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由揚州大學文學院、揚州大學畢飛宇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格非——‘存在與變奏’”學術研討會在江蘇揚州舉行。 格非是中國當代實力派作家，清華大學教授，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月落荒寺》《望春風》《欲望的旗幟》等，中短篇小說《隱身衣》《褐色鳥群》《迷舟》等；另有論著和隨筆《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文學的邀約》《小說敘事研究》《博爾赫斯的面孔》等。他的作品曾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2014年老舍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等重要獎項，還被翻譯成近20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但在大家的印象里，格非很少開學術研討會，上一次的學術研討會還要追溯到2016年。在這次研討會上，來自中國作協、江蘇作協、中國社科院、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山東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杭州師范大學、《花城》、《小說選刊》、《南方文壇》、《揚子江文學評論》、譯林出版社等近30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協會機構的50余位學者圍繞格非的文學創作展開了深入交流。 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說：“格非是一位創作成就突出，在新時期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不同時期，都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家。”同時，他也強調要從學者、知識分子的角度看待格非。揚州大學校長焦新安相信，通過“存在與變奏”這個主題的思辨，我們的文學研究會進入更宏闊的境地。“格非——‘存在與變奏’”學術研討會在江蘇揚州舉行。 “格非——‘存在與變奏’”學術研討會在江蘇揚州舉行。攝影 邱奇豪 回顧：格非創作的“變”與“不變” 在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丁帆看來，回顧格非的創作歷程，總結他在“變”與“不變”之間的寫作，對今天的文學創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以三個時間節點劃分格非的小說創作。第一個時期，格非寫有《追憶烏攸先生》《迷舟》《褐色鳥群》，執著于對敘事方式的探索。那陣子謝有順的一個師兄曾就寫作觀念致信格非，格非在回信中強調了三點：形式感、想象力、對人類精神境遇的警覺。 第二個時期的重要作品是格非發表于1995年的《欲望的旗幟》。謝有順說，格非在這部作品中率先對知識分子的言語與行為的分離、思想與生活的分離、人與自我的分離作了重要探索，以至于深深影響了后來包括《應物兄》在內的知識分子小說。“1995年，‘身體寫作’尚未興起，格非敏銳地意識到時代越來越變成欲望的加油站。” “再接下來，就是2004年發表的《人面桃花》。經過了現代藝術訓練的格非，此時有意識地在當代小說中激活中國傳統敘事資源，改造傳統文言。這一系列努力放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都具有重要的節點意義。” 盡管三個節點依次呈現了格非的創作之變，謝有順依然強調格非有其不變的三個特點。首先，對格非而言，寫作就是創造。寫作不僅僅是講故事，不僅僅是考究字詞，不僅僅是表達意義，更是寫從未有過的“看見”與“發現”；其次是呈現出了非常復雜的，匯聚了優雅、華麗、奇幻、智性、機敏等特質的敘事景觀；最后，格非的小說容納了多種價值，但最終都是為了完成對個人的闡釋，這一點體現于文本里無比豐富的個人經驗、記憶、夢幻以及那些令人感動的、美好的細碎瞬間。《欲望的旗幟》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最高票獲獎作品“江南三部曲” 復旦大學教授王宏圖試圖從中國詩意和傳統資源轉化的角度來理解格非至今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在他看來，從《迷舟》《褐色鳥群》等極具先鋒色彩的小說到“江南三部曲”，格非創作轉變之劇烈與中國進入新世紀以后的文化氛圍有關：尋找新的文化認同與自信，是中國知識界無法逃避的挑戰。 “‘江南三部曲’中滲透了大量中國古典的情韻和意蘊，這不僅僅體現在詞語、句法、結構，更在于古典文化資源與現代觀念的融合，它為傳統資源轉換提供了一份好的范例。”王宏圖表示，發表于2019年的近作《月落荒寺》從某種程度上可謂“江南三部曲”的變奏——小說直面當代生活，但依然充滿了一種溫婉的古典的情調。 “由于創作轉型，格非小說的海外傳播情況亦有變化。”蘇州大學教授季進將格非小說的海外傳播分為三個時期：從1993年到2003年，格非作為“先鋒作家”活躍于海外讀者的視野中；之后經歷了約十年的譯介斷裂期；到了2014年，格非作為中國“新古典敘事”的代表再次被海外所關注。對于這一轉變歷程，季進認為正如格非說的——“我們認識中國文化，如果沒有西方文化這個他者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認識清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者’的在場，反過來有助于理解我們自身。” “格非在1980年代中后期借助西方敘事技巧獲得譯介與研究，隨后認識本民族寶貴且多樣的文化資源，并從中汲取資源，消減對‘借鑒’的依賴。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說，格非的文學創作形成了一種‘差異資源’，豐富了對世界文學的認識，彰顯了作為世界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價值。 細讀：《望春風》與《月落荒寺》在憑借“江南三部曲”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第二年，格非發表了小說《望春風》。 在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看來，《望春風》是格非小說中特別重要的一部。“《望春風》也登上了2016年收獲文學排行榜（第一屆收獲文學排行榜）。這部作品在格非個人寫作中的意義，以及它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節點意義，都需要被重新識別。” 從結構上講，何平認為《望春風》是一個特殊文本：四個章節，父親、德正和春琴各占一章，第三章類似列傳記錄十七個鄉村人物，他們一同建構起鄉村的政治、社會與日常生活倫理框架。“特別的一點在于，從《白鹿原》開始，我們的長篇小說敘事邏輯基本從屬于大時代的歷史節點，而《望春風》改變了我們對大時代歷史節點的過度依賴。此外，文學對于鄉村敘述特別重要，現代鄉村某種程度上是被敘述出來的。我們觀察現代鄉村生活的‘常’與‘變’，總是容易聚焦在‘變’，但格非寫出了大變動時代的人之常情和人之常態、常性，這種書寫能有效地給已經固化的鄉村寫作帶來沖擊。” 《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王晴飛也將《望春風》視為格非現有小說中的一個“特例”。他說，從作品所呈現的世界來看，《望春風》有一個下移的傾向，其中的主要人物既非知識分子，也不是革命志士，更多的是普通人；在和敘述世界的關系上，敘述者不再是一個冷靜觀察的局外人，而是進入敘述世界之中，文本也帶有感情；在對于人性和世界的認識上，《望春風》雖然也呈現人性的弱點，但更多理解與同情，寫出了常人的美好，而非只是揭開人性之惡與世界殘酷的一面；在和讀者的關系上，《望春風》也由冷變熱，使得小說如說書人講故事一般親切、松弛。《望春風》 《望春風》 在寫完《望春風》以后，格非下定決心不再寫鄉村題材作品。他曾說：“我們這個年齡，50來歲，特別喜歡懷舊，一旦懷舊起來埋頭在里面就拔不出來，但是這樣不行，我們必須適應新的時代，了解新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格非希望把筆觸放回現在的生活環境中，這就有了他目前最新的小說《月落荒寺》。 《月落荒寺》以大學老師林宜生的情感故事為主線，勾勒出一代都市知識分子的眾生相。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特別細讀了《月落荒寺》的結尾。“可以說《月落荒寺》有兩個結尾，一個是‘荒寺中的音樂會’，在月光下在音樂中似乎一切對立都不復存在了，審美取得了勝利，感性的世界戰勝了計算利益的理性的世界。第二個結尾是音樂會結束七年后楚云和林宜生的重遇，這是一個反諷型的結尾。我們看到林宜生在這一時刻，盤算著的是隱瞞妻子的身份。在這個結尾，林宜生還是一個高度理性的存在，一個趨利避害的主體。審美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林宜生這一群體，他們終究不是月光，他們是荒寺。”《月落荒寺》 《月落荒寺》 打開：尋找闡釋格非的更多路徑 就作家類型而言，很多人說格非是博爾赫斯的學生，但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福民在格非身上看到了托爾斯泰的影響。“毫無疑問，格非是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他確實向博爾赫斯學習了很多。然而也正是這一點，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格非闡釋的其他可能性。托翁在他的小說中集中表達了農民問題、俄國知識分子問題以及歐洲革命對俄國社會的沖擊影響等等，呈現這個劇烈動蕩不安的十九世紀俄國歷史圖景的緊迫性，變形為一個作家的自我呈現，這是文學的另一種歷史境遇甚至宿命。”陳福民認為，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以及《望春風》等寫作中所展示出來的東西，是一種來自于相關歷史境遇的召喚。 “我們會發現，格非的小說脈絡非常清晰，各種細節都很準確，但底部又有一個巨大的混沌的旋渦，凸顯了我們的精神困境。也就是說，他所敘述的都是清澈明白的，但內里被帶出來的東西又是令人迷惑的。”同濟大學教授王鴻生特別關注格非本人體驗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這個世界構成了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可以肯定，格非與這個世界的關系至少是雙向審視的。雖然格非迄今沒有寫過自傳體的東西，但你仍可以在他小說的一些主人公身上讀到格非影子的屈折投射。雙向審視的話語方式，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源頭就是魯迅，格非和魯迅之間也是有內在聯系的，只是表現形式完全不同了。”《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杭州師范大學教授王侃強調格非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批評家。很多教授寫小說時要努力擺脫學術訓練對他的束縛，但格非不一樣，格非的學養和他的小說是可以相互參照的。比如，讀完格非的《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王侃隱約明白了自己在2016年讀《望春風》時為何感動：“格非在書里講，他在當下寫很多作品時會有恍惚感，因為他覺得當下的現實是16世紀中國發生轉折之后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今天看到的存在或者現實，跟《金瓶梅》那個時代是有同構關系的。”再比如《月落荒寺》，前面種種鋪墊，都是為了最后那個中秋夜里的音樂會。王侃認為，在荒寺里舉行的盛大音樂會，那就是一個巨大的象征——聲色與虛無。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格非的小說里出現過很多荒寺，但在王侃看來，這些荒寺并非只是作為古典意象出現。比如《春盡江南》里的譚端午就是在一個荒寺里醒來，那是一個虛無的開始。“接著，你在小說中看到他不斷地在寫瑣碎的日常生活，整個結構散到你無法把握的地步，但實際上它有框架，這個框架就是《金瓶梅》的框架，就是道、禪的框架，《望春風》里同樣有這樣的框架。” 王侃還提到了格非的著名演講《重返時間的河流》。這次演講主要是說，一切意義都在時間中產生，時間對于個人來說，意味著生命，意味著一個巨大的存在命題。格非說過，人無百歲壽，常懷千年憂。這里包含了一個短暫和永恒，有限與無限的關系。從這個關系去理解，時間就產生了循環感。 “注意，格非所有的小說結尾都留下了懸念，比如《隱身衣》里的打款短信，《月落荒寺》里林宜生神秘的妻子。”王侃說，“小說留下了懸念，也意味著還有故事要展開，這里不一定會有小說的下一部，但他告訴大家還有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的故事，會在某個節點以循環的方式重新出現。而這個循環的出現，恰恰是格非自己特別擔心的——功名利祿、聲色犬馬。遺憾的是，這些論點在近年的格非研究中還沒有充分展開。”《文學的邀約》 《文學的邀約》 回應：文學創作里最迷人的東西 在研討會現場，格非主要回應了兩大問題。第一個有關知識分子。從16歲開始，高校就構成了格非生活的基本氛圍。但對他而言，知識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傳統智慧和日常經驗，就像他的母親沒有多少文化，卻自有一份珍貴的民間生活智慧。“我絕非瞧不上知識分子，而是知識本身在今天發生了巨大變化，它以新的形式出現在手機里，出現在朋友圈里。它和信息實難區分，和今天的話語也構成了某種關系。所以我對今天的知識是存懷疑態度的。”格非說。 另一個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關系。以艾略特的《荒原》為例，格非說當年讀這部作品只知道它很重要，但對其中意象的感受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劇烈。“中國和西方文化之間有一個關于現代性的時間差問題。經過這么多年，我們把這門課補上了，我們現在會覺得《荒原》就完全發生在中國。” 他特別提到，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普魯斯特、喬伊斯這么一批作家對自己影響很大，他們的杰作充滿了議論，不完全是純粹的現實主義作品。“我們的社會生活，我們存在的方式已經完全被語言覆蓋了。小說要描述事物，但事物已被觀念和話語浸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么辦？這就回答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他們無一例外地在小說中大發議論。”在他看來，“現實主義”這個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問題的，它把在歷史發展中漸進的、交錯的運動過程簡化為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截然對立，而這種對立并不存在。 至于自己創作中的“變奏”，格非說：“文學創作里最迷人的或者說最好的東西，實際上是你試圖改變，試圖開辟新天地時的一種神秘感，那種創造性能夠讓你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其中，讓你忘記衰老和病痛。”“格非——‘存在與變奏’”學術研討會下午場。攝影 邱奇豪 “格非——‘存在與變奏’”學術研討會下午場。 身為作家以及格非的好友，畢飛宇對格非有著很深的了解：“我們認識得很早。幾十年下來，我發現這個人非常穩定，除了歲月留下的痕跡，他的性情幾乎沒有任何改變。作為一個作家，他在生長。但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他的性情，他生命里的基本面，始終是恒定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不是刻意為之，我只能說，這是天賦，是天賦異稟。” 在畢飛宇看來，格非的寫作軌跡也很有意思：他出道非常早，一出道就出現在最高點上，然后，影響力慢慢地下降了。在大家都有些淡忘的時候，格非兇神惡煞一般，撲了回來，嚇了人一大跳。 “格非迎來了第二個創作高峰。”畢飛宇說，“當然，這給文學界研究格非帶來了一些問題。我很同意王侃教授的說法，我們的格非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但在今天的會議上，我也聽到許多新鮮的話題，無論是切入點還是方法論，都讓我感到振奮。我認為，格非的研究有可能和格非的創作一樣，會有一次巨大的反彈。” “一個人在不被關注的情況下做自己喜歡的事，是最好的狀態。”格非坦言道，“我是農民出身，總迷信一個人的好運總是有限的，所以我不愿提前揮霍大家的贊揚。有時候被人罵一下，我反而高興，覺得我的好作品還在后面。” 本文由期刊論文網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學術論文發表知識網。 文章名稱：傳統智慧和日常經驗，中國當代文學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