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運用橫斷歷史研究的方法，對2005～2017年間120篇采用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LBSCS）測查大學生學習倦怠的調查報告（共55510名被試）進行元分析，來考察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隨年代的變化趨勢。結果表明：（1）大學生學習倦怠均值與年代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近13年來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在逐年提高。（2）當年和三年前的家庭規模數與大學生學習倦怠均值呈顯著負相關，說明家庭規模數可能是預測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重要因素。（3）男生和女生的學習倦怠均值得分與年代均呈顯著正相關，學習倦怠均值得分的性別差異不顯著。
關鍵詞學習倦怠;大學生;橫斷歷史研究;元分析;社會變遷
分類號B842.3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2.002
《應用心理學》注重論文質量，在我國心理學界享有較高的聲譽，被國內多所一流大學列為心理學重要學術期刊源，并被中國學術期刊網等數據庫全文收錄，還是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期刊源雜志。
1引言
隨著我國高校的擴招，高等教育逐漸趨向大眾化，大學生所面臨的競爭壓力逐漸增大，相當一部分學生認為學習不再是讓他們獲得成功的必然途徑，因此其學習動力、對所學專業的興趣以及對學習活動的積極性都有所下降，出現了學習倦怠問題（劉羅， 周海花， 李思瑤， 王振， 滕保艷， 2018; 鄒媛園， 2011）。學習倦怠的概念是根據職業倦怠的研究提出的（劉俊英， 2010; 溫穎， 2015; 肖靜， 汪菲， 葛華， 李富業， 連玉龍， 2013），而且有研究表明，我國教師群體的職業倦怠水平在逐年升高（劉賢敏， 周炎根， 曹艷杰， 張巖， 2014），那么大學生群體的學習倦怠情況又是如何隨年代變化的呢？這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
學習倦怠（learning burnout）是指由于學習壓力或缺乏學習興趣而對學習感到厭倦的消極態度和行為，是一種消極學習心理（連榕， 楊麗嫻， 吳蘭花， 2006）。對于大學生而言，學習仍是其主要任務，但當今大學生的學習情況不容樂觀，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產生學習倦怠問題，具體表現為沮喪、焦慮、冷漠、無力等負面學習態度以及逃課、考試作弊、沉迷游戲等消極學習行為（丁園園， 陳瑩， 2011; 牛春娟， 武雪姣， 陳曉梅， 張璐琨， 鄭奧文， 2013）。學習倦怠現象不僅困擾著大學生的學習生活甚至使其面臨退學的威脅，而且還會影響到他們的心理健康（李雪， 2012; 王世嫘， 2009; 許有云， 2007）。因此對學習倦怠這種常見的消極學習心理進行研究，以促進大學生積極學習心理品質的形成以及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國內關于學習倦怠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連榕等（2006）編制的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Learning Burnout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LBSCS），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且已經在國內得到廣泛的應用（郭彩琴， 肖海雁， 馬存銀， 2009; 楊紅君等， 2013; 張恒， 易玉屏， 2018）。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選取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作為主要的測量工具，并用該量表總分作為衡量我國大學生群體學習倦怠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
已有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問題較為普遍且處于中等水平（崔風波， 王曉俊， 2014; 楊濱妮， 余思海， 曾欣虹， 陳妮婭， 2011; 楊丹， 梁三才， 吳海梅， 2016）。并且，有研究表明大學生學習倦怠與社會支持呈顯著負相關（龐智輝， 游志麒， 周宗奎， 范翠英， 李曉軍， 2010; 于丹丹， 趙海楠， 2018），而大學生的社會支持水平在逐年降低（Xin & Xin， 2016），那么在同一時代背景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是否會呈現上升趨勢呢？為此，我們擬采用橫斷歷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又稱“橫斷歷史研究”）方法來探究這一問題。
橫斷歷史的元分析方法最早由美國學者Jean M. Twenge教授提出并在一系列實證研究中使用（Twenge， 1997， 2000; Twenge & Campbell， 2001; Twenge & Foster， 2010），其原理是利用橫斷研究“設計”的思路（首先搜集到歷史上各個時間點使用同一種測量工具獲得的關于同類人群心理指標的數據或文獻資料，然后將這些文獻按照時間順序連綴起來，形成關于歷史的橫斷取樣）對大跨度時間內的某一心理指標隨年代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同時還可以通過代表性社會指標與心理指標的關系解釋社會變遷如何影響個體心理發展（池麗萍，辛自強， 2020; 辛自強， 池麗萍， 2008）。目前我國已開展了一系列針對大學生群體不同心理指標（心理健康、孤獨感、社會支持和信任等）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辛素飛， 劉麗君， 2019; 辛自強， 張梅， 何琳， 2012; Xin & Xin， 2016， 2017）。這些研究均表明，我國大學生的不同心理指標隨年代的變化趨勢大都較為明顯，且社會變遷會對其心理變化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我們擬采用這種方法探討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隨年代的變化趨勢。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采用橫斷歷史的元分析方法將近13年來孤立發表的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調查結果按照時間順序加以連貫，通過量表總分均值的變化來從宏觀上揭示大學生整體以及不同性別大學生的學習倦怠隨年代的縱向變化趨勢。同時，還將運用滯后相關分析的思路考察有代表性的社會指標（如家庭規模數）對大學生學習倦怠的預測作用。此外，還采用一般元分析方法進一步探究男生和女生在學習倦怠得分上是否有顯著差異。目前，盡管研究者們已經對不同性別大學生的學習倦怠狀況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但是也呈現出了不一致的結論。例如，有一些研究發現男生的學習倦怠水平顯著高于女生（高園園， 李海洋， 宋言靜， 2018; 馬憶萌， 孟勇， 徐金英， 2014），也有部分研究發現女生的學習倦怠水平高于男生（汪利鴻， 2017），另外還有研究認為男女生學習倦怠水平沒有顯著差異（安桂花， 于秀娟， 師玉生， 2013; 劉正之， 李國忠， 朱丹， 袁際學， 楊孟莊， 2016）。因此，本研究希望通過一般元分析的方法對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學習倦怠得分上的差異做出全面客觀的判斷，來解決以往不同的研究結果引起的爭論問題。
2研究方法
2.1研究工具
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是由連榕等（2006）編制而成，共20道題目，分為3個維度，即情緒低落、行為不當、成就感低，3個分量表題目得分相加為學習倦怠總分，采用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級計分。在本研究中，我們采用學習倦怠總分作為衡量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高低的量化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學習倦怠程度越嚴重。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并被廣泛應用于對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的研究之中（郭彩琴等， 2009; 張恒， 易玉屏， 2018）。
2.2文獻搜集的標準與結果
借鑒以往研究的經驗（辛自強等， 2012），并結合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本研究制定的文獻篩選標準如下：所有文獻均使用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研究對象必須為中國內地大學本科生;報告了均值、標準差和樣本量;測試時間必須是“平時”，考試周期間等特殊時間段施測的排除在外;搜集時間截止為2018年12月;相同作者使用同一批數據重復發表的多篇文獻，只能選用數據完整且發表時間最早的一篇參與元分析。
在中國知網、維普資訊和萬方等中文數據庫中，分別以“青少年”“大學生”“學習倦怠”“學習態度”等詞匯進行全文檢索。由于采用的是2006年編制的量表，所以搜集的起始年為2006年，通過上述標準篩選文獻，最終共得到發表在2007至2018年間的120篇符合要求的文獻。參照以往橫斷歷史研究的慣例，除注明具體數據收集年代（下文簡稱“年代”）的文獻，其余文獻的年代均按照“發表年代-2”的方式計算（辛自強， 張梅， 2009; Twenge & Campbell， 2001）。因此，本研究中數據的收集年代為2005至2017年，共涉及55510名大學生。文獻的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2.3文獻編碼與數據整理
按照以往橫斷歷史研究的慣例（辛自強， 張梅， 2009; Twenge， 2000），本研究在建立數據庫時，首先，把每篇文獻的基本數據（發表年代、數據收集年代、均值、標準差和樣本量等）錄入數據庫。然后，再把文獻中含有被試性別的分組報告結果（如表1所示）作為子研究錄入數據庫。最后，對文獻的其他信息（如文獻所發期刊類型和被試所在地區等）進行編碼，具體編碼見表2。
2.4社會指標的選取依據與數據來源
橫斷歷史研究除了可以描述心理變量隨年代的變化趨勢外，還可以將社會變遷層面的宏觀變量與個體心理發展層面的微觀變量連接起來，它假定社會統計指標可以作為社會文化環境的體現，且可以部分地解釋個體心理量的變化（辛自強， 池麗萍， 2008; Twenge， 2000）。因此，通過直接相關或滯后相關的思路分析有代表性的社會指標與學習倦怠狀況之間的關系便可以解釋社會文化環境變遷對大學生學習倦怠狀況的“影響”。例如，如果當年或三年前的社會指標與心理變量（學習倦怠得分）的相關顯著，那么可以說明社會變遷對大學生的學習倦怠具有一定的“影響”。
綜合以往有關大學生學習倦怠影響因素的文獻發現，社會支持對大學生學習倦怠具有重要的影響。雖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證實了大學生感知到的社會支持水平對學習倦怠水平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李彩超， 陳昕， 劉慧晨， 朱潔玉， 2014; 李西營， 宋嫻嫻， 郭春濤， 2009; 于丹丹， 趙海楠， 2018），但大都關注的是主觀心理層面上的社會支持，缺少考察宏觀社會層面的社會支持對其學習倦怠水平影響的研究。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擬選取家庭規模數（即家庭成員的數目，反映子女所接受到來自家庭的支持程度）作為衡量我國大學生所感受到的宏觀社會支持方面的指標，并且考察其對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預測”作用。這一社會指標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2018）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
3研究結果
3.1大學生學習倦怠隨年代的整體變化
為探討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隨年代的變化趨勢，本研究以年代為橫坐標，學習倦怠總分的均值為縱坐標繪制散點圖（見圖1）。我們通過對散點圖的直觀判斷發現，大學生的學習倦怠總分均值隨年代呈上升趨勢。這表明，2005至2017年間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是逐年上升的。
為了對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隨年代的變化趨勢進行準確量化，我們將年代與學習倦怠總分均值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學習倦怠總分均值與年代呈顯著正相關（r=0.22，p<0.05）。此外，為了進一步探究年代對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預測作用，我們采用以往研究者（Twenge & Im， 2007; Xin & Xin， 2016）的數據處理方法，將年代作為自變量、學習倦怠均值得分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在控制樣本量后，年代對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預測作用顯著（β=0.30， p<0.01，R2=0.09）。綜合上述結果可知，從2005至2017年，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逐年提高。
為了求得13年來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變化量，我們根據以往研究的做法（Twenge & Im， 2007; Xin & Xin， 2016），利用回歸方程和研究樣本的平均標準差進行分析，通過計算效果量d來衡量，計算公式為：d=（M2017-M2005） /MSD， 其中MSD是13年來的平均標準差。首先，以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為因變量，以年代為自變量，對樣本量進行加權，從而建立回歸方程y=Bx+C。其次，分別將年代2005和2017代入回歸方程獲得起止年的平均分M2005和M2017。最后，計算M2005和M2017之差，再除以13年間的平均標準差MSD，即可得到d值。經計算表明，2005年的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為56.22，2017年的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為58.50，13年間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平均值上升了2.28分，平均標準差（MSD）為10.04， 效果量（d）達到0.23。 根據Cohen（1977）的建議：d值（絕對值）為0.80屬于“大效果量”，0.50屬于“中等效果量”，0.20屬于“小效果量”，可知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變化量為小效果量。這說明，13年來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是在緩慢升高。
3.2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與社會指標之間的關系
由上述結果可知，2005至2017年間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呈逐年上升的趨勢，這種趨勢是否與社會變遷有關呢？如前文所述，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均值與社會指標之間的相關可以對其進行解釋。結果發現，當年的家庭規模數對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得分具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β=-0.20，p<0.05），即社會指標得分越低，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得分就越高。為了進一步說明宏觀社會變遷對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影響”，按照以往研究的做法（辛自強， 張梅， 2009），本研究采用滯后相關的思路將歷年的學習倦怠總分均值與三年前的社會指標進行匹配求相關。結果表明，三年前的家庭規模數的變化能顯著負向預測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變化（β=-0.31，p<0.01）。綜合上述結果可知，我國家庭規模數的減少可以較好地解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上升。
3.3男生與女生學習倦怠水平隨年代的變化及差異
我們根據文獻搜集標準（提供男女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的均值和標準差），結合87篇報告了性別子研究的文獻（包括15849名男生和22766名女生，數據收集年代跨度為2005至2017年），對男生和女生學習倦怠總分均值分別進行橫斷歷史的元分析。從散點圖（圖2、圖3）可以粗略地看出，男生和女生的學習倦怠總分均值得分都隨年代呈上升趨勢。這表明男生和女生學習倦怠水平都是逐年上升的。
為進一步量化這種關系，本研究按照上述做法，將年代分別與不同性別大學生的學習倦怠總分均值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年代均能顯著正向預測男生（β=0.22，p<0.05， R2=0.05）和女生的學習倦怠水平（β=0.34，p<0.01， R2=0.12）。此外，為了計算不同性別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變化量，根據上述做法求得，男生和女生的學習倦怠總分均值分別增加了0.17和0.30個標準差。由此可知，女生的學習倦怠水平上升的趨勢更為明顯。
盡管女生的學習倦怠水平隨年代的上升趨勢更明顯，但實際上這一時期男生與女生學習倦怠總分均值的得分誰更高呢？為此，我們采用一般元分析的思路，將男生作為實驗組，女生作為對照組，計算性別差異的總體平均效果量d。具體公式為：=ΣWidi/ΣWi;Wi=2Ni/（8+d2i）; d=（M女-M男）/SD; SD=[（ne-1）S2e+（nc-1）S2c]/（ne+nc-2）。 其中，ne和nc分別為男生和女生的樣本量，Se和Sc分別為兩組的標準差，SD為兩組的合成標準差，M男與M女分別為男生和女生學習倦怠總分的均值，Wi是各研究的權數，Ni為各研究的樣本量，d為每一篇文獻的效果量。經計算，大學生學習倦怠性別差異的總體平均效果量為-0.16，即男生比女生有相對較高的學習倦怠水平。但是根據Cohen（1977）的標準，大學生性別差異的平均效果量低于小效應，即大學生學習倦怠得分的性別差異并不顯著。
4討論
4.1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在13年間不斷提高
本研究對2005至2017年間120篇測查中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文獻進行橫斷歷史的元分析。結果發現，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得分整體呈上升趨勢（即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在逐年上升）。從整體變化幅度來看，近13年來大學生的學習倦怠得分上升了0.23個標準差，這與以往關于教師職業倦怠變遷的研究結論（2001至2011年間上升了0.37～1.27個標準差）相一致（劉賢敏等， 2014）。雖然這兩項研究所涉及的群體不同，但學習倦怠是基于職業倦怠而提出來的，因此教師職業倦怠的變遷結果對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4.1.1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上升的外部社會因素
本研究發現，當年和三年前的家庭規模數能顯著負向預測大學生學習倦怠的得分。總體來說，家庭規模數這一社會指標可能是預測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即當前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提升可能是由社會變遷帶來的家庭規模數的減少引起的。具體來說，我國家庭規模數逐年減少，說明大學生所獲得的來自家庭各方面的支持可能會減少，獲得較低社會支持的學生更傾向于消極應對方式，從而導致逃學、厭學等消極學習行為或情感的出現（龐智輝等， 2010），因此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在逐年上升。
4.1.2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上升的其他可能的內部心理因素
學習倦怠作為個體的一種主觀心理感受，其水平的高低通常會受許多個體內部心理因素的影響。綜合已有研究發現，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上升，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有關。
第一，這可能與其避免失敗動機水平的上升有關。有研究表明，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與成就動機的避免失敗因子呈顯著正相關（金春權， 2014; 鄒媛園， 魏書堂， 2016）。當個體傾向于避免失敗時，個體會因為害怕失敗而更加回避或遠離學習，很少會付諸行動來改變此狀態，因此，個體的學習倦怠水平便會上升（楊丹等， 2016）。而依據對我國大學生成就動機的橫斷歷史研究可知，近年來我國大學生成就動機的避免失敗因子與年代呈顯著正相關（辛素飛， 王一鑫， 2019）。也就是說，大學生避免失敗動機水平的逐年增長可能會使學習倦怠水平升高，從而可能使其學習倦怠水平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
第二，這可能與其社會支持水平的下降有關。有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學習倦怠呈顯著負相關（梁曉， 郭孝軍， 丁凌云， 2011; 于丹丹， 趙海楠， 2018）。大多數學者認為社會支持能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有效降低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李彩超等， 2014）。而依據我國大學生社會支持水平變遷的研究可知，近年來大學生社會支持水平呈逐年下降的趨勢（Xin & Xin， 2016），因此，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呈上升趨勢的結果，這也與上述宏觀層面上的社會支持對學習倦怠解釋的結果一致。
4.2不同性別大學生學習倦怠的變化及差異
本研究對不同性別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變遷進行橫斷歷史的元分析，結果發現，男生和女生的學習倦怠水平均隨年代呈顯著上升趨勢，但與男生相比，女生學習倦怠的上升趨勢更加明顯。這可能與我國傳統的文化教育觀念有一定關系（辛素飛， 劉麗君， 辛自強， 林崇德， 2018; 辛素飛， 王一鑫， 2019）。我國文化中通常對男生的期望要比女生更高，當這種期望成為一種壓力時，男生就會感到一種難以應對的耗竭感進而產生回避行為（溫穎， 2015; 周英華， 歐陽秋怡， 2016）。這可能會使男生的學習倦怠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導致其隨年代的變化趨勢不如女生明顯。另外，我們通過一般元分析的結果發現，雖然男生比女生有著相對較高的學習倦怠水平，但學習倦怠得分的性別差異并不顯著（大學生學習倦怠總分性別差異的平均效果量低于小效應），這與許多關于學習倦怠的研究結果（安桂花等， 2013; 李德寶， 袁橙， 2016; 劉正之等， 2016）是一致的。其原因可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女生在大學之后更傾向于有一個穩定的家庭，其繼續成長的動力減弱、安于現狀，容易產生消極怠慢的心理趨向（連榕等， 2006; 汪利鴻， 2017），逐漸與男生的學習倦怠水平趨向一致，從而可能使得學習倦怠得分的性別差異不明顯。
4.3本研究的局限性
雖然已經得到了上述有價值的結果，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由于地區、城鄉、是否為獨生子女以及不同層次高校等亞群體的文獻數量相對較少，本研究并未對這些不同亞群體的結果進行分析，可以待未來文獻數量充足時再對其進行更為深入詳盡的研究。另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本科大學生，不包括專科生和高職生等群體，為使結論更具穩定性與可推廣性，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選擇這些群體作為被試來檢驗本研究的結果。
5結論
本研究采用橫斷歷史的元分析方法對我國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的研究發現：
（1）13年來，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倦怠水平在逐年提高;
（2）家庭規模數的減少可能是預測大學生學習倦怠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3）男生和女生的學習倦怠水平均隨年代呈上升趨勢，在學習倦怠得分上不存在顯著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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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中國大學生學習倦怠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