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家庭是兒童接觸傳媒的主要場所，也是兒童社會性發展的起始點。家庭傳媒環境在兒童社會性發展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客觀評價傳媒的影響，家長在兒童接觸傳媒過程中采取積極的中介作用，是傳媒效應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個體的心理發展過程，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也就是掌握和積極再現社會經驗、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系統的過程。通過社會化，每個人獲得在社會中進行正常活動所必需的品質、價值、信念以及社會所贊許的行為方式。
家庭是生活的據點，是兒童社會性發展的起點。家庭對兒童來說，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現在”，而且關系到“將來”。兒童小時候的家庭生活，對他的將來有很大影響，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未來。大人都一度經驗過家庭生活中的“兒童”階段。然而，現在兒童的生活與30年前大不相同，與10年前相比恐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而最能反映這種變化的或許就是家庭傳媒環境的變化。家庭傳媒環境在兒童社會性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當代兒童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充分地享受了媒介資源的豐富，其成長也更多地受到了電視廣播節目、報紙刊物和新興電子媒介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據中國兒童中心2001年對中國少年兒童素質狀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就全體平均時間而言，城市少年兒童周一到周五每天平均接觸四種媒介，大約花86.7分鐘。其中，看電視、聽廣播平均為57.8分鐘；閱讀課外書22.7分鐘；電腦游藝6.2分鐘。周末則時間更長，大約花149.3分鐘。農村少年兒童周一到周五每天平均接觸四種媒介，大約花73.8分鐘。其中，看電視、聽廣播平均為57.1分鐘；閱讀課外書15.1分鐘；電腦游藝1.6分鐘。周末大約花122.8分鐘。
大眾傳媒在現代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化因素，它對人的社會化影響早己引起人們的注意。傳播學研究者指出，在兒童可塑性最強的時期，大眾媒介為他們提供了現實世界的圖景和各種人生理想的模型。因而大眾傳播媒介對兒童的影響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大眾傳播媒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新興的電子媒介，特別是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其覆蓋范圍廣泛，內容豐富多彩，方式靈活多樣，生動活潑，它必將帶來人的思想價值觀念、行為模式等方面的一場深刻革命。
大眾傳媒在兒童社會性發展過程中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大眾傳媒使兒童的個性發展更具多元化。人的社會化過程也是個性化的過程。兒童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不僅認識社會，掌握禮儀，接受規范，做好進入社會的準備，也是他們保持心理平衡的手段。兒童精力旺盛、活潑好動、求知欲強、可塑性強，豐富的、靈活的大眾傳播媒介在豐富兒童精神生活的同時，也有效地促進兒童身心健康和諧地發展。如果一個兒童每天只是不斷進行聽課、復習、完成作業，就會感到學習生活枯燥單調從而產生疲勞感和厭學情緒，降低學習的興趣和熱情。大眾傳播媒介可以說是一種有效的調節手段。不難發現，兒童在學習之余的閑暇時間里自發地看電視、打游戲、看電影、翻課外刊物、玩電腦，既能學得某些知識，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充分展示其個性色彩。1990年我國正式簽署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1992年正式生效，其中第17條指出，締約國“應確保兒童能夠從不同和國際渠道獲得信息和資料……”。應鼓勵大眾傳播媒介“傳播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有益于兒童的信息和資料”。因此，媒介有教育兒童的作用，“有益于兒童”的信息將使現代兒童更加國際化和個性化。如互聯網絡就是滿足兒童個性化需求的媒介，為兒童提供了參與性、交互性的技術手段，所以特別受到孩子的歡迎。網絡給學會求知帶來機遇和挑戰。網絡學習要求學生充分發揮學習的自主性，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對知識的探究精神。
其次，大眾傳媒使兒童的習慣養成更具選擇性。隨著傳媒的發展，現代兒童逐漸形成了媒介需要。研究發現，兒童在生活中的媒介需要主要有六種：學習需要、新聞需要、交往需要、情緒刺激需要、緩解焦慮的需要以及消磨時間的需要。以電視為主體的大眾傳媒可以滿足兒童多種內在需要。廣大兒童可以根據自身的內在需要自主選擇所需媒介。另外，大眾傳播媒介為兒童提供了直接模仿某些社會行為方式的機會。20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班杜拉等人對電視中的暴力鏡頭對兒童行為的影響作了研究，表明兒童對暴力鏡頭的模仿具有更大的傾向性。可以這樣說，“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這一作用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關鍵在于它傳播的內容以及對觀眾的引導是否恰當，而不在于傳媒本身。因此，必須妥善使用大眾傳播媒介工具，使其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成為積極有效的因素。由于傳播媒介具有具體化、人格化的特點，兒童從這些富于形象性、感染性、權威性和可信性的“榜樣”中吸取豐富的內容，從而加速其社會化過程。正因為如此，在兒童幼小的心靈中，會形成他們自己崇拜的偶像，可能是歌星、影星、球星等或其它的人或事，從而有意無意地去學習、模仿他們的行為方式。兒童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自由地、有選擇地接受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從兒童喜歡看的動畫片、卡通節目到成人的電視劇直至廣告片等，都在影響兒童的視聽覺，為其行為方式的模仿提供了廣闊的大地。
第三，大眾傳媒使兒童的價值觀形成更具自主性。兒童的社會化首先是從家庭中開始的，社會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以及各種社會化的目標首先是通過父母傳遞給兒童的。隨著自我意識的不斷發展和理論思維的形成，他們開始更多地運用社會價值和意義來衡量許多社會現象。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兒童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所獲得的信息不斷增多，在他們價值觀念形成的過程中，有意義的正面信息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使兒童獲得價值標準和道德規范，學會與謀生有關的本領，發展其獨立性，培養其創造性，學會處理與異性之間的關系，并不斷增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感，向社會所期待的角色過渡。
可見，大眾傳媒在兒童社會化過程中所擁有的具有傳統教育不可比擬的優勢。然而，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大眾傳媒也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不足。
首先，在內容方面，被法律、法規禁止的淫穢、暴力、恐怖等內容仍然通過錄像、書刊、電子游戲及計算機軟件等為部分青少年兒童所接觸;一部分不適合兒童的成人媒介內容為多數兒童所接觸。即那些適應成人，但兒童不能很好理解的并容易產生不良影響的內容，如性愛、戰爭暴力、與主流社會相悖或與本土文化相沖突的價值觀念等;兒童廣告中存在違反廣告法或廣告審查標準的問題。由于兒童辨別是非的能力不強，而某些傳播媒介中的消極影響同樣生動、突出、新奇，因而，兒童常出于好奇而盲目模仿，這樣一方面容易模糊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的界限，使兒童不能正確區分虛擬生活和現實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兒童形成良好的社會行為。
其次，在個性的形成中，大眾媒介往往削弱了家庭中的互動關系，增加了兒童自我封閉的趨勢，影響他們融入社會生活，淡化了兒童與父母、與學校老師之間面對面的情感交流，以及人格力量的直接感染和模范行為的直接影響的效果。這突出地表現在兒童“電視孤獨癥”的發病率在不斷上升。這與家庭居住環境過于封閉，與鄰隔絕和家長對孩子看電視缺乏正確引導有關。目前，單元房、獨生子女構成了兒童孤獨的客觀條件。在封閉、狹隘的空間里，電視成了孩子們不可分離的伙伴。電視上豐富多彩的節目、驚險刺激的畫面極易使他們著迷而過分依賴……患了電視孤獨癥的兒童，整日迷戀電視，對周圍事情毫無興趣，看起電視來不讓人打擾，并邊看邊模仿電視中人物的動作、對話，好像自己就是劇中人一樣。他們能把電視廣告語背得滾瓜爛熟，甚至文不對題地應用于日常生活中，嚴重時還可能發展到自言自語的反常狀態。此外，兒童過分地迷戀電腦，缺乏正常的人際交流，并可能受到網上垃圾和一些消極信息的腐蝕，這不利于兒童完美人格的形成。
總之，現代大眾傳媒使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育、影響，已經不能僅僅限于學校和家庭，社會影響的空間、渠道、內容也變得復雜化、多樣化。兒童中所出現的某些熱點、某些趨向，究其深層原因，都和大眾傳媒有關。因此，現實要求我們把教育引導少年兒童放在社會的大環境中，注意大眾傳媒的作用。
如果把當今這個時代稱作傳媒時代，我想一點也不為過。電視、互聯網等在家庭中的普及，使兒童更早地、更多地接觸他所處的社會，我們再也無法將他們從成人的真實世界中隔離開來。它給我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親子間的交流方式都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人們論及傳媒的影響時往往認為，電視、互聯網是一種消極的媒體，至少對兒童是這樣，它導致考試成績的下降、社會暴力的上升。電子游戲則更令人擔憂。許多成人認為，與電視相比，電子游戲是一種更為淺薄、愚昧和充滿暴力的媒體。而且，電子游戲的普及使得兒童逐漸脫離社會。因此，電子游戲幾乎成了成人世界人人喊打的對象。
筆者認為，任何一種新傳媒的出現，都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它使我們增加了一種新的生活資源，使我們和兒童的生活更加方便和豐富。媒體對兒童的消極影響并不在于媒體本身，而在于媒體被運用的方式。正如，車禍頻發的原因不在汽車本身，而在于人們的駕駛技術和對交通規則的遵守程度。70年來的傳媒與兒童研究說明，兒童并不是完全被動地使用傳媒，不同的兒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求選擇不同的傳媒及其內容，結果會形成不同的影響。兒童也不是生活在單純的某種傳媒環境中，傳媒對兒童的影響是兒童的傳媒偏好與其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更需要采取一種積極的態度，將電視、電子游戲和互聯網等傳媒看作兒童生活中的一種建設性動因。對教育和社會的意義而言，一種媒體的優點可能是另一種媒體的缺點，如果我們能綜合運用各種傳媒的優勢，加上兒童傳媒使用過程中父母積極的中介作用，就能使傳媒在促進兒童社會性發展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兒童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有其淵源和前提，而且又都會為后來的發展階段作準備。發展心理學家都持這樣的觀點，盡管他們對于劃分階段的標準不同。例如，弗洛伊德是以某種生理發展線索或占優勢的生理特征作為劃分標準；埃里克森是以人格特征作為劃分標準；格塞爾是以生物發展與文化影響相結合的實際作為劃分標準；皮亞杰是以智力或思維水平作為劃分標準等等。無論以什么作為標準，都表明兒童的心理發展是有階段性的。作為個體心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兒童社會性發展無疑也具有階段性的特點。
在傳媒節目制作中，我們必須考慮到兒童的心理發展階段和身心發展特點。然而兒童傳媒制作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成人化。據卜衛(1998)對來自30個省市的39位兒童節目制作者的問卷調查表明，有74%的人認為“把成年人的觀念強加給兒童”、“成人化”、孩子的參與是“被動參與”、“說教太多”、“站在成人的角度，不能表現兒童真正關心的問題”以及“孩子講大人話”。成人的需求、成人的期待和愿望、成人對社會的認識、成人的審美情趣以及對兒童有限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操縱著兒童傳媒。因此，如果不考慮、不尊重兒童身心發展的需求，只根據成人需求來構造兒童傳媒內容，那么所產生的只能是成人化的傳媒產品，而兒童社會性發展所需要的真正內容在有關傳媒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有些內容甚至是空白。
兒童對傳媒的理解可能強烈受到周圍社會情境的影響。如果父母能夠對兒童在電視或錄像中看到的一些比較難理解或煩擾的場面進行解釋，這將有助于消除兒童單獨觀看時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這就是父母的“中介作用”。
父母的中介作用，最簡單的情況是，父母作為兒童觀看節目的同伴出現。這跟將電視作為兒童保姆(即，父母將孩子放在電視機前，然后使自己可以不受影響地做家務或其他活動)是相對應的。這里的問題是，孩子可能受到電視中暴力、性、攻擊和其他不適宜鏡頭的不良影響，而且在某個年齡以后，兒童可能足以能夠主動選擇和播放被粗心的父母遺忘在一邊的“淫穢錄像”。如果成人跟兒童一起看電視，就有機會對其中某些干擾的信息進行討論和解釋，并增進親社會或教育性的內容。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擔心淫穢錄像，兒童跟成人一起看電視時，更可能看成人節目。換言之，看什么節目是由成人決定的。
許多父母認為，阻止兒童接觸不適宜傳媒的唯一方法是簡單地禁止。圣.彼得(st.peters)等人發現，在他們所抽取的樣本中，受到限制的觀眾一般來說什么節目都看得少一些。換言之，采取限制措施的父母不是控制孩子看電視的質，而只是簡單地控制看電視的量(只看一個小時，不能再看了！)。
當然，由于有這么多的兒童擁有自己的電視機，而且能夠自己操作影牒機，因此當今家庭傳媒使用的模式千差萬別。父母跟兒童分享觀看經驗比過去更為重要。當然不是簡單地一起觀看。奧斯汀(austin，1993)指出，有效的父母中介作用要求父母跟兒童一起討論節目內容，解釋有歧義的或干擾性的材料，或探究節目中的概念。
valkenburg,krcmar,peeters和marseille(1999)鑒別了三種不同的中介作用形式：共同觀看型，即父母與兒童共同觀看但不討論節目內容;限制型，即父母限制兒童觀看某些內容;指導型，即給予討論與解釋。可以認為，只有第三種形式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介作用。
austin,bolls,fujioka和engelbertson(1999)在一項對255名成人進行的電話調查中，更深層次地考察了中介作用，并鑒別出四種中介作用的形式。“非中介作用者”，父母可能跟孩子一起看電視但從不討論電視內容。“樂觀者”，其中介作用主要包括對電視內容的正面評論，一般對電視表現出信任(甚至將它看作孩子的保姆)。“悲觀者”，對電視內容作出總體負面的或懷疑的評論，通常不信任電視，更少觀看黃金節目。選擇者，能或多或少地平衡正面和負面評論。因此，父母-孩子間關于電視的討論，其性質可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父母對傳媒的態度。它還可能依賴于家庭中現有的交流模式和父母的教養方式(gunter&mcaleer,1997)。
［5］［美］安妮.薩瑟蘭，貝思.湯普森.兒童經濟——為什么孩子意味著商機［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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