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參與教育和學術業人數的激增，“怎樣寫論文”的問題應運而生，成為一個近乎熱門的題目。知名新聞傳播學者陳力丹撰寫出版了《碩士論文寫作》的專著 ;王力、朱光潛等學界前輩的經驗被集結為《怎樣寫論文》一書 ;甚至臺灣地區的政界要人宋楚瑜也得以在大陸出版他從政前撰寫的專著《如何寫學術論文》。小編帶來國外名師談碩士學術論文寫作經驗，因供參考。
初看之下，這是個技術性話題，在其下，那些被認為或自命為學有所成的人可以傳授一些“秘訣”.論文寫作確實有技術性的一面，有些技術或技巧可以并且需要通過學習而獲取，通過多寫而掌握得游刃有余。對于這些內容，在眾多關于論文寫作的論述中都有涉及，我不必重復。
我認為，論文寫作更多地需要個人長期的積累和感悟，就如同需要在與人的交往中提升自己的交往能力一般，我們需要在學習、研究和寫作過程中，逐漸地提升自己論文寫作的能力。因此，在這篇關于論文寫作的散論中，我將分享一些個人體驗和感悟，其中有些牽涉到技術性的考量，但更多的是對于自己學術取向和品位的一個表達。也許，這些文字對于他人有點借鑒。
限于篇幅和能力，在本文中我只討論三個議題“:學術八股”的邏輯、學術話語的風格和文獻綜述的寫作。
一、“學術八股”的邏輯。
作為一門可學習的技藝，“論文寫作”包括了一篇論文的基本構成要素和它們之間應有的結構關系。針對寫作社會科學領域內的經驗研究論文這個題目，社會學家彭玉生作了精要的論述。他區分了構成經驗研究論文的八個要素：問題、文獻、假設、測量、數據、方法、分析和結論。
論文寫作以兩條邏輯分析為基本路徑，即從理論抽象到經驗觀察的演繹以及從經驗觀察中提煉出理論概括的歸納，將這些元素連結成為一個整體。彭教授將這八個元素及其相互連結的基本邏輯和形式稱為“洋八股”.
我們從彭教授的論述中可以看到，論文寫作，打個比方說，如同搭建一座樓房。不同的樓房，其形態千變萬化，充分體現著建筑師的創造；但所有樓房都有一些基本的元素，如地基、邊墻、屋頂、房梁、承重墻等。建筑師的創造理念，必須遵循材料和結構力學的基本原理，通過連結這些建筑的基本元素，而體現于一座樓房的實體。
我們要寫作的論文，就如同這樣的立體結構 ;我們所要表達的理論觀點，就如同建筑師的創造理念 ;我們所要遵守的認識論和邏輯分析的原則，就如同材料和結構力學的基本原理。
彭教授的論述還有另一層涵義。他指出，所謂“洋八股”“只是形式上的八股，是學術研究的形式主義規范，不是實質理論上的八股”;它可以“增進有益的學術對話”;當它與對“中國現實的切膚和深刻觀察與理解”結合起來，與在這個基礎上本土理論建構結合起來，就可推動“本土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也就是說，學術研究是學術共同體合作的事業，不必有任何人為的劃界。在這個開放的空間內，論文是學者們展開交往的手段，其基本結構和形態，蘊含了學術共同體所謹守的一些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和學術倫理規范。論文寫作就是與他人展開交往，是遵循了這些原理和規范與自己所屬共同體的其他成員而展開的交往過程。
為了強調作為“交往過程”的論文寫作，我常用一個“講故事”的比喻。我說，寫論文就是講故事。如同一個故事，一篇論文需要有一個核心論點（故事的主題）、概念（故事中的人物）、它們相互間的關系、關系展開的過程（故事中的情節），研究展開的時空（故事發生的情境）。講述一個“故事”需要組合不同的元素，采用不同的手段處理各種“素材”,有些是講述者的描寫或敘述，有些是人物的對白。相對應的是論文作者需要以文獻綜述、方法陳述、結果呈現等手法，處理各種形態的相關文獻和經驗觀察。如同一個好的故事，一篇好的論文需要引人入勝，給人提供一個完整的敘事，以及讀后的啟迪和回味。
與“講故事”異曲同工的構想是人際交往中提出并回答問題的過程。論文寫作是一個問題引導的與人的交往和交流，它包括了這么幾個步驟 :
（1）就特定的現象提出問題（導言或緒論）；（2）分析問題的內在結構和邏輯（理論建構）；（3）陳述解答問題的實際步驟（如何展開經驗觀察）并反省其中的各項決定（方法陳述）；（4）解答問題（描述、歸納和闡釋經驗的觀察）；（5）總結所得的解答，并反思它所蘊含的得失，以及它所倚賴的經驗觀察（結論與討論）。
這五個步驟，再加上陳列參考文獻，構成了一篇經驗研究論文的基本板塊，而提出并解答研究問題的邏輯成為貫穿始終、連結這些板塊的線索。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提倡“多研究問題”,研究現實中面臨的、為理解現實所必需的“真問題”,尤其要研究那些研究者在思想自由和精神獨立基礎上提出的具有理論指向的真問題。
正是因為這些理解，我不認為論文寫作純粹甚或主要是個技術性問題。對論文寫作這個題目，我們思考的起點和努力走向的目標，都應當是問題的解答，學術品味的培育，以及思想的啟蒙。我認為，陳力丹教授在最近一系列的演講中對學位論文“缺乏學術”的批評，指的就是這些靈魂性元素的缺失。對此，技術性建議不能提供解決的辦法。就解決辦法而言，我贊同陳老師在一個演講中的提議 :多討論問題，多系統讀書。
我還要增加兩條建議 :一是為人師者，寫作請多自重，要言之有物、行文規范；二是我們多些“寫不出時不硬寫”的安心，以減少“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尷尬。
二、學術話語的要素。
如同講故事時，講者要講述自己熟悉的故事，發出自己的聲音，體現自己的風格 ;在論文寫作中，作者要用自己的語言，論述自己的觀點，分析自己的觀察，體現自己的學術取向和品位。我曾經這么表達自己的追求 :“學術品位要扎實為上，靈巧次之 ;縝密為上，宏大次之 ;清晰準確為上，文采修辭次之”.我要表達的其實是一份學術的真誠 :既要真誠地描述、反映自己所面對和考察的現象，又要真誠地表達自己的觀察和分析，還要真誠地與自己的同行展開對話和交流。也就是說，在自己的學術思考和寫作中，立足于現實，面對來自實際現象中的問題，致力于解答這些問題，與同行分享自己為解答這些問題所做的一些分析、所獲得的一份理解。
因此，論文寫作不是為宣揚或推銷自己的所謂“研究成果”,更不是為抬高自己的身價而引用一些自己未必讀過、讀過也未必理解、理解也未必適用的外國“大師”的名字，也不是為顯擺自己的文采而脫離現實地滔滔不絕和汪洋恣肆。
以下，我從四個方面來談這一“真誠對話”的學術話語風格及其構成要素。
首先是如何切入所面對的現實，分析并試圖解答現實中的問題。我贊同很多學者的經驗之談 :論文寫作中最難的一步是確定研究問題，這包括看到問題，還包括準確地表述所看到的問題。前者要求有對現象的大量觀察（包括自身的日常生活體驗），并且對這些觀察不懈地思考 ;后者要求對所積累理論的運用，將理論概念與經驗現象相連接。我們可以想象自己正面對兩座大山，一座是經驗觀察，一座是理論積累。提出研究問題要求我們既要從兩座山各自的內部理出頭緒，又要建立兩者之間的邏輯關聯。可見這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
就“切入”的操作而言，我們可以有這么幾種路徑的選擇 :單刀直入或迂回轉入，現象入手或理論入手，觀察與論述并舉。
所謂“單刀直入”,指的就是以問題開始一篇論文，以之建立起與讀者共享的思考平臺。在這個基礎上，再以“解題”的方式展開自己的思考和論述路徑，也就是解釋這個問題的意義、問題所來自并針對的現象，并由此界定本文論述的落點。我和陸曄教授在《成名的想象》一文中就用了這樣的開頭，并在文章第一段的結尾處界定了該文的落點，即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與新聞實踐如何相互勾連？而我們開啟該文的問題，“如何考察 20 余年中國新聞改革這一歷史動態？”則為該文打開了一個歷史和理論分析的視野，它也是我們置入經驗考察的場景。
與這個相對的是所謂“迂回轉入”,它指的是從讀者熟悉的現象入手，然后轉向這個現象通常被忽略的某個方面，這也是作者在本文論說的落點。我和我的學生朱蕾曾考察并解讀我國都市影院內外的實體變遷，從中看到由現代性的歷史觀所扮演的結構性作用。我們將這個歷史觀表達為陽寸間的競賽和象征“.⑥但是，為了將論述引向構成影院的歷史和社會時間的標記這個路徑，我們從”空間“人手，首先談影院作為一個”去處“,一個建筑實體，然后再談它所具備的時間元素，并由此而烘托出該文的論說落點。
我們還可從另一角度思考不同切入點的選擇。一個是從現象入手，這即是先開始描述日常的觀察，以建立與讀者共同的經驗或體驗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作者可以開始解剖這個現象，或者將它置放在特定的場景之中，或者延伸這個現象所發生的時空，以此引領讀者走上作者希望的理論分析路徑。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Wuthnow在他的《松散的連接》一書中就采用了這樣的切人手法。在緒論中，他首先介紹了幾位普通的美國人，引述了他們對于社區意識淡化、社會關聯減弱等的議論，然后總結說，”社會觀察家們都在試圖理解這些現象，很多人由此而開始探討公民參與的性質與程度這個問題“.這樣一個轉折，將具體現象置于了具有抽象意義的理論場景中，將普通人的關注連接成為”社會觀察家們“的社會學探討。⑦另一個選擇是從理論入手，這是先呈現或暴露理論中的盲點、模糊之處，或者可能的邏輯不一致之處，然后將之轉換成為研究問題。一個案例是我和我的學生們合作的一篇關于”第三人效應“的論文。⑧我們是這樣開頭的：”第三人效應“理論由邏輯上關聯的兩部分構成，即前一部分的”感知假設“和后一部分的”行為后果假設“.但是，在文獻中，對感知假設的檢驗比較系統，對行為后果假設的檢驗不夠系統，其原因在于原理論對該假設的陳述很模糊。因此，我們在本文的核心關注是：澄清這個行為后果假設所必需的邏輯，準確陳述這個假設，然后再予以檢驗。
更多的時候，我們對研究問題的確認和表述，是通過試圖連接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而實現的。與前面討論的兩個切人路徑相關聯又相區分的是，此時的切人點處在現象與理論可能相連的界面上。如此提出研究問題，有時是試圖充實、彌補、拓展或修正已有的理論認知，有時是試圖對某一現象作出特定的理論解讀。譬如，在一篇考察餐館、咖啡廳和酒吧這樣的”公共吃喝場所“的論文中，兩位美國社會學家Sharon Bird和Leah Sokolofski指出，在社會建構主義的視域下，社會性別（gender）和空間區隔密切相關，而通常的關注是性別如何成為社會空間或領域（如勞工市場、職業等）劃分的結構性設置（device），但如果我們考察男女共享的活動空間時，我們就會看到，男性和女性會在這里展開相應的性別實踐（gendered practices ），并通過這樣的實踐而性別化空間區隔。公共吃喝場所成為考察這種性別實踐和空間區隔如何得以展開并關聯的理想場所。⑨與這篇以理論拓展為重心的論文不同，同樣在現象與理論連接的界面切人，我在一篇分析我國媒體如何報道香港回歸的論文中，重點放在解讀關于這個歷史事件的媒介話語及其建構中的結構性邏輯。⑩建構”真誠對話“的學術話語的第二個方面涉及作者在論述中對自己角色定位的表達〔）雖然我在本節一開頭就明確提出，作為作者，我們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是，要真誠地立足現實、與同行交往，在行文中，我們就需要在論文中清晰地既把自己放進去，又客體化自己以及在研究過程中所采取的行動，把呈現和反省自己與所觀察的現象、所論述的觀點、所引用的理論等之間的關系作為論文的一條貫穿始終的輔線。
以下，我用幾對詞組來總結我們在這個角色定位中必需應對的張力。一對是套用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的概念 :人類學家在寫作中必須既”親臨彼處“（Being There）又”身在此處“（Being Here）。所謂”親臨彼處“,就是說作者在論文中清晰地呈現自己的”在場“,這是指親臨所考察現象發生的場所或場景，使得自己的觀察和解讀具有”經驗的保真“（empiricalfidelity）。為做到這一點，作者必須（1）清晰界定所觀察的現象 ;（2）真實呈現所采取的進入現場的步驟和采集經驗資料的手法 ;（3）準確而且具體地描述自己的觀察所得。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觀察并非僅限于格爾茨所專長的民族志考察，而是包括了以數字等各種形態出現的對現象的記錄。而”身在此處“指的是作者必須在自己專長的學術場域內，運用所屬學術共同體通用的語匯和交往規則，呈現并解讀所觀察的現象，為知識的積累和學術話語的拓展而寫作，以自己的寫作與同行交流。
第二組是兩對詞組 :”收與放“和”管窺與高屋建瓴“.一部好的論文應當就如一部好的電影（可以英國電影《贖罪》或美國電影《飄》為例），通過聚焦具體細節和呈現場景輪廓、細述主要人物的故事與掃描歷史和社會背景等的相互交織，完成一部敘事。首先，我們通常選擇一個較小的切口進入現實世界，而且通常將所要觀察的現象局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 ;但我們又需要將所觀察的現象置于它所處的宏觀歷史場景之中。其次，我們通常需要聚焦那些特別具有解讀穿透力的細節（即所謂 tellingmoments,可以是具體行動、特定時刻、某一對白或詞組、某個統計參數），又要透過它們來展開超越細節、個案的更為抽象或具有普適性的理論解讀。這樣的論說/敘述組織，就要求作者區分主要和陪襯人物，前臺的人與事及其”舞臺背景“,并將它們邏輯地統一為一個敘事。
上面的討論的關注重點是作者與材料（包括觀察與理論、前臺表演與舞臺背景）之間的關系。我們還可用三組詞組表達作者在自我反省中的三類不同關系，一是信心與謙恭，二是外視與內省，三是局外的冷靜與審視（或參與）的承諾。
第一組表示的是作者與自己的論述之間的關系。在論述中，作者既要表達出經過了系統觀察、縝密分析后應有的信心，又要傳遞出認識到認知不確定性的謙恭，希望他人審視自己獲知過程中的不足。信心滿滿往往會有色厲內荏之嫌。
第二組詞組表達的是作者與所觀察和分析現象之間的認知關系。在論述中，作者既要描述、分析現象（外視），又要反省自己獲知的過程（內省），警惕知識和獲知過程的不確定性，尤其是自己可能存在的盲點。
第三組詞組表達的是作者與所觀察現象之間的價值或行動關系。在考察某現象時（譬如我在考察我國新聞從業者的實踐時），作者通常是”局外人“,這不僅因為那現象并非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甚至不發生在自己的日常所在地，而且因為作者必須、也不可避免地攜帶了”外來“觀察者的眼光，作者必須在論述中保持審視所必需的一份距離和冷靜。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無法保持”價值中立“,甚至不應當希求這一虛幻的處位。我們需要以自己的價值觀，對現實展開批判，對現實的改造提出自己的希望和建議。這就要求我們保持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獨立，在此前提下，時刻批判地審視自己的價值選擇，以及它們在具體情境下的局限，謹防被籠罩在自己的價值和知識盲點之下。我認為，在這兩者結合基礎上的學術和社會參與實踐，就構成了布爾迪厄所倡揚的”具有承諾的學術“.
”真誠對話“的學術話語還體現在行文的路徑中，即以一些寫作手法關照與同行平等交流。
首先，如前所述，論文寫作是與同行的對話。
既如此，我們就需要在論文中清晰界定我們所使用的概念，區劃我們所考察的現象，同時也需要在行文中向作為同行的讀者發出”邀請“,一道展開這次學術之旅。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寫作，如同吉登斯所說，起到所考察現象和同行之間的”中介“或”翻譯“作用。
其次，研究是”思“與”行“交織的過程，因此，論文不僅要表現”思考“,而且要呈現”行動“;不僅要論證，而且要敘述 ;不僅要分析，而且要描述，甚至是”白描“.論證和敘述的結合，實為編織理論和現實之間的連結所必需。這樣的話語構成，也為與同行交流所必需，因為敘述將論證呈現為可視、可感的現象和過程，而論證則揭示現象與理論之間的邏輯關聯。如果論證表達了作者的思考過程和結果，敘述則引領讀者跟隨作者進入”彼處“并體驗作者的研究過程。
第三，為了清晰呈現邏輯運動的步驟和行文的節奏，作者需要就如何行文作如下三方面的考慮。
第一個方面涉及論文的總體結構。我在前一節已經談到了五個基本板塊。那么，行文中，作者就可考慮如何以章節標題區隔這五個基本板塊，而且，每個標題都需要簡潔、醒目地表達出相應章節的主旨。運用這樣的結構標記，應當說，會比簡單地用一、二、三等數字分隔章節有助于作者與讀者的交流。
第二個方面的考慮涉及論說和敘述的整體軌跡。一篇論文需要形成一個完整的敘述結構，我們也可將之稱為”論說的拱門“.
/美國社會學家 HowardBecker 將這個意念表達為統領一篇論文（或一部論著）的”核心圖像“（centralimagery）。
很多情況下，論文或論著的題目就表達了這樣的”核心圖像“,譬如楊念群的《再造病人》，我在前面提到的《成名的想象》和《時間的競賽與象征》，以及 Wuthnow 的《松散的連結》。在很多情況下，那些以”關于 ××× 的研究“為題的論文或論著，往往缺失了這樣一個”核心圖像“.更為不妙的是，這樣的題目，很有可能就預示了作者缺乏思考、論文缺乏學術。
第三個行文方面的考慮是設置路標，以清晰地呈現作者在不同理論觀點或概念之間的橫向運動，在抽象的理論闡釋和具體的現象描述或解讀之間的上下游走。各章節的標題、每一章節內的下一層次的小標題等都是重要的”路標“;除此之外，行文中的一些簡便、常用的起承轉合的連結詞，也是非常重要的論文結構和/或行文軌跡的標記。譬如，我在本文開頭第二段的結尾，用一句話概括了本文所要探討的三個部分，每個部分用了小標題來顯示其核心內容，每部分內有第一、第二……等排序詞，在需要的時候用了”前一節“或”前面已經提到“這樣的表述，等等。
這些都是起到”路標“作用的文本元素，體現了我希望與讀者相攜前行的愿望。希望它們也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
針對”真誠對話“的學術話語，我要討論的第四個話題涉及如何運用文獻和其他資料。各種類型的資料是建構一篇論文的素材，就如搭建一棟房子，建筑工人需要湊齊各種不同類型的建材一樣。我們可以把這些素材大致分為三大類 :相關的已有研究文獻、背景資料（如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廣為流傳的某種說法、某個事件的時間脈絡，等等），和所撰寫論文所要集中呈現并解讀的經驗觀察資料。它們各自在論文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比如背景資料顯然更多地適于用來勾勒所考察現象的場景，已有研究文獻可能被用做搭建論文的論述和解讀的”腳手架“,而經驗觀察資料則是論文所敘述現象的材料，是被解讀的鮮活原料。
將這些資料組合成一篇有著統一”核心圖像“或完整”論述拱門“的論文，需要作者在論文中既體現它們屬于不同類型的資料，又呈現對每一類運用于不同行文節點時所需要它起的特定論說或敘述作用，還要體現作者與所采用資料以及對資料在特定節點或以特定方式的運用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基礎之上，作者還要保持自己統一的聲音，體現自己的論述的清晰軌跡。可見，撰寫論文是一件極具挑戰的事情，它不僅是”碼字“.
我認為，在這個資料運用過程中，作者需要多一些在清醒的宏觀把握條件下的微觀層面的掂量和反省。
首先，對于已有文獻，作者需要將對它的運用與對它的搜集、閱讀和整合的步驟相連接 ;對于自己所搜集的經驗資料，作者需要將對它的運用與研究方法的陳述相連接。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資料，在論文中必須攜帶清晰的”身份“標記。
其次，對于同一類型的資料，在論文的不同節點、服務于不同的論說或敘述功能，作者可能采取不同的運用方式，其中包括概述、直接引用、系統呈現（譬如，圖表）、轉述或轉引。不同運用方式表明了作者與所運用資料及其來源有不同關系，需要用文字和/或標點符號（如引號、括號等）分別標明。這些文本標記，既記載了作者對資料引述規則的遵守，也向讀者傳遞了有助閱讀論文的”旅行指南“.
第三，通過以上的這些資料運用的手法，作者還可以傳遞與所用資料之間的距離，為展開批判的審視留出空間。譬如，我在前面用了”如同吉登斯所說，……“這樣的方式引用吉登斯的觀點。采用這樣的標記，我就在表達了對被引用觀點的贊同，而且這樣的標記已經排除了批判地審視被引用觀點所必需的空間。相比較而言，假如我采用了”吉登斯認為，……“這樣的標記，我就有可能在引用之后對被引用的觀點表示不同的看法，或者說，我所引用的是吉登斯的一家之言，還有其他各家的可能。
第四，因為我們在論文中需要連結不同類型的資料，因此，我們在陳述某一類資料時，需要提供它與其他類型資料之間的邏輯”結點“.
對于理論概念提出操作化的定義，就是呈現理論的論述與經驗的觀察之間的結點 ;當我們在綜述已有研究文獻時，指明其中的經驗觀察來自譬如”實驗室內的實驗“或”采用生理測試的測量方法“時，我們可能就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與我們所寫譬如基于”抽樣問卷調查“資料的論文發生邏輯的連接（譬如不同類型觀察的三角印證）。
再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我在《歷史敘事及其建構中的秩序》一文中指出，香港回歸的媒體敘事具有”時空秩序“,它依據的是我國政治話語中的”歷史腳本“,而這個歷史腳本又由特定的”因果關系鏈“所構成。這里，引號中的這些詞匯，分別指代存在于不同文本或范疇內的”秩序“,但它們都指代了”結構“,因此有邏輯上將它們聯系在一起的可能。那么，這種對”結構“的凸顯，就是不同場域的資料得以在分析中相互關聯的”結點“.對于明晰這種”結點“在論文中的紐帶作用，我們從量化研究的論文中經常可以看得格外清晰。譬如在題為《從媒體范例評價看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的范式轉變》一文中，我與陳韜文老師采用了”新聞范式“的概念。
這個概念的基礎是托馬斯·庫恩關于”范式“的論述。庫恩認為”,范式“包括三個必要構成部分：
共享理論框架，與之配套的獲知方法和彰顯二者的研究范例。因此，我們在論述中，就以新聞從業者如何評價來自不同體制的新聞媒體范例（包括總體評分、不同評價與對新聞媒體功能的不同期待和新聞從業者各種所需技能的重要程度的評價等之間的相關關系）作為理論的論說與經驗觀察之間的結點。
以上四個方面，切入現象并提出問題，各種張力中的作者角色，行文的對話、標記和節奏，以及資料運用及其連接，構成論文寫作中需要面對并處理的挑戰。它們并非局限于基于量化或質化研究的論文，而是寫作各種經驗研究論文都會面臨的挑戰。處理這些挑戰的基本考量，是如何才能有助于作者在理論思辨與現實觀察、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一種真誠和開放的對話關系。
三、文獻綜述的取舍。
任何研究，都建立在已有知識積累的基礎上。因此，綜述已有的研究文獻是研究人員的基本功，也是論文寫作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
就其實質而言，綜述文獻就是展開交往，作者與文獻的交往，與生產并閱讀這些文獻的同行的交往。我認為，展開多次文獻綜述的練習，是研究生們提升論文寫作基本功的一個有效方法。
在美國，碩、博士研究生被要求上大量的課，很多這樣的課，不僅要求學生大量閱讀某一領域的文獻，而且要求學生在期末就某一題目完成一篇文獻綜述。兩三年下來，每個人都可能有機會做五六個甚至更多的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由兩部分構成 :對已有文獻的圈定和搜集，對搜集來文獻的閱讀、歸納、整合與提煉。這里講的文獻綜述的取舍，首先是圈定題目范圍時的取舍，其次是文獻搜集時的取舍，第三是綜述這些文獻時的取舍。我在此將省略對第一、二層面取舍的討論，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已經有其他人對此的討論可供大家參考，而我更希望在有限篇幅內集中討論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 :”我怎么處理已經搜集到的文獻？我綜述文獻要達到什么目的？“就在學術研究中的功能而言，我們可以區分三種不同類型的文獻綜述 :（1）組織和陳列已有研究 ;（2）整合并提升已有研究 ;（3）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建構理論。這三類文獻綜述，就第一、二層面的取舍來說，沒有什么不同 :它們都要求我們對一個題目/領域有清晰的界定，都要求我們對相關文獻的搜集有完整的覆蓋。
但是，它們要求作者對搜集到的文獻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并因此形成非常不同的結果。
第一類是為勾勒某一研究領域的全景圖而展開的綜述，因此，寫作的重點在于將已有文獻分門別類地組織起來，并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下，就每一類研究作出系統的概括。這樣的綜述要求作者對相關文獻作出一定程度的提煉，但重點是描述，并在描述的基礎上，呈現主要的結構性脈絡。陳力丹教授帶著他的學生做了多年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年度綜述就是這一類的典型。有時，作者會按照某一個理論框架來構想一個研究領域，并組織對該領域的文獻綜述。這在考察一個正在形成或變異中的研究領域非常必要。這樣的綜述不求覆蓋全面，而求以這個框架來掂量這個領域的研究，試圖確認已有研究所獲得的進展，并看到其中的薄弱之處。於紅梅對2009~2010 年媒介文化研究的綜述就屬這一類。
這種概括和描述型文獻綜述，在知識的積累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地了解一個研究領域的基本脈絡，確認該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和被忽略的問題。因此，它們可以成為我們了解或進入一個研究領域的”交通簡圖“.
第二類的文獻綜述重在整合并提升一個研究領域的文獻。與第一類相比較，就如釀酒中用第二次蒸餾提升酒精濃度，第二類文獻綜述意在提升理論的”濃度“和抽象程度。與第一類的綜述強調覆蓋完整、全面不同，第二類的綜述強調運用更加抽象、涵蓋更廣的理論框架，對某一甚至某幾個相關研究領域進行整合，試圖從中提煉出一些共享的論點，為進一步的理論建構提供指導性的思考和建議，甚至有可能勾勒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我曾分別在 1993 年和 2006 年就”新聞框架分析“寫過這一類型的綜述。在1993 年那篇中，我和合作者的重點在于如何以”框架“這個理論概念思考作為話語的新聞。在 2006 年那篇中，我的重點是如何理解社會話語框架的建構，以及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如何可能幫助我們整合地思考認知、話語、和社會實踐三個不同領域的過程。
最近美國地理學家和瑞典傳播學家合作的關于傳播地理學的論文是更趨向于領域開拓的這類綜述性論文。
第三類又可區分為兩大子類，一類是理論建構性論文，有的采取論述的方式，重點在陳述理論命題和由此推導出的假設，有的采取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以量化地整合經驗觀察的方法來評估一個已知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對理論提出修正 ;更多的是第二子類，即經驗研究論文中的”文獻綜述“章節，這是我要在此著重討論的。
在經驗研究當中，第一個類型的文獻綜述是必要的準備工作，因為，通過這個必經途徑，我們可以比較完整、系統地了解一個領域，希望在此基礎上提出的研究問題，更可能針對已有研究中的缺憾或疏漏，更可能發現未曾得到足夠系統考察的”新問題“.第二類的文獻綜述也非常重要。通過它們，研究者更有可能獲得新的視角，并因此看到新的現象，提出新的問題。這新的視角可能是因為更加高屋建瓴而開闊了視野所得，也可能來自多學科交織的優勢。但是，當我們寫作論文時，我們面臨的是在這些基礎之上更加聚焦的問題 :如何就我們所考察的現象提出研究問題，形成論說的思路，提出經驗地回答這個問題的路徑？換種方式說，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搭建一個理論的”腳手架“,使得我們可以組織并解讀經驗的觀察，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一個完成的建筑物？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展開”文獻綜述“,但它應是我們組織素材的一種手段，服務于理論框架的建構，包括對如何解釋或解讀某現象作出理論闡釋，并從其中邏輯地推導出需要回答的研究問題和/或需要檢驗的假設。
結合我在第一節所提到的論文的五大板塊，這樣的”文獻綜述“,通常展開于第二塊，即在提出問題（導言或緒論）之后，作者分析問題的內在結構或邏輯的板塊。通常，我們習慣于用”文獻綜述“來稱呼這一板塊，很多人甚至直接用”文獻綜述“作為論文這一章節的標題。我認為，這種說法有誤導的成分，這種做法是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現。不錯，我們在此處確實要綜述文獻，系統地將已有研究文獻作出分門別類的組織、論述與整合，準確地概括已有文獻中的經驗觀察和解讀，精準地辨析出這些經驗觀察和解讀的具體場景或條件。但是，所有這些，都只是為作者提供一個場景，以坐實自己所要展開的研究。更需要做的，是在這個基礎上，作者展開理論的闡述，為正在寫作的論文提供論述的邏輯運行軌跡。這就如同汽車司機要開車上路，他需要啟動汽車的發動機、連接汽車的動力傳遞系統、明確運行的路線。如果再用前面提到的”論說的拱門“的意象，我們這里所說的就是形成這個拱門的基本結構。
換句話說，我們要圍繞著”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論述自己的觀點“來構思并寫作這個經常被稱為”文獻綜述“的章節。其實，對論文這個部分一個更恰當的稱謂應當是”理論建構“,最恰當的章節題目應當是精確概括自己觀點的詞語。
在寫作這一章節中，作者需要以自己的視角，既忠實地呈現又批判地審視文獻中他人的論述和發現 ;通過點明一個觀點或經驗觀察的作者（我在第一節引述彭玉生教授的觀點時將他安排為句子的主語就是一種可能的做法），采用直接引用或概述的手法，并作出參考文獻的陳列，作者也同時作出了明確的空間安排，將所引用、概括的作者的聲音和自己的聲音清晰區別開來（我在第一節引述了彭玉生教授的論述后說，”我們從彭教授的論述中可以看到，……“這個從句后面跟隨的就是我自己的觀點，是在彭教授論述基礎上生發的）。宏觀地來看，這一章節的組織，采用的就不是臣服于描述文獻的結構，而是論述自己的觀點所必需的邏輯結構。
這三種不同類型的文獻綜述，在研究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論文寫作中文獻綜述的取舍，就包括了在這三種不同類型之間的取舍。
在我看來，這還是選擇何種作者與讀者關系的取舍 :前兩類意在協助同行，共享一個領域或學科的系統知識 ;第三類意在邀請同行，理解并批判地審視作者所展開的研究。這三種類型之間也有個遞進的關系，第三種類型以理論建構為使命，最能契合研究論文寫作所需要實現的目標，即表達新觀點、呈現新角度，并將研究引向采用新方法、獲取新發現的道路。
結束語。
如我開頭所說，這是篇關于論文寫作的散論。論文寫作有技術和技巧的成分，但我更傾向于從形成自己的學術取向和品位這個視角探討論文寫作。以此為視角，我談了自己在三個方面的感悟 :切入現實，話語風格和文獻綜述。我也藉此表達了自己的學術取向 :以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獨立為支撐，以真誠、開放和平等對話為話語風格，以經驗研究為學術活動的基本內容。
我認為，很多論文寫作中為學者們所詬病的不良癥狀源自缺乏獨立思考，它可能有多個形成因素，包括與現實脫節、閱讀太少或消化不良、獨立思考空間的缺失，等等。因此，雖然我也談到了論文寫作中的一些技術性問題，但是將它們與如何形成無愧自己的人生和尊重學術的學術品位聯系起來談，針對的是我眼中的病根，即學風不正。邪風肆虐久了，可能把一些原本作為常識的做人、行事和行文的規則都刮歪了。所以，如何寫作論文不僅僅是個技術性的話題。
如果我在本文的討論，有些地方艱澀了些，那么一方面我為自己行文不夠通俗易懂而抱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易懂“不會成為評價論文寫作的主要標準。其實，這當中不也有跟學風相關的元素嗎？為什么學術論文必須要”通俗易懂“呢？能做到通俗易懂而不失思想的深刻、論述的透徹當然好，但更主要的還是對合適程度的掂量 :適合讀者對象，適合所寫的題目，適合所分析的材料，適合所要寫作的目的。
我通篇強調了”真誠的對話“這個學術寫作的理念。其實說白了，我要表達的就是腳踏實地、言之有物。因此，我覺得論文寫作中第一重要的是清晰、準確地表達對現實的觀察，以及置于反思之中的對現實的理論解讀。說得再具體一些 :我們行文中可以多些自我懷疑，少些價值評判性的形容詞 ;多些對現象的描述，哪怕有”缺乏思想性“之嫌，少些連自己都不知道如何連接現實的所謂”思想性強“的論辯 ;多些對不同取向的同行的邀請，少些對不同學派的抵觸甚至敵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