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川黔古鹽道上的鹽夫，與農民一樣，既是一種職業身份，又是一類專門職業勞動者。這種靠人力肩挑背負運輸食鹽的職業或從業者，是歷史的產物，在現代已經銷聲匿跡了。我們只能從一些史料或者照片中看到：他們身穿麻布長衫，頭纏青布，腳穿草鞋，背著一個大簍筐，手拿一根杵地杖，穿梭在貴州崇山峻嶺之間進行運鹽活動。對鹽夫進行歷史研究，不僅能豐富貴州鹽文化史的研究，而且可以豐富貴州人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關鍵詞：清代 川黔古鹽道 鹽夫 　　《文史天地》原名《貴州文史天地》，創刊于1994年，由文史委所辦之《貴州政協文史資料》更改刊名而來。2001年經新聞出版署批準，更名為《文史天地》，從刊名上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關于中國鹽業史、鹽文化的研究，學術界頗為關注，研究成果豐富。自民國時期開始，即有林振翰編著的《川鹽紀要》1、曾仰豐的《中國鹽政史》2、歐宗祐的《中國鹽政小史》3等;新中國建立以后，更有吳慧著《中國鹽法史》4、陳鋒的《清代鹽政與鹽稅》5、黃國信的《明清鹽史諸問題研究》6等。關于貴州鹽文化的研究，則有龔銳、胡洪成著《烏江鹽油古道文化研究》7，趙斌、田永國著《貴州明清鹽運史考》8。這些專著的研究方向大多放在中國鹽政的改革、食鹽的買賣、產制、運銷、鹽運古道周邊的一些文化現象等方面。 　　關于川鹽古道上的鹽夫，學界也有所關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關于鹽夫的形成原因的研究，有滿黎、楊亭《消失的背夫：對巴鹽古道鹽運主體的人類學考察》9，李郭《川鄂古道石柱段的鹽運文化及國家力量的滲透》10，羅秋香、楊亭《巴鹽古道的商貿體系化研究》11，周琍、龔丹丹《粵東客家挑鹽客與鹽業文化傳承研究》1等，他們認為當時當地交通不便，貧窮人們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是鹽夫產生、盛行的重要原因。關于鹽夫的構成與分類研究，則有李郭的《川鄂古道石柱段的鹽運文化及國家力量的滲透》、楊亭的《清代民國時期川鄂鹽運群體及其鹽業貿易》2、龐廣義的《“挑南鹽”與區域社會的變遷——欽廉鹽業史研究系列之二》3等。總的來看，學術界對川鹽古道鹽夫的研究還是相對較少，尚未有專著問世，相關論文也并不多。從對川鹽古道鹽夫研究內容來看，對鹽夫的研究集中在鹽夫形成及興盛的原因、鹽夫的組織、鹽夫對社會的作用等方面;從區域研究來講，學術界對川鄂古鹽道和閩粵地區的鹽夫研究較多，而對貴州部分則關注不足。 　　川黔古鹽道是川鹽古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部分在貴州境內。貴州跬步皆山，素不產鹽，所食之鹽均賴外省輸入。特別是在清代，川鹽基本上壟斷了貴州鹽業市場，貴州人所食的川鹽都是靠川黔古鹽道上的鹽夫背運入黔。川黔古鹽道上的鹽夫4對解決貴州人的食鹽問題功不可沒。但在貴州鹽業史研究的諸多方面，關于貴州鹽夫研究成果又非常少。筆者不揣冒昧，擬對川黔古鹽道上鹽夫群體進行探微，以此拋磚引玉。 　　一、清代川黔古鹽道鹽夫概況 　　“鹽夫”又被稱為“背夫”“背子客”“力夫”“力腳子”5。它既是一種從事食鹽搬運(長途或短途)勞動者的稱呼，與鹽商、船夫、纖夫一樣，是食鹽運輸不可或缺的一種力量;又是古鹽道上食鹽運銷過程中從事食鹽搬運職業的代名詞，是特殊時期、特殊地點的產物。 　　(一)清代川黔古鹽道鹽夫的來源 　　清代貴州省的鹽夫來源和其他地區基本一樣，大多是由一些失去土地的貧苦農民構成。但須注意的是，貴州鹽夫中還有大量的貴州少數民族貧苦民眾。 　　清代的大定府(府治在今貴州省大方縣，所轄區域為今畢節市)為少數民族聚居區。當地許多少數民族因家貧而走上了背鹽的道路。“然而民多貧者……故無恒產者日窮而日甚，轉移執事，惟有負鹽一役而已。故大定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無不以負鹽為業也”6。“種莊稼難以維生，中青年男子常受雇于商家，背運鹽和酒”7。清以前，在黔中、黔南、黔東南這些地區普遍都存在少數民族人口多、漢族人口少的情況;清代，“苗眾轉致失業，貧難無度者日多”8，他們為了生計常常外出謀生，比如背鹽等。“這些職業的存在一方面緩解了水上鹽運周期性漲落引發的不便，另一方面解決了周邊地區貧苦民眾的生存問題”9。可見，在清代的貴州鹽夫中，少數民族應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巴鹽古道屬于川西南少數民族，它是土家族人民背出來的鹽道”10，貴州的情況也基本一樣，貴州的各條鹽運古道都有貴州少數民族民眾的身影。 　　(二)清代川黔古鹽道鹽夫組織 　　鹽夫大多是社會底層民眾，他們生活艱難，收入很低，經常被欺負，許多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鹽夫群體為了互幫互助，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他們在工作中建立起了一些專業組織。 　　“金火幫”的形成。食鹽在貴州是一種稀缺的政治商品，非常珍貴，以至于貴州某些地區有“斗米斤鹽”之說。鹽夫在背鹽途中，鹽商為減少食鹽的消耗，都會在鹽塊底部鋪墊稻草，當食鹽運抵目的地時，這些稻草或多或少都會粘上些許鹽灰、鹽粒，“鹽船主們也知廢棄的鹽草和壞鹽堪中含有一定鹽分，但量小利薄，還不及自己在猿猴裝運糧食、煤炭、石灰等貨物利潤大，且讓自己來處理則費神又費時，將其作價賣掉，還可得小錢來補充行船開支”1，于是鹽夫們便購買這些鹽草，然后用熬制法將鹽熬出，以謀取些許利潤。熬草出鹽之后必然牽涉到利益分配的問題，因此這些鹽夫們又自行組織“金火幫”完成食鹽利潤的二次分配，而且在背鹽途中的這些鹽草雖然含鹽量少，但是畢竟有鹽，因此許多人都會覬覦這些鹽草，鹽夫們為了利益不外流，自發形成民間組織，這也是“金火幫”形成的客觀因素。 　　“鹽幫”的形成。在背鹽途中，為了更好協調鹽夫之間的勞逸關系，在川鹽運黔的各條運輸線上都有“鹽幫”組織。如在“永邊鹽道”上，每天約近千名運鹽工人，到岸口敘永運鹽，每人負鹽在八十到一百斤左右，個別身強力壯的可以背一百多斤，如此龐大的隊伍行走在川黔鹽道上，需要有一個組織和頭領協調各方面的關系。這些鹽夫一般都是以十余人到二三十人為一個單位，稱之為“鹽幫”，每個“鹽幫”都由一個人負責率領，稱為“領幫”2。“領幫”的義務除一起跟隨隊伍背鹽外，還兼有運鹽路線的選擇、面對鹽運途中突發情況的緊急處理、協調各個鹽幫之間運鹽先后的問題和選擇晚上住宿等義務。 　　另外，鹽夫們所以形成十到二三十人的“鹽幫”，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防賊。“一張運單的鹽額，有時要幾十個背夫才能運走……加之盜匪橫行，如被盜竊就更是一言難盡了。罰款、賠償損失，一時無力償還則長期以勞役抵補等等”3，“在冷兵器時代，人多戰勝人少……是個基本的規律，也是基本的勝負之道”4，鹽運路上盜匪橫行，鹽夫們只有組織起來，以人數的優勢抗擊路途上的劫匪。因此，鹽道上的盜匪橫行也是促成鹽夫形成“鹽幫”的一個重要原因。總之，貴州鹽夫群體形成諸多幫會組織的目的在于維護自身的利益。 　　(三)鹽夫活動主要場所 　　鹽夫們的活動場所通常有兩個，第一是港灣碼頭，第二是驛運官道，清代川鹽運黔需要水陸合運，需要在碼頭裝卸貨物和休整，如“仁邊”赤水港和“土城港”。“赤水港，全省第一大港，位于赤水河下游之赤水縣城，距河口(合江)五十四公里。明末清初，川鹽由仁岸內運止于仁懷廳(今赤水縣)，即取道陸路，河東沙灣成為鹽船主要碼頭。清乾隆十一年(1746)，赤水河上、中、下游航道開發，赤水港逐漸形成。光緒五年(1879)，川鹽實行官運商銷，于是赤水河再經整治，貨運量大增。下游舵船與上游梢船在此換裝倒載，一時繁榮興盛……港區從事裝卸搬運的幫口、工夫常達百余人”5。“土城港，赤水河系港口，位于赤水河中游之習水縣土城區，距河口(合江)一百二十七公里。光緒五年(1879)，有風溪口及癩子巖碼頭……有鹽倉容量一萬噸。專業裝卸工數十人”6。 又如“綦邊”古南碼頭，“解放前力伕較多……有力伕三百馀人，搬運裝卸鹽、油、酒、布、百貨等物”“蓋石洞碼頭……在此處提駁轉航的力伕日有二百一十人”1。可見，在清代，鹽夫已經成為川黔鹽道各個碼頭裝卸搬運食鹽等物資的主力軍。因此，川黔鹽道中的各個碼頭已經成為貴州鹽夫的一個重要活動場所。 　　驛運官道是鹽夫進行運鹽活動的必經之路。貴州跬步皆山，因此陸路交通非常困難。明清時期，朝廷都大力開拓貴州，修建貴州的道路，在貴州各地設立驛站，使貴州的交通有突破性的進展。據統計，在清末時期，貴州地區共有省際驛道干線四條，通往各府、廳、州、縣的大道有三十六條，形成了以貴陽為中心的驛道交通網絡2。鹽夫正是通過這些道路將川鹽運到貴州各府州縣地區。如“綦邊”的鹽船在松坎靠岸卸鹽之后，由兩條陸路進入貴州，第一條由松坎馬馱人背經川黔大道運到遵義，另一條由石磕鎮經小道運入貴州正安縣3。另外，這些進行背鹽活動的鹽夫人數眾多，比如剛講到的松坎到遵義、正安的兩條道路，經常就有一千多人從事背鹽活動，又如“永邊鹽道”，“其時，每天約近千名運鹽工人，馱馬一二百匹來敘永運鹽”4。再如貴陽作為貴州省省會，“在清朝及民國前期，不論早天晴或下雨，每日下午均有運鹽的馬馱人挑結隊而來下鹽入倉，車水馬龍，備極興盛”5。 　　總之，不管在貴州的碼頭還是在驛運官道上，都能看見貴州鹽夫的身影。他們用血肉之軀承擔了貴州人食鹽的重任，將食鹽源源不斷地運往貴州各地，解決千家萬戶的食鹽問題。 　　二、清代川黔古鹽道鹽夫特點 　　(一)鹽夫身份的流動性 　　清代貴州鹽夫身份及構成具有流動性，蓋因背夫中既有專職背鹽者，又有臨時背鹽者。貴州一些失去土地的貧苦農民因為生計問題，不得不參與到背鹽活動中，“川黔邊界上成千上萬的窮苦農民，為了衣食所迫，世輩充當運鹽苦力”6，這是鹽夫的專職性。但是畢竟鹽運是艱辛的，一些鹽夫在背鹽途中如果實在撐不下去又或者是生病，可以出錢雇傭鹽道周邊的人們替他們背一段路程的鹽7，從這可以看出，在某種情況下還存在著一定的臨時背鹽者。這也正是“鹽夫”身份流動性的一大因素。 　　鹽夫這種職業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與其他職業身份相互轉換。如在“綦邊鹽道”松坎到遵義和正安的兩條陸路運輸線上，大多數鹽夫都是由農民組成的，農閑時運鹽賺取必要的生活資料，農忙時便回村做活8。可以看出，貴州的鹽夫群體有專職和兼職之分，專職的鹽夫世代以背鹽為唯一職業，而一些有土地的農民在農閑時節也會參與到背鹽活動中。因此，參與背鹽的鹽夫并不是一個完全固定的職業。 　　背鹽的活動也并不是在固定的范圍內進行。比如“綦邊鹽道”的鹽夫在松坎運鹽到貴陽后，在回城途中會帶著當地少數民族土特產運到重慶去銷售;而且鹽夫運鹽的路線也不是一定的，比如這次運鹽是松坎到正安，下次運鹽或許就是松坎到遵義。綜上所述，貴州鹽夫這個職業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并不是以一個固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二)鹽夫的聚眾性 　　背鹽所需的人力是眾多的，這一點從食鹽的運銷量上就很容易推斷。清代川鹽占領貴州大部分市場，鹽運量劇增。乾隆時期川鹽行黔引五千八百九十六張9，到丁寶楨督川，改食鹽商運為官運時，增至一萬零六百八十五張1。如果依照雍正年間的規定，水引每張配鹽五十包，每包一百一十五斤計算2，乾隆年間配行貴州省的食鹽為每年三千三百九十萬二千斤，到了光緒年間達到六千一百四十三萬八千七百五十斤，清代食鹽私自加斤情況較多，因此，實際鹽斤數應該會更多。而如此多的食鹽都仰賴于鹽夫將食鹽在指定時間運輸到指定銷區，所以對鹽夫的需求量很大。據史料記載，“永邊鹽道”敘永岸局每天都有近千民運鹽工人到敘永運鹽3，“綦邊鹽道”松坎到正安和遵義兩條食鹽運輸路線經常都有一千多鹽夫忙碌在鹽道上4。在一些碼頭上，也有許多“力伕”常年忙碌在食鹽裝卸工作中，如“綦邊鹽道”，在清末民初時期，古南鎮碼頭有力伕三百余人，東溪鎮太平橋碼頭每日有二百多力伕搬運裝卸鹽，而且是常年不斷5。鹽夫一般都是以十余人到二三十人為一個單位(組成鹽幫)，人多才有安全感。 　　(三)鹽夫生活艱辛困苦 　　背鹽活動是非常艱辛的。“川黔邊界上成千上萬的貧苦農民，為了衣食所迫，世輩充當運鹽苦力，以求一飽。他們不分寒暑，負重百斤，終年回旋于懸巖絕壁之上，穿行于風霜雨雪之中，如蝸牛走壁，三步一拄，絡繹于途”6。又據清代桐梓縣人侯樹濤《松坎小河修路碑記》記載“松江(指綦江上游松坎河)之右有古路，不知修自何時，自芭蕉塘逾干窩溝而下直達小河，毘連大竹壩、旺草、綏陽，中逵四達，綦岸鹽商販運銷售必經此道……近因山石崩摧，突怒竅穴，歷年既久，坍塌更多，遇天陰雨濕則滑草，晴霽則又滑沙，臨高而俯視，絕壑千尺，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股慄，稍一蹉跌則隕墜堪虞，行旅往往視為畏途，有裹足不前之慨”7，這是鹽運途中道路的艱險。 　　鹽夫背鹽也受天氣等自然因素的影響。在食鹽運輸途中或偶遇大雨，食鹽被雨水淋化，或遺失鹽包，到了指定交鹽地點差了秤，即被抓去官府責令追賠，若賠不出只有先請保，用下次運鹽的工資補償8。可見，鹽夫這個職業在運鹽途中隨時都會受到各種天災人禍的影響。 　　鹽夫運鹽還時常受到鹽商和官員的剝削。如“永邊鹽道”的鹽商為了讓鹽夫多背鹽而又不想多付運費，創造了“河路鹽”，即在每一包鹽中加鹽兩斤，“是鹽號在發鹽時暗中加的，運鹽工人根本不知道”9，這無疑增加了鹽夫運鹽的負擔。 　　三、清代川黔古鹽道鹽夫的形成原因 　　清代作為貴州鹽業市場主導者的川鹽，進入黔境都依賴于這些鹽夫夜以繼日的背鹽活動。為何這一時期，貴州出現大量的從事鹽業運輸的鹽夫呢?筆者試對貴州鹽夫群體的形成原因做分析探討。 　　(一)貴州鹽缺價高成為鹽夫產生的經濟條件 　　貴州是全國不產鹽的少數省份之一，人們所食之鹽，全賴周邊省份供應，尤其是四川的井鹽。清代的貴州雖然有大量川鹽進入，但是在貴州各地普遍存在鹽價居高不下的情況，特別是黔南、黔西南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比如南籠府(嘉慶時改為興義府，治今貴州省安龍縣)所賣鹽價就比一般市場價格高出二到三倍之多，“近年來，如貴州省所賣川鹽向日每斤價值二分，今賣至四分或五分，至如南籠一代地方，去川路遠，每鹽一斤賣至八分或一錢，貧薄之民竟有終年淡食者”1。所以一些貧困的民眾為解決自家的食鹽問題，也渴望從事背鹽活動。清朝時期，在運鹽途中鹽塊或受潮或是其他原因會減少重量，因此政府也規定每包鹽有額定的鹵耗。另外，清政府也規定，在鹽運途中，鹽夫是可以適當消耗部分食鹽當做鹽運途中的補給的。 　　另外，由于食鹽稀缺且珍貴，背鹽有較為可觀的收入。“由松坎到遵義，需時五天至六天，每包鹽(一百六十斤)運費(運費按當時生活而定)為鹽九至十斤”2，“當時，男女老少都有參加運鹽者，每天人數在一千至二千。他們每背一包鹽(八十公斤)可從中賺得運費鹽一點五公斤，能換回大米約二升(每升重二公斤)”3。可見，鹽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加之貴州本地不產鹽致使鹽價高，貧苦老百姓買不起鹽，就只能去參與背鹽活動以獲得鹽貨，而且鹽又能換回米糧維持生計。這為那些貧苦的人們冒千險經萬難而去從事背運食鹽提供了經濟動力。 　　總之，人們生活困苦，沒有更好的謀生方法，進而加入背鹽行列。“背鹽”行程既苦累且充滿危險，但是如果成功了(當然成功平安背鹽回來的可能性也還是很大的)，也能一定程度地解決自己吃鹽和吃飯問題。所以，他們從事背鹽活動，也是立足現實而選擇的一條迫不得已的出路。 　　(二)交通不便是鹽夫產生的客觀歷史因素 　　貴州跬步皆山，民間俗語稱其為“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4。清代，川鹽入黔形成“仁、綦、永、涪”四大邊岸，川鹽經這四條運輸線可達貴州全境，四邊岸首先是經水路運輸，“仁邊”依靠赤水河，“綦邊”依靠綦江，“永邊”依靠永寧河，“涪邊”依靠烏江。雖說“在現代交通還沒有興起之前，水上運輸是最經濟也是最便利的運輸方式”5，但是受制于清代航運技術與河道條件的局限，“仁邊”鹽船只能航運到貴州茅臺鎮，“綦邊”只能到貴州松坎鎮，“永邊”只能到四川敘永縣，“涪邊”只能到重慶酉陽龔灘。因此，當鹽船抵達上述四個縣城后就只能卸鹽改用陸運，而且陸運路程明顯比水運長，陸運就必須用人力，貴州又是山區，用木車或者牲畜拉車顯然不合實際，所以以人力肩挑背負就成為陸運中的最主要的方式。可見，清代川鹽占據貴州市場，這就為貴州鹽夫群體的產生提供了重要條件。 　　1949年后，因交通的發展，公路的修建，鐵路的開通，運鹽方便，鹽夫很快就失業且從此消失，就是有力的證明。 　　(三)貧窮是鹽夫產生的重要原因 　　當時鹽夫背鹽的情況，正如清末詩人羅劍僧曾寫過一首關于“仁邊鹽道”鹽夫的詩詞《負鹽嘆》6，詩中寫到“負鹽男、負鹽女，男女老幼同一體”，又寫到“壯夫二百斤，健婦百零斤。懦夫半包百斤重，老婦肩頭四十斤。可憐蓬戶女，釵橫鬢亂行無已。八歲誰家乳臭兒，背夫廿斤程百里”“但求釜底有炊煙，那識人間富文繡。吁嗟乎，何太苦，貧民生計阿誰補?豈無農耕意，力錐苦無地。豈無遠賈心，資本費經營”。可見，在清代，貴州的鹽夫均是由貧苦老百姓組成的，這些人因家貧，又失去賴以為生的田地，因此只能以背鹽為生，不管是男女老少，只為求得“釜底炊煙”，滿足溫飽即可。 　　四、清代川黔古鹽道鹽夫的歷史作用 　　貴州的鹽夫是時代的產物，對當時當地的經濟社會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一定程度上改善人們的“鹽貴淡食”問題 　　清代的貴州鹽業市場普遍存在鹽價高的情況，而且在有些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的食鹽情況是“黔省地瘠民貧，夷多漢少，人們食鹽在可有可無之間，家道稍豐者向商賈買鹽以資食用，其窮夷則概食山菜所釀辛酸之物，或曰辣子，或曰酸漿，竟不食鹽”1。可見，鹽價高導致了貴州人食鹽困難。如何解決貴州鹽價高的問題呢?清代的一些官員認為導致貴州鹽價高是因為食鹽的運量不足。乾隆六年(1741)，陜西道監察御史胡定上奏稱：“鹽為民生日用所必需，宜平價以便民……貴州省所賣川鹽向日每斤價值二分，今賣至四分或五分……豈昔日之鹽有余，今日之鹽不足哉。”2商品價格的高低與供求密切相關，在一定時期內供不應求則價高，供大于求則價低。因此，胡定多次上奏清廷向貴州省加引。食鹽運量的增加也意味著川鹽入黔更依賴鹽夫的運輸。鹽夫所背食鹽多少，則直接影響人們購買食鹽的數量。從這個角度講，鹽夫背鹽對改善貴州“鹽貴淡食”問題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有利于社會穩定 　　“鹽貴傷民，無鹽則亂”3，鹽作為古代社會的重要商品，一方面是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一方面又服務于政治，起著穩定社會的作用。清代，川鹽占據貴州市場，川鹽的輸入又仰仗于鹽夫夜以繼日的背運。鹽夫的辛勤運輸使得大量的食鹽順利進入貴州社會，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如苗族，“苗族地區不產鹽，歷史上常受缺鹽之苦，漢、唐以來的許多暴動，都是因封建統治者斷絕食鹽供應而引起的”4。因此，食鹽對于貴州社會，特別是少數民族社會的穩定具有一定的作用。 　　鹽夫職業群體的興起，為貴州人們，特別是普通的下層民眾提供了一份賴以為生的工作。鹽夫大多是由那些失去土地或資金缺乏的貧苦老百姓組成的。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土地作為農民必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失去土地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斷絕，即失去了謀生手段。在土地兼并的形勢下，許多老百姓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從而走上了背鹽的道路。這份工作使得他們得以在社會立足，獲得必要的生活來源，不會成為社會上的無業游民。 本文由期刊論文網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學術論文發表知識網。 文章名稱：清代川黔古鹽道上的鹽夫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