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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理論和實踐三重維度追溯國家治理現代化

來源:職稱論文咨詢網發布時間:2022-09-30 11:20:59

  關鍵詞 國家治理現代化 文化 理論 實踐

  作者簡介:祁燕輝,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171

  新時代、大變局。當代中國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上越來越多目光投向中國,焦距中國的國家治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高層次的制度競爭才是應對“變局”的核心和關鍵。因而從多重維度追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來源,深刻把握國家治理的理論特質,才能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帶領中國人民開辟中國道路、創造中國奇跡。

  《社會治理》(月刊)初定于2015年5月創刊,是新近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正式批準,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社會治理智庫期刊,是中國第一本綜合研究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專業期刊,是集思想性、學術性、應用性、知識性于一體的刊物。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文化追溯

  文化作為一種精神符號和價值符號,是民族之基,興國之魂,力量之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梳理了我國國家治理與文化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決議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厚支撐”。這一論述深刻地指明了文化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而探尋不同時期的文化對深化國家治理體系的認識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源自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基因,是我們民族屹立至今的“根”和“魂”。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包含著豐富的人文關懷思想、社會治理思想以及國家治理理念,例如:一生推崇克己復禮的儒家代表孔子,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代表莊老,以及主張以法治政的法家韓非。這些來自于春秋戰國時期治理思想雖年代久遠,但仍然能夠為當今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示,為社會治理有益啟迪,也為國家治理提供有益啟發。

  “禮樂仁和”是孔子的經邦治世之道,其中,“禮”意思是社會秩序、道德規范:“樂”代表著禁止淫邪,匡正人心,化導社會風俗;“仁”是指孔子的仁愛思想,后繼的儒家學者將孔子仁學思想拓展到治國領域治,發展到后世所沿用的“仁政”;“和”乃是孔子對于大同生活的美好追求與向往。儒家學派把倫理道德中“仁愛”拓展演化到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施政理念中,就發展成了“仁政”。這些仁政思想延續千百年,對當今的國家治理中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和作用提供了歷史借鑒。“無為而治”是道家學派的治世之智,也是道家的治國理念。所謂的“無為”指的并非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強加、不過多去干擾,清新洞察、知人善用。當代中國在經濟市場治理過程中,不僅依靠國家這個“看的見的手”更要尊重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依據市場自身內有的機制去管理市場經濟。作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把“法”作為國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素。法律是治國的最大依據,法治同時也是支撐國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強調用“法”治理國家、建設法治社會至今仍是我們黨一貫追求。

  (二)熔鑄于中國革命文化之中

  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近代革命實踐,再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不同的時期孕育了不同的革命精神,這些不同的精神力量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支撐。一條小船,誕生了一個大黨,同時也誕生了“紅船精神”。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旗幟鮮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當下中國的“病痛”,深入工農群眾之中,傾聽民眾呼聲和時代訴求,致力于為中國人民謀劃全新的社會,初步提出了關乎未來國家制度的主張,并領導中國人民長進行長期不懈的奮斗。“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戰爭時期鑄就的偉大精神豐碑,時代在變遷,但不變的“趕考”精神仍然是激勵中華兒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踏入新時代征程中砥礪前行不竭得精神動力。黨的在西柏坡時期規劃了有關新中國建設的藍圖,提出了加強黨員干部思想建設和工作作風建設,總結以往歷史經驗,確定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著手各項事業的建設。這一時期蘊含著早期黨的治理思想以及關于如何治理國家的思考,蘊含著對共產黨人面對時代發展問題,審視奪度、科學地進行思考,系統回答了黨應如何面對革命勝利和執政考驗的歷史性課題,為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拒腐抗變、永葆革命者本色提供精神支撐。

  (三)根植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中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在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基礎之上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文化。新時代、新征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滋潤和涵養更離不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在國家建設中的引領力。在新時代,文化建設尤其是加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是“五位一體”總布局中的靈魂。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也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在現實國家治理當中,能否構建具有強大號召力和核心價值觀,發揮核心價值觀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引領力,始終是關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追溯

  國家治理現代化之所以科學,不僅因為它吸納了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精髓,更在于它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考察資本主義國家弊病,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形成了國家治理思想,在關于國家治理原則上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在關于國家治理方式中提出民主集中制。

  (一)國家治理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歐洲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了這樣的結論:“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恩格斯眼中,建設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必須由無產階級掌握國家主導權,對人民實行廣泛民主,對剝削階級實行嚴格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由階級斗爭作為理論起點,合理規劃未來社會進程與藍圖,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綱領,進行科學社會主義建設。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原則和前提。列寧不僅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經驗體系,也從俄國十月革命實踐中得出了無產階級專政重要性,在建設國家政權中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體系,并結合了俄國建設的具體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列寧認為,“革命民主專政是民主社會變革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奏曲和最低綱領。”并強調在生產以及社會秩序維護中,民主專政發揮著不可替代作用。

  (二)國家治理的方式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國家的治理,要堅持民主與權威齊頭并進,是民主集中制的統一。從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驗中,為確保人民能夠成為國家的主人,不僅要確保廣大人民擁有普選權而且政府公職人員也必須由選舉才能產生。此外,除了保證人民的普選權之外還應該賦予人民罷免權,而公職人員相應要接受人民的監督,賦予人民選舉權和罷免權意味著民主治理的開始。民主與權威并舉,民主治理才會更有序。經過巴黎公社經驗教訓,他們明確指出只有保障領導的權威才能確保無產階級政黨強有力的組織,否則必然會導致組織的瓦解。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就明確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列寧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國家治理的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并把它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和國家治理的重心。隨著建設國家政權的實踐中,列寧適時提出了協商民主思想,從早期黨派之間的民主合作到后來擴展到中央以及地方區域自治,在體系成熟之后又推廣到廣大人民之中。列寧不僅創造性自上而下推廣民主理念而且運用集中制原則,還以地方自治為基礎,涵蓋多領域跨行業。

  三、國家治現代化的實踐追溯

  九十九年風雨兼程,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在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時期黨的執政范圍擴展、理念的創新和方式的改進,都為當代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革命戰爭時期國家治理經驗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僅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也是我們黨初步探索國家治理思想的開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結合實際情況在革命根據地創辦了中央蘇區,隨著蘇區的不斷擴展、鞏固,黨在這一時期積極探索政權建設理論為今后在全國執政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在指導思想方面,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并廣泛開展普及性學習,為國家治理穩固了政治根基,提供了根本性政治保證力量。為了廣泛普及和強化黨內思想教育,除了創辦學校、印刷書籍還系統性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活動,通過創辦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領導帶頭集學習,黨員學習交流等形式多樣的教育方式,不僅提高了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能力和實踐能力,而且有效推進了中央蘇區國家治理的蓬勃發展。在法治建設方面,中央蘇區時期高度重視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將法治建設作為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并進一步完善法治體系出臺相應法律法規。這些結合實際富有創造性的探索,為后來全國性執政積累了寶貴經驗,對后期推進國家治理法制化提供了借鑒意義。

  (二)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治理理念的完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同時意味著我們黨面臨著治理國家的新挑戰和新階段。新中國在探索國家治理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如何快速恢復國民經濟和如何發展生產成了當時最緊要的問題。基于當時的基本國情以及缺乏相應的建設經驗,參考蘇聯模式似乎成了當時的最佳選擇,但是中國的學習并不只是停于簡單的模仿,而是奉行“你取你的經,我取我的經,不能搞絕對化”由此新中國的治理道路才逐漸明朗化。毛澤東同志面對蘇聯模式而不是一刀切式的全盤接受,而是結合當時中國的國情不斷反思進行探索,在經濟方面,反思蘇聯只單一重視重工業,推行“一化三改”,在重視工業發展的同時也重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在民主法治建設上,建國初期,以《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1950年到1953年,在新解放區開展土地革命,創新性頒布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廢除了單一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土地所有制,發展農業生產,保農促工,為中國工業化開辟道路。195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廣大女性獲得婚姻自由權利,也是移風易俗的另一重大進步。

  (三)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經驗的深化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命運的關鍵抉擇,也是黨國家治理理念逐漸成熟的關鍵時期。40多年披荊斬棘、40多年春風化雨,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過程中深化了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指導思想上,改革開放打破了舊的教條框架,恢復了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基石。在經濟建設上,改革開放不僅推動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而且創造性開辦蛇口工業區,推動改革開放的春風由沿海吹向內陸。由最早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將改革的方向由農村轉向城市。之后,不斷打破計劃與市場的老框架,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完善。直至今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深化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在民主法制建設上,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各個行業,從上而下左右銜接不斷推動法治治理。從改革開放到十九大,不斷強化法制的建設和完善推動我國國家治理制度化上升到全新的高度。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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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從文化、理論和實踐三重維度追溯國家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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