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公民身份是維系國家良性運行的重要構件。在民族國家的視域里，西方公民身份是在一個由多元維度動態交織的過程中被建構起來的，至少包括道德文化維度的同一性建構策略、國家賦權維度的功能分化建構策略、社會矛盾維度的排斥性建構策略。在風險社會語境中，現代西方公民身份的建構情境、動力、空間與方式都發生了變化。面對公民身份的基本問題約束，西方國家嘗試在社會構成、民主范式、空間結構、文化內涵等方面重構公民身份的想象力。
關鍵詞： 公民身份; 民族國家; 風險社會; 邏輯重構
中圖分類號： D032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3.002
《理論導報》(月刊)創刊于1987年，是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主管、中共江西省委講師團主辦、全國公開發行的省級綜合性政治理論月刊，已連續14年被評為全國省級講師團系統優秀期刊。自創刊以來，始終堅持正確的理論導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扣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決策。
公民身份是維系國家良性運行的重要構件。但公民身份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呈現出波動的特征。尤其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于社會發展動力的轉換和發展空間的擴展，舊的公民身份模式會表現出諸種不適應，甚至會引發各種風險或危機。因此探索構建新型公民身份以引領共同體治理就成為一個重大的時代任務。本文旨在通過分析西方公民身份的演變，探究公民身份重構的內在邏輯。
一、民族國家視域下西方公民身份建構
在民族國家范圍內，現代西方公民身份獲得了一種系統的表達，形成了特定的模式，并呈現出不同的維度與建構策略。
(一)道德文化維度的同一性建構策略
從一種道德共同體的角度看，公民身份表達了一種理想的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觀念(這比政治生活更廣泛)”。在理想的公共生活中“公民是一個既治理也被治理的人”，并且“具有像自主、裁決和忠誠這些素質”[1]。這種意義上的公民身份在民族國家發展進程中一直既作為一種“慰藉”與“向往”機制，也作為一種“批判”和“建構”機制發揮著重要功能。與道德化表達相關聯的文化表達同樣也是現代西方公民身份發展的重要機制。在一定意義上，文化表達更具有核心建構功能。現代西方公民身份起源于中世紀后期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在自治城市內，商人、工匠以及早期資產階級需要在王權特許下表達他們的身份。隨著商業擴展、工業化以及早期中央集權民族國家的建立，公民身份則需要在民族國家層面上獲得表達權。這種公民身份擴展就需要在一種新型文化認同中重構自身。而文化認同的重構并非輕而易舉和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排除傳統家庭私有價值觀和種族群體認同、工具理性擴張、政黨與身份集團價值觀的基礎上，構建一種基于公民責任、社會信任、平等主義和世俗個人主義等價值觀的文化。在這種文化基礎上，現代西方公民身份才得以生成和發展。同時公民身份的文化向度還與一種民族主義相聯系。在由城市公民身份向國家公民身份擴展的過程中，面對著諸種差異以及由商業交往所構建的公共領域，新型國家要實現有效治理就必須創造一種新的認同基礎。在這種治理壓力環境中一種民族主義的整合機制逐步發展起來。而“這一類型的民族意識是在社會運動中形成的”，“它預設了通過歷史敘事和反思過濾而對文化傳統的襲取，同時又僅僅通過現代大眾交往的各種渠道而擴展開來。”[1]綜合起來看，道德和文化都是從共同體認同的角度來理解公民身份以獲得一種基于同一性的整合效果。
(二)國家賦權維度的功能分化建構策略
在國家的賦權意義上，馬歇爾依據英國的歷史經驗建構了一個有關公民身份的權利內涵與國家機構演變的理論體系。他認為“公民身份的演化涉及融合與分化的雙重過程，其中融合是地域上的，而分化則是功能上的。”[2]11其實，地域上的融合主要表現為民族國家的建立，功能上的分化則表現為國家機構的分化和公民身份要素的分化。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包括三種要素：一是，“公民的要素(civil element)由個人自由所必需的權利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和信仰自由，擁有財產和訂立有效契約的權利以及司法權利”;二是，“政治的要素(political element)”指的是“公民作為政治權力實體的成員或這個實體的選舉者，參與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與其相對應的機構是國會和地方議會”;三是，“社會的要素(social element)”指的是“從某種程度的經濟福利與安全到充分享有社會遺產并依據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權利等一系列權利。與這一要素緊密相連的機構是教育體制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2]10-11 而且這三個要素在歷史發展中有一種遞進的關系，18世紀發展起來的是公民權利，19世紀建構的是政治權利，而20世紀則是社會權利全面發展的階段。這樣，馬歇爾就以一種樂觀主義的國家賦權視角構建了一個公民身份發展的圖景。在自由主義國家階段，國家以承認公民經濟和政治權利為旨歸，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隨著福利國家的到來，國家開始承認并保障公民的社會權利，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國家賦權維度的功能分化建構策略深化和拓展了道德文化維度的同一性建構策略的內容與方式，使民族國家中的公民身份建構更具多樣性、包容性。
(三)社會矛盾維度的排斥性建構策略
現代西方公民身份是一個矛盾體系，它一方面創造著包容，另一方面也創造著排斥。比如從階級排斥的角度看，雖然現代西方公民身份在國家法的意義上具有平等的形式，但在現實的實踐中公民身份的表達和承載需要建立在財產占有和通過良好教育獲得的判斷力等資格條件基礎之上。這樣公民身份就存在著一種分化與排斥機制。哈貝馬斯曾在研究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時表達了一種排斥機制，即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把“將文化和政治方面業已動員起來的下層階級排擠在外，這本身即已表明，公共領域一開始就是多元的。在居于統治地位的公共領域之外，還存在一種平民公共領域，和它唇齒相依。”[3] 這表明在公民身份的形式平等中存在階級的統治，使得公民身份分化為不平等的階級和階層結構。而這樣的階級不平等正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普遍發展基礎之上的。再比如從性別排斥的角度看，公民身份具有一種男性特征。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發掘古希臘的公民身份傳統和建構現代公民身份的過程中，公民身份都被視為一個白人男性的權力。這種白人男性的特權建立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相分離的基礎之上。私人領域被界定為一種親密關系和情感的領域，而“‘親密關系領域被壟斷性地界定為‘女性和‘家庭的領域”，“公民社會是由‘男性領域來支配契約關系”[4]這就使得公民身份的形象在性別差異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不平等的范式，女性被限制在特定的領域并受男性的支配。總體來看，公民身份社會矛盾維度的排斥性建構策略更深入地揭示了現代西方公民身份賴以建構的社會基礎的差異性，以及其向道德文化維度和國家賦權維度提出更真切的社會平等的潛力。
(四)多維交織的動態性建構
公民身份在民族國家內的發展是多向度的。既有文化和道德的向度，也有國家法與市民社會的向度;既有整合的向度，也有分化的向度。在一定程度上，公民身份表達的是在一個分化和差異的社會中尋求社會團結與良好生活的努力。從共時性角度看，誠如布賴恩·特納所界定的那樣，西方公民身份是“各種實踐的集合(司法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通過這些實踐，人們獲得了成為社會成員的能力，并相應形塑了資源在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的流動。”[5]從歷時性角度看，西方公民身份在民族國家中的發展至少有三種類型和傳統。在自由主義國家階段，公民身份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來表達自身，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公民身份。其一，依據公民權利的公民身份是在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內塑造的，國家只作為“守夜人”發揮作用。這種公民身份是一種個體自由選擇的公民身份，它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個體權利為目的，公共生活只具有一種工具性的價值。其二，與個體自由選擇相關的基于政治權利的公民身份，則表達了一種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特征，它以改造政治生活并保障個體自由為目的。然而，這兩種公民身份都有其局限性，不能實現公民身份的價值承諾，反而引發了諸種危機。在自由主義國家陷入困境和公民身份危機重重時，福利國家逐步興起，一種新型的公民身份也應運而生，即依據社會權利的公民身份得到擴展。福利國家中的主導性的公民身份改造了自由主義國家公民身份的遺產，采取干預和保障的方式整合了所有的公民身份類型。這種公民身份建立在官僚和技術統治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消極服從的特性。
總體上看，在民族國家的視域下，西方公民身份模式是以市場化、工業化為其基本建構情境，以公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利訴求為其基本建構動力，以國家治理結構為其基本建構空間，以代議民主為其基本建構方式，以從自由主義國家到干預主義國家為其基本發展階段。
二、風險社會語境中西方公民身份的邏輯轉向
隨著民族國家發展到福利國家階段，現代西方公民身份也發展出一整套自我表達和承載機制。但這些機制仍然沒能解決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的矛盾。雖然馬歇爾曾經樂觀地設想在福利國家中社會權利的普遍發展會消解社會不平等，使公民身份實現其價值承諾，但歷史卻沒有按照這種論斷走下去。福利國家內的公民身份的自我理解仍然是狹隘的，根本無法保障社會持久有序的發展，最終也導致了國家治理危機，進而引發了西方公民身份的轉向。
(一)公民身份建構情境的變遷
福利國家的改革使得公民身份的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復興，它一方面刺激了公民身份的經濟積極性，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社會的重新分化。在福利國家改革所釋放的“自由”空間內，許多風險不斷生成。貝克從一種生態主義的視角把由高度工業化和福利國家市場化轉向以及資本全球化所導致的社會狀態稱為一種“風險社會”。同時貝克把“風險社會”與“自反性現代化”聯系在一起，自反性現代化是指“創造性地 (自我) 毀滅整整一個時代——工業社會時代的可能性。在這里毀滅的對象是西方現代化的勝利成果”[6]。這就意味著風險社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風險社會是工業社會發展的結果，但卻以反思和批判工業社會為己任;另一方面，風險社會要具有一種創造性，構建一種新的社會。可以說，貝克對當前社會狀態的定性是準確的。風險社會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它具有轉型社會的特性：一方面，隨著福利國家治理失靈，自由主義獲得復興的機會。但自由主義仍然是一種舊的知識范式，福利國家的改革仍然沒能超越傳統的窠臼;另一方面，在福利國家改革釋放的“自由”空間內，一種公民社會的結構正在孕育，這為超越傳統治理結構提供了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風險社會正在改變民族國家中公民身份賴以建構的基本情境，改變了公民身份建構所要回應的問題。
(二)公民身份建構動力的轉換
風險社會中的西方公民身份內容除了在基于市場自由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與基于國家保障的社會權利之間選擇外，一些新的公民身份內容也逐漸發展起來。第一，在福利國家改革所釋放的“自由”空間中，以“經濟——技術”理性塑造的公民身份在風險社會中引發了諸種生態危機，使得西方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內容是否應該包括一種生態的向度。而諸種生態運動的興起，為塑造一種生態公民身份提供了可能的路徑。第二，隨著文化商品化的擴展以及新興傳媒的應用，一種以符號的生產、傳播和消費為特征的文化公共領域逐漸形成，與這種文化公共領域興起相關的文化公民身份問題也被突顯出來。尤其是在對福利國家政治和文化精英以及大眾傳媒壟斷文化公共領域、制造統治意識形態批判的基礎上，一種文化民主化的趨勢逐漸擴展開來。當然，與文化民主化一同發展起來的還有文化的碎片化與文化的沖突，這些就構成了風險社會中文化風險興起的源泉。第三，隨著國家認同的削弱以及市場所引發的流動和風險的增長，西方公民的不安全感逐漸提升。在國家所提供的“自由”空間內，一種地方化的認同機制逐漸表現出其特有的穩定功能。一種基于生活世界的公民身份得到了西方的重視。這種基于生活世界的公民身份為經濟公民身份和政治公民身份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潛在的整合機制。上述三種因素從不同側面轉換了民族國家中公民身份建構的動力，形成了公民身份新的生長點。[7]
(三)公民身份建構空間的擴展
風險社會擴展了公民身份建構和實踐的空間層次。在民族國家意義上，公民身份主要以一種“國家主義”的方式被建構起來。馬歇爾就是以一種國家演變的方式來建構公民身份體系的，而這種思考方式直接影響了后來的研究者。但在風險社會中，由于個體化和全球化的影響，國家層面的治理再也不能為一種穩定的公民身份系統提供足夠的支撐。公民身份的建構機制也開始向地方化、國際化和全球化轉型。從地方化的角度看，隨著福利國家權力的下放，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區獲得了一定的自治權，并以此為基礎構建地方性認同和公民身份。同時一些社會群體運動的興起也為塑造不同于國家共同體的公民身份提供了可能。從國際化的角度看，一些國家聯盟和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使得經濟共同體在超國家的層面建構起來。而歐盟就是一種典型的國際化公民身份的代表。從全球化的角度看，隨著資本的全球擴張以及科技風險的全球效應，一種全球性的公民身份也發展了起來，比如全球商人的出現、全球商業組織的生成以及全球生態運動的興起等等。可以說，在風險社會中，公民身份建構空間的國家中心主義受到削弱，公民身份建構的空間結構正處在深度調整之中。[9]
(四)公民身份建構方式的革新
在風險社會中，西方公民身份建構和實現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在福利國家中，西方公民身份的表達主要是通過官僚體制和技術統治實現的。這種公民身份是一種消極的“命令——服從”關系，公民不可能自由自主地選擇，而公民身份的發展也只能通過國家自上而下賦權的方式獲得。在風險社會中，由于國家釋放了一些制度性的“自由”空間，公民可以依據自身的需求發展公民身份，尤其是在市場領域內，公民變得積極主動。但是這種積極主動是以公民脫離公共生活為前提的，在這種意義上，經濟共同體中的公民是一個消極的政治公民。當然，在風險社會中還存在著另一種公民身份，那就是基于一種共同體意識并尋求政治承認的公民身份。這些公民身份的表達主要是通過社會運動的形式呈現出來。與這種公民身份一同興起的是一種公民社會，它不同于經濟共同體的自利需求，也不同于政治權力的強制特征。這種公民身份主要以形成公共輿論和采取集體行動的方式對政治公共權力施加影響以獲得一種政治承認。在風險社會中，自由的經濟公民和自主的政治公民會自下而上地表達公民身份并改造政治公共權力對公民身份的承認方式。協商民主逐漸改變了官僚體制的專制方式。
總體上看，在風險社會中西方公民身份發生了轉向，情境、動力、空間和方式都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新特點。但由于西方社會正處在轉型的過程中，公民身份的某些新變化能否被制度化尚不明朗，仍需要在實踐中加以觀察。
三、西方公民身份邏輯重構的面相
(一)西方國家重構公民身份的基本問題約束
風險社會在內涵、外延、實踐方式等方面擴展了公民身份，但也給公民身份的重建帶來了不少難題。首先，基于“經濟——技術”理性的公民身份與政治民主公民身份的沖突仍未解決，甚至被放大。在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意義上，由“經濟——技術”公民身份引發的危機是在全球范圍內分配的，然而政治民主公民身份仍是在主權國家范圍內建構的。這就形成了一種“垂直落差：一方面是在超民族國家層面上實現經濟和管理的系統性整合;另一方面則僅僅在民族國家層面才有效進行的政治整合。”[3]37這種公民身份體系的內部矛盾與不同層面的矛盾在風險社會中被擴展開來，使得風險治理陷入一種困境之中。其次，公民身份建構的自下而上的路徑必然要求一種民主化的表達機制，這就與一種官僚和技術壟斷形成了矛盾。隨著國家認同削弱以及地方和全球認同的興起，國家公共權力的運行方式受到了諸種力量的挑戰，如何回應這些挑戰并改善公共權力治理的質量也成為風險社會中公共治理轉型的一個重要議題。再次，隨著地方主義的興起和社會群體的多元化，一種碎片化的社會結構正在生成，一種新型的“向內看”和封閉性的共同體文化再次復興，這就威脅了一種新的公共生活的建構。一種新型的公共文化如何包容諸種差異并使其獲得發展就成為文化公民身份再造的一個基本問題。
(二)西方國家重構公民身份邏輯的嘗試
1. 反思社會構成
面對風險社會，西方國家反思了社會的構成，形成了一種新型社會理念，為公民身份的重建擴展了社會空間。在傳統的公民身份理念中，社會無非是由自由的市場和民主的國家構成的，在社會治理的方式上，傳統公民身份總是穿梭在二者之間，或自由放任或壟斷干預。這種社會構成及其治理的理念在風險社會中是行不通的。雖然福利國家轉向自由民主，但必要的干預仍需要存在，近年來其還呈現一種復興的趨勢。如果只是二者之間循環，那么風險社會將持續下去。然而，隨著風險社會一同興起的還有一個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不同于市場經濟領域，也不同于官僚政治領域，它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通過公共輿論對官僚政治施加影響的領域。公民社會的構成是復雜的，它既包括家庭、鄰里、社區等情感領域，也包括社會群體及其運動的領域。有學者從一種生活世界的角度透視公民社會，有其合理性。但公民社會不僅只是一個需要政治公共權力承認的領域，它也是一個鍛煉責任和能力并自我治理的領域。這就使得傳統在“市場——國家”間鐘擺治理的思路變得僵化和不適用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及其治理需要在“市場——公民社會——國家”的框架下進行思考。新的社會構成及其理念，使得公民身份的建構不再依靠傳統民族國家的框架，而轉向一種更積極和更負責任的公民身份。尤其是在公民社會建構的意義上，公民身份獲得了一種新的質性，其不同于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官僚化，而表現出親密化與民主化的特性。
2. 反思民主范式
面對風險社會，西方國家反思了民主的范式，逐漸形成了一種協商民主理念，為公民身份的重建擴展了可能的制度空間。福利國家的最大特征是民主的弱化，亦即官僚和技術統治。在福利國家中的公民身份主要具有一種消極和服從的特性。風險社會打破了這種體制與特征，重塑了民主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在市場擴展的基礎上，一種新型公民社會的興起，使得民主的重要社會機制得以增強，并改造了公共權力治理的結構與方式。協商民主的范式是由哈貝馬斯等人倡導的，這種民主理念的生成其實就是依據風險社會中一種新型的公共輿論生成機制。隨著福利國家權力的分散，諸種社會力量及運動逐漸發展起來，它們借由“自由”的空間開始表達自身的權利訴求。面對一個多元的、碎片化的甚至虛擬的社會，如何實現社會整合就成為公共生活的一個重要議題。與官僚統治的方式不同，自下而上的公共輿論生成機制一開始就必須以民主的方式獲得它的包容性。但這種民主不能通過代議的方式獲得完整的表達，因而需要在代議民主之外發展另一個民主空間。這就需要多元的社會力量在認同基本規則的前提下，通過不斷的討論達到暫時的共識并為下一次的協商做好準備。
3. 反思空間結構
面對風險社會，西方國家質疑了公民身份建構的國家層面，開始在亞國家和超國家的層面思考公民身份的建構。現代公民身份是與民族國家一同生長起來的。在一般的語境中說到公民，人們都會在一個國籍的意義上來理解，這是現代主權國家及其民族主義通過教育、政治動員和制度安排所導致的結果。然而，風險社會削弱了國家的認同，使得地方認同和國際、全球認同獲得了發展。諸種地方性的文化共同體以及國際、全球性的經濟共同體都在不同的層面孕育諸種新型的公民身份，這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公民身份系統。安東尼·艾略特就曾發展出一種從個體到全球的公民身份系統。他認為：“作為公民的主體的自我建構、自我創造、自我呈現、自我修正是一種安排生活策略的新模式”，“社會政治領域中主體間性的存在使公民身份理論得以構成、再生產和重新定義”，而“共同體的新精神是一種彈性策略基礎上的東西”，并且“要從全球化視角或全球范圍這一有利的立足點來理解公民身份”[9]。當然，他的這一體系還有待修正，但一種多維立體的公民身份體系建構必然成為走出風險社會的選擇。
4. 反思文化傳統
面對風險社會，西方國家開始反思公民身份的文化傳統，促進公民身份的文化轉型。文化是公民身份建構的核心要素。在民族國家中建構的公民身份都以一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塑造自身形象。這種民族主義無視社會文化的差異，以壓迫和專斷統治的方式實現公民身份的統一。然而，隨著公民身份的改革，公民身份的文化機制也逐漸分化開來。隨著文化商品化以及文化地方化，原先的文化統治霸權受到了挑戰，文化沖突也不斷呈現出來。這種文化的危機必然需要一種新型的文化公民身份加以整合。在風險社會中，文化的多元化、碎片化需要一種民主化的方式來實現整合，而不能通過文化精英與主導文化的支配實現整合。這就需要在承認文化差異的基礎上，構建一種交互主義的文化空間，在文化民主化的基本共識基礎上促進文化公民身份的積極建構。
四、西方公民身份重構的啟示
公民身份不是一個既成物，而是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被歷史地建構和解構的。在全球經濟政治結構深刻調整的時代背景下，國家間競爭日益激烈，而推動公民身份變革以引導新型共同體治理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競爭內容。為應對風險社會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西方國家嘗試著從傳統民族國家公民身份模式的窠臼中掙脫出來，立足于新的社會境遇與條件，激發新的想象力，企圖建構一種新的公民身份模式。與此同時，我國正在推動的以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為基本原則之一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特別需要建構一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民身份模式。尤其是我國正處在關鍵轉型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一種風險社會正在生成，如何化解風險并成功實現轉型也成為我國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議題。雖然我們不應該照搬西方國家重建公民身份的策略，但西方國家再造公民身份以面對風險社會的各種嘗試中仍蘊藏著我國可加以借鑒的因素。
總體上看，我國需要準確把握公民身份建構的階段性特征，從回應社會轉型需求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戰略高度，科學研判公民身份建構情境、動力、空間和方式的變化趨勢，加快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身份模式不斷走向成熟。具體說來，如下幾個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以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發展步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就需要我們反思我國社會結構的構成，以發現社會結構中的新生因素，并科學研判這些新生因素可能對整個社會結構帶來的影響。當然我們不應從西方所謂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出發，而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出發來理解我國當前社會構成的變化，并從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角度積極回應新興社會力量對完善公民身份訴求，及時引導和整合新的治理力量，優化公共治理結構，形成合理的公民身份體系，以化解社會風險。
其次，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不斷完善，民主的內容和形式也需要不斷地擴展，這勢必會影響到我國新型公民身份的建構。尤其是面對風險社會中諸種失序的民主力量時，更需要通過創新民主制度來引導公民形成共識，為實現社會團結創造一個民主協商的氛圍。當然，我國的協商民主模式與西方的協商民主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只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協商模式進行科學把握，才能為新型公民身份開拓新的實現方式。
再次，為了順應全球化發展的要求，我國應該主動為建構一種新型全球公民身份做出貢獻，以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當然，我國在建構全球公民身份的過程中要打破由西方主導的“中心—邊緣”的世界治理結構，從互利共贏的角度努力推動世界合作治理格局的形成。在構建全球公民身份的同時，我國也需要整合不同層面的社會認同機制，為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公民身份提供制度基礎。
最后，為了適應轉型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的需求，國家也應當在發展公共文化、塑造新型文化民主和公民素質方面有所作為。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堅決抵制文化霸權，推動多元文化的共同繁榮。當然，我國風險社會中的公民身份建構具有自身的特色，需要以我國具體的社會結構和條件為基礎，不斷整合多種社會力量、創新體制機制，以實現風險的有效化解和社會的成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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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民族國家、風險社會與西方公民身份重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