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目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相當嚴峻。要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不僅需要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也需要提高大學生個體的職業決策能力。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是職業決策能力的重要影響因素，本研究通過編制量表對800位大學生進行調查，旨在探討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特點與對策，從而為各高等院校和提供一定的決策參考，也有利于大學生更好地認識和提高自己的職業決策能力。
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日益擴大，大學生面臨的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如何，怎樣提高職業決策能力”等問題顯得日漸重要，也越來越受到各高等院校、專家學者和大學生自身的關注。
所謂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是指大學生在進行職業決策以前對自己能否在職業決策過程中利用所擁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職業決策的信心、預期和自我評估等，屬于職業決策的主觀能力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能夠預測大學生的職業決策態度，研究表明，在同等能力下，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會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的成功與否。
編制一份適合我國國情、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量表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整個編制過程完全遵循量表編制的原則，具體思路和步驟如下:(1)首先明確量表編制的一些基本問題，其次根據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證調查數據初步擬定量表的基本結構并給出操作性定義;(2)根據自我效能感量表測題的編制要求、大學生開放式問卷調查和部分師生的訪談結果來擬定測題，同時參考已有的相關量表組成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第一稿;(3)通過征求專家、各年級大學生意見，對量表測題進行修改和完善形成量表的第二稿;(4)對量表第二稿進行較大規模施測，運用項目鑒別力和因素分析等方法進一步調整測題，形成量表的第三稿;(5)對量表第三稿進行較大規模的測試和分析，使量表結構基本保持穩定，形成量表最終稿;(6)對最終形成的量表進行各種測量學指標分析，包括測題的平均數、標準差、鑒別力、通俗性水平以及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等，分析結果表明量表的各項指標均符合測量學的要求。
我們將大學生求職信心問卷第四稿作為正式測量工具進行更大規模的施測，在浙江大學、浙江工業大學、杭州師范學院、浙江科技學院發放問卷800份，共計回收了有效問卷716份，有效回收率為89.5%，其中男生392人，女生324人，大一161人，大二172人，大三197人，大四186人，城鎮生源296人，農村生源420人，716位學生中有147人為學校認定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占學生總數的20.5%，這也與許多高校確定的貧困大學生比例相近，共計涉及除軍事學外的其他11個學科。
雖然沒有制定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常模，但由于自我效能感是一種主觀感受，因此計算出的絕對值大小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大學生對自己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主觀判斷，表1列出的是對上述數據經過描述性統計分析后得到的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在全量表和量表各個維度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根據表1的數據分析，全量表的平均分是3.3370，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五點量表計分，其取值范圍是從1到5，中間值是3，這表明平均分都在中間值以上，說明了杭州高校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較好;同時雖然全量表顯示杭州高校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總體水平較高，但量表各個維度的標準差都比較大，說明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
本研究根據學校的辦學水平將本次測查的4所學校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重點大學，代表性學校為浙江大學，第二層次為省重點大學，代表性學校為浙江工業大學，第三層次為一般院校，代表性學校為杭州師范學院和浙江科技學院。對所測數據以學校作為控制變量分別對量表各個維度和全量表做單因素方差分析(見表2)。
上述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層次學校的學生在全量表、自我評價、目標篩選、社會支持、問題解決方面存在極顯著的差異，另外在信息收集方面也有顯著差異，但在職業規劃和求職技巧維度沒有差異。大學生在全量表和量表各維度的得分基本上是按學校層次從高到低排列，說明越是重點大學的學生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越高，這與重點大學的學生起點較高，享有更多、更好的教育和社會資源有關，同時也與社會對人才的評價標準有密切關系，廣大用人單位為名校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三)不同性別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差異對不同性別大學生在量表各維度和全量表作t檢驗，具體結果見表3。
上述結果表明，雖然不同性別學生只在自我評價維度存在顯著差異，在職業規劃維度存在極顯著差異，但普遍存在男生高于女生的現象，這一研究結果也與鄭日昌教授(2002)對507名理工科大學生所做的研究結果相似。分析這種現象的背后存在復雜的社會、心理和生理的原因，可以發現，對男女性別的刻板印象，社會、學校、家長對不同性別學生的期望水平，另外不同性別學生的心理和生理等，也會對學生的能力感知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目前有些用人單位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使得女生在職業決策時顯得更加沒有自信。
上述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除了在求職技巧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以外，在其他各個維度和全量表之間均存在極顯著的年級差異。上述分析表明，從總體上看大一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最高，并隨著年級的上升而逐漸降低，但到了大四又有一定回升。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對于大學新生來講剛剛經過高考的洗禮，嘗到了“金榜題名”的喜悅，個體的成功經驗使得自己“初生牛犢不怕虎”，對于四年以后的就業充滿信心，但隨著年級的增高和閱歷的增加，尤其是近年來大學生面臨的嚴峻就業形勢使得許多學生對前途充滿迷茫，導致求職信心的降低，但到了真正邁人求職大軍的大四階段，許多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實現了理性的回歸。
上述結果顯示，不同生源的學生在自我評價、目標篩選、社會支持、問題解決和全量表上存在極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顯示，城鎮生源的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得分普遍要高于農村生源的大學生，說明地域優勢也是形成心理優勢的原因之一。
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社會支持維度在上述分析中已經多次得到了印證，既說明了我國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基本結構有別于西方，同時這一背后所隱含的深層次社會問題需要引起我們極大關注。
單從統計意義上分析大多數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高的事實并不能掩蓋確有一部分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低的事實，這在前期作者所做的有關求職信心開放式問卷調查中已經得到了體現。因此，上面的分析只是從量表的平均分和標準差給出了一個粗略的結論，要了解杭州高校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詳細情況還需做深人的分析。
通過上述對影響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感各種因素的深人分析，本文概括出了當前在杭州高校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特點，主要有:
第二，不同層次高校的學生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越是名牌大學的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越高。
第三，雖然只在兩個維度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但普遍存在男生得分高于女生現象，說明在杭州高校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求職時更自信。
第四，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并且存在隨著年級的上升而降低，但到了大四又有一定回升的現象。
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作為職業決策的一種主觀能力感，可以通過心理干預、輔導等發生改變。因此，重點是關注具有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大學生，并且明確輔導重點，關注特殊群體。
在目前的大學生就業市場，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開始打出只招收碩士以上學歷或者名牌大學優秀本科畢業生的標語，這讓許多出自普通院校的大學生們大受打擊，本研究已經顯示普通院校的學生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要普遍低于名牌大學的學生，因此，如果不特別關注這些學校的學生，尤其是這些學生中又是非常普通的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那他們將在殘酷的就業競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在目前的就業市場中，性別限制擋住了許多優秀女大學生的職業前途，使得許多女生對未來的求職失去信心，有一種“學得好不如生得好”的悲壯和無奈。當然這一客觀事實的背后有其復雜的社會、心理和生理等因素，但本研究的事實證明它已經非常明顯地影響到了女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需要加以輔導，引導其揚長避短，增強競爭力。
研究顯示，越是低年級的學生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越高，但隨著年級的升高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逐漸下降，雖然到了畢業年級時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又有一定的回升，但相比低年級時已大打折扣，而對于畢業班學生而言，已經處在求職的風口浪尖，因此，那些即將畢業卻對求職缺乏信心的大學生也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對象。
在本研究最初所做的開放式問卷調查中，學生將生源地排在影響求職因素的第7位。研究也顯示，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要普遍低于來自城鎮的學生，說明地域優勢造成了心理優勢。上述事實的背后有許多社會因素，如本地生源可能會有更多的社會關系網，同時本地生源留杭州工作可能不會產生太大的生活壓力等。而前面提到的社會關系網也是量表中社會支持維度的體現，這一維度也是在我國研究中所特有的，說明了在我國社會關系網是影響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同時也說明了在目前我國社會中還存在許多不公平的現象，還沒有真正做到唯才是用，因此，我們需要對這些來自農村生源的大學生予以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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