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形勢變化和中心工作的不同，統一戰線顯現出輸贏博弈的政治斗爭策略、建立全面支配優勢的結構優化戰略、現代國家建設杠桿的國家治理之道三重面相。作為政治斗爭策略的統一戰線，中心任務是通過對敵我友關系的處理，改變力量對比、贏得生存發展機會。作為結構優化戰略的統一戰線，通過組織和制度的創新調整，在總體全局的意義上對社會經濟政治結構進行重組和優化，成為建設新國家、新政權的戰略選擇。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現代國家建設中，順應經濟社會多元結構演化趨勢，發揮統一戰線凝聚社會與國家政治力量的治道價值。由此，統一戰線既超越了策略層面的聯合斗爭意義，也超越了特定時期戰略層面的政治結盟視野，越來越顯示出集價值理念、組織體制和行動方略為一體的治道意涵。作為現代國家建設治道的統一戰線，其基本理念契合現代中國的民族復興目標，組織體制表達現代中國代表制政府邏輯，行動方略構成現代中國的協商治理機制。統一戰線的三重面相折射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發展的軌跡：無論作為策略還是作為戰略都與國運興衰存在著緊密聯系;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從事社會整合與政治整合的綜合機制，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統一戰線;國家制度;國家治理;國家建設;治道;協商政治;代表制政府 　　中圖分類號：D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3378(2019)06-0005-10 　　《經濟與社會發展》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思想性、理論性、學術性及實用性的辦刊原則，把“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立足廣西，面向實際，緊密結合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為政府決策服務，為改革發展服務”作為辦刊的宗旨。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改造和治國理政的重要理論和實踐之一，糅合了中國傳統文化求同存異、廣交朋友的生存智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聯合陣線的革命理論以及人類社會與時俱進、命運與共的樸素辯證思維。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統一戰線的發展有三重面相：作為輸贏博弈的政治斗爭策略，作為建立全面支配優勢的結構優化戰略，作為現代國家建設杠桿的國家治理之道。在革命戰爭時期，它主要是一種政治斗爭策略，中心任務是通過團結朋友、爭取中間力量、孤立反動勢力等不同施策環節來改變力量對比、贏得生存和發展機會。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新政權建設時期，它的工作逐步獲得了一種結構優化戰略的含義，即在斗爭和團結交互作用的基礎上，強調統一戰線是一項長期性的戰略，而非著眼于一時之功的策略，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形成合力，并使之穩定為一種主從結構，同時根據形勢和政治需要對結構進行調適，實現結構要素的最優組合，服務中國共產黨確立牢固穩定的領導地位。改革開放后，這一結構優化戰略的特征再度恢復，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成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統戰工作的主題。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社會和政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黨的十八大以后，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統一戰線開始在治道的意義上，即在依法治國框架下形成新政治規則、創建新政治文化的意義上越來越受到重視。統一戰線被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范疇，成為中國共產黨從事社會整合與政治整合的綜合機制，是國家治理價值理念、組織體制和行動方略的有機結合。統一戰線的策略、戰略、治道三重面相，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內容、特征，有時側重突出一面，有時兩面或三面交互呈現，折射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發展的軌跡。 　　長期以來，學界對統一戰線的策略性和戰略性已有較多分析，充分論述了兩者的統一性。同時，在現代國家建設語境下，有關學者逐步把統一戰線同國家治理聯系起來討論。林尚立教授較早指出，人民共和與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建設國家的政治方略[1]。有的學者討論了統一戰線的國家治理意蘊，認為政黨政治的中國邏輯、當代中國國家建設的運行機制以及人民民主的內在要求，使統一戰線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有的學者梳理了統一戰線對國家治理的系統性貢獻，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統一戰線成員參加國家治理，是我國統一戰線性質國家政權的內在要求和外在實踐[3]。還有的研究成果指出，統一戰線是理解我國國家建構的重要視角，認為我國新型國家形態的獨特道路在于與統一戰線內源互構：形成發展緣于統一戰線過程，本質屬性彰顯統一戰線基因，治理邏輯富含統一戰線方式，堅持完善貫徹統一戰線理念[4]。相關研究為理解統一戰線價值提供了啟發，但未明確建立認知統一戰線的系統框架。本文著力把統一戰線與現代國家建設聯系起來，力圖在策略、戰略、治道三重面相上建立分析統一戰線的系統框架。 　　一、作為政治斗爭策略的統一戰線 　　毛澤東稱統一戰線為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法寶”即百用不爽的利器、克敵制勝的秘籍，再清楚不過地揭示出統一戰線的初始含義：統一戰線的緣起是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聯系在一起的，統一戰線的功能首先是為革命戰爭服務的。在某種意義上，統一戰線的略縮語——“統戰”，比“統一戰線”這個詞組更傳神地給出統一戰線的工具價值與策略性質。直到2000年前后，仍有部分民眾把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部門——統戰部誤認為“解放軍的統一作戰指揮部”[5]。這不是漢語修辭特點帶來的誤解，而是有特定歷史語境支持的結果。 　　在中共革命史上，“統戰”確如毛澤東所言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系。”[6]武裝斗爭的法則是勝利第一，要取得斗爭勝利，首先需要分清敵我友，最大限度擴展自己的聯盟陣線，最大限度分化和孤立政敵，而后集中力量剪除之。毛澤東是運用統戰策略的行家里手，這來自他對中國國情、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和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深刻而熟練的洞悉和掌握。實事求是、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抓大放小、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構成了統戰策略的精髓。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有兩件事是他引為重要教訓而提請全黨記取的。一件是瑞金時期的“階級凈化運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宣布政權的性質為“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剝奪軍閥、官僚、資本家、地主、富農等階級的政治權利的同時，把本可以團結爭取的力量一概排斥在外。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同參加政協會議的部分黨內外人士座談時說：“瑞金時代是最純潔、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時我們的事特別困難，結果是失敗了。”[7]另一件是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事變。紅軍當時反“圍剿”斗爭處于非常困難的境地，如借福建事變與從國民黨軍分化出來的十九路軍合作，不僅能增加一個重要的盟友，而且將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概率，但如此良機竟因黨內國際派視福建政府為“最危險的敵人”而被拒絕。毛澤東這樣評價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錯誤：“若這等無知之輩繼續掌握兵權，紅軍勢必一敗涂地!”[8]中央紅軍后來被迫長征都和這兩件事有關。在策略的意義上，它的教訓就是“關門主義”。正因如此，抗戰爆發以后，毛澤東在1938年10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用了很長的篇幅來闡述在該階段實行統一戰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內容特點。統一戰線的精神就是反對“關門主義”，反對“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在策略上就是凡對抗戰有利的事情都應支持，凡擁護抗戰的人都應團結，而不論他們此前做過什么。 　　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斗爭策略，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在反對“關門主義”的同時，也反對在統一戰線內部放棄自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共產黨的力量還比較弱小，雖提出統一戰線的主張，但未能主導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表現形態主要是黨派結盟。政治馬基雅維利主義早已表明，任何由黨派結盟的聯合行動，其走向取決于結盟中黨派實力的對比。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結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民黨的實力大于共產黨。因此，為了不成為國民黨的附庸，打破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毛澤東在呼吁實行統一戰線的同時，堅決拒絕“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方針，強調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這恰恰表明統一戰線的策略性質：它主要是一種斗爭策略，斗爭的對象、方式和內容依形勢而轉移，具有時間性、博弈性、功利性、權變性、手段性等特點，團結和聯合政策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這也是“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6]的緣由。在把統一戰線作為一種策略運用的情況下，統一戰線中的各方自然會形成統戰主導者和統戰對象的不同身份認知，并會對統戰策略實踐的結果形成特定的思維和聯想，反映在后者身上就是“被吸納”“被改造”甚至“被吃掉”等想法。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的兩岸關系中，當大陸出于無可置疑的民族大義向臺灣釋放最大善意以促成祖國統一大業時，卻被對方視為新一輪的“統戰攻勢”，投過去的橄欖枝居然無人敢接，很大的原因是他們把統戰視為一種形而下的策略。 　　二、作為結構優化戰略的統一戰線 　　在毛澤東的政治視野中，統戰是策略，也是戰略。策略只是統一戰線的面相之一，戰略才是更重要的面相。統一戰線作為策略，是以微觀上存在著利益差異或利益沖突的個體和群體(具體的敵我友)為前提的，無疑包含了類似兵家縱橫家的權衡博弈、合縱連橫的謀略。統一戰線作為戰略，則是以這些差異或沖突的利益經較長時間整合而形成宏觀上的多元結構為前提的，是在承認和尊重利益結構差異的基礎上，圍繞著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目標，通過組織和制度的創新調整，實現和平的建設性的政治合作的布局謀篇。顯然，較之策略，戰略具有穩定性、長期性的特征，保證這種戰略穩定性、長期性的關鍵是提供或創建組織、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雖出自反對敵人、進行武裝斗爭的需要，但中國共產黨很早就同時將統一戰線提升為建設新國家、新政權的戰略選擇。例如，在抗戰中，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政權實行“三三制”，這是共產黨把統一戰線由黨派領域擴展到國家建設領域，通過統一戰線政權從制度上凝聚各方力量的地方實踐范例。 　　任何一種制度都是歷史和結構交相作用的結果。歷史是時間的延續，有特殊意義的時間叫歷史時刻，歷史時刻是由特定歷史主體的意志界定的。結構則是各種空間要素的排列組合，本質上是集體行動博弈選擇的產物。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國人民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要求和平建國，標志著戰后的中國進入重要的歷史時刻。擁有獨立武裝的共產黨、反映中國主要社會力量訴求的民主黨派和掌握著國家大部分資源的國民黨，構成了戰后中國的政治三邊結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結盟，順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形成了三邊結構中對于國民黨的壓倒優勢，這就是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通過軍事斗爭和統一戰線促成了結構的根本性轉換，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共同綱領》對人民政協和新政權的定位，是統一戰線這一戰略在國家層面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組織化制度化的具體體現。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解釋《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經過和特點時指出：“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論文中，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保證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勝利。所以在籌備會討論中，大家認為在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這樣一個統一戰線應當繼續下去，而且需要在組織上形成起來，以推動它的發展。大家同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它的最好的組織形式。”[9]人民政協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而由人民政協制憲開國的新政權是一個由各階級、各方面人士參加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統一戰線就沒有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在總體全局的意義上對社會經濟政治結構進行重組和優化，是統一戰線作為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新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戰略目標的新內涵是廣泛地團結社會各階層，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基礎。在這里，統一戰線的結構優化戰略面相體現得很清楚：在四大階級聯合、五種經濟成分共存的條件下，為了建設一個繁榮富強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必須對現有的結構進行調整。思想上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文化學術上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遺產的批判，經濟上逐步確立國家資本主義和國營經濟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支配性地位，農業上通過采取互助合作體制把五億農民逐步引入集體經濟，等等，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創時期統一戰線工作主題。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人民革命勝利的基礎上，對被新民主主義繼承、改造和保護的經濟、文化、社會進行結構調整，逐步發展為社會主義結構。 　　其中，對知識分子和舊精英的團結改造，是20世紀50年代統一戰線戰略的基本內容。在一個宣布四大階級聯合專政、五方雜處共居國中、四面八方需要調適的百廢待舉之國，知識分子和舊精英中的多數人已經在心態上接受了新時代新世界勝出的事實。那些長期游離于舊制度之外或與舊制度有千絲萬縷關系的人、群體、階層，需要和“舊我”告別，把“舊我”的思想、行為方式徹底革除，以一種重生的心態擁抱新制度。這正是統一戰線結構優化戰略大有作為的年代。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后來一段時期內指導思想的反復，沒有國家對市場經濟和非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全面排斥，沒有隨之而來的國家政治生活的逆轉，統一戰線結構優化戰略是可以逐漸因應形勢而內化為一種增進有序的公共生活的新型制度。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的一段時期，由于社會政治總體方針的重大變故，統一戰線進入了一個萎縮、冷凍的時期。統一戰線作為一種結構優化戰略失去了存在價值，因為國家已經全面壓倒社會;統一戰線作為一種政治斗爭策略已無用武之地，因為“清一色”的社會已“無人可統”。這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階級地基似乎清理干凈、宣傳話語極度發達，但政治生態和發展活力卻走向衰敗。人們只是在后來才意識到，統一戰線無論作為策略還是作為戰略，都與國運興衰存在著緊密聯系。 　　三、現代國家建設催生統一戰線新意涵 　　“文革”結束后，統一戰線的機構、組織和話語重新回到中國政治生活和政治詞典。改革開放是以放權讓利為先導的，放權讓利意味著社會的復蘇、社會分層結構的形成、不同利益格局的出現，這是統一戰線重建的客觀前提。但在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統一戰線是否仍有必要存有不同的認識。撇開那種認為中國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不應再回到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統一戰線)的觀點不論，懷疑論者對“統戰”的“戰”字存敏感認知。贊成論者看中“統戰”的“統”字。“統”者通也，通者合也。顯然，贊成論者抓住統戰大團結、大聯合的基本特征，認為新時期經濟社會呈現出某種復歸多元結構的演變趨勢，歷史再度為統一戰線提供了新空間。改革開放的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下走出來，在國家與社會逐步分離的條件下，以統一戰線方式建立合作互利式的社會整合模式，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而像改革開放前那種國家內部結構單一的狀況的確無需統一戰線，因為統一戰線是以承認多元結構的事實為前提的。此外，隨著中國社會分層的演化，階層矛盾和群體沖突可能日益增多，客觀上需要一種政治機制予以調整、平衡與疏導。統一戰線的傳統框架(中共和民主黨派、人民政協和各界別)，統一戰線要處理的關系(國有經濟與新出現的民營經濟的關系、人民團體與其他社會組織的關系、工人農民階級與新社會力量的關系等)，正好充當這種政治機制。 　　在這個過程中，隨著各民主黨派組織和工作的恢復，政黨關系和政黨制度理論尤其受到關注，并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理論問題結合起來，進入統一戰線研討的視野。如果說新時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那么統一戰線的戰略目標則是鞏固和發展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和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政治局面，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在多黨合作的意義上，統一戰線的有效性取決于如下幾點。其一，在多大程度上能實現政治文明的一般原則與特殊國情的有機結合。其內容涉及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政府與公民的社會契約、政黨與國家的法權關系、政黨與社會的邏輯關聯等。其二，在多大程度上能完善執政黨和參政黨的領導-合作關系。其方法包括體制性的利益保障、政治的理性運作、政務的平等參與、制度化的監督、光榮與夢想的共同分享等。其三，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執政黨與參政黨黨內政治精英的制度化流動和交接輪替。其根本途徑有賴于國家的法治建設和黨內民主的發展，以及在操作層面上以政治忠誠、政治績效、民意民望、年齡劃線和職業界別(此項主要見諸參政黨)為標準的政治選任方式。其四，在多大程度上能維護執政黨與參政黨高層面對重大政治危機時的團結和共識。其政治基礎在于各民主黨派對憲法和中國政治制度的竭誠擁護、對國家與社會共同負責的信念，以及為應對現代化的復雜性、國際壓力、發展的不確定性、日益顯現的高風險社會而建立的切實的政治溝通、政治協商、政治互信機制。其五，在多大程度上能保障執政黨與參政黨的自主性和共享性發展。自主性和共享性發展是以承認和尊重社會利益的差異性和多元性為前提的，是以各政黨相對獨立的主體地位為前提的，是以各政黨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為基礎的。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建構中，政黨關系不是恩庇侍從關系，而是平等關系;不是政黨分肥關系，而是組織化的風雨同舟關系。 　　這些問題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從政黨關系的維度討論統一戰線的主要內容。不難看出，它實際上觸及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內核。中國是在帝國解體、主權受侵、社會分裂的背景下開啟現代國家建設歷程的。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根本任務是：以重組社會的方式重建中央集權，實現國家的一體化，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有能夠重聚社會與國家的政治力量，才能擔當起領導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建設的重任，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力量。在超大國家和人均資源匱乏的約束下，中國共產黨不能通過簡單的權力統合來完成這一根本任務，它必須依靠各方面的社會力量，凝聚全體人民的智慧，容納廣泛、自主的公眾參與，以社會各界的團結、支持和協同來推進[10]。這是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新增長點。在這里，統一戰線既超越了策略層面的聯合斗爭意義，也超越了特定時期戰略層面的政治結盟視野，越來越顯示出一種新意涵——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和國家治理的杠桿。 　　四、作為現代國家治道的統一戰線 　　治道是中國古代典籍討論治國安邦時常用的一個詞語，兼具“制(度)”“(道)理”“(策)術”等多重含義。現代人講治道也有不同角度，有的是指“社會構造”(梁漱溟)，引為政治制度;有的側重“治權”，以和“政權(政道)”相對(牟宗三);有的釋為“治世原則”，與政道等量齊觀(王紹光);有的則用之為“governance”的翻譯，可讀為“治理”(毛壽龍)。筆者把治道理解為三層含義。其一指治國的價值理念，是政治的最高目的[11]。中國古代典籍所說的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國泰民安、政通人和、豐衣足食、海晏河清，等等，代表了理想的政治秩序和治理的最高境界。其二指治國的制度原理，體現了政治的內在邏輯。如馮友蘭所說：“每一事物皆有其理。國家社會之組織，亦必有其理。本此理以治國家則國家治，不本此理以治國家則國家亂。故此理即所謂治國平天下之道。”[12]其三指治國的方略，包括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和方法。如牟宗三所說的“儒家的德化治道、道家的道化治道、法家的物化治道”[13]，就是指儒、道、法不同流派所主張的不同治策。 　　說統一戰線是一種治道，是說統一戰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它的基本理念契合并支持了中國現代化的目標體系，它的組織體制蘊含且表達了中國制度安排的政治邏輯，它的行動方略體現或構成了中國國家治理的內在機制。作為治道的統一戰線，是價值理念、組織體制和行動方略的有機結合。 　　第一，統一戰線的基本理念契合現代中國的民族復興目標。統一戰線的基本理念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問題[14]。無論是作為策略還是作為戰略，統一戰線都以團結、聯合為旗幟，因為只有通過團結和聯合才能達到統一戰線的“統合”與“統和”目的。不同時期大團結大聯合有不同的時代和階級內容，但團結是進步之基、團結是力量之源。把促進人民團結、維護人民團結視為統一戰線的中心任務，不是新的認識，而是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長期努力貫徹的主線。不過，作為一個融入市場社會、上升到國家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大團結大聯合實際上是在改革開放后才真正確立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發生深刻變革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法通過簡單的權力統合來完成，而必須動員各方面的社會力量，依靠社會各界的團結和協同來推進。 　　從黨的十五大到黨的十九大，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一系列戰略，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必須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正所謂‘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能用眾智則無畏于圣人。中國共產黨已經有8 200多萬名黨員，但在13億多人口中仍然是少數。要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重視發揮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和社會各方面的作用。”[15]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招待會上強調：“團結是鐵，團結是鋼，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重要保證。在新的征程上，我們要高舉團結的旗幟，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鞏固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大團結，增強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以及各方面的大團結，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凝聚成一往無前的力量，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航船乘風破浪、揚帆遠航。”[16]凝聚全民族全社會“眾力”“眾智”以實現共同目標，正是統一戰線大團結大聯合價值理念的功能所在。 　　“所謂統一戰線，其實質就是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現全國各民族、各黨派、各階層、各方面人民最廣泛的團結。”[17]這個表述把統一戰線視為大團結大聯合的同名詞，表明了統一戰線的核心使命就是促進大團結大聯合，背后蘊含著深厚的寓意。大團結大聯合不僅出于事功(功能)的需要，而且出于文化建設的需要。大團結大聯合符合中國人對美好生活和盛世的想象和評價，它與“和”“合”相通，進而與“平”“安”相連，代表了人心所向、民情所望，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一種境界。在這個意義上，統一戰線對大團結大聯合的體認和追求，不僅是國家現代化可資利用的重要政治文化資源，而且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文化狀態。這種心理文化狀態對治理主體和整個國民的行為具有“強制性”的作用。所謂“強制性”即內在的規范性和認同性，訴諸一種“道德命令”——統一戰線的大團結大聯合被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本身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祥瑞象征，任何背離團結聯合的言行和趨向，不僅有害于“共同奮斗”的實踐，也有違于“政治正確”的原則。大團結大聯合的理念通過與國家目標體系的連接，與民族復興的理想建立邏輯關聯。 　　第二，統一戰線的組織體制表達現代中國代表制政府邏輯。中國作為一個承繼大一統文明傳統的走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歷史、理論和實踐形成了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國是一個堅持人民整體性利益優先、人民內部團結和諧合作、政黨代表引領人民并和人民始終站在一起的代表制政體。代表制政體的構權行權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其并不排除分工監督，但堅決避免分權制衡帶來的牽扯低效;代表制政體的施政原則是有效政府，其并不排斥對政府權力與規模的限制，但更重視政府權力與政府責任的對稱性。就和西方制度比較的意義而言，當代中國政府有三個特質：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代表制政府，其政治哲學和制度支撐是人民主權完整性的理論抽象和排斥市場資本邏輯控制的獨特的實證設計，而不是建立在市民社會多黨競爭基礎上的代議制政府;它的行權原則和施政理念是集中統一的政府，其合理性來源于排除干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率原則和革命傳統，而不是以權力牽制為目的的分權制衡的政府;它的政府行為取向是有為政府，其正當性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宗旨和平衡市場與民生需求的干預導向，而不是新自由主義式的迷信市場烏托邦的有限政府。這就是當代中國政府原理。體現這一政府原理的最重要的政治設計之一，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這里，統一戰線的大團結大聯合理念轉化為極富中國特色的組織體制，植入國家的政治生活，成為國家建設和國家治理的重要機制之一。 　　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基于統一戰線理念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成為有效支持中國政治邏輯的制度基石。中國政治的邏輯是人民統治邏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高的政治力量，代表人民執掌政權，自然成為中國政治的領導核心。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和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形成的格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特征。這個制度的內在結構為政治上的“軸心-輪輻”關系、行動上的“統攬-協調”關系。對應于這個制度結構要求，作為一種新類型的協商政治和作為這種政治類型表現形式和過程的政治協商是題中應有之義。其二，作為統一戰線組織機構的人民政協成為人民民主實踐的重要平臺和專門協商機構。人民統治的邏輯要求權力一元，所以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統治的實現形式可以多樣，所以人民政協雖非國家權力機關，卻可以其作為社會精英、黨派聯盟的角色、表達民意和薈萃民智的功能在政治過程中發揮著參政議政的重要作用，從而實際成為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環節。中國政治制度層面上的人大和政協之設，可謂文武之道、張弛互補，是中國制度最顯著的特色。其三，統一戰線承載著協調和整合國家與社會基本關系的重要使命。這些關系包括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它們是國家政治層面的基本關系。統一戰線的團結聯合理念和協商政治機制，最適合調適這些基本關系，為國家政權的穩定運行提供堅實的政治與社會基礎。 　　第三，統一戰線的行動方略構成現代中國的協商治理機制。國家治理本質上是一個公共治理問題，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是治理主體的多中心或多元性。在改革開放前，治理無所謂多中心或多元性，因為國家全面覆蓋社會，政府承擔了治理的全部責任。改革開放后，市場化啟動了社會的成長，社會成長使得治理的內容、主體和形式產生了巨大變化：治理不再是局限于物質經濟和分配領域，而是包括了更為豐富復雜的社會、文化、思想內容;治理不再是政府的“獨角戲”，而是吸收和容納了各種社會力量的參與;治理不再是采取單一的行政強制方式，而是采用經濟的法律的調解的倫理的示范的多種方式。中國特色國家治理模式有一個很好的表述，即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社會協同、以人為本。這種模式是新時代社會利益結構日趨多元復雜的反映，也是社會本身要求對多元復雜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的產物。 　　在國家治理中，協商民主成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形式。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8]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19]協商民主在中國民主生活中的地位非常特別、備受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有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兩種形式。選舉民主(或票決民主)訴諸多數決定，是組織公共權力的不可或缺的形式，也是政治生活中必要的決策方式。選舉民主必分出勝負，如果引入競爭和對抗(使其更“真實地”“鮮明地”表達個人意志)，其勝負可能會撕裂社會，所以現代國家通常會使用法治手段和設施努力彌合社會的分裂，公民文化則是一個降低彌合成本的因素。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國家，是在人均資源相對匱乏、法治條件尚在成長的情況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根源于歷史，參酌于現實，著眼于大局，其有效的主導性的社會調控方式，不能采取西方式票決競奪的對抗方式，而必須在一個眾望所歸的中央權威主導下，采用商量、對話、協調的方式。這種方式意在把不同意見、反對意見“內部化”，即通過溝通、說服和示范，把分歧轉化為共識。因此，協商民主的過程沒有失敗者，參與協商民主的不同主體最終都是共識的貢獻者和政策的受惠者。而它的文化傳統——求同存異、和衷共濟的協商傳統正好支持這種建立在商量基礎上的民主形式。毛澤東指出：“民主是商量辦事，不是獨裁，但集中是必要的。”[20]中國共產黨人深信：“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19]37-38把政府看作“商量政府”[21]，把政府過程看作商量過程，把人民政協看作“商量政府”和“商量過程”的平臺，這種做法正是統一戰線的要義，這種認知恰恰來自統一戰線大團結大聯合的理念，本身也是大團結大聯合理念轉化為實踐著的國家治理常態。協商民主是統一戰線作為國家治理之道，參與解決社會矛盾和資源分配的獨特機制和基本方式。 　　參考文獻： 　　[1] 林尚立.人民共和與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建設國家的政治方略[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4)：1-6. 　　[2] 雷振文，姚祥翔.統一戰線：國家治理意蘊的政治學分析[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1)：40-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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