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之于普通公民或受教論文聯盟者而言究竟是一項權利還是一項義務，抑或兼具權利和義務二重屬性？對此，學界大致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1.義務論，即認為義務教育應為義務性質。其主要理由是：（1）我國的教育理念和宗旨帶有鮮明的本位色彩，認定義務教育為受教育者的義務與我國教育發展的戰略思想更為協調一致。（2）義務教育為受教育者的權利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3）我國義務教育起步晚，發展水平低，國人對教育的認識遠未達到與我們的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要求相適應的程度，明定義務教育為受教育者的義務較作為權利更具有現實意義。
2.權義復合論，即認為接受義務教育兼具權利和義務二重屬性，其目的在于確保受教育者不至于放棄自己受教育的權利，以保障義務教育受教育權的實現。如有學者從我國憲法第46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這一權利義務復合的憲法規范出發，認為受教育權是以權利為本位的權利義務復合體，其中，權利的可放棄性已被義務要素所具有的行為必然性所取代；義務主體需履行的責任、承受的負擔則讓位于權利要素的本質屬性，即公民對受教育利益的享有。但在其內部結構中，權利要素居于指導和支配的地位，義務要素居于次要和輔助地位，僅是作為實現權利的保障措施而出現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為實現受教育權利設置明確的、必要的、且是必須行使的機制，以保障權利的線因為教育是一種培養人的活動，教育所特有的對人的成長和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僅關系到受教育者個人切身的利益，而且也影響到一個和民族的整體文化素質水平，并對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產生廣泛的作用，必須確保其國民受到最起碼的基礎教育，這就是義務教育。
3.權利論，即認為接受義務教育是受教育者的權利，而不是其義務。對此，有學者立足于現代民主社會的人權理念，列舉了如下四項理由：（1）二戰后教育理念轉變，接受教育已成為人人平等享有而由保障的基本人權。（2）權義復合易引起權利理論的困惑和混亂，權利論則使教育關系中的權利義務明確、權責分明。（3）義務論錯誤地把學生行使受教育權時必須履行的附隨義務或者其他的學生義務硬塞進受教育的范疇之中。（4）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受教育者一般不具有完全承擔法律義務和責任的能力。 還有學者進一步補充道，“權利更直接地推動受教育者的教育行為水平，更有利于教育價值的實現；同時，權利的運用本身也可以突破法律關于權利義務工具性設置而實現教育的一部分價值，而義務論則使受教育者處于被動之中，其本身只構成受教育者服從的一部分，具有純粹的工具性，不可能構成受教育者價值的一部分”；同時，權利論更有利于實現受教育權的法律保障和救濟，“因為受教育者權利的普遍設置為其法律上的救濟提供了合法的基礎”，而義務論和權義復合論為受教育權設置了義務性規范，當權利被侵犯時，“很難找到一種有效的法律救濟手段，其訴權很難實現”。
筆者認為，上述三種觀點雖然各有其道理，但又都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缺憾和不足之處。義務論者從我國義務教育和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現狀出發，將義務教育定性為義務，比較切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易于為我國普通民眾所接受。但是，這與世界各國以及國際組織將受教育權作為一種新型的人權的大趨勢不符，且也與法理相悖。因為沒有無權利的義務，若將受義務教育理解為受教育者的義務，則其權利主體難以明確。權義復合論者看到了接受義務教育本質上是公民的一項權利，但又基于社會本位的教育觀，認為受教育作為一項權利是不可放棄的，為了確保公民不放棄自己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又將接受義務教育設置為公民的義務。這是我國現行法律所采用的做法，也是大多數學者所支持的觀點。權義復合論者“試圖通過權義復合的方式來調節受教育者和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試圖通過權義復合的憲法規范達致受教育者與行為上的協調和利益上的一致”。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但是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如果權利必須行使的話，就和義務的含義沒有什么區別；從而會導致科學概念的混亂” ；將受教育既規定為權利又規定為義務，“實際上是不當的”，“混淆了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的關系” ；“缺乏明確的價值取向”，“不僅導致人們在解讀上的困難，也會造成教育實踐上的混亂”。權利論者明確地提出，義務教育在當代民主社會中應該定性為受教育者的權利而不是義務，這無疑符合受教育權作為一項新型人權的發展趨勢，但卻超前于我國義務教育發展的現狀。事實上，教育的特征之一是遲效性，對教育的投入在短期內很難獲得既得利益，甚至會與公民的生存權發生沖突，影響到公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加之我國公民自身的權利意識本就不強，對教育的作用和功能的認識也有限，因而，他們很容易選擇放棄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由此就會形成與我國實施義務教育的目標和宗旨的背離。
由此可見，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將接受義務教育單純地理解為公民的一項權利或者義務都存在著理論上或實踐上的不周延論文聯盟處，若將之設定為兼具權利與義務二重屬性，又會引起邏輯上的混亂和人們解讀上的困難。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義務教育為權利性質、義務性質或權義復合性質，而只能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某些情況下，如未盡到興學、辦學義務時，強調其權利特性；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如適齡兒童不愿意就學或其家長阻撓時，突出其義務性質。
與義務教育的性質上多種觀點并存相對應，在家長是否負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圍內負有監護適齡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除了家長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義務教育之義務主體；如果有，那么他們又承擔著怎樣的義務等一系列問題上也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理論。
1.完全義務論，即認為義務教育之“義務”完全表現為父母送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這種義務源于家庭的固有職責。資本主義最初的有關義務教育的立法在規定義務教育的時候就采用此種觀點。很顯然，這種理論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被丟進了歷史的故紙堆中。
2.單向義務論，即認為義務教育如同納稅、服兵役一樣，是公民對應盡的義務。由于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多為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其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在很大程度上就自然地轉移到其家長身上，成為家長監護適齡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這種理論是本位思想占主導地位的產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一度被資產階級立憲者所采用，義務教育也由此被寫入資本主義憲法之中。但是，該論與現代人權觀念相沖突，為現代民主所不取，也只能是曇花一現而已。
3.雙向義務論，即認為對人民有使其子女在學齡期間受義務教育的義務；同時，人民對于也有使其適齡子女受到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之義務。該論“從對人民的義務與人民對的義務兩個方面討論義務教育的含義，將的義務與人民的義務共提并舉，將實施義務教育的希望寄托于和家長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這較之單向義務論者對義務教育含義的理解無疑是更為全面也更為準確了，在現行法上也可找到依據，如我國憲法第19條第2款規定，“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同時，教育法第49條第1款也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被監護人應當為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必要的條件”。但是，該論“對義務主體間所負義務之關系缺乏明確清晰的界定”，而“若義務各方責任關系不明確，這就可能使各方在實際履行中互相推諉，從法律規范上看，都有義務，都有責任，而在實際上可能最后變成都沒有義務，都沒有責任” 。
4.主次義務論，即認為“義務教育主體間的義務是有主從分別的”，“具體說來，對人民的義務是主義務，其他則是從義務，即沒有的辦學興學義務，就沒有家長送子女入學的義務”，“從義務以主義務的存在為前提”，“家長及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實施的義務，都依附于的興學辦學之義務”。主次義務論突出了作為義務教育義務主體的地位，強調保障義務教育實現的法律責任，但問題是“主義務”與“從義務”各自的范圍、限度如何并未得到明確，仍然可能產生義務教育主體各方責任關系不明確的弊端。
5.消極義務論，即認為對義務教育的實施負有絕對保障責任，“只有在為適齡兒童和青少年提供了接受義務教育的充分必要條件之后，如果適齡兒童以及其監護人拒絕接受義務教育，才算是違反了法律上所規定的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質言之，家長只是在為其適齡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提供了接受義務教育的充分必要條件之后，才負有不拒絕、不阻止其適齡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接受義務教育的消極義務。消極義務論強調保障義務教育實施的絕對責任，有助于防止將保障義務教育實施的責任轉嫁給適齡兒童及其家長和社會，從理論意義上說是有助于保障義務教育的普遍實現的，因為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也是公共資源的分配者，相對于家長和社會而言，對保障義務教育的實施無疑具有更大的能力和優勢。但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特別是像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更是如此。 因而，“這里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價值矛盾，即在履行義務教育方面的職責要求與保證義務教育的能力不協調”，解決這一矛盾的“惟一的途徑就是應當降低對適齡兒童和青少年享有接受義務教育權利的‘承諾水平’”。 如此一來，我國義務教育水平就有不進反退、不升反降之虞。
綜上所述，有關義務教育之義務主體及其義務范圍與程度的理論經歷了從完全義務論到單向義務論，再到雙向義務論、主次義務論、消極義務論的演變。完全義務論和單向義務論有其產生的時代條件和歷史背景，但也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條件的變化而被歷史所否定。現代民主社會較有影響的是雙向義務論、主次義務論和消極義務論，這三種理論各有其優點和缺點，很難說哪一理論就優越于另一理論。
就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而言，應該如何配置義務教育系統中多方主體的權利義務才能實現各方總體利益的最大化以最有效地保障義務教育的實施，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此，筆者無意于也無力于對哪種理論更為科學合理或者更適合我國的國情作出評判，而只能就我國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結合上述的理論分析，談幾點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根據公共經濟學的理論，義務教育是一種具有較強的公共性和較弱的私人性的“純度”較高的公共物品，是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務。義務教育作為公共物品由提供經費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一些發達，甚至很多發展中，來自的公共經費一般占義務教育投資總額的85％－90%左右。不僅如此，論文聯盟界各國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還在不斷增長，且首先向義務教育傾斜。據統計，在財政性教育投入上，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為7％左右，其中發達達到9％左右，經濟欠發達的也達到4．1％。中國早在1993年就提出要在2000年實現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但根據《2007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提供的統計數據，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仍只有可憐的3.32%。 而且在這有限的教育投入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于非義務教育的，我國對非義務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要遠遠強于對義務教育的投入。由此可見我國對義務教育的投入水平與其他的差距有多大。不僅如此，我國對義務教育的投入還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不對稱的弊端：在我國的財稅體制中，從中央到地方稅收能力呈現出逐步下降的特點，即中央的稅收能力最強，鄉鎮的稅收能力最弱，然而，義務教育投資結構中，中央的投資比例卻最小，鄉鎮的比例最大。 據200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中國義務教育經費78％由鄉鎮負擔，9％左右由縣級負擔，省財政負擔11％，而中央財政只負擔2％。 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使義務教育違背了其初衷，將的義務變成了農民的義務”，“因為鄉鎮的稅收能力十分有限，根本無力提供義務教育的基本投入，只能通過集資、攤派或收費等方式籌措義務教育經費，即將舉辦義務教育的責任轉嫁給農民，使農民成為本應由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的主要承擔者”，因此,“事實上我國目前農村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義務教育，而是‘名義’上的義務教育。其結果是：義務教育成本越來越高，農民的義務教育負擔越來越重，眾多的適齡兒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或輟學”。 這種狀況不僅引起了國內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和嚴厲批評，而且還受到了國際組織的譴責。2003年9月份，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對中國教育狀況考察后，指責“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過低”，“地方沒有足夠的財政經費用于公共教育，導致中庭教育費用負擔越來越重”等。因此，切實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減輕家長的義務教育經費負擔已經刻不容緩。總理在2011年的工作報告中重申了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總值比重達到4%的目標，并且要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公共資源配置重點要向農村和城市薄弱學校傾斜，無疑為解決上述問題指明了方向。
學校是興辦義務教育的實施機構，也是義務教育的主要執行者，在整個義務教育過程中，它與受教育者接觸最為密切，影響也最為直接，因此學校在保障義務教育實施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絲毫不容忽視的。在實踐中，出現了學校導致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隱性流失”的情況，即學校因部分學生成績較差或不易管理，而對學生及其家長施加各種以使學生離校或停學為目的的壓力，從而使本應在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得不到應有的教育。其實質是學校作為保障適齡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者不僅不忠實地履行其義務，反而濫用手中掌握的教育權對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實施侵害甚至剝奪。可見，學校在義務教育實施過程中擺正自己的位置很重要。學校的義務就在于對上貫徹的教育方針、政策，反映學生情況；向下以符合學生身心發展特點和長遠利益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教育和管理。與其所負義務相關的是，學校在履行義務的過程中擁有一定的職權，對此，學校必須正確行使，不得超越權限范圍，也不得濫用權力，只能運用權力為實現學生的受教育權服務。
一般認為，適齡兒童多為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即便法律為其設定了一定的義務，也不可能以法律上的強制手段作為保障，而只能將這種義務轉移給其家長。對此，筆者不敢茍同。首先，適齡兒童雖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并不意味著他們不能從事任何法律行為，不能履行任何法律義務。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畢竟還是有一定的判斷與識別能力，相應的就應該承擔由此引起的論文聯盟果。我國民法通則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相關的司法解釋也確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從事純獲利益的行為的有效性。22據此，筆者認為，雖然適齡兒童在接受義務教育問題上缺乏足夠的行為能力，但是也可以在其行為能力范圍內承擔一定的責任，只有那些超出其行為能力范圍的事項才由其家長代理，并承擔相應的義務。其次，從各的國實踐來看，也不是完全不能對不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義務的適齡兒童采取任何形式的懲戒。例如，在美國，如果孩子逃學，家長管不了，在家長同意的情況下，可由派人捉拿學生，并送交教養院代管，完成義務教育的學業。23 再次，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完全不設置任何義務，可能造成權利的濫用，不利于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權利的實現和教育目標的達成。
家長可以說是義務教育系統中最復雜的一個角色，他與其他權利義務主體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首先，在家長與適齡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的關系中，家長負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的義務，并負有代理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為超出其行為能力范圍的行為而引起的義務，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監護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同時，基于親權和代理權，家長擁有管理、教育、懲戒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為其選擇自己認為恰當的教育內容和形式的權利。其次，在家長與的關系中，家長負有在提供足夠的條件的前提下，或者在其經濟能力允許的情況下，不拒絕不阻止，甚至積極監護適齡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接受義務教育的最低限度的義務，如果家長違反了這一最低限度的義務，可采取一切必要合理之措施來保障義務教育的實施；同時，作為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的法定代理人，他有權代表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請求履行興學辦學以保障義務教育實施的義務。再次，在家長與學校的關系中，家長負有配合學校做好適齡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的教育工作的義務；同時，基于其法定代理權他可以請求學校保障自己的子女或其他監護人享有與其他學生平等的入學升學權、教育條件利用權、獲得教育資助權、獲得公正評價權、獲得學業證書權等一系列權利，并在學校侵犯上述權利時，代理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行使請求救濟的權利。
本文來源網絡由中國學術期刊網（www.qiangmiba.com)整理發布，本站轉載的內容出于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立即進行刪除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