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提供了物質基礎等三個方面分析了智能化戰爭產生的背景，認為其特點主要體現在人工智能數據分析支撐戰爭決策、智能化無人武器裝備重組作戰力量等方面，應對智能化戰爭，應加快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加強無人作戰體系建設，深化智能化戰爭理論研究，從而未雨綢繆、做好應對準備。 　　關鍵詞：智能化戰爭;人工智能;戰爭形態 　　中圖分類號：E8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9)13-0142-03 　　《模式識別與人工智能》(雙月刊)創刊于1989年，是由中國自動化學會、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和中國科學院合肥智能機械研究所共同主辦、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性期刊。本刊主要發表和報道模式識別、人工智能、智能系統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與進展，旨在推動信息科學技術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人工智能技術得以快速發展和普遍應用，正在不斷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同時，這種改變將會由社會生產領域向軍事領域輻射，從而引發軍事領域的革命性變化。我們要密切關注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發展應用，認真分析智能化戰爭的特點規律和制勝機制，創建和發展引領智能化戰爭的思想理論，構建適應智能化戰爭要求的力量體系，及早為應對智能化戰爭做好準備。 　　一、智能化戰爭的產生背景 　　人工智能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和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興起于上個世紀中期，在經歷了幾輪波浪式發展之后，于21世紀初開始取得新一輪突破性進展，并在社會生產生活領域得以廣泛應用。這不僅將導致社會經濟形態產生革命性變化，同時也將逐步向軍事領域延伸，對戰爭形態產生沖擊乃至顛覆性影響，進而形成智能化戰爭這一全新的戰爭形態。 　　(一)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為智能化戰爭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 　　任何戰爭形態的產生都是基于特定時代的物質基礎。正如工業時代的蒸汽機、發電機和電動機以及信息時代的計算機和互聯網等代表時代特征的重要技術基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和應用正在成為推動信息社會深度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這種決定性力量將會打造新的社會物質基礎，不僅會重塑一般的社會生產活動，而且會影響戰爭和軍事這一特殊的社會活動。恩格斯指出：“武器的生產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是以‘經濟實力、‘經濟形勢和暴力所掌握的物質資料為基礎的。”[1]美國的未來學家托夫勒也曾預見說：“人們制造戰爭的方式反映了人們創造財富的方式。”[2]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形成新的經濟產業，對已有的社會經濟體制產生沖擊，推動經濟結構和關系的調整與重塑。這種沖擊和影響不可能僅僅停留在社會生產生活領域，必然要向軍事領域輻射發展，徹底改變改變軍事力量的構成和戰爭形態，由當前的信息化戰爭向未來的智能化戰爭發展。 　　(二)大國間新一輪戰略競爭為智能化戰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牽引 　　在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反恐戰爭之后，美國轉變戰略方向，挑起了大國間的新一輪戰略競爭。大國之間的競爭是綜合實力的競爭，核心是經濟競爭，軍事競爭是重要手段。人工智能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將帶動形成新一輪產業革命，并且為未來戰爭提供新的物質基礎。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3]世界主要大國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都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發展，努力引領國際科技競爭，把發展人工智能作為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支撐。美國政府和相關研究機構已經陸續發布了《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準備》《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計劃》《人工智能、自動化與經濟》《2030年的人工智能與生活》《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等報告，從戰略層面指導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的發展。歐盟也發布了《歐盟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協調計劃》等一系列報告。可見，人工智能作為全球公認的戰略性、顛覆性前沿技術，已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這些人工智能發展戰略規劃必將對軍事領域的發展變化起到重要的牽引作用。2014年11月，美國高調提出針對新興大國的“第三次抵消戰略”，提出要大力發展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一系列戰略前沿技術，標志在軍事領域圍繞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已經展開了一場新的世界軍備競賽。 　　(三)新世紀以來的戰爭與沖突為智能化戰爭的演化提供了實踐平臺 　　進入新世紀以后，國際戰略格局深度調整，各種矛盾紛繁復雜，各種戰爭和武裝沖突不斷發生，烏克蘭危機、敘利亞戰爭等軍事實踐為智能化戰爭的提供了重要的試驗場。隨著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信息技術正在向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深度發展。具有明顯智能化特點的新型信息化武器裝備開始粉墨登場，開始在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敘利亞戰爭中，參戰的多方力量都運用了諸多類型的無人裝備。美國等西方國家使用了大量無人偵察與監視平臺，而深度介入其中的俄羅斯則在戰爭中大規模運用了多種無人偵察和無人作戰平臺，對于扭轉敘利亞政府軍在戰場上的被動局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敘利亞反政府武裝也通過將市面上的商用無人機加以改裝，形成簡易軍用武器平臺，來對俄羅斯軍隊及敘利亞政府軍進行襲擾，體現了商用小型無人機的軍用潛力。近幾場局部戰爭中的無人作戰將智能化戰爭的實踐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讓人們得以窺探更多智能化戰爭的端倪。 　　二、智能化戰爭的主要特點 　　智能化戰爭是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撐的戰爭，作為信息化戰爭的深度發展，智能化戰爭將是基于新一代智能化網絡信息系統，使用各種智能化武器裝備及相應作戰方法，在陸、海、空、天、電、網及認知領域進行的一體化戰爭。 　　(一)人工智能數據分析支撐戰爭決策 　　在信息化戰爭的早期階段，指揮系統經過信息化改造，為指揮人員的信息處理和決策判斷提供了一定的技術支撐，為整個指揮控制過程提供了比較強大的輔助功能。然而隨著信息化裝備的普遍運用以及信息能力的不斷提升，戰爭中所產生的各種數據量也隨之急劇攀升，超出了目前指揮信息系統的處理能力，給指揮決策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例如，在阿富汗戰爭期間，美國陸軍的偵察系統在一個小型反恐行動中就產生了日均53T的數據。如此龐大的數據量對于指揮機構的設備和人員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能否有效增強態勢感知、消除“戰場迷霧”，并不在于能夠獲得多大的數據量，而是在于是否能夠從海量數據中挖掘準確有用的信息，從而作為軍事行動決策的依據。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運用，未來戰爭中智能化的指揮信息系統將具有獨立而強大的數據獲取、處理和傳輸能力，并基于此建立高效的態勢感知、分析決策和指揮控制能力，實現由信息系統輔助人向智能系統替代人的轉變。例如，美軍正在試驗利用“AlphaGo”的深度學習能力輔助指揮員決策指揮。實驗表明，得益于其強大的自主學習和數據分析能力，“AlphaGo”調整一項戰術決策的時間，只需人工的1/250。大數據分析、虛擬現實、云計算等技術與人工智能有機結合，有效地彌補了人類自身機能的不足，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戰爭迷霧”，確保指揮員能夠快速準確地了解戰局，作出決策，從而掌握“觀察—判斷—決策—行動”循環鏈的主動權，形成對敵決策優勢。 　　(二)智能化無人武器裝備重組作戰力量結構 　　智能武器裝備不僅具有過去信息化武器裝備的信息收發和處理能力，還會進一步具備環境感知和決策判斷能力，在很多場合能夠替代作戰人員投入作戰一線。這些不畏生死的智能化武器裝備將具備人所不具備的在高風險、高對抗環境中的持續作戰能力，同時使戰爭中的人員傷亡大幅減少，降低戰爭的政治風險。目前，許多國家的軍用機器人已經開始服役，并投入實戰運用。美國陸軍正在發展地面作戰機器人，以此組建士兵與機器人的混編班，同時計劃在2020年前將30%軍用車輛改為無人車輛。美海軍已經構建了空中、海上和水下相配套的無人作戰體系。如現役的艦載無人機RQ-2B“先鋒”和RQ-15“海王星”，處于試驗和驗證階段的無人機MQ-8B“火力偵察兵”、MQ-4C“人魚海神”等等。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軟硬件系統讓這些無人化武器裝備善觀察、會思考，能自動尋找打擊目標，自動規避危險環境，甚至能夠自主制定最優作戰方案，從而大幅增強其生存力、突防力和毀傷力。作為智能化戰爭主戰裝備之一，無人化武器裝備突破了有人裝備設計受限于人類生理極限的制約，必然具備諸多超越人類能力的全新作戰能力。在此基礎之上，未來智能化的無人武器裝備將可根據具體需求進行自主、靈活和彈性的“機機編組”和“人機編組”，實施集群化的自主協同作戰。 　　(三)“制智權”成為戰爭制權爭奪焦點 　　人工智能技術大大突破了人類感官和腦力思維的生理極限和物理極限。數據挖掘、仿真計算、動態感知等應用大大提高了軍事人員對于戰爭的認知和掌控能力，形成新的軍事優勢。因此，根據戰爭發展的基本規律，圍繞人工智能的制權爭奪必將應運而生。發展和運用人工智能，同時破壞和限制敵方運用人工智能的“制智權”爭奪將成為新的戰略制高點。在信息化戰爭的初級階段，信息優勢的核心就是決策優勢所帶來的行動優勢。而在智能化戰爭中，雙方爭奪的重點將是人機混合智能的信息處理速度和質量優勢，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水平以及對于人工智能的有效運用。顯然，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各類軍事系統將成為戰場攻防的主要對象。喪失對于人工智能有效運用能力的一方，將在戰爭過程中面臨極大的被動，即使擁有信息的體量優勢和物質能量優勢，也會因為信息處理能力不足而導致情報失真、決策失序、協同失調，大幅降低整體作戰效能。因此，充分發展和有效運用各類智能化軍事系統是智能化戰爭奪取的制高點。 　　(四)智能化社會生產改變戰爭的社會基礎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將極大改變傳統的社會生產和管理模式。通過能夠精準感知需求的智能化信息網絡平臺，未來的企業可以通過智能生產線提供柔性制造能力，推動生產制造從提供產品向提供服務轉變。這一轉變延伸到軍事領域，將催生定制化、自動化、實時化的國防科技工業管理新模式，提高軍事科研院所與軍工企業的軍事需求快速響應能力和定制服務能力。在人工智能突飛猛進的背景下，國防基礎設施尤其是信息基礎設施，將更加具有軍民通用的性質。通過各類信息系統對各類數據實時自動采集、儲存、處理、傳輸等，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為作戰提供信息服務和保障。民間力量與民用手段將更多地融入圍繞“制智權”爭奪的各種軍事和非軍事行動，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設施和敵人作戰體系關鍵節點實施高效的軟手段攻擊，使其毀壞、失效或者癱瘓，從而直接削弱敵方的戰爭能力與戰爭意志。與此相應，人工智能的大規模應用也導致各類智能化基礎設施對“軟殺傷”防護的需求更為突出。 　　三、迎接智能化戰爭挑戰的對策思考 　　戰爭形態的發展演變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前，隨著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軍事變革的蓬勃興起，信息化戰爭形態正在由以網絡化為核心的初級階段向以智能化為核心的高級階段加速演進。面對呼之欲出的智能化戰爭，我們必須未雨綢繆，認真思考應對之策。 　　(一)加快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夯實智能化戰爭的物質基礎 　　當前，我國科技水平正處于將強未強、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大手筆構建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戰略前沿技術的原始創新能力，是問鼎世界科技領先地位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強軍興軍的強力杠桿。毋庸諱言，當前人工智能這一戰略級顛覆性技術的策源地仍在美國，但在這一領域世界各軍事強國總體上均處在起步階段，雖有先有后，總體上還沒形成明顯“代際”差別。以往我們在一些武器裝備的研發方面，有過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沉痛教訓，現在我們必須積極迎接這一新趨勢新挑戰，積極作為、加快發展，努力成為軍事智能化發展的“并跑者”和“領跑者”。 　　(二)以無人作戰體系建設為牽引，加強智能化作戰體系建設 　　通過最近幾場局部戰爭，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無人化武器裝備將成為智能化戰爭發展的重要載體，必須高度重視無人化武器裝備的建設發展。要密切跟蹤世界無人化武器裝備的發展趨勢，加快發展真正具備自主性且實現“偵、打、擾、評”等多重功能于一體的無人平臺，加快相應武器彈藥和保障設施的建設，力求形成型制配套、航程銜接、全維立體、全譜覆蓋的化無人化武器裝備體系。在此基礎上，積極組建新型無人化作戰力量，推動其融入聯合作戰體系，從而依托其構建較為完備的智能化作戰力量體系。 　　(三)加強智能化戰爭理論研究，探索揭示智能化戰爭的制勝機理 　　隨著戰爭形態加速向智能化戰爭轉變，加快研究探索智能化戰爭的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已經成為推動我軍信息化建設深度發展、實現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目標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技術決定戰術，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深化應用，必然導致未來戰爭的武器裝備、軍隊結構和作戰方式等不斷改變，進而牽引全新戰爭理論的形成。諸如“混合戰爭”“跨域聯合”“多域作戰”“分布式殺傷”“云作戰”等新思想新理論的出現，正是技術發展引發作戰理論變化的生動體現。因此，當前要在全面布局軍事智能化發展的同時，加強智能化戰爭指導原則、制勝機理、作戰樣式、力量編組、指揮控制、作戰保障等方面的理論研究，構建智能化作戰的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1卷)[M].北京：戰士出版社，1981. 　　[2](美)阿爾文.托夫勒.戰爭與反戰爭[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3]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上的重要講話[N].新華社，2018-10-31. 本文由期刊論文網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學術論文發表知識網。 文章名稱：智能化戰爭的產生、主要特點及對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