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對兒童保護范圍的擴大化，不僅符合國際社會對兒童問題認識基本統一的發展趨勢，也體現了中國重視兒童權利事業發展和應盡的國際義務。本文認為對于兒童安全的界定應是使兒童在人身、精神和網絡等社會生活各方面都免于侵害，并得到特殊保護。這既能體現兒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時代性，也具有內在的邏輯合理性。當前中國兒童安全的現狀不容樂觀，主要表現為因意外傷害造成兒童死亡率高、校園生活中的受傷時常發生、家庭暴力的存在等。我國兒童安全問題原因主要有受傳統社會對兒童安全觀理解不全面的影響、獨生子女教育的誤區、對生命與權利教育的忽視、對網絡及其由此帶來的安全問題缺乏準備等。兒童安全是一項系統工程，筆者在經過深入探討和思考的基礎上，提出建立新的兒童安全觀、進一步加強生命教育、強化學校管理制度建設、確立新的家庭教育觀念、學習借鑒發達經驗等建議。
1991年12月29日，我國加入了《兒童權利公約》。作為公約國成員，按聯合國有關規定，18歲以下的“任何人”都應列入兒童范圍。換言之，每一個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應享受家庭、社會對他們的特殊關愛。這種對兒童擴大化的保護范圍的確立，不僅符合國際社會對兒童問題認識基本統一的發展趨勢，也體現了中國重視兒童權利事業發展和我們應盡的國際義務。
在我國，對兒童安全認識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傳統意義上，我們對兒童安全的理解都是從它的反方面來理解，即從對兒童傷害的角度來理解兒童安全問題。例如，我國教育部2002年頒布的和兒童安全問題最為緊密相關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規定，“學生傷害事故”是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發生的，造成在校學生人身傷害后果的事故；同樣，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上海市常委會發布的《上海市中小學校學生傷害事故處理條例》也都采取了“人身傷害”的定義。這種對于兒童安全問題的理解固然考慮到了中小學生作為發生傷害事故的主要群體，但明顯具有狹隘化之缺陷。
在當今開放、信息化社會中，一個健康的兒童不僅僅是要求人身的完整，更要求具備精神的健康。同理，對兒童的傷害不僅有大量有形的即顯性人身傷害，也逐漸出現了很多無形即隱性“精神傷害”，還有，隨著網絡普及程度的提高，網絡對于兒童的多重傷害也正日益增加。因而，我們認為對于兒童安全的界定應該是：使兒童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都免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侵害，并得到特殊保護。這樣理解既能體現兒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時代性，也具有了內在的邏輯合理性。
由于對兒童安全問題的視角不同，我們還可將兒童安全范圍做一個界定。從空間范圍看，兒童安全主要涉及學校、家庭和社會等三個主要領域；從時間范圍看，兒童安全主要包括學校教育期間、家庭生活期間和社會生活期間；從對兒童安全影響因素來源看，主要涉及網絡影響和現實影響等。當然，所有這些兒童安全范圍的劃分只是為了研究這一問題之便利，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大多是以上多種領域影響的綜合結果。
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兒童安全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兒童事業有了長足進步和發展，這同我國黨和大力推進兒童工作是分不開的，所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傳統影響，我們的兒童安全狀況依然存在不少問題。根據對有關調查數據（注：勞凱聲、孫云曉主編：《新焦點：當代中國少年兒童人身傷害研究報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的梳理，我國兒童安全現狀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因意外傷害造成兒童死亡占我國兒童死亡總量約1/4統計表明，我國兒童傷害最大因素依次是：交通事故、中毒、跌傷、燒傷、溺水、動物咬傷和其他意外損傷。我國因意外傷害造成的兒童死亡，占兒童死亡總量的26.1%，即每100名死亡兒童中就有26人死于意外傷害。目前每年約有16萬0至14歲兒童死于意外傷害，約有64萬兒童因傷致殘。兒童意外傷害已經超過4種常見兒童疾病（肺炎、惡性腫瘤、先天畸形和心臟病）死亡的總和，不僅導致兒童傷亡、殘疾，而且嚴重影響到了兒童身心健康、正常發育和學習。
（二）游戲和運動中受傷居校園傷害之首2002年一項全國10個城市12歲至15歲(s=5846)學生調查顯示，在游戲和運動時受傷的比例最高，“經常”和“偶爾”的選擇率為53.6%；其次是“由于學校樓梯或其他通道擁擠所導致的事故”，“經常”和“偶爾”的選擇率為13.1%；“上實驗課時受傷”的人數比例是6.0%，其中“因受傷而住過醫院”的人數比例為5.5%。調查還發現，有41.3%的人選擇“上學、放學的時候，學校門口從來沒有專門維持交通秩序的人員”。這說明一些學校的安全管理措施存在嚴重漏洞，這無疑增加了兒童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目前，在我國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隱患的學校比率較高，而且，游戲和運動中的兒童最容易受到傷害，這個時間段特別需要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關注。
（三）放學之后、自由活動是兒童最易發生傷害事件的時間在對教師、父母調查兒童“在學校中最容易發生傷害的環節”時，教師認為最容易發生傷害的環節依次是：學生自由活動時間、放學以后、體育課上，選擇率分別為：47.0%、38.9%、8.8%；父母認為最容易發生傷害的環節依次是：放學以后、學生自由活動時間、體育課和實驗課，選擇率分別為：41.3%、40.3%、12.9%、1.5%。統計發現，容易發生傷害事件的時間均是兒童活動較多的時間段，而恰恰在這一時間段，基本沒有成人在場。
門衛制度方面的漏洞已經成為公認的校園安全隱患，應引起學校管理者注意。同時，兒童校園傷害問題已經成為教師和父母“最不能放心”的事情。最容易發生安全事故的環節是無成人在場時，兒童活動較多的場合，因此急需對兒童加強安全教育和自我保護教育。
（四）家庭暴力是兒童遇到最多的暴力傷害暴力傷害通常對兒童身體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是嚴重的。重者可造成殘疾或死亡，輕者造成身體損害。近年來，兒童所受到的暴力傷害有增加趨勢，成為兒童生活中的重大傷害源。調查發現，家庭暴力是兒童遇到最多的暴力傷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時，經常采取打或罵方式。調查顯示，60.9%的孩子在家中挨過打，84%的孩子在家里挨過罵。同時，兒童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時候，具有強烈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極端的自毀手段來報復施暴者。
兒童對暴力傷害的恐懼比其他傷害要嚴重。例如他們對“害怕受到別人威脅、打罵”的選擇比例高達41.2%。調查顯示，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對“害怕受到別人威脅、打罵”選擇比例要高出大城市約15%。值得注意的是，教師打學生現象仍有存在，有15.4%被訪學生報告曾被教師打過。此外，高年級同學的暴力也是兒童遇到較多的一種暴力傷害，有38.6%的學生有過被高年級同學欺負的經歷。我國兒童無論在家庭教育還是在學校教育中，普遍地存在著被打的現象，父母打孩子的現象更為嚴重。雖然打孩子是《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禁止的行為，而體罰學生也是我國《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所明確禁止的行為，但在現實中，這一現象卻較普遍地存在。這一事實不得不引起我們對有關兒童權利、成長等觀念的進一步反思。
（五）我國兒童的隱性傷害多發生于家庭兒童對在上學期間睡眠狀況進行自我報告的結果顯示，在全國10個城市抽取的5846位學生中，10.4%兒童在12歲以下每天睡眠不足8小時；13歲、14歲、15歲兒童中，分別有22.1%、33.1%、44.6%的學生每天睡眠不足8個小時，這些年齡段的兒童絕大多數為初中學生。數據表明，兒童睡眠狀況雖然有了明顯改善，但仍有相當部分孩子睡眠不足，值得廣大教育工作者和父母關注。
兒童所受到的隱性傷害還包括飲食狀況。調查發現，接近8%的兒童午餐沒有規律，或用零食、方便面代替，或在快餐店或用盒飯解決。比較而言，小學生的午餐狀況好于初中學生；初中階段午餐無規律者的比例逐漸上升。也有相當數量的孩子對食品中的人工添加成分的有害性缺乏認識。這些都會給兒童帶來隱性身體傷害。
隱性精神傷害則多發生在家庭中。8.6%的孩子說“父母經常把我一個人留在家中”；47.4%孩子說父母偶爾把自己一個人留在家中；11.7%的孩子曾經遇到過“父母只顧自己，不關心我”的情況。此外，還有9.1%的孩子把父母不關心自己列為最害怕的事件。近20%的兒童在遭遇傷害或受委屈時不告訴任何人或找不到人訴說。而把父母吵架、打架列為“自己最害怕的事件”孩子的比例高達35.7%；45%的孩子遇到過父母吵架或打架的情況。
（六）社會及兒童的安全防范意識欠缺與高發安全事故及其隱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兒童對安全事故防范意識卻很差，由于自身行為而引起的安全事故發生比例很高。其中騎車帶人、騎車逆行、在馬路上玩耍、翻越隔離欄桿等行為的發生率分別為46.6%、24.6%、21.9%、19.8%。在遇到緊急事情時，兒童闖紅燈過馬路現象就會更加嚴重。
在兒童生活環境中，例如“公路正在修建，無安全提示”、“下水道窨井沒有蓋子或蓋子沒蓋好”、“建筑施工現場無安全隔離設施”等安全隱患比例均較高。這表明社會諸多部門在保護兒童安全方面還沒有樹立應有的防范意識。兒童好動的天性與社會環境中充滿安全事故隱患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也是教師和父母們擔心兒童自由活動時間和放學之后活動時間受到傷害的重要原因。
（七）城市兒童安全事故發生率明顯高于鄉鎮城市兒童在生活環境中發生安全事故的機會要明顯高于縣鎮和鄉村。分析城市兒童多發的安全事故類型可以發現，它們多與兒童的活動空間、家庭中的現代設施等因素有關。城市兒童安全事故的嚴重程度也明顯高于鄉鎮兒童，城市兒童因受傷而住過院的人數比鄉鎮要高出兩個百分點，并且差異達到顯著性水平。當然，這種情況也與城市在醫療方面便利有關。同時，城市兒童活動空間相對鄉鎮兒童來說過于狹小，城市中有關兒童安全防范措施明顯不足。
另外，現代城市生活出現了許多新的兒童安全事故隱患，增大了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各種新交通工具的使用、電器、煤氣、游戲娛樂設施、城市建筑工地等都是兒童人身安全危險源。現代城市在建筑設計時，并沒有對兒童的活動及其安全予以充分的注意，致使城市兒童的安全事故屢有發生。
（八）兒童食品安全監管亟待加強食品安全尤其是兒童食品安全問題近年來一直受到社會所關注。最近，在我國發生的劣質奶粉導致的“大頭娃娃”案、浙江省“雀巢”奶粉案、麥當勞的“蘇丹紅”一號案和鄭州光明奶業案等都涉及兒童安全問題，并向我國兒童食品安全現狀敲響了警鐘。這些問題的出現，反映了現有兒童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存在漏洞（注：徐瀾波：“食品安全事件拷問食品安全法律機制”，《社會觀察》2005年第8期。），如《食品安全法》內容不全面、兒童食品檢查以時段性抽查為主、缺乏兒童食品安全監管長效機制和商缺乏食品安全意識。
（九）網絡新媒體對兒童的心理傷害不容忽視兒童在接觸網絡時，多數情況是進行交友、聊天和影視娛樂，有些人被算卦等帶有迷信色彩的網站所吸引，還有少數人接觸所謂“成人保健”方面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實際上對兒童來說是非常不合適的，因為它們遠遠超過了兒童理解水平。調查顯示，有22.5%的兒童有經常聯系的網友，有12.4%的兒童在網友提議見面時會去見面。兒童是否有經常聯系的網友、是否選擇與網友見面，與其學業成績和其父母的學歷有顯著相關。學業成績越低，父母學歷越低的兒童，越愿意與網友保持經常聯系，并且更愿意與網友見面。同時，年齡越大的兒童，越可能與網友見面，男生較女生更多地選擇與網友見面，城市兒童較鄉鎮兒童更多選擇與網友見面。調查顯示，網上聊天中的不健康內容比例相當高。
考察父母對子女使用電腦時間的控制情況時，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父母意識到了長時間使用電腦可能會對孩子身體造成不良影響，不管孩子是否用電腦學習，他們都會囑咐孩子注意休息，不要連續使用太長時間。另一方面，仍有47%的父母對孩子使用電腦不加限制，或在孩子用電腦學習時不加限制；11.6%的父母對孩子使用電腦根本“沒有限制”；18.7%的父母認為只要孩子把電腦“用于學習則不加限制”；16.6%的父母只是限制孩子上網玩游戲。他們顯然沒有考慮到長時間使用電腦可能給兒童造成的身體傷害，如視力下降、肌肉勞損等。父母對子女身體健康狀況缺乏關注，也是導致兒童身體傷害的一種潛在的危險因素。
（一）傳統社會對“兒童安全”觀理解不全面性的影響由于受傳統觀念影響，兒童安全觀念在中國社會具有一定片面性。這種片面性主要表現在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
從實踐來看，整個社會對兒童安全持狹義和客體性的理解。所謂狹義是指認為兒童安全主要是人身即生理上的完整性，忽視了兒童精神即主要在心理方面的健康。在這種觀念支持下，社會群體更多只關注兒童的存在，關注兒童最基本的需要，忽視了對兒童安全整體把握。所謂客體性的理解是指由于兒童在諸多方面和成人的差異，我們在理解兒童安全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把他們視為成人行為和觀念的受體。這種觀念容易越俎代庖，導致從一個成年人角度出發去看待兒童安全需要，忽視他們本身也是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和主體的最自然的需要。
從理論上看，兒童安全觀念片面性體現在兒童安全有關的學科研究上。我國目前未成年人法學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強調打擊犯罪而忽視權利保護。這種以犯罪和綜合治理為主要內容針對兒童的保護，在方向上顯然是有誤的。我們應該多考慮通過怎樣的法律手段去保護他們的權利，如何為兒童創造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在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當下，很多人缺少法律觀念和基本的法律知識，這種社會背景容易導致弱小的兒童特別是在校學生成為缺乏制約的暴力行為的受害者。
（二）獨生子女教育的誤區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獨生子女大量涌現。雖然對于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群體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的認識上存在爭議（注：蔡揚眉：“近五年我國‘獨生子女’研究的現狀與問題”，《中國青年研究》2002年第7期；），但不可否認獨生子女這一群體容易出現問題。如獨生子女的“三高”（過高保護、過高期待、過高溺愛）現象明顯存在并易于導致他們產生不易接受挫折、孤獨感強、缺乏獨立性等心理特征，具體為：其一，他們的價值觀、認知的統一性受到挑戰，與長輩之間文化差異大，在一個多元化社會中生活，自我內心沖突，容易造成心理缺陷。其二，隔代撫養的利與弊。由祖輩照料的獨生子女群體非常普遍，如何克服隔代撫養的不足也是確保兒童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三，“壓力后置”的潛在憂慮。獨生子女看上去“壓力”小了，實質上是一種“壓力后置”現象，壓力事件被推遲到下一個家庭歷程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注：陳建強、包蕾萍：“‘獨生父母現象’及其對未來中國社會的影響”，《上海社會報告書（2004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
（三）對生命與權利教育的忽視（注：楊雄：“第五代人：自身特點與發展趨勢”，《中國青年研究》2002年第3期；）在當前學校中，全面發展素質教育方針落實到操作層面上仍存在問題，對學生評價標準和價值導向仍以分數至上，甚至好分數可以掩蓋學生其他問題。情感、審美、自理能力、社會合作等人文訓練被忽視。文理科過早分流，造成了理工科教學缺乏人文精神關懷。現實社會中物質與精神的失衡，現實教育中知識本位、技術至上等外在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使教育演化為工具教育，教育過多謀求“何以為生”的本領，而放棄了“為何而生”的思考，忽略了情感培養，沒有教育學生對生命尊重，沒有引導學生對人生負責。過分強調智育、強調“快餐文化”教育方式，使學生成為考試機器，班級成為競爭的“戰場”。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兒童，他們面對的是無情的競爭。快餐的教育方式又使他們缺少對生命意義的理解和欣賞。他們面對挫折和打擊，缺少耐挫力和容忍度，輕則產生心理問題，或逃避，或消沉，重則走向自我毀滅，或報復他人，造成許許多多不應該發生的生命悲劇。
另外，由于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我們對兒童權利教育的普及工作仍顯不足。首先，在現今學校教育中，我們過多關注集體主義、紀律教育和統一教育模式，忽視個體作為生活主體而應享有的多種權利的教育；其次，在家庭教育中，我們更多關注教育的功利性，忽視對兒童進行愛的教育和美育等以兒童權利為基本內容的教育；第三，全社會沒有確立一個完整的尊重兒童權利的教育氛圍。兒童在學校或者家庭中接受到的權利觀念和相關的權利意識容易與現實社會中他們接受到的觀念相沖突，使他們無所適從。
（四）對網絡及其由此帶來的安全問題缺乏準備高科技和新媒介是一把雙刃劍，在給我們帶來福音的同時也帶來潛在的威脅，網絡世界就是一個最明顯例證，尤其反映在當代兒童安全問題上。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統計，2004年我國已有網民9000多萬，其中19.4%在網吧類經營性場所上網，初步估算，網吧接納了1000多萬網民。網民中18～24歲的年輕人所占比例最高，達37.3%；其次就是18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占17.6%；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兩年間，青少年網民的數量增加了15個百分點，而且預期可以上網的人當中青少年又占了17.5%，他們無疑是將來網民的主力軍。曾光顧色情網站的占46%；76%的學生網民沉迷于聊天，近三成同學選擇“搜索信息”、“下載軟件”；另有35%的學生選擇玩游戲。由于兒童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還不能對外界的信息進行正確的篩選，如果他們頻繁接觸網絡，就可能對其健康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形成構成潛在威脅。兒童階段的身心特點決定了他們還不能對自己的行為加以完全自我控制。如果兒童通過網絡接觸虛擬世界，上網成癮，脫離現實，會對其日常學習、生活產生負面影響，甚至使其荒廢學業。當前的網絡世界的內容可以說是良莠不齊，兒童通過網絡可能會接觸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甚至引發網絡犯罪，對其身心健康和安全構成危害和威脅，問題嚴重性在于，我們成人對由此可能帶來的兒童安全問題仍缺乏必要準備。
我們認為，兒童安全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多方面力量的參與，針對現階段中國兒童安全現狀，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和對策。
（一）建立新的兒童安全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委員會曾提出未來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生存。兒童應該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人，一個“清晰而有效的溝通者，自我指導的終身學習者，創造性和實際的問題解決者，負責任的和參與的公民，合作的和優秀的工作者，整體的且富有信息的思考者。”要達到上述這個目標，當前我們必須樹立全新的兒童安全觀。不僅要保護兒童的人身安全，更要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健康，并為他們創造一個“綠色”成長環境。同時，要從尊重人權角度出發，切實尊重兒童參與主體性，從他們自身需要出發，全面理解兒童安全需要，為兒童發展與保護兒童安全在觀念上創設思想準備。
（二）進一步加強生命教育（注：楊雄：“生命教育與青少年發展”，《當代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面對青少年自殺增多和逐漸低齡化趨勢，一些西方發達早就開始對中小學生進行“死亡教育”。臺灣和香港地區也已經嘗試開展“生死教育”計劃。我國內地許多學者也提出應當在中小學開設“生命課程”。上海市教委在二期課程改革中也加強了就中小學生“生命教育”課程內容。生命教育對兒童安全重要性在于，通過系統教育，使青少年懂得珍愛生命，懂得生命的價值，戰勝生活中的挫折，去創造有意義的生活。這是應對現代文明自身內在危機的一項明智舉措，非常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
生命教育是珍惜生命的教育，包括引導學生認識生命，使學生學會保護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首先表現為保護生命。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面臨各種成長的考驗，有些甚至是災難性的。盡管絕大多數不是直接來源于教師，但作為學生成長的守護者，教師既要關注學生自身精神發展的規律，又要教給學生各種生存的知識、方法和遇到各種生存危機的處理辦法、逃生的本領，提高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防止任何可能性的傷害事件發生。
（三）進一步落實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發展的客觀需要，更是有效防范兒童傷害事故的根本要求。從目前來看，主要應做的是：(1)從立法角度完善現有的有關兒童安全法規。由于對未成年學生傷害事故的性質的認識存在爭議（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律科研中心《民法典》建議稿；），所以導致對教育部現行《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存在不同理解，這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對兒童傷害事故的保護力度。應盡快對相關法規加以完善和修改；(2)強化全社會依法保護兒童安全的法律意識。兒童安全保護強力保障是法律，但這種保護同樣有賴于全社會法治意識的提高。提高全社會尤其是家長、教師和兒童自身等多種主體的法律意識，才能夠建立一個良好的兒童安全的法治環境。具體來說，我們應該通過在政法院校、師范院校開展教育法律教育，通過學校尤其是廣大中小學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接受教育法律的繼續教育等工作，提高他們的兒童安全法律意識；進一步加強司法部門的司法公平，通過各種舉措使我國的教育立法質量進一步提高，教育法律體系進一步的完善，為切實保護兒童安全確立一個良好的法治平臺。
（四）強化學校管理制度建設學校是兒童白天生活和學習的主要場所。學校管理不善或疏忽是導致兒童傷害事故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學校管理應充分考慮到兒童年齡、環境等因素差異，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形成符合實際、系統、嚴密和切實可行的校本管理制度。首先，學校應建立健全各項安全工作制度。比如建立安全檢查制度，確保學校的校舍、場地、教育教學設施和生活設施符合安全標準，并按制度要求對其進行經常性的維修和檢查，及時排除事故隱患；建立嚴格的衛生制度，避免外來因素對學生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建立衛生保健制度，防止體質特殊兒童在正常教育教學活動中的意外傷害；建立體育場地、器材和設施的安全檢查制度，及時修復或處理損壞器材，防止體育運動中傷害事故的發生。此外，還應建立兒童活動前安全教育制度、安全防范值班制度、醫療衛生安全制度、后勤管理物業供應安全制度等，使事故防范工作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其次，學校應建立保障學生安全的責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健全學校各項安全工作制度的同時，應將兒童傷害事故防范工作責任到人，層層簽訂責任書，建立起安全獎懲制度，以增強各部門及有關人員的責任心，使各職能部門齊抓共管，避免部門之間、崗位之間因責任不清，而導致相互推諉扯皮，人為地造成和擴大傷害事故。
（五）確立新的家庭教育觀念保護兒童安全應強調兒童的參與能力的提高，必須鼓勵孩子到群體中去。日本教育家山下俊朗強調要以“兒童教育兒童”，即互教。他認為這是對兒童進行教育的根本原則。兒童從模仿開始他的學習生活，而模仿最好的對象是兒童伙伴。尤其是從一些優秀兒童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因為他們之間往往是無所不談，一旦形成一個健康、活潑、向上的學習共同體，最容易互相學習，共同進步。成長階段良好的同伴關系，是他們一生的財富。家長要鼓勵孩子出去找伙伴，并且尊重他們的活動圈子。同時，也要歡迎他的伙伴進家門，給他們固定的活動范圍。
鍛煉堅強意志，培養健全人格。廣大父母在煞費苦心為孩子補充生理鈣質的同時，容易忽略兒童成長所需的另一種更為重要的“鈣質”，那就是精神上的鈣質。這種鈣質是兒童成長至關重要的元素。這就是自立、自強、自尊、自愛和自信，就是擁有堅強信念，堅韌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會勇于面對生活帶來的壓力，不會被困難所擊倒。意志堅強、心理素質良好的兒童在遇到突發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危機面前，會沉著冷靜，想方設法保護自己，逃離危險，戰勝困難。當代教育就是要培養人格健全、素質全面的新型兒童。
（六）改進與完善社會公共政策社會公共政策是黨和向社會公共領域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其目的是協調社會公共領域中人們多方面的關系，以保證公共領域的積極、正常的運行與發展。也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揮自身多方面職能的有效手段。現有的社會公共政策在保護兒童安全方面應該加以改進：第一，完善保護兒童安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憲法規定的兒童權益保護是根本性的，需要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來配套。要進一步明確社會群體對兒童安全事業的具體職責，使《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的規定更具有操作性；第二，強調兒童安全公平性。目前，兒童群體具有復雜性，大量失學兒童、農民工子女、殘疾兒童等特殊兒童群體的安全現狀更不容樂觀，他們比正常兒童面臨更多的安全威脅。因而，制定一些保護特殊兒童群體的傾向性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三，努力縮小兒童安全的地區差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決定了在兒童安全問題領域也存在差異，合理的社會政策應該努力縮小這種差異，使得兒童安全的保障措施不因經濟差異而有過大區別，力爭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使社會整體對兒童安全保障實現平等的保護和對待。
（七）學習借鑒發達經驗我國的兒童教育與保護方面和發達相比還有相當差距，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將他們的做法為我所用，不失為一種提高我國兒童安全管理水平之有效方法。其一，在制度和理念上借鑒。“9·11”后，美國教育戰略調整的戰略目標就包括“確保我國的學校安全、無毒品，學生遠離酒精、煙草和其他麻醉品”和“提升青年人的堅定品格和公民精神”；其二，在學校教育內容上借鑒。比如日本有一項訓練課叫“人工心肺復蘇”，幫助模型娃娃進行心肺復蘇，要求所有中小學生必須過關。日本是一個多災，防地震、防火或防的演習，差不多每月就有一次。在美國，學校里也有專門課程教給孩子遇到地震、洪水、歹徒、者的應急措施，而且十分具體。還有的學校講授空手道，甚至中國武術課，以備防身。英國一些校園安全組織針對年齡較大的學生成立了專門的防身培訓班和防強奸研究中心；其三，在立法層面上借鑒。日本和美國以及德國等都有具體的規定或判例來保護兒童的權利，如美國的單獨監護和共同監護制度、日本的《終身學習振興法》等都有我國值得學習和借鑒的經驗。
總之，只要我們樹立新的兒童安全觀，重視對兒童安全的制度和政策性改進，加強依法治教的步伐，全社會都來關心參與兒童安全工作，系統地推進兒童安全事業進步，就一定能夠促進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為我國兒童整體健康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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