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中華民國憲法》頒布于1923年10月10日，又稱1923年憲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正式憲法。由于它是直系軍閥曹錕為掩蓋其“賄選總統”的丑聞所炮制的，因此又被人們斥之為“賄選憲法”。但從《中華民國憲法》文本本身來看，該憲法內容比較完整、結構清晰、立憲技術比較成熟，是一部較為完備的憲法。本文欲從憲法學和政治學的角度對1923年憲法進行分析。
近代憲法的實質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即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和統治機構及其權限劃分。從公民基本權利角度看，1923年憲法采取列舉式和概括式來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賦予了公民較大的權利，但“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的權利限制性條款卻只對限制的形式而未對原因和程序做相關規定，是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對于機構的權限劃分，學界多認為1923年憲法規定的體制為內閣制，但通過對憲法條款的分析發現其體制為帶有內閣制和總統制的混合政體。
該憲法規定公民享有平等權、人身權利（包括不受非法逮捕、監禁、審問和處罰，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搜索通信秘密不受侵犯，選擇住居及職業自由）、政治權利（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著作及刊行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從事公職權利）、宗教信仰自由、財產權、訴權、請愿權。在法條列舉的權利中，有關人身權利，政治權利中的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這些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的條款都附加了“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的條文。“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可以防止行政權力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干涉，即不能通過制定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來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在權力分立的中，行政權最具擴張性，也和公民的生活聯系最為密切，通過對的行政立法權劃定范圍能夠更好的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憲法是的根本，該憲法第108條規定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可知憲法條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實際上賦予了議會制定相關法律以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立法權，即議會可以通過低位階的法律隨意更改公民的基本權利，使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流于形式。美國著名人權學家路易斯·亨金曾指出:“一般認為,人權是“基本”的。這意味著人權是重要的,生命、尊嚴和其它重要的人類價值都依賴于人權；而不意味著人權是“絕對的”,在任何條件下為了任何目的都不得剝奪人權……如果人權不輕易的服從公眾關心的事情,那么,若與人權相對的社會利益足夠重要,在特定條件下,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了有限目的,在非此不可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犧牲人權。”豍因此對權利進行限制是必要的，各國憲法文本中也都有相關法律條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15條也做了相應規定“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但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要有合法的形式，適當的原因，并通過正當的程序來實現，缺少其中任何一項都會造成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流于形式。而“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只是對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表現形式做了相關規定，對原因和程序都未做特殊規定。
對于法條未列舉的權利，1923年《憲法》采用第14條規定：凡中華民國人民之自由權，除本章規定外，凡無背于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1923年憲法屬于剛性憲法，對制憲和修憲程序都有專門規定，但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采用列舉的方法無法窮盡公民的所有權利，因此設立了此公民基本權利的保留條款。此條款是在《天壇憲草》修正的過程中首次增加的，但1919年徐世昌上臺后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刪除了這一條款，而1923年憲法又重新增加了這一條款。這一反復的過程也可以看出當時立法者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看法經過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說明書》中指出“國民之于，一方有受國法保護之權利，一方有服從國權之義務。國民既不能離而獨立，而需受保護于法律范圍之下。故國民所享之自由，恒以法律所許可者為限，或以法律所不禁止者為限。越乎法律之外，而求自由，則法律即不能為之保障。法律不為保障者，非真自由也。”豎這種觀點實際上受傳統中國法律對權利觀點影響，傳統中國是義務本位的，人民認為權利是統治者所賦予的而非天生就享有的，因此中國沒有天賦人權的觀念，人們對于權利的認識更多的是從統治者的意志中去尋找。而此法條規定“凡無背于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給了該憲法上未指出的其它公民權利以憲法上的依據，在當時無疑是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同時從“凡無背于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我們可以看出該法條賦予了憲政原則以人權保障功能上的法律依據。憲政最基本的兩個原則即人權保障和有限，建立有限的目的是保障人權，因此在憲法中把這一抽象的原則和具體的法律條文結合起來可以擴展憲法保障權利的范圍。1923年憲法在分權制衡原則的指導下，把權力橫向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中又對權力進行縱向劃分，通過劃定權力界限，防止任何權力集權從而實現人權保障的功能。但“憲法之規定盡管細密，如果沒有適當的制度確保其規范效力之實現，則再精密的規范設計，只為美麗的宣言。”
豏因此除了對權力進行合理配置外，還需要建立違憲審查制度來充當“憲法維護者”的角色，審查權力的行為是否違憲，宣布違憲行為無效，以此更好的實現人權保障的功能。而1923年憲法雖然對權力進行了橫向和縱向的配置，但對違憲審查制度卻沒有予以規定，盡管如此，總體來說，1923年憲法延續了自《臨時約法》以來對公民基本權利條款的規定，并通過公民基本權利保留條款為保障未列舉的公民基本權利提供了憲法依據，體現了基本人權原則。
對于1923年憲法規定的體制，學界大多認為是責任內閣制。判斷體制是否為責任內閣制主要從兩個方面去區分：（1）元首與內閣的關系。在責任內閣制，元首是處于“統而不治”的狀態，內閣才是中的決策機構。（2）與議會的關系。議會可以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而內閣針對議會提的不信任案可以提請元首解散議會來與之相抗衡。從這兩個角度看，1923年憲法規定的體制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責任內閣制而是帶有總統制特征的混合性體制。
首先，從元首與內閣的關系看，1923年憲法規定下的總統既是元首，同時又是首腦。憲法賦予了總統公布并監督法律執行權、人事任免權、武裝統帥權、宣戰權、締結條約權、宣布戒嚴權、宣告免刑減刑及復權、停止國會會議權、解散眾議院權、要求國會對其議定法律案及其它決議案進行復議的權力。因此憲法規定下的總統兼具總統制和議會制下首腦所具有的權力，是享有實權的機構而并非責任內閣制下的虛位元首。但同時該憲法又規定“國務員贊襄大總統，對于眾議院負責任。大總統所發命令及其他關系國務之文書，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但任免國務總理，不在此限”，這符合責任內閣制中內閣是行政領導核心的特點。但由于該憲法只規定了可對國務員提不信任案，對總統卻未作出相應規定，因此當發生集體性政治事件時，往往是由內閣而非總統承擔政治責任即內閣被迫倒閣而總統卻未受影響。而且法條規定“大總統任命文武官吏”因此即使國務員有副署權但總統可以憑借其人事任免權選擇“聽話”的國務員，事實上袁世凱在迫使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后就是憑借手中的人事任免權來實現對內閣的操縱。
其次，從與議會的關系看。該憲法第45條規定“兩院議員不得兼任文武官吏”。在議會內閣制中，內閣通常是由議會中占多數席位的政黨組織而成，所以成員往往又是議會議員，而在總統制中，國會議員不能兼任其它公職，和議會是相對獨立的兩個機構。因此從第45條看，1923年憲法中的議會和內閣的關系相對獨立。從國會和內閣的關系，議會可以對國務員提不信任案，但沒有規定議員在什么時候情況下可以提不信任案，不信任案的通過只需列席議員過半數同意即可。除了提不信任案，議員還可以彈劾內閣成員。二者的區別在于彈劾是針對單個的內閣成員，而不信任案則是針對整個內閣，內閣成員被彈劾往往會被辭退公職但并不影響整個內閣的運作，而不信任案則可能導致整個內閣被倒閣，因此在議會制中，一般會區分彈劾與不信任案。而在中國由于未對二者進行區分，國會議員往往會把對內閣成員的彈劾等同于不信任案來使用。再加上中國政治發展的不成熟，內閣無法象英國內閣一樣通過政黨紀律來約束議會議員的行為，使得內閣時時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如前所言在責任內閣制中，面對國會的不信任案，內閣往往通過提請元首解散議會來與之相抗衡，但根據1923年憲法規定總統解散眾議院需經參議院的同意。而由于參議院和眾議院二者間除了產生方式不同，憲法未對二者作出區分，因此參議院若為保持國會的一致性拒絕總統解散眾議院的請求，則內閣就無法與議會抗衡而只能集體辭職。
1923年直系軍閥首領曹錕在暴力逼走大總統黎元洪后，為了為其上臺尋找合法性依據，以明其正統地位，在三天之內快速地完成了憲法草案的二讀與三讀程序，并在10月10日就任大總統一職之日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的頒布依靠于以曹錕為首的軍事力量的推動，隨著曹錕1924年的下臺，這部在形式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憲法也淡出人們的視野。但1923年憲法從起草到公布歷經了十一年之久，其制定的過程也是人們在北洋軍閥軍事力量的統治下為孜孜不斷追求憲政的過程。而且從內容上看，1923年憲法賦予了公民較大的權利，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留條款也作了相關規定，在國會、總統與內閣關系上也做了積極探索，雖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仍體現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限制權力的憲政理念，不失為一部較為完備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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