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豐裕的自然資源不僅與地區經濟績效緊密相關，而且也會對社會代際流動產生顯著的影響。本文梳理了自然資源稟賦與社會代際流動性之間的內在機理，利用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檢驗了自然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①自然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性起到了抑制作用，在社會流動視角下支持了“資源詛咒假說”。居住并成長于礦產資源區使得受訪者的職業階層實現向上流動的概率下降了約22%，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代際教育流動水平下降約3 a，并且降低了受訪者對自身社會流動的主觀評價。②異質性分析表明，礦產資源對農村居民代際流動的負向沖擊遠大于對城鎮居民的影響。經濟發達省份在社會代際流動中面臨的資源詛咒效應略高于欠發達地區，但二者并不具有顯著差異。③通過構建受訪者與其祖父輩家庭成員相互配對樣本，初步證實了資源詛咒效應的持久性影響。本研究蘊含的政策啟示包括：第一，推動現代制造業、服務業發展，擺脫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從而創造以高技能型勞動力為主的崗位需求，這有利于提高教育投資的回報率，鼓勵人力資本投資，改善社會代際流動性。第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公共教育質量。應當重視農村地區、偏遠鄉鎮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這些地區的居民實現向上社會流動還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間。第三，逐步放開戶籍制度對于勞動力遷移、流動的限制，鼓勵技術創新、大眾創業，重視營商環境建設，遏制尋租腐敗活動，通過構建包容性的經濟增長路徑來拓寬社會階層流動渠道。
關鍵詞 自然資源稟賦;社會代際流動性;資源詛咒假說;包容性增長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9)11-0158-09 DOI：10.12062/cpre.20190602
《國土資源遙感》(季刊)創刊于1989年，是由國土資源部主管，中國國土資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主辦的技術性刊物。該刊以促進遙感技術發展，加強遙感技術交流，推動遙感技術應用為辦刊宗旨，貫徹學術性與技術性相結合，突出技術應用，兼顧理論探討。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公眾普遍受益于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改革紅利。特別是十八大以來，貧困人口持續減少，城鄉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了一定的緩和。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階層日益結構化，社會流動渠道趨于收窄，階層的代際傳遞現象浮現[1]，這些都是我國現階段發展過程中需要正視的社會問題。理解引致社會代際流動水平下降的原因是破解該問題的基本前提。Auty[2]最初提出的“資源詛咒假說”，泛指自然資源對國家或地區經濟績效的不利影響。后續的研究則將資源詛咒效應拓展至其它社會現象，探討了資源稟賦與收入差距、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財政支出結構扭曲以及尋租腐敗活動等之間的關系。盡管上述由資源稟賦所引致的社會問題與社會代際流動具有緊密的內在聯系，但是鮮有文獻從實證上分析自然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的影響。基于此，借助2016年CFPS數據對資源稟賦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系展開分析，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自然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性是起到抑制還是提高的作用?若存在影響，那么該影響效應呈現出怎樣的異質性特征?本文梳理了資源稟賦影響社會代際流動的內在機理，從代際職業流動、代際教育流動和主觀評價三個方面考察了礦產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本研究通過對自然資源稟賦與社會代際流動之間關系的探討，期望為改善社會流動、構建包容性經濟發展路徑的公共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1 文獻綜述
1.1 資源詛咒假說
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資源豐裕的經濟體陷入到“資源優勢困境”當中，經濟增長在低水平徘徊。與此同時，部分資源貧乏的經濟體卻保持了高速增長并且完成了工業化，這引發了學界關于資源稟賦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討論。Auty[2]由此提出了“資源詛咒假說”，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往往會對其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該領域的研究大體沿著以下三條研究進路推進：其一，在概念上對“資源豐裕度”和“資源依賴度”進行區分。研究表明，資源豐裕度有益于長期經濟增長，但資源依賴度則會顯著地降低經濟增長率[3]。但也有文獻發現，資源依賴度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負向關系并不成立[4]。其二，由跨國比較研究轉入到對一國內部各區域之間經濟績效差異的分析。例如，Papyrakis[5]利用美國1986—2001年州際數據發現，那些資源依賴度更高的州經歷了更低的經濟增長率。其三，現有文獻還探討了資源稟賦對收入差距、技術創新以及戰爭活動等其它維度的影響[6]?；趦壬鲩L理論，資源稟賦對人力資本積累、制度質量、技術創新等要素的擠出效應，構成了資源依賴度與經濟增長之間負向關系的內在傳導機制。
就中國而言，早期利用省際數據的實證研究支持了資源詛咒假說[7-9]。與之相反，利用地市層面數據卻發現資源詛咒效應并不成立[10-11]，并且方穎等[11]發現地區資源豐裕度對周邊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應。但是，宋瑛和陳紀平[12]認為在區域分割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背景之下，“資源福祉效應”會被限定在行政區域之內。近期的文獻探討了資源詛咒效應的生成機制。歸納起來，自然資源稟賦會通過“擠出機制”和“制度質量機制”來扭曲經濟績效。擠出機制指對人力資本投資、技術進步、FDI以及民營經濟活動等關鍵要素的擠出[7-8，13-14]，制度質量機制則強調了尋租活動阻礙經濟增長[7，15]。越來越多的研究在分析如何規避資源詛咒效應時都強調了人力資本積累、提高要素市場配置效率、鼓勵技術創新、發展制造業以及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作用[13，16-18]。此外，部分文獻考察了油氣資源[19]、資源型產業集聚度[20-21]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丁從明等[22]利用2010年CFPS調查數據，從收入差距視角證實了資源詛咒效應。
1.2 社會代際流動性
通常來講，社會代際流動特指子代相比于父代而言在經濟收入、職業類型、受教育年限等特征上的代際變化。社會學領域內的研究主要基于社會分層理論來考察代際流動狀況。大部分文獻通過分析社會階層結構特征、代際職業流動與繼承趨勢，認為我國正經歷著迅速的社會階層分化[1]。經濟學領域內的研究則主要是以代際收入流動為考察對象。我國的代際收入彈性偏高，但各項研究的估計系數大小存在顯著差異[23]。
已有關于社會代際流動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如下兩個方面。其一，基于“地位獲得模型”，將影響因素劃分為了“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前者是指家庭背景等先賦性特征在子代社會流動中所起到的作用，后者則強調了個體自身的人力資本特征對于社會流動的影響。近期，大部分基于微觀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父代社會資本、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財富等先賦性特征在子代的受教育水平、職業階層地位獲得上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代際繼承特征突出[24-26]。與之不同的是，也有研究認為父代先賦特征對子代的影響正呈現出逐漸減弱的趨勢[27]。
其二，從制度主義的視角出發，部分文獻探討了我國轉型時期的制度安排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以戶籍制度為例，已有文獻討論了城鄉戶口類型對職位獲得、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影響[28-29]，戶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會代際流動。在其它公共政策方面，周波和蘇佳[30]發現通過增加縣級財政教育支出能夠顯著地降低代際收入彈性，教育事業費用支出的增加有助于彌補低收入家庭對子代教育投資的不足。
1.3 資源稟賦與社會代際流動
可見，已有文獻在討論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因素時，尚未提及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作用。結合資源詛咒效應的生成機制，我們認為資源稟賦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條路徑建立與社會代際流動性之間的內在聯系。
其一，教育擠出機制。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具有顯著的代際繼承性，父代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會提高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31]。并且，父代對子代的教育投資也是影響代際教育流動的關鍵因素[32]。給定這一結論，考慮到受資源詛咒效應影響的地區通常具有更低的人力資本水平，并且會形成對教育投資的擠出。因此，資源稟賦可能會通過影響父代受教育水平和父代對子代教育投資這兩個渠道來影響代際教育流動水平。此外，資源詛咒效應也可能會通過扭曲財政支出結構中的教育支出占比的渠道來影響代際教育流動[30]。
其二，職業鎖定機制。資源型產業集聚會對制造業的發展形成擠出效應，產出結構以初級產業部門為主，這也是資源詛咒效應得以形成并自我強化的重要機制[33]。因此，大量的勞動力被鎖定在初級產品部門當中，從而降低了代際職業流動水平。并且，初級產品部門的擴張并不會引致對高技能型勞動力的崗位需求，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下降，對教育投資的擠出強化了資源稟賦對職業流動的不利影響。
其三，收入降低機制。一方面個人收入受到教育水平、職業類型的直接影響，資源稟賦對教育流動、職業流動的不利影響也會傳導至收入流動;另一方面，在代際收入流動理論模型中，健康狀況作為人力資本特征之一，也會對代際收入流動產生直接影響。而現有文獻已經從公眾健康的視角證實了資源詛咒效應[34]。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預期在社會流動視角下資源詛咒效應依然成立，也即自然資源稟賦會顯著地降低社會代際流動性。
2 數據、變量與均值檢驗
2.1 數據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該項調查涵蓋了全國25個省級行政單位，約15 000戶實際樣本規模，從個體、家庭以及社區層面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人口等方面的變遷。本文使用CFPS數據主要基于以下兩點理由：第一，CFPS記錄了受訪者及其家庭成員的職業狀況、最高學歷等特征，這為我們從職業階層、受教育水平的視角來評估代際流動性提供了數據來源。第二，CFPS記錄了受訪者所居住社區擁有礦產資源的狀況，這使得利用微觀數據來對資源稟賦與社會代際流動性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實證檢驗成為可能。另外，我們將受訪者居住地與人口普查中的“采掘業從業人數比重”相匹配，獲得刻畫資源稟賦狀況的另一常用指標，以此來進行穩健性測試。
借助CFPS數據庫，我們構造了受訪者與其父親、母親相互配對的數據集，以此來比較兩代人在職業類型、受教育年限等特征上的差異。需要說明的是，在回歸分析中，我們剔除了那些在調查時仍然處于上學階段的受訪者，以此來克服潛在的衡量偏誤問題。
2.2 變量
2.2.1 被解釋變量：社會代際流動性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社會代際流動性，也即受訪者與他們的父親、母親相比較而言所呈現出的社會流動狀況?；谝延醒芯縖35]，我們分別從“代際職業流動” “代際教育流動”以及“感知的社會流動”三個方面來刻畫社會代際流動性。
(1)代際職業流動。本文分別計算了受訪者與其父親、母親在“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和“職業社會聲望(SIOPS)”上的差值，所得到的差值越大，則表明受訪者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程度越高。此外，我們還依據EGP職業分類碼比較了代際之間的職業階層差異。若子代相比于父代的職業階層實現了向上流動，則賦值為1;若代際間的職業階層保持不變或者向下流動，則賦值為0。
(2)代際教育流動。本文基于個體的最高學歷計算了代際之間的受教育年限差值，也即受訪者與其父親、母親的受教育年限的差值，所得到的差值越大，則意味著子代在人力資本層面上實現向上代際流動的程度越高。
(3)代際主觀評價。本文計算了受訪者與其父母感知的社會流動之間的差異，包括了當前感知的和預期的社會流動性兩個方面。當前感知的社會流動等于受訪者在“收入高低” “社會地位高低”以及“工作整體滿意度”三個方面主觀評價的均值，若受訪者當前感知的社會流動數值高于其父親或母親相應變量的數值，那么則賦值為1，反之則賦值為0。預期的社會流動性等于受訪者對“自己未來和前途的信心程度”取值，若受訪者預期的社會流動性高于其父親或母親的數值，那么則賦值為1，反之則賦值為0。
2.2.2 關鍵解釋變量：礦產資源稟賦
本文的關鍵解釋變量為受訪者居住地的資源稟賦狀況，CFPS記錄了被調查地區是否屬于礦產資源區的情況，其中居住于礦產區的受訪者取值為1，反之則取值為0。我們還使用了受訪者居住地所隸屬縣(區)的“采掘業從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作為衡量指標，這也是目前研究資源詛咒效應常用的度量指標之一[17]。采掘業從業人數比重數據來源于《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分縣統計資料》，這主要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慮：其一，在歷次人口普查資料中，按縣(區)統計的采掘業從業人數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其二，相比于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使用2000年的采掘業就業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縣(區)“初始”狀態的礦產資源狀況。
2.2.3 其他控制變量
本文在回歸方程中還囊括了一系列的控制變量。在個人特征方面，選取了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民族、戶口狀況、年收入水平、子女數量、兄弟姐妹數量以及政治面貌。在家庭特征方面，除了年收入水平、家庭成員人數之外，我們還加入了受訪者父親或母親的特征變量，包括了他們的年齡、性別以及政治面貌。在社區特征方面，我們選取了受訪者居住地所屬的城鄉類型、常住人口數、人均純收入、是否為少數民族聚居區以及該居住地到縣城的通勤時間。
2.3 均值檢驗
表1對社會代際流動性進行了均值檢驗，以初步考察礦產資源與社會代際流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按照是否屬于礦產區分類的樣本中，子代與其父代的社會代際流動性在均值上存在顯著差異，非礦產區的受訪者實現向上流動的程度高于礦產區的平均水平。以代際教育流動為例，居住于非礦產區的受訪者相比于其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而言提高了約5 a，而居住于礦產區的受訪者僅比其父母高出約2 a。我們還將各類社會代際流動變量對受訪者居住地是否屬于礦產區進行二元回歸得到了關鍵解釋變量的點估計值，其中加入了省份虛擬變量以控制地區固定效應。從估計系數的符號方向和顯著性水平來看，擁有礦產資源顯著地降低了受訪者向上社會流動的水平。
3 實證分析
3.1 計量模型
為識別礦產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效應，
建立計量模型(1)式：
Yij=α+βRij+δXij+λp+εij (1)
其中，被解釋變量Yij表示居住于j地區的受訪者i與其父親或者母親相比的社會代際流動性，具體包括了代際職業流動、教育流動以及主觀評價三個方面。關鍵解釋變量Rij為虛擬變量，當受訪者居住地屬于礦產資源區時取值為1，反之則取值為0。如前所述，我們還使用了受訪者居住地所隸屬縣(區)的“采掘業從業人口占比”作為衡量礦產資源狀況的指標，以此來進行穩健性測試。Xij表示其它可能影響受訪者社會代際流動性的控制變量，其中包括了個體、家庭以及社區三個層面的特征變量。此外，α為常數項，λp表示省份虛擬變量，用以控制不隨時間變化且難以觀測的省份固定效應。εij為隨機擾動項，用以控制其它可能影響社會代際流動性但沒有被該模型捕獲的因素。最后，考慮到可能存在的序列相關問題，本文將報告社區(村/居)層面的聚類標準誤。
3.2 基準結果
表2呈現了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在第(1)～(3)列中，被解釋變量分別為代際之間的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的差值、職業社會聲望指數(SIOPS)的差值以及按EGP分類的職業階層差異。前兩列被解釋變量為連續數值，匯報了OLS估計結果;后一列被解釋變量則為虛擬變量，因此采用Logit模型進行估計并且匯報平均邊際效應。相比于非礦產區的受訪者而言，礦產資源降低了該地區受訪者向上的代際職業流動水平，其中代際之間的ISEI指數差值和SIOPS指數差值分別降低約1.2個單位、0.8個單位。在實際參與回歸分析的樣本中，被解釋變量ISEI指數差值的均值為2.53，SIOPS指數差值的均值為-0.42，那么礦產資源影響代際職業流動的邊際效應分別約占均值的1/2和2倍。
以EGP劃分職業階層的代際流動性中，居住于礦產區使得受訪者在職業階層上實現向上流動的概率下降了約22%，該估計結果與前兩列的結論一致。
在第(4)列中，被解釋變量更換為受訪者與其父親或母親在受教育年限上的差值。結果顯示，礦產資源使得受訪者的代際受教育年限差值下降了約3年。受教育水平作為衡量人力資本的重要指標，礦產資源稟賦顯著地降低了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個體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關鍵渠道之一，因此該估計結果為社會代際流動中的資源詛咒效應提供了支持性的經驗證據。
在第(5)～(6)列中，被解釋變量為衡量社會代際流動性的主觀評價，包括了對當前感知的社會流動和對未來預期的社會流動兩個方面。結果顯示，礦產資源使得受訪者當前感知的社會流動高于其父母主觀評價的概率下降了約13%，至少在1%水平上顯著。與之不同的是，礦產資源使得受訪者對未來預期的社會流動高于其父母主觀評價的概率僅下降了約3%，邊際效應接近于0，并且未能滿足統計顯著性水平要求。
3.3 穩健性檢驗
(1)更換關鍵解釋變量。受訪者居住地是否屬于礦產資源區與該地區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二者在概念內涵上存在差異，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結果也并不一致。表3 Panel A結果表明，按采掘業從業人數占比度量的資源依賴度的上升顯著地降低了受訪者的代際職業流動、教育流動以及對當前社會流動狀況的主觀評價。平均而言，采掘業從業人口比重每增加10個百分點，受訪者與其父母的ISEI指數差值下降約1.5個單位，SIOPS指數差值下降約2.3個單位，職業階層向上流動的概率下降約10%，受教育年限減少約2年，受訪者當前感知的社會流動高于其父母主觀評價的概率下降了約11%。
(2)剔除遷移的樣本。CFPS調查中，訪員記錄的是受訪者及其家庭成員的現居住地，對于經歷了遷移的樣本而言，現居住地并非其出生、成長所在地。由于本文關注的是礦產資源對社會代際流動的影響，而現有文獻結論已證實了自然資源對人力資本投資、收入水平以及地區經濟發展的持久性影響。因此，對于那些遷移的受訪者而言，現居住地是否屬于礦產區對其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效應較為有限，甚至從理論機制上來講不存在因果效應。借助CFPS中的變量—“成人當前戶口所在地與出生地地址匹配”—在回歸分析中剔除了那些跨地級市遷移的受訪者樣本。表3 Panel B結果顯示，礦產資源與社會代際流動性之間關系的基本結論依然成立。
(3)安慰劑測試。如前所述，對于那些已經遷移的受訪者而言，現居住地是否屬于礦產區從理論機制上來講對社會代際流動性不應存在因果效應。表3 Panel C的實證結果支持了上述論斷。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第(3)列中實際參與分析的樣本僅有少量觀測值，因此其估計系數并不具有因果推斷意義，并未予以報告。
(4)考慮受訪者的回答可信度。盡管本文主要以職業、受教育年限等客觀指標來構建代際流動性，但也無法完全避免由受訪者低可信度的主觀回答所導致的衡量偏誤問題。我們借助CFPS中訪員觀察記錄的變量—“受訪者回答的可信程度”—在分析中剔除了可信度低于樣本均值的受訪者。表3 Panel D的結果顯示，礦產資源與社會代際流動性之間關系的基本結論依然成立。
4 礦產資源與社會代際流動：進一步討論
4.1 異質性效應：城鄉與區域差異
城鄉二元結構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征事實之一。探討礦產資源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效應在城市與農村、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差異，能夠在政策層面上提供有價值的洞見。
表4呈現了相應的實證結果。平均而言，居住于礦產區使得農村居民向上的代際職業流動下降約5個單位，而使得城鎮居民向上的代際職業流動僅下降約1個單位，兩組樣本在關鍵解釋變量估計系數的邊際大小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從人力資本的視角來看，礦產資源對農村居民代際教育流動的沖擊遠大于其對城鎮居民的影響。我國轉型時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村地區在面對資源詛咒效應時更加脆弱，尤其是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平衡會加劇資源稟賦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不利影響。代際職業流動性往往受到代際教育流動性的直接影響，因此代際教育流動受阻也會促使職業流動水平下降。在主觀評價方面，礦產資 源稟賦均顯著降低了城鄉居民代際之間感知的社會流動狀況，但估計系數較為接近。
依據我國的經濟區域劃分標準，本文將東部省份作為經濟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北三省則作為欠發達地區，從而比較資源詛咒效應在經濟區域上的差異。結果顯示，經濟發達省份在代際職業流動中的資源詛咒效應略高
于欠發達地區，而在代際教育流動方面估計系數十分接近。可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并不會顯著地削弱社會流動中的資源詛咒效應。就政策啟示而言，市場力量本身對于消減資源詛咒效應的作用是有限的，資源型城市需要實施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應對資源稟賦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4.2 持久性影響
礦產資源的勘探、開采以及產業結構的形成往往跨越了幾代人的連續世代。結合資源詛咒效應的內在機制，礦產資源對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影響效應具有持久性。若能夠在更長時間跨度的世代比較中觀察到資源稟賦與代際流動之間的負向關系，那么就為資源詛咒效應具有持久性影響的結論提供了初步的經驗證據。
實證上，借助CFPS家庭關系數據庫，我們構建了受訪 者與其爺爺、奶奶各自相互配對的數據樣本，并在此基礎之上統計了不同世代在職業類型、受教育水平以及主觀評價上的代際差異。
表5實證結果顯示，不論是在代際職業流動、受教育年限以及主觀評價上，礦產區的受訪者均低于非礦產區的樣本均值，并且二者具有顯著性差異。二元回歸的估計結果支持了資源稟賦與社會代際流動之間的負向關系，這至少在相關關系的層面為資源詛咒效應提供了經驗證據。
受限于樣本數量，我們無法應用常規的實證方法對礦產資源與跨世代的社會代際流動性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為嚴謹的因果識別，此處所得到的結論在因果關系推斷上的含義較為有限。另外，樣本中受訪者與祖父代二者世代之間的平均年齡差距約為52歲，這意味著兩代人所經歷的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都存在顯著差異，因此要準確地識別出自然資源對社會代際流動的持久性影響，未來還需在數據指標、研究設計上進一步擴展。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利用2016年CFPS數據對礦產資源稟賦與社會代際流動性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主要結論
如下：①礦產資源對社會代際流動性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這在社會流動的視角下支持了資源詛咒假說。居住并成長于礦產區使得受訪者的職業階層實現向上流動的概率下降了約22%，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代際教育流動水平下降了約3 a，并且顯著降低了受訪者對自身社會代際流動的主觀評價。②資源詛咒效應的異質性影響體現在城鄉差異和經濟區域差異兩個方面。在城鄉差異方面，不論是從代際職業流動還是教育流動來看，礦產資源對農村居民的負向沖擊均遠大于其對城鎮居民的影響;在經濟區域差異方面，經濟發達省份在代際職業流動中的資源詛咒效應略高于欠發達地區，在代際教育流動方面估計系數也十分接近。③基于受訪者與其祖父代配對的數據樣本，結果顯示，不論是在代際職業流動、受教育年限以及主觀評價上，礦產區的受訪者均低于非礦產區的樣本均值。二元回歸估計系數支持了自然資源與社會流動之間的負向關系，這在相關關系的層面為資源詛咒效應的持久性影響提供了初步證據。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①推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轉型，以擺脫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以產業結構的升級來創造以高技能型勞動力為主的崗位需求，這有利于提高教育投資回報率，鼓勵人力資本投資，從而改善代際職業和教育流動。②教育仍然是改善社會代際流動最為重要的渠道之一。地方政府需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通過加大對教育的財政資金投入力度、擴大公共教育覆蓋范圍、改善公共教育質量來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地方政府還應當特別重視農村地區、偏遠鄉鎮的教育、醫療等民生服務的供給質量，這些地區居民實現向上流動還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間，這也是緩解城鄉二元結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政策措施之一。③各地區應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放開戶籍制度對于勞動力遷移、流動的限制，削弱收入差距中由政策因素所引起的不利影響，有助于改善代際收入流動水平。④重視營商環境建設，以制度建設來遏制尋租腐敗活動，提高公共服務供給質量，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有助于削弱資源詛咒效應，改善社會代際流動性。
(編輯：李 琪)
參考文獻
[1]
李春玲. 中產化：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新趨勢[J]. 人民論壇， 2017(22)： 79-80.
[2]AUTY R.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M]. London： Routledge， 1993.
[3]ALEXEEV M， CONRAD R.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J]. Economic systems， 2011， 35(4)： 445-461.
[4]HAVRANEK T， HORVATH R， ZEYNALOV A.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J]. World development， 2016，88： 134-151.
[5]PAPYRAKIS E， GERLAGH R.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 32(1)： 181-193.
[6]趙偉偉，白永秀. 資源詛咒實證研究的文獻綜述[J]. 世界經濟文匯， 2009(6)： 104-117.
[7]邵帥，齊中英. 西部地區的能源開發與經濟增長——基于資源詛咒假說的實證分析[J]. 經濟研究， 2008(4)： 147-160.
[8]邵帥，楊莉莉. 自然資源豐裕、資源產業依賴與中國區域經濟增長[J]. 管理世界， 2010(9)： 26-44.
[9]徐康寧，王劍. 自然資源豐裕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J]. 經濟研究， 2006(1)： 78-89.
[10]丁菊紅，王永欽，鄧可斌. 中國經濟發展存在“資源之咒”嗎?[J]. 世界經濟， 2007(9)： 38-46.
[11]方穎，紀衍，趙揚. 中國是否存在“資源詛咒”[J]. 世界經濟， 2011(4)： 144-160.
[12]宋瑛，陳紀平. 政府主導、市場分割與資源詛咒——中國自然資源稟賦對經濟增長作用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9)： 156-162.
[13]邵帥，范美婷，楊莉莉. 資源產業依賴如何影響經濟發展效率?——有條件資源詛咒假說的檢驗及解釋[J]. 管理世界， 2013(2)： 32-63.
[14]岳利萍，吳振磊，白永秀. 中國資源富集地區資源稟賦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 21(10)： 153-159.
[15]辛兵海，張志超. 資源依賴降低了財政透明度嗎——基于我國288個城市樣本的分析[J]. 財貿經濟， 2014(8)： 24-37.
[16]李偉軍，李智. 知識溢出與資源詛咒假說的門檻效應[J]. 經濟科學， 2013(6)： 44-58.
[17]邵帥，楊莉莉. 自然資源開發、內生技術進步與區域經濟增長[J]. 經濟研究， 2011(2)： 112-123.
[18]楊莉莉，邵帥. 人力資本流動與資源詛咒效應： 如何實現資源型區域的可持續增長[J]. 財經研究， 2014， 40(11)： 44-60.
[19]張在旭，薛雅偉，郝增亮，等. 中國油氣資源城市“資源詛咒”效應實證[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5， 25(10)： 79-86.
[20]薛雅偉，張在旭，李宏勛，等. 資源產業空間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資源詛咒”效應實證[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 26(8)： 25-33.
[21]孫慧，朱俏俏. 中國資源型產業集聚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 26(1)： 121-130.
[22]丁從明，馬鵬飛，廖舒婭. 資源詛咒及其微觀機理的計量檢驗——基于CFPS數據的證據[J]. 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 2018， 28(8)： 138-147.
[23]JIN M， BAI X， LI K X， et al. Are we born aqual： a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 2019， 85(1)： 1-19.
[24]陳琳，袁志剛. 中國代際收入流動性的趨勢與內在傳遞機制[J]. 世界經濟， 2012(6)： 115-131.
[25]仇立平，肖日葵. 文化資本與社會地位獲得——基于上海市的實證研究[J]. 中國社會科學， 2011(6)： 121-135.
[26]楊瑞龍，王宇鋒，劉和旺. 父親政治身份、政治關系和子女收入[J]. 經濟學(季刊)， 2010， 9(3)： 871-890.
[27]陽義南，連玉君. 中國社會代際流動性的動態解析——CGSS與CLDS混合橫截面數據的經驗證據[J]. 管理世界， 2015(4)： 79-91.
[28]吳曉剛. 中國的戶籍制度與代際職業流動[J]. 社會學研究， 2007(6)： 38-65.
[29]孫三百，黃薇，洪俊杰. 勞動力自由遷移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際收入流動的視角[J]. 經濟研究， 2012(5)： 147-159.
[30]周波，蘇佳. 財政教育支出與代際收入流動性[J]. 世界經濟， 2012(12)： 41-61.
[31]MAURIN E， MCNALLY S. Vive la revolution! longterm educational returns of 1968 to the angry student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8，26：1-33.
[32]DAHL G， LOCHNER L. The impact of family income on child achievement： evidence from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5)： 1927-1956.
[33]張復明，景普秋. 資源型經濟的形成： 自強機制與個案研究[J]. 中國社會科學， 2008(5)： 117-130.
[34]WIGLEY S. The resource curse and child mortality： 1961-2011[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7， 176(3)： 142-148.
[35]盛智明. 社會流動與政治信任： 基于CGSS2006數據的實證研究[J]. 社會， 2013， 33(4)：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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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西北干旱區內陸河流域公眾的水資源感知及節水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