍政府對柬外交的重要內容，很少涉及聯合國改革、捕鯨等議題。日本與文萊關注的國際議題雖涉及東盟事務、朝鮮問題、南海問題、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等方面，但文萊主要關注東盟事務，以首腦會晤為代表的高層相對較少，但對印太戰略持支持立場。 　　(三)安倍政府與區域弱國/小國間的安保合作 　　不同側面的國家特性和領導人對自己國家的角色觀念是影響對外政策的變量，東南亞區域弱國/小國的自身特性決定了其對大國安保合作持更謹慎立場。由于緬甸軍方在緬甸起到特殊作用，安倍政府希望積極開展與緬甸軍方交流、合作。2016年，安倍與昂山素季會談時就表達了在緬甸新民主體制下構筑緬甸國軍與自衛隊間的緊密關系，希望緬甸派遣留學生和軍官去防衛省教育機構交流，繼續擴大兩國的防衛合作與交流，提高應對災害的能力。安倍政府官員在訪緬時，在與緬方政要會談的同時，也與緬甸軍方保持溝通、交流，雙方會談既涉及安保防衛交流的構想，也包括緬甸國內局勢。緬甸雖肯定日緬軍事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但雙方合作成果并不多，緬甸新政府對防衛交流持相對謹慎的立場。日本與緬甸安保合作主要限于聯合國維和行動等議題，柬埔寨則只是聲援支持日本在安保領域所起的作用和安倍政府的“積極的和平主義”主張。在與老撾安保合作方面，日本與老撾2014年召開安全保障對話，“交換了有意義的意見”，但具體合作成果乏善可陳，僅在拆除未爆炸的炸彈問題上達成共識，老撾對安保合作仍持保留態度，文萊對安倍政府提出的加強防衛交流、合作反應也比較冷淡。 　　(四)安倍政府與弱國/小國外交特點分析 　　東南亞區域弱國/小國雖然在全球事務影響力有限，但由于東盟機制的存在，這些國家在地區議題方面仍有一定影響力。安倍政府重視與美國盟國及區域大國發展雙邊合作的同時，也盡可能平衡與東南亞弱國/小國間的雙邊往來。安倍政府與弱國/小國外交特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經濟合作體量小、援助相對不足。東南亞地區的弱國/小國受國內局勢、地理位置或本國體量等因素影響，經濟能力整體不強，與安倍政府的經貿、金融等合作也極為有限。2017年雙邊貿易總額為例，日緬19.3億美元，日老298億日元，日柬2242億日元，日文2021億日元(其中石油、液化天然氣等能源約占1723億日元)，其總量不僅無法與印尼、新加坡等國相比，就是與菲、泰兩國也有很大差距，日柬貿易額僅為日菲貿易的1/10左右、日新的1/18左右，而日老貿易額只是日柬貿易額的1/7左右。東南亞的區域弱國/小國經濟活力有限，對安倍政府經濟發展影響也相對較小，為此，安倍政府對這些弱國/小國的援助相對有限。安倍政府2012—2016年對老撾提供了253.33億日元借款、222.56億日元無償援助、168.27億日元技術援助，對柬埔寨提供了740.95億日元借款、416.35億日元無償援助、204.2億日元技術援助，受援助額較菲、泰、越等國顯著偏低。安倍政府只對國內亂局不斷又引起西方國家重視的緬甸提供援助較多，在2012—2016年向緬甸提供6098.23億日元借款、991.5億日元無償援助、371.53億日元技術援助，并承諾在未來5年提供8000億日元援助，但這些援助主要用若開邦重建和解決難民問題。總體來看，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弱國/小國的經濟援助或基礎設施建設援助對這些國家經濟建設有較多幫助，這些國家對日本經濟援助需要也較大，但安倍政府提供的援助多以為國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為主，與向區域大國提供的為提高國民生活、促進國家持續發展為目的的援助明顯不同。 　　第二，政治合作穩定、議題有限。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區域弱國/小國保持著較好的外交往來，但總體上看，安倍政府與這些國家對政治合作熱情不高，以首腦會談為代表的高層往來相對較少，僅在近年與緬甸會談時表示雙方共有民主等價值觀。安倍政府與受到越南或歷史因素影響的老撾和柬埔寨雖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但其雙邊合作成果極為有限，而安倍政府與緬甸、文萊的政治關系則屬正常外交關系。目前這些弱國/小國中只有柬埔寨和文萊對安倍政府的印太戰略表示支持和歡迎，其他國家則仍持觀望態度。同時，由于這些國家受綜合實力、地理位置及國內局勢等因素影響，對全球性課題關注有限，安倍政府與這些國家間的議題合作主要集中在朝鮮問題、南海問題、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等地區或熱點議題，對其他全球性課題關心有限?？梢?，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弱國/小國的雙邊政治關系明顯呈現出碎片化特征。 　　第三，安保合作極為有限。東南亞區域弱國/小國中柬埔寨自1993年開始成為永久中立國;緬甸國內局勢動蕩不安、無暇他顧，新政府成立后集中精力開展國內建設和民族和解;老撾地處內陸，與海洋國家日本合作有限;文萊安保能力弱小，全國陸?？哲妰H8000人左右，海軍只有1000人左右。由于緬甸軍方在緬甸國內的特殊地位，使安倍政府與緬甸軍方保持較緊密的溝通，但雙方在安保合作方面實際成果有限，軍方行為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政府的制衡。安倍政府與老撾在安保方面的交流合作未能突破現有合作，與文萊也僅在2017年和2019年有過兩次親善訓練，加上文萊國力有限，其象征性遠大于實際性?？傮w來看，安倍政府與這些國家的安保合作尚未形成有效的互動，合作內容與合作成果都極為有限，短期內難以有所突破。 　　東南亞區域弱國/小國在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中的重要程度相對美國東南亞盟國和區域大國明顯較弱，但這些國家作為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的補充仍受到一定的重視。由于這些國家國力有限，不愿充當大國競爭與對抗的“馬前卒”，因此這些國家與安倍政府合作的重心在于經濟領域，特別是安倍政府對這些國家提供的經濟援助和基礎設施建設援助等方面。在政治和安保領域則十分謹慎，因此，安倍政府與這些弱國/小國間的雙邊政治合作呈現出整體穩定、議題有限的特點，缺乏對全球事務關注，在雙邊安保領域的合作更是受到極大制約。 　　四、安倍政府東南亞分層次外交效應分析 　　東南亞地區情況錯綜復雜，安倍政府為了能以有限的國家力量實現較好的外交成果，以印太戰略為平臺、以日美同盟和經濟外交為依托，著重通過經濟外交在東南亞地區開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多領域合作來提高日本同東盟各國間的連結性，在東南亞地區實施了有層次的外交政策，促使日本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在近年取得一定的提升。從整體來看，菲、泰作為美國東南亞盟國與日本有著相對特殊的關系，它們是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的切入點，具有引領和示范作用;印尼、越南等區域大國對該地區有重要的影響，這些國家是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的支柱和關鍵點，具有支撐和主導作用;緬甸、老撾等區域弱國/小國影響力有限，這些國家是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的重要補充，具有輔助作用。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由于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政策相對得當，促使日本與東南亞各國間的雙邊經濟、政治、安保合作整體上穩中有升。其中，經濟外交對日本目標的實現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目前仍在日本外交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安倍政府積極利用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援助，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將ODA援助和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視為實現其戰略外交的重要手段，收到較好成效。未來一段時期，由于安倍政府仍會受到國內和平憲法制約和部分國家疑慮的影響，因此安倍政府將繼續借助日本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間的經貿往來和ODA援助，加快助力日本企業向東南亞投資，特別是對該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經濟外交作為安倍政府東南亞外交的重要手段將會得到維持和發展，安倍政府也將重點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經貿合作，尤其是開展與東南亞區域大國間的經貿合作與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建設，通過經濟手段實現地緣政治利益，這也為日本戰略轉換、提高領導力提供了機遇。 　　在政治領域，由于日、美印太戰略的發展，日美兩國將在日美同盟基礎上加強合作與互助，美國將支持、鼓勵菲、泰兩國發展與安倍政府間的多領域合作，安倍政府與菲、泰兩國的關系將會繼續加強，特別是日菲、日泰在政治和安保領域將加強合作。在安倍政府與區域大國關系方面，區域大國出于發展經濟、振興產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考慮，需要日本的經濟、科技援助，它們將繼續加強與安倍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合作。由于在推動國際議題、提高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等方面與安倍政府存在共同利益，日本與這些國家存在抱團取暖、相互倚重的可能，但由于這些國家在進行國際合作的同時也追求國家自主性、獨立性，具有不結盟的傳統和追求東盟主導性的傾向，可能會極力避免卷入大國間紛爭。因此安倍政府與這些區域大國間的政治合作會有所提高，關注議題也會適度擴展，但安保合作仍將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在發展與弱國/小國關系方面，安倍政府將繼續向這些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和基礎設施援助以加深對東盟事務的介入，通過“深耕”與這些國家間的經貿關系，激發各國經濟潛力的同時激活日本經濟發展，安倍政府將通過這些經濟合作增強其東南亞外交的補充部分，但與這些國家的政治合作和安保合作在短期內將很難有重大突破。 　　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分層次外交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間多領域合作，促進了日本印太戰略的發展，但同時安倍政府的東南亞外交也面臨著諸多掣肘。首先，日美同盟的非對稱性限制了日本對東南亞外交中的自主性。對美國來說，保持對亞太盟國外交戰略的“支配權”是維護美國主導地位不可或缺的。日美同盟在安保領域相互依賴的同時，兩國在戰略領域相互猜疑仍然存在，美國對日本依舊保持著控制。其次，安倍政府同東南亞國家中的安保合作仍受到日本國內和平主義與和平勢力的制約。安倍政府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安保合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圍繞著武器輸出等問題，日本國內對立仍很尖銳，以在野黨和市民團體為核心的反對勢力仍很強大。第三，中國奉行全方位外交方針，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擁有的影響力將繼續增強。同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了不同的伙伴關系，這些伙伴關系的建立能夠對聯盟遏制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起到平衡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作用，這也是日本存在不能對東南亞各國過度期待的重要原因。第四，東南亞各國普遍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具有強烈的利益導向性。與采取制衡外交和追隨外交充當大國競爭的“馬前卒”相比，東南亞各國更傾向于采取平衡外交的策略，以此維持東南亞的中心性、主導性地位。綜合利用大國優勢與矛盾，主動開展全方位外交以實現東南亞地區勢力均衡是東南亞各國的主要選擇。即便是美國盟友的菲律賓、泰國也是如此。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轉向和泰國政府的平衡外交明顯體現出這一點。特別是東盟為抵消美日印太戰略影響而出臺《東盟印太展望》，為中國深化與東盟國家間的雙邊/多邊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機。第五，安倍政府的東南亞層次外交雖然強化了與美國東南亞盟友及地區大國間的關系，但也相對冷落了地區弱國/小國，容易由此滋生這些國家的不滿，而且即便是對地區大國的外交也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如日老經貿合作基礎薄弱、日文經貿合作比例失調、日馬經貿合作動力不足等等。綜上，安倍政府雖然對東南亞地區的分層外交取得一定的成績和進展，但始終無法消除上述限制性因素，因此安倍政府對東南亞的外交難以取得突破性成就。 　　東南亞地區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維護海洋權益、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區域，是中國保護海外利益的重要據點。中國要想在東南亞地區提高自身話語權和影響力，則應該在堅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打造與東南亞國家間“親誠惠容”的合作關系，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區域合作理念開展同東南亞國家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以合作共贏為準則打造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全面合作，以友好協商的精神解決領土爭端，在此基礎上抵消日、美等國在東南亞地區外交中對中國不利的影響因素，充分利用中國的經濟優勢和地緣優勢，對東南亞國家開展分層次雙邊/多邊相結合外交。屆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雙邊/多邊的多領域合作則將會繼續保持整體穩定、持續發展的態勢，中國的東南亞外交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安倍晉三.美しい國へ[M].東京：文藝春秋，2006. 　　[2]陳友駿.日本安倍政府對東盟的現實主義外交芻議[J].東南亞研究，2014(5). 　　[3]國分良成：日本の外交(第4巻)[M].東京：巖波書店.2013. 　　[4]李薇.日本研究報告(2014)[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5]廉德瑰、金永明.日本海洋戰略研究[M].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 　　[6]劉琳.東盟“印太展望”及其對美日等國“印太戰略”的消解[J].東南亞研究，2019(4). 　　[7]馬千里.“晉級比賽型”戰略思維模式與冷戰后日本國家安全戰略調整——兼論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新動向[J].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 2019(2). 　　[8]龐德良.安倍政權與日本未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9]千野境子.日本はASEANとどう付き合うか[M].東京：草思社，2015. 　　[10]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現代日本の地政學[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 　　[11]斯蒂芬·沃爾特.聯盟的起源[M].周丕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2]田中均.外交の力[M].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 　　[13]文正仁，徐承元.日本復興大戰略[M].李春福，李成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14]五十嵐曉郎.日本政治論[M].殷國梁，高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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