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的道德自信源自周公禮制、黃帝和堯舜禹等先賢美德。變在因時損益， 援“仁”入“禮”, 擴大道德主體范圍， 主張道德優先;行在責任擔當， 愈挫愈勇， 為政以德;傳在有教無類， 培植后學， 整理典籍。 　　關鍵詞：孔子; 道德自信; 周公; 仁; 　　《現代哲學》(雙月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管、廣東哲學學會主辦的現代哲學學術刊物。本刊是國家哲學類核心刊物、社會科學類國際交流刊物，該刊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道德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孔子尊崇周公禮制，因時損益，援“仁”入“禮”,勉己力行，為政以德，有教無類，培植后學，以其強烈的道德自信，創立了儒家學說，時為百家爭鳴中的顯學，漸成后續兩千多年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使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倫理特色。新時代的文化自信離不開對儒家學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新時代的文化自信尚需學習借鑒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孔子道德自信精神。因此，研究和分析孔子的道德自信就成為關乎文化自信的一個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的課題。 　　孔子的道德自信源自周公禮制、黃帝和堯舜禹等先賢美德。變在因時損益，援“仁”入“禮”,擴大道德主體范圍，道德優先;行在勉己力行，愈挫愈勇，為政以德;傳在有教無類，培植后學，整理典籍。 　　一、道德自信：信從何來 　　孔子道德自信最直接的來源是周公，他一生致力實現其周公夢。周公制禮作樂，帶來了西周的繁榮昌盛，孔子尊崇周公創制的美好禮制，親自到周地朝拜學習。“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家語·觀周》)孔子觀周，所獲甚多，這是一次價值尋根之旅，也是精神故園之旅，更是價值建構之旅。他要以周公為榜樣，匡世救民，改變當時“天下無道”的紛亂社會。他這樣表達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從”,不僅是認知上的肯定，也是情感上的認同，更是行為上的遵從。孔子認為，周禮之所以完備，是吸收夏商之禮并加以改進的結果。他堅信，美好的周公禮制通過損益，與齊國、魯國的政德民俗相結合，就一定能化為現實：“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論語·雍也》)因此，西周的國泰民安、西周的美好禮制、周公的人格魅力是孔子構建周公夢的重要歷史文化資源，也是其道德自信的重要來源，更是其周公夢的重要內容。孔子一生躊躇滿志、孜孜以求、百折不撓，就是時時刻刻以周公為榜樣，以期達到天下大治，實現其周公夢。孔子至晚年體衰，曾向學生感嘆：“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孔子晚年不再夢見周公，并非是對人生理想的放棄，而是通過向弟子們講述，再次確認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周公夢，是越來越堅定的周公夢。他期望弟子們堅守這個夢想，不斷傳承下去。這是孔子自身最深層次的信念剖析和理想堅守，表達了他對實現周公夢的迫切而執著的期待。 　　孔子的道德自信，還可以繼續往前追溯到夏商，甚至黃帝和堯舜禹等。周禮鑒于夏商，自不待言，而黃帝、堯舜禹等古代先賢的崇高道德品質，美譽猶在，也是孔子道德自信的重要源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孔子認為，黃帝、堯舜禹、文王武王等古代先賢的美好德行，影響深遠，是他和弟子們學習的重要內容。如，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孔子家語·五帝德》)黃帝作為大德之人，其直接的影響長達三百年，直到孔子時代，仍可以追述其道德功績。堯舜禹、文王武王等先賢們的德行莫不如此，后人足以效法。除此，孔子還從其家族譜系上追溯祖先們的美好德行，他去世前向弟子子貢自述其夢：“賜，爾來何遲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猶賓主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至，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禮記·檀弓上》)他夢見自己坐在兩楹之間，接受祭奠，而殷人的喪禮就是如此，這對自己而言是一兇夢。因孔子先祖為宋人，是成湯之后，所以其自謂殷人，由此他認為，此夢是他即將死亡的征兆。這個夢也透露了另外一個信息，周公制禮作樂，承繼了殷商，商人的祖先是契，而契曾在舜的時代執掌教化。“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膝文公上》而孔子作為殷人乃至契的后人，其血脈之中流淌著祖先的美好道德品質和禮樂因素。孔子有一種傳承發揚的深刻責任感。根深才能葉茂，這種家族譜系的追溯是直接的血脈相通，其道德自信更顯無比深沉和自覺。 　　二、道德自信：信在何處 　　據統計，“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109次，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理念和德治的價值標準。周公“制禮作樂”,主要是從形式上強調“禮”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講求社會整體的統一性，而孔子則適應時代需求，重視人的道德主體性，重視人德性的作用，要求為政以德。他用“仁”統攝“禮”,賦予“禮”以“仁”的道德內涵，是對人道德自覺性的重視。人從禮的存在或為禮的存在轉變為仁的存在，禮成為人行為的方式，體現了孔子高度的道德自信。例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愛人，意味著將他人也當做人，當做與自己同樣的存在，而不僅僅是手段，人人應平等對待。“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這種人與人的同等存在，具體就表現為“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孔子認為，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應該培養人的美好德性為先，以禮配合德性的養成，這才是抓住了根本。”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因此，禮是形式，仁才是內容，孔子強調的是人內在的道德主體性，主張”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在孔子看來，禮是為仁的形成服務的，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德與法的關系中，他堅持道德的優先性，道德教化在前，其次是禮的約束，而刑罰作為底線，不得已而用之。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語·刑政》)在法律中，道德為其提供價值標準，嚴峻的刑罰也能體現道德的溫度，如此才是良法。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孔子家語·刑政》) 　　不僅如此，孔子的道德關懷還擴展到普通平民上。”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火災之后，孔子問人不問馬，他所關心的不是財產損失，而是養馬人是否受傷。這不僅體現了孔子重人不重物的人道主義關懷，更重要的是將道德關懷的對象擴展到普通平民，甚至是養馬的仆人。他抹平了以往社會中形成的貴賤區分，提升了普通人的社會地位，體現了對普通大眾的重視。”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道德關懷對象的擴展，不僅意味著”人“的范圍的擴展是道德主體的擴展，還意味著對人性的縱深開掘和能夠提升程度的認可和期待，是對人道德主體性的高度肯定。孔子相信普通民眾也有道德主體性，他在教育中提出的”有教無類“,也是源于對普通人人性的高度認可，是對人的可受教育性的肯定，是對人人經過教育皆可成為德才之人的基本判斷。至于人神孰輕孰重的問題，孔子改變殷人敬重神靈的治理傳統，主張注重人事，對鬼神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所以，孔子的道德自信不僅體現在重人而不重神，把人從神的控制中解脫出來，體現為其對人道德主體性的高度重視，而且還休現在他將道德主體擴大到一般民眾，拓展了道德主體的范圍。普通民眾道德主體性的提升，也對國家治理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其對民眾的統治也要改變以往的殘酷方式，要以德為先治理國家，實行德政。因此，在社會治理中要”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治國者只有保持自我克制，讓利于民，才能將”仁者愛人“的道德要求落到實處。為此，治國者要加強自我的道德修養，保持自身品行端正，成為社會的榜樣。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所以，正如自身品行端正是對為政者的基本要求一樣，正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手段。只有遵循以上要求，才能實現”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三、道德自信：行在何方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是禮樂崩壞的變革時代，諸侯爭霸，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訴求不斷增長。他主張通過對周公禮制等傳統文化的損益，將周公禮樂文化作為解決時代課題的重要資源，力圖為當時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最佳方案，并積極投身于變革社會的實踐中。”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孔子家語·儒行》)儒者的立世之本就是日夜強學，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努力實踐自己的道德主張，以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道德行動力贏得天下的尊重。因此，孔子的道德自信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實踐導向，他主張”力行而近乎仁“(《禮記·中庸》)。魯國本是周公的封國，孔子認為，應該在此實現其”為政以德“的道德理想，”魯一變，至于道“.他五十一歲初仕為中都宰，頗有政績，再為司空司寇，努力踐行自己”為政以德“的思想主張。”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涂、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孔子家語·相魯》)后因與執政者鄭桓子意見不和，孔子帶弟子離開魯國周游列國14年，試圖尋求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機會，期間除在衛國和陳國受到禮遇外，在其他各國皆受冷遇，甚至幾次有生命之憂。但他并沒有因此而消極，反而帶著一種強烈的道德自信，講誦弦歌不衰，積極研究、宣傳和推行自己的主張。他曾困于陳蔡之間。”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弦歌不衰。……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家語·在厄》)孔子及其弟子們愈挫愈勇，將磨難看做升華自身學問道德的機會。在他們看來，天下暫時不能容，正是表明了自身主張的正確性，見證了自身人格的高尚，因而他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除了自身積極投身改革社會的實踐之外，他還注重培養弟子的從政才能。”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戰!‘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庶-富-教，孔子指明不僅要關心百姓的物質生活，還要對民眾實施教化，提升民眾的精神生活水平，這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思路，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他強烈譴責暴政，認為暴政是國家混亂、民眾不得安寧的根源。”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于野者而哀……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暴虎。‘“(《孔子家語·正論解》)苛政猛于虎更是一種道義上的譴責，應該消除。在孔子的教育和影響下，他的很多弟子認為，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具備了治理國家的才華，就應該胸懷天下，積極投身變革社會的實踐，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子夏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志向。”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不僅要”學而優則仕“,更要”仕而優則學“,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學養和教養，其最終目的是服務于天下民眾，這也成為儒家學派的道德理想。孔子信任自己弟子的學品和人品，對弟子們充滿期待。他不斷向執政者積極推薦自己的弟子，力圖通過弟子們來實現自己的道德理想。當時魯國正卿季康子，問孔子哪個學生好學，可以從政，孔子對弟子的才華作了準確的判定并積極推薦。”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孔子認為，仲由做事果斷，端木賜通達，冉求才藝高，他們都是治國從政的良才。 　　四、道德自信：以何致遠 　　孔子把講學授徒視為道德傳承的最佳方式和途徑，二十多歲開始講學活動，四十多歲有了自己的學說體系，形成儒家學派，影響日盛，并大規模講學授徒。孔子的講學授徒基于一種強烈的道德自信，認為人皆具有可受教育性，人人可以接受教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在孔子看來，人性大致相同，之所以呈現出不同的人生狀態，是后天學習的結果，這就意味著人人都可以通過教育發生改變，過一種更好的生活。因此，他提出了”有教無類“的主張：”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也。“(《論語·述而》)孔子招收弟子不分國別和出身，也不分貴族和貧民，甚至犯過錯誤的人，只要有學習的愿望都可以列入門籍。”有教無類“的教育活動打破了當時貴族官辦教育的限制，將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貧民階層，由此打破了少數人對知識的壟斷，更有利于文化的傳承傳播和發展。在具體的教育活動中，孔子也作了許多教育方式的創新，他與弟子平等討論，氛圍和諧，充分發揮弟子們學習思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又注重審時度勢，抒發自身的道德理想，以此感染弟子。有這樣一個教育場景，值得品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在這種教育場景中，弟子們各抒己見，老師風趣幽默，充滿著和諧氛圍，也充滿著孔子的道德教育智慧，體現了孔子一以貫之的禮樂之教理想。孔子基于對人性的自信，拓展了受教育者的范圍，也就擴大了自己道德理想的傳播范圍，提升了社會影響力。也是基于對人性的自信，他創新了教育方法，密切了師生關系，使弟子們更加親近、認可和接受自己的道德理想，也使自己的學說就更具生命力而傳久致遠。 　　孔子在”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指導下，以身作則，教書育人，為人師表，培養了大批優秀弟子，使得儒家學說薪火相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這些弟子在孔子之后，分散到諸侯各國，或從政，或從教，或從事其他職業，儒家學派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提升，成為春秋顯學。”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漢書·儒林傳》)孔子晚年還修訂編纂了《詩》《書》《禮》《樂》《易》《春秋》，使之成為保存和傳承文化的重要載體，又凝結和傳遞了孔子所尊崇的道德價值。如，《禮》的作用是使人明確道德規范，做人有所依據。”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詩》的作用是激發人的道德情感，使人忠孝敦厚。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春秋》是使人知道褒貶，不能犯上作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書》的作用是使人通曉施政道理，不至于亂作評論。《樂》的作用是熏陶人的性情，使人品性善良。《易》的作用是能夠使人思維精密，辨別正邪。孔子所整理的文獻典籍，使儒家所崇尚的道德精神得以保存和傳承，成為后世儒者必讀書目，也彰顯了其道德精神的旺盛生命力。 　　只有善的文化，才可以發生親和力，不斷得到肯定、追隨和尊崇，并且化為時代精神，引領時代發展。道德價值作為文化的核心要素，提供了善惡價值導向，文化自信離不開道德自信。孔子憑其強烈的道德自信，成就了其時代的文化自信。孔子的道德自信，作為其文化自信的靈魂，是一種活的靈魂，我們在新時代更需要繼承發展和創新，借鑒孔子的道德自信精神，成就我們今天的道德自信和文化自信，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由期刊論文網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學術論文發表知識網。 文章名稱：孔子道德自信思想的形成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