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陽蕾　陶澤宇　張翹楚　楊葉凡 　　關鍵詞 “楓橋經驗” 互聯網治理 ODR 調解 矛盾解決 　　作者簡介：洪陽蕾、陶澤宇、張翹楚、楊葉凡，浙江工商大學。 　　中圖分類號：D6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219 　　在中國，調解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社會基礎。隨著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化，新式矛盾糾紛不斷涌現，一方面，由于法律意識的缺失，公民很難有效地通過法律手段維護權益;另一方面，隨著各類新式糾紛的增加，傳統調解的解紛能力無法滿足社會的解紛需求。 　　《法律與倫理》(年刊)創刊于2017，出版地：北京市，語種：中文;開本：16開。是常州大學史良法學院主辦的一份學術性刊物。 　　一、 傳統調解的缺陷 　　(一)成本高 　　傳統調解所需要的成本較高，這一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時空限制 　　《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9年8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8.54億。 互聯網規模的擴大引發了各類新式糾紛，很大一部分案件屬于跨域糾紛，當事人如果選擇通過傳統解紛手段處理糾紛，將會面臨交通成本、時間成本過高的問題。如何就地解決矛盾，提高解紛效率，成為了傳統調解面臨的一大難題。 　　2.規模冗重 　　人民調解組織數量眾多，導致功能重疊。以上海市為例，其共有基層法院16家，全市調解委員會則有6280家 ，調解組織主體眾多卻較為零散，這種分散單一的組織設立方式無法充分利用調解資源。管轄范圍不明確，受案易發生沖突，阻礙了調解的正常開展。 　　此外，人民調解委員會缺少足夠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在經濟和職能上從屬政府。人民調解組織的設立、變更需要行政部門的審批，并履行一系列復雜的申請審批手續，冗重的組織結構占據了大量社會資源，卻沒有發揮應有的解紛功能。 　　(二)缺少經濟支持 　　人民調解的一大特點就是經濟快捷，然而，人民調解作為一種免費的糾紛解決機制，其發展長期存在經費短缺問題。2002年司法部出臺的《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僅強調人民調解組織要“積極爭取”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2010年頒布的《人民調解法》開始規定由省級財政撥付?？钪С秩嗣裾{解，但是財政撥款仍無法滿足調解組織的運行需求，無法對調解員形成有效激勵，也無法在組織建構上提供充足支持。 　　(三)調解人員專業性不足 　　我國人民調解員的就職門檻始終較低。人民調解法中，除了要求調解員成年外，并沒有其他硬性要求?！度嗣裾{解法》第14條第2款規定：“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應當定期對人民調解員進行業務培訓。”該項規定過于簡單模糊，在具體操作時也經常遇到不同地區培訓水平、結課標準迥異的現象。在缺乏科學、系統培訓的情況下，人民調解員的調解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關系日益復雜，社會糾紛類型也不斷衍生，道路交通、醫患矛盾、物業管理、勞動合同爭議等專業領域糾紛增加。調解人員在擁有一定的法律知識基礎的同時，還需要掌握該行業的一些專業知識，才能妥善處理這些糾紛，而過于簡單的準入門檻，使調解員始終不是一個高專業性集體。 　　二、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啟示 　　“楓橋經驗”發源于浙江省諸暨市，50多年以來，“楓橋經驗”作為一項偉大的社會治理經驗，在我國社會迅速發展的同時，并沒有一成不變，而是緊跟法治化時代步伐，與時俱進，動態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在重要講話、指示中強調要應用推廣、創新發展新時代的“楓橋經驗”。 要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堅持人民為主體、匯集人民群眾智慧的調解制度。 　　(一)矛盾就“地”解決 　　矛盾就地解決是“楓橋經驗”從發源以來的宗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難事不出縣”是“楓橋經驗”解決糾紛的基本方針。矛盾就地解決強調矛盾糾紛解決的及時性、有效性與便宜性。然而，在新型矛盾糾紛不斷涌現的“互聯網+”時代，矛盾雙方所處地區的空間距離使糾紛無法得到及時解決，解決糾紛成本不斷增長。新時代“楓橋經驗”必須與時俱進，結合“互聯網+”時代信息溝通的便捷與多元，為“地”賦予新的內涵并提供調解解決糾紛的新途徑，即通過互聯網平臺貫徹新時代“楓橋經驗”，構建新型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打破傳統調解所帶來的時空局限，有效降低解紛成本。 　　(二)堅持四化結合 　　堅持四化并舉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根本要求，意指提升基層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當前的傳統調解模式仍存在規模冗重、經濟支持不足、調解機構組成數量眾多且功能重疊等弊端，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糾紛解決的便捷與高效的需求。 　　“社會化”，旨在調動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社會治理積極性，引導群眾自發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經濟、文化領域的基層治理功能，讓社會主體煥發新的生機。“法治化”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更需要高度重視，這要求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同時引導全民學法遵法，努力探索一套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機制，在全社會形成法治風尚。“智能化”需同時從人才和技術兩方面入手，在人才隊伍建設上，注重外部引進與內部培養相結合;在技術實力提升上，積極投入并推廣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重點技術，借助信息化、智能化實現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專業化”，要求打造一支專業性強的社會治理工作隊伍，大力發展社會組織;讓專業人來做專業事，引導干部運用專業思維提升專業能力，將法治觀念貫徹于執法、司法、法律服務等環節。 　　(三)共建共治共享 　　共建共治共享也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理念，共建即共同投入社會建設，是社會治理的基礎，要求釋放社會組織的運作活力，激發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社會建設;共治即共同參與社會治理，保證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的參與機會和權利;共享即共同享有社會治理成果，讓人民群眾從實體上收獲福祉。 共建、共治、共享，三者相輔相成，促進社會治理良性發展。 　　完善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長效解紛機制，探索打造更多充分發動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途徑和制度，必須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手段，助推社會治理創新完善，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專業化、社會化、法治化水平。 　　三、 ODR平臺優勢 　　(一)線上解紛成本降低 　　在“互聯網+”時代，“楓橋經驗”最核心的理念——“矛盾就地解決”，也被賦予了新時代的涵義。如今，“地”已不僅僅指過去某一特定范圍的方所，更意味著將世界縮小為地球村的“互聯網”，這一理念創設性地運用在ODR平臺中，為當事人和調解系統提供了更為高效的環境。 　　第一， 對于當事人而言，ODR平臺的線上模式降低了其經濟和時間成本。ODR平臺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多項，打造了跨時空、跨地域的全新解紛模式。當事人可以直接通過ODR平臺線上協商解決糾紛，不必線下奔波。同時，依托網上立案、在線調解，讓人民群眾無需出門即能完成申請、調解、司法確認等一系列程序，使得化解矛盾“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成為現實，大幅度減少了當事人的時間精力和經濟成本，提高了調解效率。 　　第二， ODR平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對解紛資源的利用率，從根本上降低了解紛成本。得益于線上模式，ODR突破了空間和時間上的局限，調解人員開展工作不必囿于地理位置的區域劃分，通過在線信息流通，平臺能夠匯集豐富的解紛資源，不必根據行政區劃來設立調解平臺，避免了調解機構零散、管轄范圍交叉等問題，保證了ODR平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提高解紛資源的運作效率和利用率。 　　(二)平臺運作商業化 　　傳統調解缺少經濟支持，有鑒于此，ODR平臺結合了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四化”理念，即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在平臺運作中更為注重經濟與公益的適融性。尤其是以眾信網為代表的獨立企業ODR和以淘寶網為代表的企業內部ODR，其本身運作就帶有商業化色彩。眾信網的ODR平臺向服務對象收取合理費用，淘寶網的糾紛解決板塊(即客服)有平臺本身的資金作為支持，充足的資金支持使得ODR平臺能夠穩定地運行。 　　商業化運作模式能夠不斷刺激平臺自身優化升級，加之一些ODR平臺采用合理的獎懲機制，激發調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此外，在不斷衍生的ODR平臺之間，良好的商業運作和市場配置是ODR平臺良性競爭的一大助推，能為ODR平臺不斷提供優質人才，為服務對象提供逐漸完善的專業服務。 　　(三)調解人員配置優化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為ODR平臺的調解人員設置提供了借鑒思路。以浙江“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為例，該平臺匯聚了全省各個行業的優質解紛資源，形成上萬名服務人員的在線調解隊伍。其中，僅調解員就包括法院專職調解員，行業專業人員、律師等法院特邀調解員，調解領域也被細劃為勞動爭議、知識產權、醫療糾紛、證券票據、涉外商事等二十余個專業領域。與傳統線下調解相比，ODR平臺囊括了眾多專業調解人員，吸納了更多法律人才，極大提高了調解的專業性。同時，ODR平臺引入司法調解、行業調解、人民調解等解紛功能，為在線化解矛盾糾紛提供了強有力的資源支持。 　　另一方面，就當事人自主選擇性而言，線下調解只局限于當地的人民調解員，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調解的專業性。而ODR平臺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突破了時空局限，為當事人選擇調解員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截至2020年3月12日，浙江“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中全省各個地區、各個行業的調解員已達46041人，咨詢師1309人。 即使是法治發展相對落后的小城鎮，當事人也能通過線上糾紛化解平臺自主選擇專業調解人員，充分保障了人民群眾在解決糾紛方面的自主選擇權利。 　　本文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指導理念，同時結合傳統調解成本高、缺乏經濟支持、人員專業性不足的缺陷，研究互聯網矛盾調停機制。“楓橋經驗”將依靠人民群眾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根本途徑，“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從而提高傳統調解的節分能力。ODR平臺不僅實現了“互聯網+糾紛解決”，而且作為“升級版”的“楓橋經驗”，更是將“楓橋經驗”進一步向全國推廣。ODR平臺的存在彌補了傳統調解在互聯網時代的短板，充分發揮了線上調解的優勢，使調解機制趨于完善，推進了社會治理制度化建設。 　　注釋： 　　網上糾紛解決機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英文簡稱ODR)是為電子商務交易中出現的糾紛問題，提供非法律途徑的調解手段，即通過第三方利用信息通訊技術，進行網絡在線調解。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9. 08. 　　上海市司法局公告第4號——關于公布上海市人民調解委員會名錄的公告.2013.08. 　　馬衛光.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J].求是，2018(23). 　　李健.晉江市全面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工作[J].長安，2011(5)：50. 　　郭聲琨.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N].人民日報，2019，11(6). 　　數據引自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EB/OL].https：//www.yundr.gov.cn/. 　　參考文獻： 　　[1]趙琦.淺議中國在線糾紛解決機制——以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為視角[D].山東大學，2019.05. 本文由期刊論文網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學術論文發表知識網。 文章名稱：新時代“楓橋經驗”與互聯網調解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