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區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是協同推進黃河流域大治理的關鍵。黃河流域東部中心城市發展質量高于中西部城市，各城市發展的社會和生態成果的差異性是導致城市發展質量分化的主因。黃河流域中心城市推進高質量發展，既要遵循符合發展規律的共性特征，也要發揮地域特色，走發展創新驅動體系、壯大現代化產業體系、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體系、培育綠色發展體系和強化硬件保障體系的道路，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關鍵詞 黃河流域 區域中心城市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20)01-0005-05
《中國城市研究》創刊于2009年，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辦，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雙百方針”，理論聯系實際，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和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進學院教學、科研工作的發展，為教育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作為輻射和帶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區域中心城市深化高質量發展是協同推進黃河流域大治理的關鍵。黃河流域中心城市主要包括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即西寧、蘭州、銀川、呼和浩特、西安、太原、鄭州、濟南和青島。各城市的發展水平、內外部環境和稟賦條件不盡相同，既有沿海發達城市，也有新崛起的經濟強市和歷史積淀深厚的文化城市，更有經濟和人口承載力較低的欠發達城市。因此，黃河流域需要圍繞區域中心城市積極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徑.實現集約化發展，提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聯動性和可持續性。同時以區域中心城市為節點，通過產業分工與合作串聯帶動全流域地級以上城市高質量發展，最終協同推進黃河流域大治理。
一、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與比較
高質量發展是比經濟增長質量范圍寬、要求高的質量狀態。準確測度和客觀比較評價區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是分析和探索富有地域特色高質量發展路徑的基礎。本文采用師博、張冰瑤的方法和指標體系，從發展的基本面、發展的社會成果和發展的生態成果3個維度，對2004-2017年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和評價。其中，發展的基本面涵蓋經濟發展的強度、穩定性、合理化和外向性，發展的社會成果從教育和醫療兩個層面刻畫，發展的生態成果包括單位氣體、液體和固體污染排放產出。相關數據通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CEIC數據庫采集和整理。
經分析發現，2004-2016年濟南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黃河流域中心城市中最高，但2017年鄭州異軍突起反超濟南。西寧和銀川在樣本期內，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以平均值來看，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排名依次為濟南(0.4581)、蘭州(0.4099)、呼和浩特(0.4076)、青島(0.4075)、鄭州(0.3950)、太原(0.3760)、西安(0.3731)、銀川(0.3571)和西寧(0.3280)，經濟發展質量良莠不齊，總體上，東部城市經濟發展質量明顯優于中西部城市，經濟和人口承載力低的城市經濟發展質量提升潛力較大。
進一步從3個維度的分項指標分析各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性可見，發展的基本面排名為：青島(0.4721)、呼和浩特(0.4468)、濟南(0.4310)、蘭州(0.4232)、西安(0.4151)、鄭州(0.4122)、西寧(0.4095)、銀川(0.4056)、太原(0.4041)。發展的社會成果次序為：濟南(0.5724)、呼和浩特(0.5642)、太原(0.5228)、蘭州(0.4939)、鄭州(0.4894)、銀川(0.3770)、西安(0.3737)、青島(0.3727)和西寧(0.3081)。值得注意的是，西安的高校數量相對較多，青島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兩個城市發展的社會成果相對較低，提升教育和醫療水平是兩個城市優化發展路徑的可行選擇。發展的生態成果排名顯示：濟南(0.3789)、青島(0.3688)、西安(0.3284)、蘭州(0.3185)、鄭州(0.2634)、銀川(0.2957)、西寧(0.2247)、太原(0.1931)、呼和浩特(0.1920)。從中不難發現，干旱半干旱地區城市發展的生態成果相對較低，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以及經濟和人口的承載力是這類城市改進發展質量的必要選擇。進而在總指數及分維度指數分析的基礎上，再對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質量水平進行差異性分析，結果表明，經濟發展質量指數的變異系數為9. 53%，發展的基本面、社會成果和生態成果的變異系數分別達5.30%、21. 25%和24. 87%。城市間發展的社會成果和生態成果差距十分顯著，而發展的基本面較為接近，推動黃河流域各中心城市向高質量發展水平城市的收斂，需要提升教育、醫療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數量和質量。
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客觀性，本文接著測算了黃河流域中心城市2004-2017年未考慮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因素的全要素生產率。從均值來看，濟南最高為0. 3255，其余依次為青島(0.2922)、西安(0.2652)、鄭州(0.1876)、呼和浩特(0.1633)、太原(0.1569)、蘭州(0.1516)、銀川(0.1139)和西寧(0.0889)。TFP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總指數具有相似點，即排名最高和最低城市一致。因此，通過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提升城市生產經營效率是改進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在此基礎上，緊密結合各城市的實際和特點，選擇宜水則水、宜山則山，宜糧則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等符合地方稟賦特色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徑，推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
二、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路徑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要解決發展過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困境，“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現實層面，發展質量的內容所表現出的多維性和豐富性，要求發展戰略和模式選擇的高度創新性，應系統性地創造發展優勢，走符合實際和具有特色的道路。因此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路徑選擇，既要考量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與五大發展理念相契合的共性特征，也要側重因地制宜地發揮各城市地域特色。
1.發展城市創新驅動體系
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夠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城市治理模式創新，是驅動城市高質量建設發展的第一動力。2018年西寧在黃河流域中心城市中專利申請量最低，僅有3313件，西安和鄭州最高分別為71250件和70128件，但也遠低于長江經濟帶中心城市的成都(107801件)、南京(99070件)和上海(150233件)。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需要加快發展城市創新驅動體系，以創新和技術進步提升城市生產經營效率，彌補城市發展的動力短板，保障各中心城市發展動力的強勁性和發展速度的穩定性。
一是，構建以西安和鄭州為雙核的黃河流域創新研發和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借助創新的外溢效應帶動全流域高質量發展。西安發揮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優勢、加大基礎研發，鄭州以制造業為抓手強化應用研發，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在此基礎上，借力濟南以及青島為中心的山東半島市場規模大和實體經濟發達的優勢，促進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的深度融合，推動科技成果的市場化轉換。通過知識產權交易激發市場化創新成果充分外溢到西寧、銀川和呼和浩特等創新能力薄弱的城市。最終形成科技研發一市場轉化一知識產權交易的創新鏈條，驅動全流域高質量發展。二是，加大政策補貼鼓勵技術創新在民生領域的應用和普及，通過技術創新優化黃河流域城市社區生活環境，提升城市交通便捷性、生活舒適性和安全性，服務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依靠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改進城市治理能力，縮減行政審批環節，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升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的營商環境和競爭力。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和智能裝備等新技術引導企業和市民的預期，統一和協調微觀經濟主體發展與政府治理的目標，在優化微觀經濟行為選擇的同時，激勵政府、企業和市民出于自身權益而積極推動和監督城市高質量建設和發展。四是，黃河流域水資源保障形勢依舊嚴峻，中心城市需要率先創新用水理念、發展節水技術、創新節水產業發展模式，推動城市用水方式由粗放向節約集約方式的轉變。
2.壯大城市現代化產業體系
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指現代元素比較顯著的產業構成。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其現代化產業體系應是覆蓋面廣泛、發展基礎扎實、發展方向明確的有機系統，換言之是指要全面構建比較穩健的現代農業基礎，技術比較先進和水平比較發達的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化的裝備制造業，以及門類齊全、發展迅捷的現代服務業。壯大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則是發揮城市聯動效應，通過產業分工與合作推動全流域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提升實體經濟競爭力。
首先，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以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為基礎，實現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三次產業充分、協調發展。黃河流域中心城市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以地處黃河流域下游的濟南和青島制造業和金融業為牽引，以中部的鄭州、西安、太原和蘭州為樞紐、充分釋放其實體經濟、科技創新、人力資源以及交通通訊方面的優勢，銜接東部和中西部地區推動各城市實體經濟聯動發展。其次，依托濟南、西安、太原和蘭州等歷史名城效應以及絲綢之路文化效應，以弘揚“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為主線，大力發展黃河流域各省區的特色全域旅游。以旅游業以及相關延伸產品和服務穩健發展為牽引，有效提升各城市服務業發展質量。最后，以西安近郊的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為基礎，提升黃河流域農業及下游產業的科技水平、培育職業農民隊伍，輻射帶動呼和浩特、銀川和西寧的農牧產品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壯大。
3.完善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體系
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數量與質量決定著市民生活的美好程度。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分項指標顯示，發展的社會成果和生態成果導致各城市發展質量的分化，生態成果的改進是一項長期工程，完善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體系則能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提升城市發展的社會成果。
一是，完善城市高質量建設發展的科學規劃機制，在政府主導城市規劃的同時，強化第三方機構和專家參與城市規劃，建立和健全社會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和建設的機制。激發全社會監督城市高質量建設發展的動力和活力，杜絕城市建設發展中的短期行為、規避各類重復建設，減低城市建設發展成本。二是，黃河流域民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各中心城市需要加快創新和完善城市公共服務投融資體制，引導各類社會資源進入城市教育、醫療、養老以及其他民生領域。與此同時，加強教育和醫療在不同城區配置的均衡性，釋放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正外部性，提升全民對發展成果的共享程度，充分對接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水資源限制了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的經濟和人口承載力，因此需要大力發展城市共享經濟，優化城市建設發展規模和內部空間結構，完善城市生產和生活功能的同時抑制城市過度蔓延，提升城市經濟效率。
4.培育城市綠色發展體系
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黃河流域中心城市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深入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在推進各中心城市綠色發展的實踐層面，西寧、銀川、呼和浩特和蘭州等黃河上游城市推進實施重大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工程，提升水源涵養能力。太原、西安和鄭州等中游及附近城市以自然恢復為主，著力解決支流污染和城市周邊大氣污染治理。西安還需要進一步鞏固和完善秦嶺的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提升城市及周邊地區生態環境綜合治理能力。濟南和青島等下游區域城市通過加強環境保護投入、間接促進河流生態系統健康，提高生物多樣性。此外，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綠色發展體系的培育還需要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和規制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從頂層制度設計人手為城市綠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一是，通過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推動生產方式綠色化。以減稅、財政補貼和信貸優惠的形式，鼓勵企業發展綠色生產方式。黃河水資源有限，不到長江的7%，但水資源利用卻較為粗放。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進一步的發展規劃需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構建科技含量豐富、水資源消耗可控、生態環境污染有限的現代化城市經濟體系和生產經營模式，切實有效提升城市經濟發展的綠色化和可持續化水平。加快發展城市低碳產業體系，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增長點。二是，加大行政和法律手段推動生活方式綠色化。通過垃圾分類、新能源補貼和錯峰出行等行政和法律的方式，引導市民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向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轉變，化解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三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科學合理地規劃城市發展格局。構建宜居宜行的城市空間格局，發展水源涵養豐富、洪水調蓄合理以及生物棲息繁盛的城市生態安全格局。四是，多舉措加大城市環境規制強度。圍繞優化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推進和落實環境監督零死角和環境污染零容忍制度，建立生態環境破壞快速預警機制，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增強城市生態產品生產和供給能力。
5.強化城市硬件保障體系
強化基礎設施建設為黃河流域中心城市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硬件保障。黃河流域中心城市大多由于生態環境和歷史古跡的原因，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成本高，客觀上制約了城市硬件發展水平。在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需要在逐漸完善傳統基礎設施的同時，加快建設發展新型基礎設施，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全方位硬件保障體系。
首先，實施城鎮棚戶區改造，市區停車場、軌道交通與常規交通有效接軌，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垃圾分類回收及處理等補短板工程和服務，提升市政服務、交通、物流網絡和通訊等傳統基礎設施供給質量。其次，完善城市生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城市生態廊道建設，強化城市濕地系統和綠地系統的恢復和保護，著力建設宜居城市。再次，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速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升級，加大對物理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實現城市三次產業向智能產業的轉型升級，逐步完善智慧城市建設。最后，完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投融資制度。廣泛地發揮各類經濟主體的作用尤其是調動民營企業投資數字基礎設施的積極性。
三、政策建議
黃河流域中心城市在通過發展創新驅動體系、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體系、培育綠色發展體系和強化硬件保障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還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探索和改進：
第一，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黃河流域民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市場經濟不發達，因此需要協調和處理好市場和政府在城市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與關系。充分發揮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在資源配置中的互補作用，“兩手互濟”推動資源要素向城市實體經濟集聚。一是，不斷完善黃河流域的市場機制，釋放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提升全域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切實推進黃河流域的效率變革。二是，提升政府在創新和公共產品供給等市場失靈領域的配置資源能力和效率。建立黃河流域中心城市政府定期或靈活的重大事項通報、應急預警防范、突發事件資源整合等方面制度，強化政府間對話和磋商機制。
第二，暢通城市國民經濟循環。一是，加快建設黃河流域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通過金融創新引導各類資源、尤其是創新資源流向實體經濟，依據地域特色做強全流域的三次產業。在此基礎上以實體經濟的發展和升級為依托，推動黃河流域各城市金融業發展質量提升，加快形成高質量的區域金融中心。二是，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制化營商環境，破除要素流動壁壘，引導各類要素在城市的有序、高效流動。以不斷優化城市營商環境、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為核心手段，提升城市競爭力。
第三，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除無效供給，化解城市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壯大新動能，加大創新投入，培育城市新產業、新動能和新增長極;深化城市“放管服”改革，減輕企業稅負。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以創新為引領、以地域特色化為基礎、以產品質量為保障，有效提升城市產業基礎能力。
第四，激發企業家精神。在法律上保護企業家的財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在社會信用體系加強對企業家誠信經營約束，在薪酬體系中尊重企業家的創新權益。營造出能夠激勵企業家干事創業的社會環境，盤活城市企業發展動能。
本文由中國期刊網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學術論文發表知識網。
文章名稱：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路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