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誠信的缺失問題，對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也阻礙了契約社會的構建進程。因此，從理論上分析解決誠信缺失問題的對策與出路，已經成為從事倫理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無可回避的焦點問題。然而，影響社會成員誠信水平高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對不誠信者從道德上進行口誅筆伐，還必須深刻分析導致誠信缺失的各種社會原因。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提出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對策和辦法。
盧梭在《愛彌爾》一書中，曾提出一個重要思想，即“必須通過人研究社會，通過社會研究人”。然而，通過對人的自然本性的考察，無法解釋社會罪惡的產生，故而他結束了對自然人的抽象推論，而著眼于對現實社會的考察，力圖通過對社會的研究，揭示出人的本性和道德的根源。考察的結果，使盧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自私自利是社會腐敗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雖然二者相互作用而走向一個惡性循環，但這個循環的起點是社會的腐敗。
盧梭從“通過人研究社會”向“通過社會研究人”的方法的轉變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對我們研究當代中國的誠信缺失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人的社會性本質，決定了我們不能脫離開具體的社會關系抽象地談論人的道德，從人先天的善良本性中去尋找個體道德的起因。在社會大眾層面上，人們的道德發展水平總是受到他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諸種條件的制約。作為在社會群體中生活的人而言，社會成員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有賴于創造有利于個體道德進步的社會環境。因此，要使人們具有誠信的美德，就應當營造有利于培養誠信品德的社會環境。具體地講，從中國當前的現實來看，解決誠信缺失的問題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以及相應強調的責任。
首先，制度的合理與否是人們能否誠信的關鍵。在很多時候，往往是不合理的制度在促使人們不能做到誠信。例如，全國外語職稱考試這個制度的設立，要求申請晉升職稱的人必須首先通過全國英語職稱考試，這看似對于提高專業人員的外語水平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如果不分情況地“一刀切”，對于那些上了年紀的、工作又與英語毫無關系的人而言，憑著自己的英語水平根本不能通過這類的考試，但又不愿意因此而喪失晉升職稱的機會，于是在一些地方的英語職稱考試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不講誠信的替考、抄襲等情況。制度的設立多是為了達到公正或提高效率的目的。但當某種制度的不合理到了令人無奈或可笑的程度時，人們對不講誠信的寬容度也就大大提高了，有時甚至反而會對這些不講誠信的人產生一種同情感。當不合理的制度蛻變為一種形式上的擺設時，執行這種制度無非是徒耗時間、精力和金錢。因此，及時廢除或調整不合理的制度，在政策和制度出臺之前，首先自下而上認真傾聽民眾的呼聲、專家的意見，政策和制度實施以后，根據群眾的合理化建議和意見不斷完善這一政策和制度，是保證制度的合理性和取信于民的關鍵。不能取信于民的制度包括:使公民普遍受害而不是普遍得利的制度;不公正的、保護特權階層的制度;權大于法、命令隨時可以取代法的制度;不穩定、不明晰的制度;彼此矛盾、前后相左的制度。可見，制度的民主性、決策的科學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合理制度，是形成一個社會誠實守信的道德風氣的最起碼要求。
此外，合理的制度還表現在它使講誠信的人受到褒獎或鼓勵，而使不誠信的人受到譴責和嚴懲，從而促使人們愿意養成誠信的品德。例如，隨著統一的身份證件的使用，人們在互聯網上就能查到某一個人的真實身份。而將每次發現或查處的不守信的人或的事實通過輿論公之于眾，并如實記錄到由相關部門統一管理的全國聯網的電子檔案中，在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供用人或合作單位查詢。這樣一種信用檔案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人們了解當事人的情況，同時也保證了當事人的隱私權。當人們發現不誠信所付出的成本或代價與所獲得的利益不相稱時，人們就不會輕易地失信于人了。相反，假設人們僅僅冒很小的風險通過坑蒙拐騙的手段就可以獲得比誠實守信更大的利益時，這個社會為坑蒙拐騙等現象所充斥就不足為奇了。密爾說得好，當社會不利于人常常運用高尚的情感時，這種情感就會由于缺乏培養而枯死。
其次，強調的責任是合理制度得以貫徹實施的保障。不僅是制度的建立者，同時也是制度實施的監督者。因此，制度執行得如何、法律和監督機制能否奏效，關鍵在于部門是否承擔了應盡的職責。目前，中國市場經濟活動中出現的惡意欺詐等行為，固然是由于市場主體為利益驅使而不擇手段所導致的，但這與一些的無所作為、聽之任之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一些地方甚至充當了失信的保護傘，使得失信者更加有恃無恐。因此，當市場上出現了諸如大量的假冒偽劣商品足以對人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嚴重傷害和威脅時，在追究肇事者的責任并對其進行嚴懲的同時，也應當追究相關的市場監管部門及其負責人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職能部門在保障市場經濟正常運行中的作用。
的特殊地位還決定了的誠信對于整個社會誠信風氣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誠信道德建設中，首先必須強調誠信的榜樣和示范作用。孔子講:“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個對人民，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守信用，要取信于民。古語說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對于有信心，就能形成強大的向心力，那么辦任何事情，都容易成功。如果一個的制度形同虛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最高統治者朝令夕改，老百姓就會感到無所適從。如果老百姓對于在位的人失去了信心，那么講得再好，百姓都不愿意配合，即使再好的政策也難以實施。先秦時期，商鞍為了變法而“立木取信”的故事就說明了不能欺騙老百姓、“言必信，行必果”、說到就必須做到才能取信于民的道理。
合理制度的設立、法律的保證、監督機制的健全和完善，為提高整個社會成員的誠信水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是合理的制度、良好的法律和監督機制是依靠人來制定、完善和實施的。在很多時候，法制不可謂不嚴厲、監督機制不可謂不健全，但是人們往往只是顧及到一己私利或眼前利益而置誠信于不顧，為了追求利益而喪失了理智，從而導致了很多損人不利己的結果。因此，在健全法制和監督機制的同時，培養人們樹立起誠信的美德，從而為契約社會的形成奠定思想的基礎，也是十分迫切的。
中國自古以來就把信看做是為人處事的根本。《論語》上記載，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朝，小車無朝，其何以行之哉?”兢是牛拉的大車上的一個關鍵，朝是馬拉的小車上一個關鍵。無朝無朝，那么即使牛馬的力量再大，也拉不動車子。這是說明，信對一個人的行為、品德而言，可以構成一個動力。一個人沒有信的話，就如同無貌無朝的車子，寸步難行。因為他說話別人不相信，做事別人也不相信，就沒辦法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下去。在孔子看來，這樣的人就不可以稱其為人了。
中國古人對誠信的重視是奠定在他們對宇宙人生規律的觀察的基礎之上的。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在思考天的默然無語與日月星辰以及四時更替運作的過程時，就指出了一種不是因超驗上帝的創造而神圣化的自然，而是由于自然萬物化生過程中所賦予我們的自然秩序、關系和目的。孔子昭示我們:盡管天不以語言的方式示人以理，我們也可以從天的運作活動中認識到宇宙客觀秩序的存在。《易經》上說，古代的圣人上觀天象，下察地理，從中得出了關于世間各種事物(包括禍福等)產生的原因。孟子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荀子也說:“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托。”可見，能夠按照天道而行動的人必然昌盛，反之，必然敗亡。
《中庸》上說:“誠者，天之道也。”可見，“誠”是天道的根本特征，因而也是人固有的性德。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也就是說，通過誠其心，養其性，人就能自然而然地達到對天道的體認和理解，即“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的境地。可見，立誠，就是立自然和諧之道、社會和諧之道，也是立宇宙和諧之道，即天人合一之道。而“信者，誠也”，“誠”是“信”之體，“信”是“誠”之用。可見，誠信作為人立身處事的根本，是天地之道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國古代有所謂“信者，行之基也”、“行無信非以立”的論斷。
在這種道德觀念的影響下，中國古代的商都秉承了講求誠信的傳統，把“貨真價實”、“童雯無欺”作為自己的經營原則。早在先秦時期，大商人出身的呂不韋就認識到良好的商業道德是“萬利之本”。到了明清之際，“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很多商人更是把誠信作為自己的經營信條。樊現說:“貿易之際，人以欺為計，予以不欺為計。故吾日益而彼日損。”正是由于他誠信不欺，才使其貿易事業日益壯大。據同治《桂陽直隸州志》載，廣州一個經紀人，在充當客商代理人時，一位客商在結算時多付了1000余兩白銀。他發現后，立即起程追趕，將多余的白銀如數奉還。此事傳開，各地到廣州來采購的商人爭先雇他當代理人，于是這個經紀人便大發其財。由于“誠”和“不欺”上通天道，所以在明清商人的史料中，我們不難發現由于不欺而得到上天保佑、免禍去災的記載。《空同先生集》卷44記載，山西商人王現“利以義制，名以清修”，以信義待人，有一次逃過了盜劫。汪道昆《太涵集》所載商人汪通保，由于他有操守而“好仁義”，所以處處能逢兇化吉、遇難呈祥。
這種“好仁義”、“守誠信”而得到好報的觀念，在中國道德傳統中是根深蒂固的。這并非只是一般民眾的迷信思想，而是人們通過社會生活的實踐而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
市場經濟條件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契約是平等的主體之間建立在相互意見一致的合意基礎上的一種自由交易，其目的是交易各方都獲得更大利益，達到共贏的目的，并因此建立起一種權利和義務關系。契約必須在意見一致的基礎上形成允諾和責任。允諾一般是有條件的，一方的允諾往往以另一方的允諾為前提。因此，在契約社會中，誠信原則顯得越來越突出和重要。因為，契約如果沒有信用做保證，就等于一紙空文。在契約社會中，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真正持久的經濟效益來自于誠信經營。守約即是信譽，信譽即是資產。凡是效益好的企業，無不是以誠信為本。也正因為如此，“商海無涯信作舟”已經成為商界廣為流傳的哉言。而不守信者最終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有的不僅砸了牌子，跑了客戶，甚至還傾家蕩產、銀擋人獄，結果得不償失。可見，中國古代傳統道德中所總結出來的“守誠信”而得到好報的觀念，在契約社會形成的過程中也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充分體現。
總之，解決誠信的缺失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既重視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完善以及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重視提供提高整個社會成員誠信水平的良好社會外部環境，從而消除誠信缺失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又要加強社會主義契約道德，特別是誠信道德的研究、宣傳和教育，以增強社會大眾的誠信觀念。這是解決社會誠信缺失問題的重要條件，也是促進契約社會形成的重要思想保證。只有綜合運用教育、法律、行政、輿論等手段，通過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共同努力，中國社會成員的誠信水平才能夠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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