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延邊地區經濟開發較晚，其開發不是靠人口的自然增長實現，而是靠大量的移民實現的。其中，跨境民族的移入是一大特點。近代延邊地區朝鮮族人口的增長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時期，各個時期朝鮮族人口的移入都與當時的移民政策相關。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成立時，延邊的朝鮮族人口已占全國朝鮮族人口近半數。朝鮮族人口的增長對近代延邊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圖分類號] F312：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19)-03-0071-06
[關鍵詞] 近代;延邊;朝鮮族人口;經濟發展
《人口學刊》(雙月刊)是由吉林大學吉林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吉林省人口學會主辦的人口學專業刊物。是我國創辦最最早的人口學雜志之一，是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人口學專業刊物，是CSSCI入選刊物，全國中文報刊核心期刊，人口學類核心期刊。
20世紀以前，延邊地區均沒有完整的人口統計資料，只是在各種文獻中有一些零散的記載，所以，無法準確分析人口的增長情況。延邊地區朝鮮族人口是通過近代從朝鮮半島跨境遷移而不斷增長的。1894年，延邊地區朝鮮族人口僅有20800人。[1](278)1910年，延邊的朝鮮族人口增長到109500人。到1952年9月3日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成立時，延邊的朝鮮族人口占延邊總人口的74%[2](124)(這一比例不包括敦化縣的人口)。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延邊朝鮮族人口為538243人，占全國朝鮮族總人口(1120405人)的48%。如果加上敦化縣的朝鮮族人口，1953年延邊的朝鮮族人口達551025人，占朝鮮族總人口的49%以上，延邊地區成為中國朝鮮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區。
一、清朝末期延邊朝鮮族人口
(一)延邊解除封禁前朝鮮族人口的增長
1677年，清政府把長白山和鴨綠江、圖們江以北的清朝發祥地定為封禁區，嚴禁移墾、挖參、采珠、伐木和狩獵，并設許多禁山圍場，嚴禁異族遷入。在中朝定界碑設立以后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在琿春設立協領，加強對邊境的守衛。與此同時，朝鮮朝政府于乾隆五十年(1785)在咸鏡道(及平安道)一帶配備兵員，以便禁止私自越境墾居者。
到19世紀中葉，由于沙俄等資本主義列強入侵東北，清政府出于移民實邊的需要，對東北部分地區開禁放荒，招徠漢族流民，但是對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圖們江沿岸地區，仍實行封禁政策。每年春秋兩季，清政府會專派統訓隊沿江巡視，若發現有人構舍、耕田，輕則當即毀田平舍，驅逐出境，重則繳納歸案。然而，在封禁的數百年中，朝鮮農民的越境采集、狩獵、偷墾、隱居等渡江謀生的情況卻從未間斷過。隨著朝鮮朝后期人民的日益貧窮及清朝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越境墾居的朝鮮人越來越多。尤其是進入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清朝封禁政策的松弛，朝鮮農民私自越江開墾的人數不斷增加，由于沒有完整系統的資料可查，所以無法準確統計朝鮮移民的數量。
(二)清末延邊地區解除封禁后朝鮮族人口的增長
19世紀中葉以后，東北邊疆危機日益加深，清政府對東北邊疆管轄政策也有了徹底的改變。1881年，清政府按照《盛京東邊間曠地開墾條例》，解除了吉林最后一個封禁地——吉林南荒圍場(今延邊一帶)，于琿春設立招墾總局，并在琿春的東五道溝、黑頂子和南崗設立招墾分局，派吳大澄前往此地實行“招民試墾”和“妥籌墾務”。但由于延邊地區遠離中國關內，又有哈爾巴嶺、張廣才嶺等山峰的阻隔，交通不便，致使關內移民大都止步于吉林地區，延邊地區的官吏到關內招募墾民，都因路途遙遠效果甚差，這就為朝鮮邊民的大量遷入墾地安家創造了條件。加之，清政府對越境的朝鮮墾民改變了過去的驅逐出境、毀田平舍的舊制度，開始以“一視同仁之心”安撫朝鮮越墾的農民定居，并受田收稅。這一政策的實施，吸引了大量的朝鮮移民。1883年，清政府與朝鮮朝簽訂了《吉林朝鮮商民貿易地方章程》，并開放了和龍峪(今龍井市智新鄉)、光霽峪(今龍井光開鄉光昭村)和西步江(今琿春市古城村)，設通商局卡。這不僅促進了兩國邊民的貿易往來，也為朝鮮邊民遷入我國東北的延邊地區大開方便之門。特別是1885年清政府劃圖們江北岸廣闊地區為朝鮮農民專墾區，同時為鼓勵墾荒，發布了《琿春、寧古塔招墾章程》，規定越墾之地定例：“華民下地一坰納吉錢3300文，中地倍之，上地更倍之。惟韓民免繳押荒，每坰地只納吉錢600文。”[3](3)1891年，清政府將琿春招墾總局和越墾局合并為撫墾局，設在南崗(今延吉)，給朝鮮農民移民墾荒以安撫優惠政策。這為大量朝鮮邊民遷入延邊墾地定居提供了條件。據不完全統計，1904年延邊地區越墾的朝鮮墾民已達5萬余人，1906年延邊地區朝漢族人口的比例如下：圖們江一帶朝鮮族戶數占99%，人口占99.5%;海蘭河一帶朝鮮族戶數占85%，人口占72%;布爾哈通河一帶朝鮮族戶數占63%，人口占54%。平均朝鮮族戶數占72%，人口占77%。[3](4)19世紀后期形成了朝鮮農民移居延邊的高峰時期。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吞并朝鮮，對中國侵略野心的暴露，朝鮮移民問題變得日益復雜化。1909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圖們江界務條款》(又稱“間島協約”)，其中規定：中國政府仍準朝鮮族人民在圖們江以北居住，其地產、房屋等由中國政府與華民產業一律切實保護，居住在圖們江以北的朝鮮族人民服從中國法權，歸中國地方官管轄裁判。中國官吏對朝鮮族農民與中國農民一視同仁，所有應納稅項及一切行政上處分亦與中國國民相同。但日本侵略者把延邊分為雜居區和非雜居區，取得了對非雜居區朝鮮族的統治權，把非雜居區的朝鮮族視為日本臣民。從此中國朝鮮族問題開始復雜化，清政府對朝鮮移民的態度和政策，也隨著這一矛盾的激化而重新制定或更改。由于軟弱無能的清政府錯誤地認為“延吉界務交涉即由韓民傭工而起”，便把中日矛盾的焦點放到了朝鮮族身上，因而把排斥或限制朝鮮族人民視為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有效辦法。于是，開始清查已入境的朝鮮族人民并編冊立案，限制朝鮮農民入境。這些政策的實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朝鮮農民移民開墾的人數增加速度有所減緩，但卻增加了朝鮮族法定居民人數，在面對共同敵人的壓迫和剝削下，加深了朝漢民族的團結，使朝鮮族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日本吞并朝鮮后，朝鮮的愛國志士不堪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紛紛來到延邊地區，尋求抗日的另一戰場。從而使得這一時期朝鮮族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清末民初形成了朝鮮族移民的一個高潮時期。
進入20世紀以后的清末時期，延邊朝鮮族人口進入了快速增長時期。如果以1907年朝鮮族人口為100計算，1908年則為125.4，1909年為138.7，1910年為154.2，1911年為177.5，1912年為201.4，年增長率都在15%以上(詳見表1)。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長，主要是靠大量移民來實現的。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朝鮮移民人口增長的一個高峰期。
二、民國以后延邊朝鮮族人口
(一)民國時期延邊朝鮮族人口增長狀況
進入中華民國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已暴露無遺，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把《滿蒙條約》所規定的條款強加于延邊地區。于是中日之間就《間島協約》有效還是無效問題，產生了糾紛。中國方面堅持《滿蒙條約》不適用于延邊地區，為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放寬了對朝鮮人民的土地政策。20世紀20年代，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傳遍延邊各地，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也加緊了侵略步伐，在延邊以“保護僑民”為借口設立了日本警察分署及派出所，對延邊人民進行殘酷的統治和剝削。而在這種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中，民國政府由于其階級本性走上了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共同鎮壓共產主義勢力的道路。這一時期民國政府對朝鮮族人民的管理和統治有了較大的變化，雖然繼續有“爭取”與“團結”朝鮮人民、抵制日本侵略的一面，但在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歷史環境下開始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共同鎮壓甚至驅逐朝鮮族人民，這一時期延邊朝鮮移民人口的增長速度不斷下降。
1912年至1932年，延邊朝鮮族人口總數增加了26.3萬之多，增長了近2.8倍，年均增長5.4%。1912～1918年年均增速7%，1926～1932年年均增速2.3%，這一時期延邊朝鮮族人口增長呈現出先快后慢的特點。主要是因為后期人口基數較大，所以增長速度顯得較慢，即人口的絕對數增長較大，相對數增加幅度則較小，總的趨勢仍呈增長的態勢。這一時期朝鮮族人口占延邊總人口的比重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詳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延邊州志》，中華書局，1966年版的相關數據整理計算。
從朝鮮移入延邊的人口來看，1917～1929年共移入延邊110418人，年均移入延邊9200多人，最高年份1928年移入近1.8萬人，最少的年份也移入4450人。移入延邊的朝鮮族人口占移入東北的朝鮮族人口的40%以上，最高年份占比達到62.6%(詳見表3)。
(二) 偽滿洲國時期延邊朝鮮族人口的變化
“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為推行殖民統治，建立了“滿洲國”傀儡政權，使得中國東北地區完全控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之下。為了大量向東北(包括延邊地區)移民，日本對朝鮮族移民實行了“統治”與“安定”相結合的政策，引誘和強迫朝鮮人移民到中國東北地區，在這一過程中遷入延邊的朝鮮人數較多，所占比例也較大。自1933年起，日本侵略者對延邊抗日游擊根據地的邊遠地區和山溝的散居戶，實行集家并屯政策，建立“集團部落”，妄圖強化殖民統治，割斷各族人民與抗日部隊的聯系，并進行殘酷剝削。同時，日偽動輒以“抗日嫌疑”的罪名，恣意對愛國人士和群眾進行屠殺，[4](88～90)暴露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朝鮮族的“統治”與“安定”政策的實質。而在延邊以外地區以建立“安全農場”的形式加強對東北朝鮮移民的統治。據統計，1934～1936年期間，年均有71462名朝鮮族人遷入東北地區，延邊五縣朝鮮族人口增加了52388人。[2](123)
這一時期延邊地區朝鮮族人口總量仍呈增長態勢，但具有很大的波動性。如果以1933年的人口數為100計算，1937年為134.5，1942年為176.9，增長了76.9%。從人口增長的環比速度上看，這一時期朝鮮族人口年環比增長速度波動很大，最高年份的1934年可達24.7%，而最低年份的1937年則出現下降1.3%的情況(詳見表4)。
(三)東北光復后延邊的朝鮮族人口狀況
1945年日本侵略者戰敗，朝鮮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東北地區的朝鮮族人口大量回到朝鮮半島，人數達數十萬之多。
延邊地區屬于“解放區”，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問題的政策主要是實現各民族平等，主張實現民族區域自治。
抗日戰爭勝利后，延邊地區的部分朝鮮族移民陸續回到了朝鮮半島。同時，在國內解放戰爭期間，一些朝鮮族青壯年參軍、參戰，使得這一時期延邊朝鮮族人口出現減少的態勢。1945～1949年，延邊朝鮮族人口凈減11.6萬人，減少了18.2%，朝鮮族人口出現了負增長。[5](276～277)
雖然這一時期朝鮮族人口增加緩慢，但朝鮮族人口在延邊總人口中仍然占大多數。1952年9月3日，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成立時，延邊的朝鮮族人口占延邊(不包括敦化縣)總人口的74%，[2](124)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延邊朝鮮族人口為538243人，占全國朝鮮族總人口1120405人的48%，成為中國朝鮮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區。
三、近代延邊地區朝鮮族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延邊地區近代人口的增長主要是靠移民人口的增加實現的，其中跨境民族朝鮮族的移入是近代延邊人口增長的一大特點，大量移民人口的到來開發了這片肥沃的土地，農作物耕種面積不斷擴大，農業產量提高，尤其是大豆產量的不斷增加，促進了延邊地區近代對外貿易的發展和農業商品化率的提高，帶動了商業、礦業、交通運輸業、工業等的發展，推動了延邊地區開發的步伐。
(一)促進了農業，尤其是水稻種植業的發展
近代延邊地區人口增長主要是靠移民來實現的，這同整個東北近代人口的增長具有相同的特點。不同的是，東北其他地區的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的關內地區，而延邊地區的移民則主要來自跨境移民。
朝鮮族人口的增加對延邊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朝鮮族移民到延邊以后，開墾出大量的水田地，種植水稻。而這些被開墾出來種植水田的田地大多是漢族農民放棄的澇洼地、草甸子和葦塘地等，這大大提高了對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積。延邊地區的水田最初都是由朝鮮族開墾的，延邊地區有不少肥沃的河谷和盆地，水力資源豐富，比較適合種植水稻。1900年，朝鮮移民在海蘭江畔瑞甸平原的大佛洞播種水稻，這是延邊地區種植水稻的最早記載，而大量開墾延邊地區水田則是在20世紀10年代以后。這一時期，延邊的朝鮮移民急劇增加，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世界市場上大米的需求量增加，導致米價昂貴，稻米的經濟利潤在農作物中居首位。例如，1922年時延邊地區各種谷物同一單位的價格分別為大豆6.6元(日本元)、精粟7.22元、精黍8.96元、小麥8.66元、白豆8.74元、大米18.48元，可見大米的價格幾近大豆的3倍。據《東部吉林省經濟事情》記載，1925年時每畝耕地種植不同作物的收益，水稻為5755元、粟為4056元、大豆為2106元，[6](200)其中水稻收益最高，為此朝鮮族移民大量耕種水稻。另一方面，還因為在20世紀20年代引進了水稻的新品種，即耐寒的水稻“小田代”在延邊試種成功，其產量比旱田作物增加一倍，于是種植水稻更加盛行。延邊地區水稻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1912年時為185坰，到1926年則增加到8185.4坰，增加了8000多坰。到1918年，延邊地區不再從日本及朝鮮進口大米，實現了大米自給。據不完全統計，到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延邊地區大米的銷售率達75%以上，這些大米大量輸出到俄國、朝鮮半島和日本，不僅推動了延邊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了延邊對外貿易的發展。到1930年，東北地區的水田總面積為63821.26町步，延邊地區水田面積占全東北的22.17%，延邊成為東北最大的水田耕作區。而在延邊地區從事水田開發的最初幾乎都是朝鮮族，后期才有少數漢族農民受朝鮮族的影響而種植水稻，但朝鮮族農民仍占絕對多數。例如，1929年敦化縣有稻農117戶，均是朝鮮族佃農耕種。和龍縣有稻農504戶，其中朝鮮族占500戶，漢族只有4戶。汪清縣有稻農234戶，其中朝鮮族占198戶，漢族36戶。琿春縣一、二、三區共有稻農196戶，其中朝鮮族127戶，漢族69戶，而琿春縣四區稻農全部是朝鮮族。延吉縣的崇禮鄉和守信鄉稻農絕大部分也都是朝鮮族。[7](127)
朝鮮族種植水稻也帶動了延邊耕種技術的提高。與水田開發同時進行的是水利灌溉工程的興建，促進了延邊地區灌溉技術的發展。例如1906年，延吉縣智新鄉大教洞14名農民共同開掘出水渠1308米，引河水灌溉33坰水田，開創了延邊地區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時，朝鮮族在種植水稻的過程中，不斷改良水稻品種和耕種技術，使得水稻的產量穩步提高。例如，朝鮮族農民結合東北地區寒冷的氣候特點，不斷改良耕作方法和技術，如采用深耕、浸種、提前育苗、適時早播和通過調整水位清除雜草并促進作物早熟等方面的改良。對提高延邊地區糧食產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延邊地區朝鮮族水稻的種植不僅對延邊近代農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提高了延邊的土地利用率，擴大了耕地面積，同時為黑龍江地區的水田開墾和種植提供了技術與經驗。
20世紀20年代，很多朝鮮移民或經由京圖線西進，或由圖佳線北上，在經過的路線上把水稻種植帶到該地，為這些地區的水稻開發奠定了基礎。
(二)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促進了近代延邊貿易的發展
近代延邊地區農業是主產業，工業發展比較落后，所需的工業品大部分需由外地供應。延邊地區大量的農業生產剩余，促進了近代延邊對外貿易的發展，即通過農業剩余來交換區外的工業品。1910年，延邊的貿易總額僅為44.1萬海關兩，到1912年貿易總額就超過了100萬海關兩，達到134.2萬海關兩，是1910年的3倍之多;1927年和1928年達到這一時期的最高點，貿易額超過1000萬海關兩，1927年的貿易額是1910年的26.8倍，而后出現下降，但總額到1932年時也在550萬海關兩以上，可見延邊這一時期貿易總額的增長速度之快。近代延邊地區出口的商品中絕大部分為農副產品，一般占到延邊出口總額的90%以上，尤其是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占有絕對的優勢。而這些農產品的生產沒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是不能實現的。因此，可以說近代延邊人口的快速增長促進了延邊地區貿易的增長。
(三)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促進了近代延邊工商業的發展
大量移民的遷入使得延邊地區人口快速增加，這既為近代延邊地區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也為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市場條件。隨著地區人口的增加，延邊出現了一些人口相對集中的城鎮，例如，琿春、龍井、局子街、頭道溝、圖們街、百草溝等，在這些人口較多的城鎮逐漸發展起了工商業，成為延邊近代工商業發達的地區。到1933年時，
延吉街人口已達2萬多人，龍井街人口也接近2萬人，頭道溝有9千多人，圖們街有6千多人，百草溝有1萬多人，琿春街有1.5萬人，成為當時延邊工商業比較繁華的城鎮。同時大量移民開墾耕地，糧食作物的產量不斷增加，尤其是剩余糧食的增加，推動了近代延邊早期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例如，延邊早期采礦業、榨油業、釀酒業和制粉業等民族工業的興起和發展，與大量的移民增加有著直接關系，因為在這些工礦企業中從事艱苦勞動的主要是移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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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朝鮮族簡史編寫組：《朝鮮族簡史》，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1986年。
[5]延邊州地方志編委會：《延邊州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6]黃今福：《淺談近代延邊地區的水田開發》，《延邊歷史研究》(第1輯)，吉林省延邊歷史研究所，1986年。
[7]衣保中：《近代朝鮮移民與東北地區水田開發史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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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近代延邊朝鮮族人口增長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