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現代醫學異化現象包括醫學技術異化、權力異化、消費異化等問題。早期醫學異化理論主要是身心二元異化論，現代異化現象則是在技術、權力、消費等因素影響下，呈現出以身體為中心的系統性異化現象。而要實現對現代醫學異化現象的揚棄，不僅要承認身心二元論仍舊影響著醫學主體選擇，還應該加速醫學哲學轉向身體哲學，并在身體哲學的理論視角下處理好身體技術與器具技術、權力工具和身體知識不對稱、醫方初心和患者就醫目的間的辯證關系。
關鍵詞：
現代醫學異化醫學技術異化 醫學權力異化 醫學消費異化 身體哲學
異化理論是具有批判和反思性質的理論，對醫學異化現象的討論自然帶有強烈的批判和反思性質。但異化理論的目的不是批判和反思，而是揚棄。陳剛[1]認為，“人類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不得不采取異化的形式，但卻為揚棄異化和人的解放準備了條件”。現代醫學正處于這樣的歷史階段，一方面現代醫學通過生物醫學技術，不斷提升了人類身體機能并極大改善了人們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在醫學技術不斷上演改造身體“神話”的同時，其對社會的反作用已逐漸顯現，甚至成為阻礙醫學進步、社會發展和公共管理的“絆腳石”。從醫患矛盾升級到現代整形手術泛濫，從器官交易再到基因編碼……層出不窮的現代醫學異化現象，促使人們開始反思醫學的原本面貌是什么。如果說，醫學異化是醫學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經階段，那么尋找出造成醫學異化現象的原因，則是實現異化揚棄的關鍵。
“我們正生活在一場生物醫學的革命之中，這場革命的動因來源于科學家的職業興趣，而他們對其社會和政治后果拒絕承擔任何責任。”[2]61隨著醫學科學發展、醫療技術進步和社會需求增加，生物醫學逐漸地偏離了“治病救人”宗旨，醫學研究轉而成為壓抑、束縛和奴役人們的異己力量[3]。醫學異化現象應是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性范疇，如果僅從醫學與技術辯證關系中審視醫學異化現象，將醫學異化單一地理解為“醫學技術異化”是片面的。醫學自誕生之日，就與身體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而要全面完整地認識醫學問題，就必須將醫學放置社會文本中，圍繞身體去討論現代醫學問題[4]。如今，身體倫理學學者宣稱，所有“這些問題在豐富倫理實踐的同時，也挑戰著生命倫理學的規范和界限，使得身體的認知和評價成為生命倫理學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2]126。而部分醫學哲學研究者也不斷強調，身體是醫學哲學理論體系中最基本、最深刻的概念，且醫學所引發的一切社會問題、倫理問題，都能在身體中找到答案。因此，從身體哲學的角度認識醫學異化現象，是進一步破解醫學異化難題，充實醫學管理哲學理論的新視角。
1 身體哲學與醫學異化現象
身心二元對立是醫學異化現象的早期表現形式，從柏拉圖的“唯精神主義”到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再到近代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身體被視為約束人類精神世界的“肉身”枷鎖，象征著疾病、疼痛與災難[5]。此時，醫學則被視為讓人們“肉身”恢復健康、正常的主要方式。直至尼采，身體才逐漸具有了覺醒的意欲。但真正地將“肉體”視為獨立的、現實的、有血有肉的身體，來源于馬克思對“現實的人”深刻判斷。馬克思等[6]真正地將醫學治愈的對象回歸到現實世界，他認為“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至此，醫學擺脫了醫學目的是為了滿足精神世界需求，回歸到了醫學要解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現實身體問題上。而后恩格爾提出的醫學模式轉變，成為對早期醫學異化現象的一次總結和清算。
傳統的醫學將疾病作為身體發生病理轉變的一種生物性結果，而新醫學模式理論則認為，人是一種生物性和社會性存在。疾病的發生會受到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與身體相對的心理，也會隨之發生改變并影響身體狀態，即疾病是生物、社會、心理共同作用于身體，而又通過身體表現出的整體性結果。伴隨著“現實的人”和“完整身體”概念的出現，身體哲學似乎終結了“醫學異化”的難題。但隨后在技術主義、權力主義、消費主義的影響下，脫胎于早期醫學異化現象的現代醫學異化，表現出了新的異化現象。醫學哲學轉向身體哲學并形成的相關理論，則成為了研究現代醫學異化現象的理論前提。據此筆者認為，所謂的現代醫學異化現象，是指在科學技術對現代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以及對現代人思維方式全面滲透、影響、主導的背景下，一方面繼續不斷擺脫身心二元論的歷史殘余，另一方面又受到技術、權力、消費等因素影響，致使醫學逐漸偏離醫學本質的一種負面的醫學社會化現象。進一步說，現代醫學異化的關鍵問題，不是技術、權力和消費等因素對醫學本身直接作用的結果，而是這一系列的社會因素直接作用于身體，間接造成的醫學異化現象。
2 現代醫學技術異化現象
現代醫學異化現象主要表現之一就是醫學技術異化。張洪雷等[7]認為，“所謂醫學技術異化，是指人類利用醫學技術創造出來的對象，不但不是對醫護人員的本質力量和醫療實踐過程的積極肯定，而是反過來成為影響和壓抑患者的本質的力量”。在技術主義的氛圍中，醫生反過來成為“讀取”設備數據的工具，患者又成為醫生獲得利潤的工具[8]。
現代醫學異化現象，不僅是技術與醫學相悖的不良產物，審視這一現象還應考慮到技術如何通過身體引發醫學的異化。對于身體與技術的關系，馬塞爾·莫斯等[9]認為，身體雖然是技術的對象，但在工具技術之前，已有了一套的身體技術。隨著現代生物醫學的發展，技術與身體的關系逐漸地成為一個問題，改造身體變成了醫學技術問題，生物醫學技術進步也變成了改造身體的問題。夏可君[10]認為，“人在本質上作為技術性存在，涉及的不僅僅是生物進化，而且與工具的發展同步”。值得肯定的是，生物醫學進步確實滿足了人們對生命質量、改善健康的需求，但不能忽視技術與身體的深度融合，直接掩蓋了身體作為人們感知世界、實現自我認同的基礎性功能，甚至錯誤將技術視為解決所有身體疾病的唯一方式。客觀地說，對于這些“本末倒置”的觀點，并不是生物醫學及醫學進步的初衷，而是技術內在矛盾性的結果。對此，麥克盧漢[11]的觀點較為中肯，他認為技術雖然很快征服了人們對改造世界方式的看法，但技術永遠是“人體和感官的延伸”。
2.1 身體感知異化將導致主體意識喪失
梅洛-龐蒂認為，人們通過知覺在認識客體的過程，往往試圖把客體同化到主體中，把客體變成我們的身體的一部分。劉虹[12]認為，在技術邏輯主導的社會中，我們不再是一個感知的身體，而是一個攜帶著技術的身體。例如，可穿戴智能醫療設備能夠協助患者進行科學化健康管理，將血糖、血壓、血脂等身體的各項指標轉化為精確的數字，即時告知患者身體各項身體指標是否處于正常值內，實現了人們隨時隨地監控自身健康狀況的醫療技術支持。但當患者逐漸適應并對可穿戴智能醫療設備產生依賴時，患者的感知就極有可能把可穿戴設備吸納到自己的“認知系統”中，使其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進而造成患者依賴設備上的數值來判斷健康與否，而不是基于自己的身體感知。這不是否定可穿戴智能醫療技術對人類健康的積極作用，而是告誡我們如何中立地對待醫療技術。先進的、涉身的醫療技術逐漸占領人們的知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可能過度地沉迷于技術統治所描繪的美好幻境。在這種技術統治下，患者的獨立性、醫生的自主性，以及醫患之間的身體間性等主體性問題，必然會受到技術的監控甚至被取代。
2.2 身體器官異化將引起自我認同危機
賽博格技術是通過改造身體器官的方式，讓有缺陷的身體回歸正常功能，甚至超常功能的一種醫療技術，這種技術實現了身體與技術互融共存。例如，乳腺癌患者通過佩戴義乳回歸正常的女性形象，截肢患者佩戴假肢實現手的功能，器官移植手術實現生命的復蘇。賽博格技術的積極意義在于，主體基于社會對“完整身體”的基本認知，可以實現“社會認同”。但患者又往往因為切除掉身體的一部分，移去壞掉的部分，植入新的外來零件，而陷入“自我身體是否屬于自己”“身體的界限在哪里”的“自我認同”困境中。吉登斯[13]認為，對身體有規律的控制，是維持自我身份認同的基本手段，而與此同時，自我幾乎恒定不變地將其具體化之表象“展現”于他人面前。筆者不主張技術樂觀主義者拋棄身體擁抱技術的觀點，也不主張技術悲觀主義者去擴大生物醫學的負面作用，進而陷入“吃肉罵娘”的苛責，但我們必須正視身體哲學的重要悖論：我“是”身體，還是我“擁有”身體?賽博格技術實現了主體想要在“他人”眼中所呈現出來的社會身體形象，但身體器官被義乳、假肢等代替，卻真實地造成了“我是身體，還是我擁有身體”的主體自我認同危機。
2.3 用藥動機的異化導致因醫而病
對于飽受病原性疾病困擾的人類而言，除去體內外的細菌、建造“無菌世界”,曾經成了人類追求健康的終極理想。在醫學成功地將寄生蟲阻擋在外之后，緊接著就開始試圖大舉殲滅細菌，最后制造出“抗微生物藥劑”,試圖摧毀全數單細胞生物，此類藥劑即為抗生素[14]。在亞歷山大·弗萊明意外發明抗生素后，抗生素已經成為治愈感冒、發燒、耳道疼痛的“萬能藥”,只要身體出現異樣，盤尼西林、阿莫西林等各種抗生素就會往嘴里送，它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殺死所有細菌”成為醫患迫切實現共同目的同時，人類為之付出的代價就是：耐藥性。人體健康狀況取決于身體內外環境的平衡，抗生素治療雖短期有效，但抗生素殺死體內有害菌群后，人體內的所有品種的細菌都會受影響，當少數頑強的品種活下來后，就會重新組建生態圈，繼而對抗生素產生更大的耐藥性。2021年初，我國學者在頂級期刊《柳葉刀·傳染病學》發表研究成果顯示，在總體“積極向好”的大數據下，潛在的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依然存在。其中在1 800萬余張抗菌藥物處方中，15.3%被認為用藥合理，28.4%可能合理，被認為“不合理”的達51.4%[15]。患者寄希望于抗生素能夠將身體與細菌成功地分離，但不當地甚至濫用抗生素，正逐步打亂人類身體內的菌群平衡、弱化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人們寄希望于醫學技術能夠將細菌與身體進行徹底分離，然而實際造成的悖論是：因醫而病，而不是因病而醫。
3 現代醫學權力異化現象
醫學權力異化主要體現在醫方將身體作為自我權力實施、維護的工具和資源，或者將治療過程理解為自我價值實現，進而忽視治愈患者身體疾病的目的。政治經濟學評論者認為，“能力差距”通過維持患者的依賴性，可以保持醫療行業的權威地位，而能力差距是經由醫療行業對知識的壟斷來維持的[16]。
3.1 身體作為知識統治工具的異化現象
社會學是應用醫學，目標是管束身體[17]。福柯[18]認為，“人的身體是一個工具或媒介”,它被控制在一個“強制、剝奪、義務和限制的體系中”。福柯對身體哲學的獨到認識在于，身體被視為一種可供外在力量行使權力的工具和資源。威廉·古德認為，一旦某個專業群體建立，它就開始通過形成各種社會關系來強化它的權力，這些社會關系控制了該專業與其顧客、同事之間的互動，以及與本專業之外的行政機構之間的互動[19]。醫學知識的專業性和醫學技術的復雜性決定了醫患互動過程中，醫方相對患方具有權力優勢。而行使權力的人，往往對權力有成癮作用，他們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權力有擴張意識，尤其是權力能夠帶來物質利益時[20]。筆者認為，在醫患主體權力博弈過程中，醫生通過接管患者的身體而獲得對患者身體的相對控制，而患者主動將身體控制權移交的過程，往往又會增加、鞏固醫方因專業知識所獲得的權威，進而產生一種猶如權力的異化意識。醫生將身體作為醫方權力實施工具的同時，往往會以“合目的性”為之辯護，致使醫生過度強化自身的責任是“救死扶傷”,而非具有人文關懷的“心理疏導”。例如，當患者為緩解身體疼痛請求藥物幫助，抑或尋求醫生耐心解釋病情時，部分醫生往往以“知識壁壘”為由，剝奪患者對身體的控制權和知情權。筆者認為，醫學的溫度并不來自于專業知識，因為專業知識容易滋生權力意識；醫學的溫度來自于人文關懷，因為人文關懷是一種“設身處地”的社會關懷。
3.2 醫學作為公共管理工具的異化現象
“療治型國家”是奧尼爾在論證“醫學身體”時提出的關鍵概念。在奧尼爾[21]看來，人的社會化首先是身體的社會化，身體社會化作為人類社會化的第一個階段，為具有醫學性質的國家形式即“療治型國家”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我們把生命的每一個階段……均置于職業化和官僚化中心的處置之下……這一進程的終極目標就是由國家醫療管理來掌管生命的誕生和死亡。”生老病死，具有職業性質的醫療幾乎全盤接受了身體的一切，而“療治型國家”則通過其權力網將具有職業性質的醫療納入到國家公共管理的系統中來。所謂的“療治型國家”,是指在工業化主導的社會化進程中，人們的生命的整個歷程全部由“國家醫療”管理，個體與國家通過類似于“醫療承諾、健康承諾”的契約形式得以建立聯系。這里隱含承諾是：國家提供醫療服務保障公民生命與健康，公民則必須服從國家的管理。區別于傳統統治階級的管理手段，“療治型國家”的統治手段不再是赤裸的強權或政治、法制、經濟干預，而是更為隱秘、更為微觀的“醫療管理”。現代身體經濟學者戴維·斯圖克勒和桑杰·巴蘇[22],將影響人們身體健康的因素放置在更為宏觀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環境中，認為經濟政策雖然不是致病的直接原因，卻是影響身體健康“原因的原因”。因此，當現代人無形中接受著醫療技術對自我身體的改造時，發展醫學的目的也就逐漸從“治愈身體”異化成國家“公共管理工具”。在這種異化的過程中，一方面，醫院和醫生對身體的認識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醫院以“國家公共權力”的形式治愈身體、鑒定身體、管理身體獲得收入，而醫生則以“知識賦權”的形式，將身體視為自我權力擴張的來源，甚至視為獲得資本獲得的工具。
3.3 醫學權力異化源于對身體知識的不對稱
福柯認為身體是權力的對象，奧尼爾認為身體是權力意識的來源。身體社會學者對身體與權力的洞察，為認識醫患關系提供了深刻的理論營養，即醫方權力來源是由于醫患雙方對身體知識不對稱，經濟學稱這種現象為“信息不對稱”。萊德[23]在《潛態勢身體》更進一步闡述了權力來源于身體這一命題，解釋了醫方如何憑借專業的醫學知識來鞏固其“霸權地位”。他認為造成“身體信息或者身體知識不對稱”的深層次原因是“內部器官的隱形”,這種特征決定了身體不能像世界上的任何物件一樣，當它出現問題時，我們可以隨意的打開它，探究它、修理它。正是由于“隱形”這一特質，在醫生“打開”患者身體、解密疾病信息之前，患者對自我身體內的疾病信息幾乎是缺乏全面認知的。于是，患者就醫的過程就是患者將失控的、缺乏認知的身體轉交給醫生予以恢復的過程，身體“標的物”的轉移也意味著身體權力在向醫方轉移。因此，醫生與患者在身體知識層面的認知差異和信息不對稱，為醫生鞏固權力、濫用權力提供了可能，而被剝奪身體權的患者，則幾乎處于被動的地位，最終導致醫患矛盾。
4 現代醫學消費異化現象
“所謂消費異化是指人們以欲求而不是以基本的生存需要作為消費的出發點，從而導致人在消費活動中主體地位和理性精神的喪失，使人的本質異化到消費品上的物化狀態。”[24]消費社會加速推進了醫學社會化進程，為醫學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社會動力。但也將醫學帶入了消費異化的歷史階段，這類異化不僅瓦解著患方對醫方信任，也讓患者沉迷于改造身體、迷失自我。鮑德里亞[25]稱身體是消費社會中“最美麗的消費品”,且認為：“對身體的‘重新發現’和個體圣化，醫學性才獲得大規模的發展。”消費社會中，連接醫患主體關系的身體被置于“物體系”的中心，這就造成醫患雙方不再圍繞疾病和疼痛形成主體關系，而成為圍繞消費形成現代性關系。可以說，消費社會致使醫學的對象不再是一個處于病痛中的身體，而是處在消費中的身體。
4.1 醫方初心異化現象
運用現代醫療技術介入醫生的診斷，相較于傳統的診斷方式，確實降低了醫學的誤診率、提高了醫療機構的運營效率，保證了患者的生命健康。但另一方面，部分醫生過度依賴現代醫療技術，甚至幾乎所有疾病要依賴儀器設備進行“排查”和“確診”的現象仍舊存在。人們必須正視仍存在的這種異化現象，特別在當前較低的醫患互信關系中、在患者對醫學復雜性認知不足的情境下，無疑會將部分醫生推向負面的輿論中心。除此之外，部分醫生深受關系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影響，存在違背醫生職業道德的醫學異化現象，將原本的照章辦事變成了拿錢辦事，收受回扣。雖然近幾年醫療行業收受回扣的現象明顯減少，但近日山西某家三甲醫院醫生自曝醫院“塌方式”收回扣事件，再次反映出醫方初心異化問題，仍是醫學異化的主要現象之一。
受到當前市場經濟、消費文化以及社會信任水平的多因素影響[26],部分醫療機構仍存在向患者盡可能多地推薦磁共振、CT、造影等檢查，借此保證醫院運營成本，降低醫生誤診率、規避風險。對這類醫學現象，筆者認為醫方初心異化主要指受市場經濟、消費文化以及社會信任水平等因素影響，醫方以“成本-受益”“受益-風險”為行動原則，為了增加醫院績效并降低醫生誤診率，醫療機構過度地將醫院的運營成本轉嫁給患者，以及醫生所實施的防御型醫療等行為，所造成醫學逐漸偏離“以人為本”的醫學初心現象。例如，患者從醫院購買醫療服務、治愈疾病，醫院則提供相應技術、等價服務滿足其需求，并按照“成本-受益”的原則維持醫院的運營，保證醫生薪酬，這是市場經濟環境中醫方與患者、醫療資源供方與需方所進行的一般生產消費過程。雖然醫方的醫療器械、儀器設備的購置、維護和更新以及醫護人員管理都需要通過資本運營來實現，但醫院作為提供“準公共物品”的社會組織，具有明顯的非排他性。所以，如果醫方僅僅以資本的方式與患者發生資源交換，“救死扶傷”必然會讓位于市場經濟原則。再如，在較低的醫患互信程度、較高的風險社會中，防御型醫療是醫生主觀上為了降低醫院醫療事故、減少自身風險的一種自我保護性策略，但醫生一旦選擇“低收益-高風險”的行為策略時，客觀上就有可能直接地增加患者治愈病情的成本。筆者認為，身體存在是人存在的最基本前提，身體一旦遭受疾病和疼痛的困擾，就會面臨著身體滅失的可能性，而身體的滅失，就意味著人的不存在。在具體的醫學實踐中，無論是將身體視為成本、視為收益對象、視為風險源，均與醫學崇尚“生命至上”“以人為本”的初衷相悖，而這一系列違背醫學初心、醫生初心的現象，就是醫學初心異化現象。
4.2 患方就醫目的異化
消費文化對主體產生的最大異化是：任何一切讓位于“物體系”,并接受消費意識的統治。消費社會的到來，將屬于人類最后的“遺產”——身體，納入到“物體系”,并成為消費中心。在現代醫療技術發展和消費社會共生的背景下，患方主客觀上被迫接受消費社會“物體系”和消費意識的影響，從而造成患方就醫目的不是以生存、健康需求為出發點，而是過度地放大身體的社會屬性，將身體視作可供消費的身份象征、社會地位等符號現象，我們稱這種導致患者主體精神理性逐漸喪失的現象為患方就醫目的異化。
一旦身體成為消費的中心，身體就會將改造的對象，從外部客觀世界轉向了人類自身，從以前的恢復身體本來狀態轉變為改善身體成為“完備”的人[27]。消費文化的盛行像布道者的圣歌一樣，不知疲倦地提醒人們，必須經常地、有規律地保養身體，通過醫學手段實施身體規劃、身體管理。我們錯誤地認為，對于身體的自我控制和管理是自我主體意識的體現，但殊不知消費文化正潛移默化地左右著人類的意識、影響著主體對身體的看法，例如醫學整形手術。“消費社會中，消費文化把‘身體’放到了一個突出的位置，‘白富美’‘高富帥’‘顏值’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價值。而整容的對象就是這個被消費文化如此看重的身體。”[28]醫學整形的泛濫，是主體受消費文化影響，不由自主地、過度地對自我身體“賦值”的異化現象。在消費社會中，無論是商場的櫥窗，還是媒體廣告，甚至是網絡平臺的“網紅”們，到處充斥并暗示著身材與成功之間的關系。借助于醫學整容，求美者可以向對方呈現出“標準化”的身體符號，而身體所顯示出的特定價值和意義，有助于主體輕而易舉地將自我(身體)作為一種商品出售。此時，身體既是一種工具又是一種資本[29],通過它的改變可以實現身體資本向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自如轉化。現代醫療整容技術的成熟，讓傳統的個體生命健康問題演變成了一個群體的社會認同問題，疾病與疼痛讓位于美麗與性感，轉向消費身體的趨勢迫使醫學逐漸偏離原始的初心。醫學社會化不應是醫學消費化，醫學目的異化再次讓我們去反思，醫患雙方應將生存需求、健康需求作為醫學的本質需求，而過度地對身體開展社會改造，則極有可能會導致醫學陷入，特別是將身體物化到商品消費體系中。
5 對現代醫學異化現象的揚棄
現代醫學異化現象，是醫學發展過程中必經的一個歷史性階段。對這一異化現象的批判與反思，就是要找到造成現代醫學異化的癥結所在，以揚棄的哲學思維，提升公共衛生事業相關人員的管理理念，進一步縮短這一歷史進程。
第一，認識現代醫學異化現象，必須承認身心二元論仍對現代醫患關系具有較大的影響，而要消除這種根深蒂固的影響，不能一蹴而就。身心二元論對醫學哲學和身體哲學的最大影響之一，是將醫學主體的身體分為了生物性存在和社會性存在。雖“新醫學模式”不斷地告誡人們要全面地認識人和身體的復雜性，但這種二分法在具體的醫學實踐領域，仍直接影響醫學學科設置及醫生思維，例如，將生物性身體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并過于簡單地認為這就是醫學本質和醫學治療過程。筆者認為，現代醫學哲學的身體轉向，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總體治療方向”,即通過認識“現實的人”,活生生的、真實的、完整的身體來認識現代醫學異化現象。
第二，現代醫學異化現象，不是醫學與技術、權力、消費之間直接對立的結果，而是通過身體引起的間接結果。醫學技術的進步，確實推動了醫學的飛速發展，也給千百萬患者帶來了健康和生的希望；醫學權力的存在，促使醫學學科及其研究者可以更為專注于醫學本身，也解決著人類面臨的各種“疑難雜癥”,甚至從公共管理角度上看，也為社會穩定，人們安居樂業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方案；消費社會的到來，不僅給醫學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動力，也為醫學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但我們也應該辯證地看待技術、權力和消費等因素也一定程度制約著醫學的進步，甚至威脅著整個社會體系與醫學體系之間的融合發展。因此，要理性認識醫學與這些因素間的關系，只有通過身體認識醫學異化現象。身體所蘊含的巨大能量，隱喻著一切的社會問題，而醫學的特殊性正源于此：醫學比任何一門學科都需要身體，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層面，不談身體的醫學無法發展，沒有醫學的身體難以存在。身體哲學者提出的技術身體、權力身體、消費身體，以及醫學身體的概念及相關理論，不僅闡述了身體是一切社會關系的意義生成器，也闡述了醫學的所有問題要從認識身體開始。
第三，認識現代醫學異化現象，要處理好身體技術與器具技術、權力工具和身體知識不對稱、醫方初心和患者就醫目的間的辯證關系。具體來說，雖然身體與技術是共生共在的關系，但身體是所有技術中的“底層技術”。對于醫生而言，應始終保持醫學技術是一種器具技術的認知，它不能完全替代主體感知和真實交往；同時，還應該防止“技術至上”的醫學發展邏輯，要讓其發展符合整個人類生存和生活規律，警惕“因醫而病”。另外，我們還必須去反思在未來世界中，醫療技術變革對人類自我認同的考驗，即在醫療技術幫助人類完善自我身體功能過程，思考人類應該以怎樣的方式認識“我”自己，又該如何認識“他人”的問題。其次，正確認識身體知識不對稱和醫學權力的關系。醫生所擁有的專業知識雖來源于解碼身體奧秘，但醫生不應將此作為權力的來源。換言之，醫生不應以患者的“無知”作為自我權力來源的基礎。患者就醫的過程，就是將自己最珍貴的“私有財產”——身體，交付于醫生、醫院的過程，這絕不是患者讓渡自身決策權、管理權的過程，而是出于信任所進行的主體關系構建過程。同時，現代醫學的專業知識，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生物醫學知識，而是具有人文精神、人文關懷的醫學知識。因此，醫生和醫院應正確地認識自身的職業屬性和社會定位，在幫助患者攻克疾病的過程中，盡可能地向患者解釋隱藏在身體中的“疾病密碼”,同時要時刻保持“醫者仁心”,以“利他精神”與患者構建主體關系，提升醫學的溫度。最后，無論是醫方還是患方，應將身體視為生命的存在，而非消費的存在。對于醫方而言，不應將患者的身體視為資本的來源，更不應該因害怕風險而過度地透支患者身體。醫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職業群體、醫院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非盈利機構，應該正確認識成本、收益和風險之間的關系，當處于強消費文化、低醫患互信度、高風險社會的社會情境中，更要保持“生命至上”的初心。同時，患者一方面應理解醫學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還應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身體，將附加在身體上的消費因素還給身體本身，還給基于健康的醫學本身。
醫學異化現象是呈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作用于身體上的醫學技術、醫學權力、醫學消費的問題。對醫學異化現象的系統闡述，是對現代醫學發展逐漸丟失醫學本質、缺少人文精神和公共責任的批判與哲學反思，也是重新審視醫學社會化問題，實現揚棄的必然過程。應對醫學異化現象不僅需要醫患雙方尊重生命價值，將醫學認知回歸到醫學本身，將生命健康作為醫學存在的本源；還應從醫學的社會功能層面達到這樣的認識：讓醫學成為推進社會進步、實現公平正義的積極力量，而非“異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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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身體哲學視角下現代醫學異化現象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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