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論文聯盟，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社會提出培養更多具有專業技術勞動力人才的需求。教育是促進人力資本形成的重要因素，二戰后英、美、日等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實踐證明，職業教育在經濟起飛階段發揮著重大作用。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比較落后，且與東部差距逐漸拉大，目前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對勞動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對于進一步均衡西部地區教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對教育與經濟增長理論的探索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羅伯特·j·巴羅將技術進步作為要素引入函數模型中，證實了技術是進步的因素，實際上進一步從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學的角度把教育當成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間接證明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1]。人力資本理論學派的創始人西奧多·舒爾茨對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認為人力資本和物力資本都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性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的作用大于物力資本，而教育是形成人力資本的重要源泉，能夠通過提高人的能力來提高勞動率[2]。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增長理論”學派認為，由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引起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教育不僅發揮著強大社會經濟功能，而且具有智力投資的經濟效用[3]。
一直以來，國內外學者都對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盡管采用不同的計算模型對各個時期進行的具體估算與分析，但結果都證明教育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貢獻率。明塞爾對世界各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行了核算，認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則收益增加5%~15%[4]。羅對98個1960~1985年間教育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認為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73[5]。曼奎計算出教育對一些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2.3%[6]。
葉茂林測算出我國教育對國民收入的貢獻率為31.17%[7]，胡永遠測算為8.7%[8]，崔玉平測算為8.84%[9]。姚益龍、林相立對廣東、上海和浙江3省市教育對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系數和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行測算發現，3個省市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皆有積極作用[10]。郭新華、于驍王月的分析結果表明，我國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既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也存在短期的動態關系，其長期彈性和短期彈性分別為0.766和0.85[11]。吳文輝的研究表明，湖南高職教育在1990~2008年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其他各級教育偏低[12]。楊毅、譚界忠用改進模型計算出，2001~2008年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088%，認為我國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13]。王培俊、王立平研究認為，我國職業教育經費投入以及職業院校畢業生人數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正相關性[14]。基于對1998~2007年數據的驗證表明，我國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僅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而且呈正相關，職業教育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15]。劉曉明、王金明通過分析浙江省2001~2009年高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得出，高等職業教育能夠積極推動浙江省經濟增長[16]。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高等教育、高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對中等職業教育的研究不足。《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指出，發展中、高等職業教育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教育、改善民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環節，必須把中、高等職業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很重要，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西部地區，關注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本文擬對我國西部地區1990~2009年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并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實現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本文選取我國西部地區11個省、1個直轄市1990~2009年的數據作為樣本。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其中2006年的西部地區從業人數在當年統計年鑒上沒有，通過對2006年的平均增長率進行測算得到。模型選擇以地區總值（gdp）為因變量，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數（byrs）、勞動資本投入（cyrs）、固定資產投入（gdtz）為自變量。通過eview6.0軟件，畫出各地區gdp與byrs，cyrs以及gdtz的散點圖，可以發現gdp與byrs、cyrs以及gdtz間存在一定的線性關系。
時間序列計量分析需要樣本是平穩的單位根過程，否則就存在“偽回歸”問題。單位根檢驗采用adf檢驗法，單位根檢驗的最佳滯后階數由eviews 6.0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準則確定，使aic值越小的滯后階數越佳；依據原變量和差分變量的趨勢圖確定各自具體的檢驗類型，即是否帶截距項或趨勢項。通過adf單位根的檢驗結果表明，變量ingdp、inbyrs、incyrs、ingdtz水平序列的adf值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均大于各自的mackinnon臨界值，不能拒絕單位根假設；通過一階差分后，dingdp、dinbyrs、dincyrs、dingdtz的adf值均小于20%顯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臨界值，應拒絕單位根假設。因此，ingdp、inbyrs、incyrs、ingdtz是非平穩時間序列，一階差分后平穩，從而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可以開展它們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協整檢驗。
協整理論是研究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的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工具，它使刻畫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平穩關系成為可能。協整檢驗有兩種基本方法：一是engle-granger兩步檢驗法，其只能檢驗兩變量協整關系的存在性；二是johansen協整檢驗法(即jj檢驗法)，這是一種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檢驗多變量之間協整關系存在性的方法。由于johansen協整檢驗法是一種以var模型為基礎、具有良好的小樣本特性并被廣泛運用的多變量協整檢驗方法，所以本文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對各變量之間協整關系的存在性進行檢驗。由于johansen協整檢驗法對于滯后階數的選取十分敏感，所以在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之前應該合理確定協整檢驗的最優滯后階數，而johansen協整檢驗的最優滯后階數比無約束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小1。基于選取盡可能較大滯后期的原則，依據滯后期長度標準確定無約束var模型的最優滯后期。lr、aic、sc三個評價指標上建立var（3）模型，即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應為3階，見表1。基于此，可以確定johansen協整檢驗的最優滯后階數應為2階。根據各變量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選定johansen協整檢驗類型應為：協整方程具有截距項，但不含時間趨勢項。在以上設定的基礎上，可得到johansen協整檢驗的軌跡統計量檢驗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的結果，見表2、表3。可見，在1990~2009年間，ingdp、inbyrs、incyrs、ingdtz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以ingdp為被解釋變量的標準化協整方程如下：
鑒于ingdp與inbyrs、incyrs、ingdtz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本文可以對標準化協整方程解釋為： 論文聯盟
第一，若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則西部地區中職畢業生人數每提升1個百分點，當地gdp實際增加值減少0.12個百分點，中職畢業生人數的增加對當地gdp的貢獻值為負。近些年來，西部地區由于其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導致大量中職畢業生外流到發達地區，留在當地就業的較少，但是，他們又在受教育的同時消耗了大量資源，從而對當地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第二，若其他影響因素保持穩定，則西部地區從業人數每增長1%，當地gdp實際增加值增加0.54%，說明西部地區從業人數對經濟增長的杠桿效應為0.54倍。
第三，若其他影響因素保持不變，則固定資產投資每增長1%，當地gdp實際增加值增長0.76%，說明西部地區教育基礎設施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教學設備、器材、場所等硬件建設投入還需繼續提高。
我們已得出西部1990~2009年間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人數的增加沒有促進經濟增長，而從業人數、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的結論，但是對于西部地區經濟的增長是否會增加中職畢業生的從業人數，或者說是否會吸引一部分畢業生留在當地工作的問題，筆者擬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予以嘗試性解答。通過檢驗可知：
首先，在10%的顯著水平下，在滯后一期incyrs是ingdp的格蘭杰原因，但是在滯后2~4期，incyrs不是ingdp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在一年里，incyrs是導致ingdp增長的直接誘因，在2~4期，incyrs對ingdp的影響并不明顯；另一方面，在10%的顯著水平下，ingdp不是incyrs滯后1~2期的格蘭杰原因，只是incyrs滯后三期的格蘭杰原因，表明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在1~2期里對吸納中職就業人員并沒有促進作用，表明在當前教育改革的情況下，部分企業單位仍存在以學歷招人的情況，對中職學歷的技術人員引入不足。
其次，在10%的顯著水平下，在滯后1~4期，inbyrs不是ingdp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在1~4期里，西部地區中職畢業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很弱，表明西部地區的中職教育發展情況比較落后，對地方經濟的發展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滯后1~4期，ingdp也不是inbyrs的格蘭杰原因，說明隨著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社會對中職畢業生的需求并沒有增加，表明西部地區在中職畢業生就業結構調整上還存在一些問題。
從上述分析可知，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但是它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比較弱，說明西部地區中職教育發展比較落后，中職畢業生的就業機制不夠完善，中職畢業生外流現象比較嚴重，中等職業教育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針對這一現狀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窮國辦大教育”是我國教育的最大特點，而西部地區受經濟條件的影響，長期以來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與東部差距很大，財政預算內職業教育經費占整個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的比例有所下降，辦學條件亟待改善[16]。而且由于教育的投資回報時效性比較弱，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影響下也容易忽視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因此，要想實現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應有的貢獻，需要進一步加大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改善中等職業教育辦學條件，提高教育質量及辦學效益，培養適合本地發展需求的人才，反過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從而促進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就業問題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就業率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指標。從上述實證分析可知，西部地區中職教育沒能很好地促進經濟發展，即中等職業教育有投入卻沒有產出，很大原因在于畢業生沒有能夠在當地就業。這一結論與馬桂珍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對甘肅安定區中職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發現，90%以上的中職畢業生是由學校組織輸送到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進行實習，繼而留在當地就業的[17]。因此，和學校在擴大就業規模總量的同時，也要重視結構性的就業矛盾。在大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注重調整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并適度增加就業崗位，以關注和扶持中職畢業生就業。
社會變革與進步必然對教育發展提出相應要求，因此，教育改革需要不失時機地走在時代的前列[18]。在進行西部大開發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同時，也要對西部地區的中等職業教育結構進行改革與調整。各地中等職業學校應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企業發展階段和發展需求探索各具特色的發展戰略。在開展東西部中等職業教育合作的同時，還要重點扶持西部地區涉農、民族工業等專業的發展，吸引中職學校畢業生在當地就業，從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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