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日本埃及學;中國埃及學;埃及考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歷史研究的推進不應僅僅停留在考察歷史本身的層面，對于其它國家地區的學術史與研究動態也應予以關注，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提高自身研究水平。近年來，隨著中國埃及學“走出去”的趨勢愈發明顯，中國學者開始逐漸著眼于其它國家地區埃及學的發展，多篇相關論文陸續見刊，如王海利的《德國埃及學發展二百年》、袁指揮的《埃及的本土埃及學研究歷史現狀》等。然而，學者們將目光拋向遙遠西方的同時，卻忽視了身邊的一位“近鄰”——日本。日本的埃及學已有近百年的歷史，雖然與歐美各國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顯，但是從與中國相似的立場與背景（如無神論或多神論的宗教背景、地理以及文化上的隔離與陌生等）來看，日本埃及學的發展史可能更具參考意義。目前國內尚無介紹日本埃及學發展的著述，筆者希望借此文填補學術上的空白，同時為中國埃及學的發展提供些許參考。
《世界歷史》（雙月刊）創刊于1978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學術理論性刊物。反映世界史研究最新成果，刊登研究論文、史學理論探討、評述世界史研究動態等。主要登載代表本學科國內最高學術水平的專業學術論文，反映本學科國內外最新研究動態，提倡用歷史學研究解釋和回答當代人類普遍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服務,注重扶植和培養青年學者。
關于日本埃及學的研究綜述類文章并不多見且主要發表于日本本土。其中較有參考價值的當屬《埃及學：日本角度下的法老之地》一文。該文首先簡述了日本埃及學的歷史與實地田野調查的情況，然后按照內容主題列舉了2000年以前日本埃及學相關的主要出版物并附上了完整書單。錢廣健人的《二戰終戰前日本埃及學研究小史》一文則更為細致地列舉了二戰以前日本以古埃及為研究對象的相關出版物。關于日本埃及考古實踐的概要性著述可參考早稻田大學埃及文化中心出版的英文手冊《埃及調查：1966-1991》以及吉村作治《埃及發掘30年》一書。日本學者亦關注其它國家埃及學的發展，如現日本金澤大學準教授河合望曾于1996年通過《近年美國隊的埃及調查動向》一文介紹了美國埃及調查隊的歷史及其當時的發展動向。2016年7月，河合在“國際埃及學委員會”（CIPEG）的會后工作坊上對埃及學在日本的發展歷史進行了梳理發表，其內容于2017年出版，成為第一篇在國際上發表的日本埃及學學術綜述性文章。
一、日本埃及學簡史
日本人對于“世界”認識的深入與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傳教士的到來有著密切的聯系。日本有關埃及的最早記載亦源于傳教士的敘述。江戶前中期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52年）在訊問無視日本鎖國令于1708年來日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希多第（Giovanni Battista Sidoai，1668-1714年）時所記筆記的基礎上作成了著名的《西洋紀聞》一書，其中便出現了關于埃及以及“東方世界”存在的記錄。然而，此后埃及仍然是僅存于文獻記錄之中的遙遠之地，日本人真正踏上這片土地是在幕末時期。1861年日本第一批遣歐使團（福澤諭吉亦是成員之一）途經埃及輾轉至歐洲，成為實際到訪埃及的第一批日本人。于1863年派遣的第二批遣歐使團則更進一步參觀了位于吉薩的三大金字塔，并于大斯芬克斯像前合影留念（照片現存于橫濱美術館）。
日本學者對古埃及的學術性研究（或說關注）較之略晚，出現于19世紀末。此時，埃及學學科的一些基本理論框架已由歐洲學者構建完成并沿用至今，如“埃及考古學之父”皮特里（William FhndersPetrie，1853-1942年）針對埃及史前考古創立的“順序年代法”以及德國埃及學家萊普修斯（KarlRichard Lepsius，1810-1884年）對于古埃及歷史“古王國一中王國一新王國”的三段分期法。1897年，世界上第一部古埃及語詞典（Das WOrterbuch der gigyptischen sprache）的編纂已經開始;而在同一年，歷史最為悠久的埃及學期刊《埃及語言與考古學雜志》（Zeitschrift.fir agyptische sprathe undAltertumskunde）已發行至第35輯。從各國埃及學的發展來看，處于領先地位的歐洲國家如英國已經設立了埃及學的教職——1892年皮特里在倫敦大學學院成為英國第一位埃及學教授;相對較遲的國家如美國也已在1883年成立了英國埃及探索協會（EEF）美國分會，而在1905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第一位埃及學教授的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年）也于1894年開始在該校教授埃及學;以郭嵩燾（1818-1891年）為代表的晚清中國駐外使節表現出了對古埃及文明的興趣，尤其在類比古埃及象形文字與中國文字方面都頗有見地，這或許可視作中國埃及學的原點。由此可見，與中國相似，19世紀末的日本沒有跟上埃及學的發展潮流，被歐美國家遠遠甩于身后。
已知日本首篇埃及學論文由“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1863-1913年）于1889年發表。早期親自到訪過埃及的學者中較為矚目的當屬“日本古文書學奠基人”黑板勝美（1874-1946年）。黑坂于1909年12月17日至次年1月6日到訪埃及，參觀了包括帝王谷在內的諸多埃及古跡，并將所見所思分7次刊行于《考古學雜志》（黑坂亦被看作是到訪國王谷的日本第一人）。文章圍繞當時古埃及遺跡的發掘與保護現狀展開，同時由于“埃及的考古學在我國還未被很多人研究”，文章亦包含了介紹古埃及歷史的內容。關于文章發表的目的，黑坂表示：“絕沒有想過在短暫的3周時間里能夠徹底研究埃及的挖掘事業、考古學現狀……（發表文章的）第一目的并不一定在于鼓吹埃及考古學，實際意在借其為他山之石以作參考：希望我國的考古學可以日益興盛并借此喚起學者對古跡發掘與保存事業的注意。”可以看到日本學者從一開始便同時關注古跡的發掘與保護兩個方面，而這一理念至今依然影響著日本學者的埃及考古事業。然而，此時的日本學者對于埃及學本身并不感興趣。雖然日本的人類學、考古學學者都對古埃及有所關注，然而如黑坂、坪井，甚至師從于皮特里的“日本近代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1881-1938年）都沒有專注于埃及學的研究。日本第一位埃及學家是曾師從于濱田、后任教于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岡島誠太郎（1895-1948年）。岡島精通古埃及語與科普特語，一生致力于埃及學、埃及文化的介紹與研究，被認為是日本埃及學研究的起點。日本第一部古埃及通史《埃及史》便由其撰寫，同時岡島的研究亦是二戰期間日本埃及學界僅有的成果。
隨后，得到國際承認的日本調查隊最終在1988年得以進入埃及考古重地——國王谷進行調查。從2001年起調查隊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埃及考古廳的協助下開始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墓的修復保存工程。延續先前進行的金字塔相關研究，日本調查隊申請進入建有第五王朝數座金字塔的阿布西爾（Abusir）地區進行考察。由于1991年海灣戰爭的影響，日本調查隊不得不將調查延期，在局勢穩定返回之后卻發現發掘地已被開羅大學捷足先登，故將考察地點重新選在了阿布西爾南丘陵地區?；蛟S是“因禍得福”，隨后拉美西斯二世第四子卡姆威塞特（Khaemweset）的石制建造物、中王國時期的巖窟遺跡等相繼發現于此。1994年早稻田大學與東海大學開展合作，運用衛星圖像進行遺跡探查并且根據第三次的調查，選擇了紅色金字塔所在地達赫舒爾（Dahshur）北地區作為挖掘地。在相繼發現了新王國時期的墓葬之后，調查隊于2005年、2007年又發現了未被盜掘的中王國墓葬。
發掘與保護（修復）一直是日本埃及考古并行的兩大主題，從對“魚之丘”臺階進行簡單的褪色延緩藥品處理開始，到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墓修復工程的展開，在發掘之余，日本埃及考古學者一直參與遺址遺跡的保護與修復工作。2007年早稻田大學埃及研究所啟動了名為“埃及、孟菲斯墓群文化財產保護所見遺跡整備計劃的跨學科研究”的項目，意在為遺址遺跡的保存修復提供有效支持。2008年“第二太陽船”復原項目啟動，目前正處于將太陽船木材提取出來并進行保存處理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吉村本人對此項目非常重視，認為“第二太陽船”的復原將成為找到胡夫墓的關鍵，而找到胡夫墓則可以推翻“金字塔作為王墓”這一傳統觀點。從1966年開始一直工作于埃及考古前線現已年近80歲的吉村將此稱為自己“最后的挑戰”。“作為我最后最大的大夢，這個想法會由弟子們繼續繼承下去。”無論最終結果如何，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日本學者終于走到了可能引領埃及學全新研究方向的路口。
二、日本埃及學的特點、問題與現狀
日本的埃及（考古）學研究雖然遲于歐美國家150年有余，但是發展至今對于學科本身依然有著不小的貢獻。根據日本埃及學家、早稻田大學教授近藤二郎的觀點，日本埃及（考古）學研究對埃及學學科的貢獻主要在于文字出現以前的前王朝時代研究、伊斯蘭時代遺跡出土的中國陶瓷器研究以及高科技考古（如利用人工衛星圖像進行遠程遺跡探查等）。如果從日本較為深厚的中國考古學學術背景以及先進的科技水平兩點考慮，日本學者在上述后兩個方面具有優勢似乎不難理解。而關于第一方面貢獻的原因則頗為耐人尋味。在日本，“除去部分研究者，使用象形文字的研究大幅落后。因此雖然不乏對于歐美埃及學研究的歸納總結與引入，在埃及當地實際進行的調查與研究很長時間內并沒有普及”。在這種背景下，即使存在如杉勇一般以解讀文字為中心并且成績斐然的學者，該類研究“很難與實際的挖掘調查相結合”。概言之即“以文字記錄為中心的田野調查較為落后”。因此，僅憑考古技術即可展開的前王朝考古研究對于日本學者而言是一個可以規避弱項并且能夠對埃及（考古）學做出“世界性貢獻”的領域。
然而，這樣一種偏重或許能對埃及學學科做出貢獻，但不一定有利于日本埃及學的綜合發展。日本埃及學界似乎有意識地區分“埃及學”與“埃及考古學”——前者指依據文字資料研究歷史而后者使用物質資料。如近藤便是使用“埃及考古學”這一術語來談論日本埃及學對埃及（考古）學本身的貢獻的。4并且，或許是出于“考古學”的角度考慮，近藤將埃及學涉及的時間下限延至了阿拉伯征服之后，將伊斯蘭時代遺跡出土的中國陶瓷器研究也納入了“埃及考古學”的范疇。在與其它國家埃及學學科設置的對比之下，這種區分意識顯得更為明顯。例如，在法國取得埃及學博士的日本第一人坂本翼指出，根據法國的教育體系，所謂“埃及考古學”其實從屬于“埃及學”，但實際上法國學術界幾乎不使用“埃及考古學”這樣的術語。究其原因在于，法國的埃及學對文字資料和物質資料給予了同等重視，使得埃及學得以作為一門綜合學科存在。因此，坂本建議有豐富留學經歷的日本研究者應該把整備調整日本“埃及學一埃及考古學”這一根深蒂固的二分體制作為當務之急銘記于心。文字資料使用上的弱勢在學科引入之初尚可理解，但是這一問題卻存在至今甚至導致了日本埃及學中考古“一家獨大”的局面，這與埃及學在日本的學科劃分與教育體系是分不開的。
1822年商博良成功釋讀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成為埃及學誕生的標志。而若想為這門源自歐洲的學科在亞洲的學科體系中找到合適的位置卻頗為困難。埃及學學科定位的模糊一直是困擾日本埃及學發展的一大問題。日本的史學教育體系以“東洋史學科”的設立為標志確立于1909年，呈現國史（即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三足鼎立的態勢。研究本國歷史的國史自不必說，東洋史和西洋史則分別帶有鮮明的中國中心和歐洲中心色彩，在這樣一種體系氛圍之中，包含埃及在內的中東近東研究被邊緣化了。歷史研究之外，相關的語言教學也有著相似的問題。雖然日本埃及學者們過去一直致力于吸收歐美方面的最新研究結果，“由于大學內缺少古埃及語、科普特語等古代語言的學習體系，他們很難取得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故而想要專攻埃及學的學生往往會得到出國留學的建議。學科劃分與教育體系不僅給日本“埃及學”的發展帶來了困難，對于“埃及考古學”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除了空間上的地理劃分，對于埃及學、埃及史時間上的時代劃分也導致了一些問題。在日本的學科體系中，包括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史，古埃及史甚至古代印第斯文明的研究均屬于西洋史的范疇;另一方面，由于伊斯蘭相關研究被劃人東洋史的范疇，中世紀以后的埃及史研究屬于東洋史。故對于埃及地區的歷史很難在同一體系中進行自始至終的研究。而地區研究對于考古學、人類學田野作業的開展又是不可或缺的。雙重意義上的“偏科”使得日本埃及學的發展看起來困難重重，然而日本學者在有些方面或許更具優勢。除了上文提到的可利用于考古發掘的尖端技術，在一些日本學者看來，日本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背景在宗教氛圍濃厚的埃及學領域是一種“特權”般的存在，成為與基督教、伊斯蘭世界學者進行學術交鋒的有力武器。這也使得日本學者進行的埃及學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存在意義。對于埃及學在日本的發展，近藤認為，確立以日本歷史、宗教、哲學等日本價值觀為背景的“日本的埃及學”而非復制模仿歐美的模式是當務之急。河合望也直言在多年依賴外國研究成果之后，日本埃及學家也應該開始做出更多自己的貢獻。“這些貢獻不應僅限于日本考古項目的田野成果，還應該是有日本特性的觀點與學識的呈現，這種特性根植于日本的哲學與宗教，從而發展出一些與西方基于猶太一基督教世界觀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東西。”在這種思路下，立足日本的多神教背景對比研究古埃及宗教觀似乎是一種可行之策。將此付諸實踐的是學者大城道則。在《來自古埃及死者的聲音：尼羅河培育的生死觀》一書中，大城試圖從比較考古學、比較人類學、比較歷史學的綜合角度人手，對比古埃及與古希臘、基督教、尤其是日本等文明的生死觀進而來理解古埃及的生死觀。在結論中作者認為，對于多神教背景的日本人，古埃及的生死觀并不難以理解，同為農耕文明的二者在生死觀上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尤其在生者世界與死者世界并沒有像一神教一樣截然分開對立這一點上。對于日本，作為生存環境的海島帶來的狹小縮進了生死兩個世界的距離;對于古埃及，沙漠的包圍帶來了同樣的影響。此外，從立足日本史的角度而言，《某具木乃伊的履歷書》這部講述木乃伊與日本歷史文化關系的著述亦值得關注。然而總體而言，近藤、河合等日本埃及學家所期待的“日本的埃及學”即埃及學的日本本土化研究目前依舊寥寥無幾，對于其未來發展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針對學科劃分帶來的困難，近年來亦有學者嘗試尋找新的角度。如大城則道試圖從“世界史的源流”這一角度定位古埃及的歷史。大城認為，比起古希臘羅馬文明，古埃及在世界史中的地位被低估了——古埃及作為“場”對于猶太教（以致基督教）的影響、亞歷山大城作為地中海世界知識核心的地位等。這種新的定位顯然是對以前埃及學研究中“歐洲中心主義”的一種突破，與國際（歐美）埃及學的發展趨勢一致。然而大城并沒有將《古代埃及文明：世界史的源流》一書的主題上升至整個埃及學的層面，而是將討論限定在日本的背景中。大城指出日本的“世界史”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學制改革中東洋史和西洋史的合二為一。然而在世界史的教科書中，古埃及史所占篇幅非常有限，與古埃及真正的歷史地位并不相符。大城希望借此書重塑讀者對于古埃及在世界史中的定位，而同時這種“世界史”的角度又似乎為日本埃及學的定位問題提供了一種觀念上的解決思路一在重新評估古埃及歷史地位的基礎上，突破西洋一東洋的對立劃分，從世界史的角度出發研究古埃及。似乎與這樣一種思路相呼應，近年來日本埃及學界陸續出現了一些區域性研究專著。如《古代埃及文化的形成與擴散——尼羅河世界與東地中海世界》試圖探究古埃及本土文化與地中海其它文化間的互動;《托勒密王國與東地中海世界：希臘化王權與狄奧尼索斯主義》的論述主體是托勒密王朝的王權，然而該書并未將托勒密王朝限定在埃及，而是將其作為“東地中海沿岸的領土國家”加以論述。區域性研究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學科劃分的弊端，但是對于語言的要求并沒有降低。如長谷川奏的《地中海文明的考古——埃及·物質文化研究的嘗試》一書以作為地中海世界物質文化展開的關鍵之一亞歷山大城為核心。針對前文提及的古代史研究中的語言障礙，長谷川提出了以考古學而非歷史學為基點的“物質文化研究”，通過探究“人一物關系”的變化發現歷史變遷。這種規避文字資料、轉向器物研究的思路與日本埃及學界熱衷“埃及考古學”的原因如出一轍。當然文字相關的研究在日本并沒有被徹底無視。“象形文字具有與漢字非常相近的構成。成長于漢字文化中對于研究埃及文字絕不是減分項。活用日本特色一定可以做出前所未有的埃及學研究。”雖然近藤頗為自信地認為日本學者會在古埃及（文字）研究領域做出獨特貢獻，但是目前日本埃及學的文字語言研究仍在沿用歐美學者的語法體系，尚未出現顛覆性突破。
對于語言問題有意無意的回避似乎顯示出日本埃及學界“保守”的一面，然而在大金字塔調查帶來的名聲大噪之后，各種國際學術交流中不乏日本學者的身影。如2000年有6位日本學者參加了于開羅舉辦的第八屆埃及學家會議;2005年筑波大學學者永井正勝參加了古埃及語國際會議;2003年早稻田大學博士在讀的白井彌生與白井則行參加了第四屆埃及學研究生論壇。學術會議之外，留學亦是日本埃及學國際化的有效途徑。如前文所述，日本學者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便開始赴海外學習埃及學。有留學經歷的自不必說，如今執教于各大學機構的日本埃及學者中，獲得過海外埃及學學位的亦不在少數。整體而言，日本埃及學界是開放和國際化的。就內部而言，雖然早稻田大學及其開展的埃及考古項目在日本埃及學界的地位無法撼動，但是日本埃及學還是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一方面近畿大學、駒澤大學、東日本國際大學、關西大學、金澤大學等都有專攻埃及學的教員，筑波大學、關西大學、東京工業大學、京都大學等都派有調查隊在埃及進行考古活動;另一方面古埃及相關的論文、書籍也沒有囿于考古學，文字、宗教、藝術研究等領域都有涉及。
專業研究之余，關于日本埃及學，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內容在于古埃及藏品收藏。與中國國內古埃及藏品數量稀少且公開極少的情況不同，雖然與歐美各國的藏品在數量、質量上仍有較大差距，日本國內收藏有一定數量的古埃及藏品。早年撰寫日本第一篇埃及學論文的坪井正五郎曾于1911年到訪開羅，并為東京帝國大學帶回了埃及藏品。“日本近代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曾于1913至1916年師從皮特里于倫敦大學學院學習考古學。而后回國擔任京都大學校長的濱田為皮特里在埃及的發掘調查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持。作為回報，京都大學得到了英國埃及探索協會的出土品。從個人收藏角度而言頗為矚目的收藏家包括藝術家梅原龍三郎（1888-1986年）、古美術商石黑孝次郎（1916-1992年）、學者鈴木八司等。此外，收藏者對于將藏品內容整理出版、公開展覽以展現古埃及文明魅力這一點十分熱衷。近年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收藏者當屬菊川匡（1965年-）。菊川于2000年至20¨D4年四年間在日本國內收集了281件藏品，其藏品以小件物品為主，年代縱跨整個古埃及文明時期，被學者近藤二郎譽為“（日本國內古埃及藏品中的）第一級藏品”。以個人收藏為核心，在博物館進行展示是日本古埃及藏品收藏界的特點之一，如日本岡山縣倉敷市的大原美術館展有其創立者大原孫三郎（1880-1943年）于上個世紀20年代委托西洋畫家兒島虎次郎（1881-1929年）于歐洲收集的古埃及藏品，而兒島的個人藏品則由其故鄉岡山縣的成羽町立美術館保管;1975年開設的松岡美術館以實業家松岡清次郎（1894-1989年）的收藏為母體，展有質量頗高的古埃及藏品。日本埃及學的發展已有約百年的歷史，在考古實踐、文獻研究、人才培養、本土化與國際交流、藏品收集等相關領域都具有了一定基礎，可以說在基本框架上已經能夠與歐美國家并肩而立了。
三、結語
由于文化上的疏遠、語言文字上的陌生、甚至學科出版物獲取上的困難以及國際學術出版上的邊緣化，中日兩國在作為“舶來品”的埃及學領域面臨相似的問題，故而日本埃及學的發展歷史與現狀或許可以為中國埃及學提供一些經驗。然而二者在一些方面也存在差異。例如，由于埃及學在中國從屬于（世界）歷史研究，學者們多關注文獻學、歷史學領域的問題并采用歷史學的研究框架。從專業的歷史學訓練的角度而言，中國學者并不遜色于歐美學者，但同時由于極少涉及考古學的相關訓練，無論在使用實物材料還是田野實踐上中國埃及學都較為薄弱。這一點與日本恰好相反。“雖然在日本在文獻學與歷史學研究的框架下學習埃及學十分困難，但是通過考古學則較為簡單。”以考古享譽埃及學界的早稻田大學正是因此成為培養日本新一代埃及學者的中心。2015年12月5日至2016年1月30日，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舉辦了“早稻田大學埃及調查50年的腳步”（早稻田大學）專題展，以紀念早稻田大學（亦是日本）埃及考古開展50周年;而在日本埃及考古進入第50年的2016年，中國學者才剛剛首赴埃及進行考古。截至2019年3月，日本在埃及有7個考古項目，居亞洲國家之首，而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埃及學的發展依舊任重道遠，而同為亞洲國家、缺乏埃及學根基的日本的埃及學的發展歷史與成就或許可以為中國埃及學者提供些許參考與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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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日本埃及學的歷史與發展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