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而每個時期的文學思潮的發生也有著自己特有的性質。本文將從當時大眾傳媒的整體情況來考慮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形成。
文學思潮作為中國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我國文學事業發展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進入到現代社會以來，文學思潮的興起與發展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有關現代中國文學思潮的論著與研究文章也逐漸增加。這些文章或者論著從文學本身、文學思潮本身對文學思潮進行了大量細致的基礎性研究工作，為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依據，也為我們更加全面的了解現代文學思潮的狀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本文以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為核心，圍繞中國現代文學思潮這一話題，以我國現代大眾傳媒為切入點，來窺探我國現代文學思潮興起的原因，將我國現代文學思潮放在一個全新的視域下進行剖析。
在論及大眾傳媒和文學的關系時，蔣曉麗在她的《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一書中說道：“沒有機器印刷技術的出現，沒有由機器印刷技術的發展而誕生的近代大眾傳媒，就沒有文學傳載方式的改變，也就沒有文學言述樣式的改變，更沒有文學觀念的改變，自然就不會有新的文學形態的改變”。由此可見，大眾傳媒在文學事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近現代文學最為明顯的分界線，起到了一個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國文化事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封建傳統儒家文化的大一統局面，幾乎在一夜之間被瓦解，文化領域呈現出多元共存的態勢，在表述上采用了淺顯易懂的白話文表達，各類文學創作快速增長，文學創作流派和文學思潮紛紛涌現，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那時候“中國傳統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戲劇盛極一時”，“小說也由過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業的興盛，歷代小說在近代大量重版，流傳甚廣，封建王朝的禁毀令不宣而廢”。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中國文化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推動了文化事業的不斷進步和進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各種新的文學思潮如雨后春筍一樣迅速成長，在中華大地上盛開出一朵一朵燦爛的文化之花。
在大眾傳媒的世界里，統治階級的公私言行，經由大眾傳媒的監督機制暴露在民眾眼前，往日神秘的權貴階層失去了變得觸手可及；同時，在這個世界里，社會對決策和行為的反應和評論也得以公布，文化專制的霸權被淡化，被消解；許多報刊以“監督，向導國民”為天職，成為約束政治權利的社會制衡機制。正是在這種社會基本機制的轉型之下，在有大眾傳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風氣為之一變，形成了眾聲喧嘩的局面：“個人之思想，以言論表之，社會的思想，以報刊表之。有一種社會，各有其表之報，社會有若干之階級，而報之階級隨之矣?！薄坝幸淮髥栴}出，為各種社會的注意，則必占各報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夠在報刊上反映，各種言論能夠在傳媒上出現，這種信息環境必然會沖擊專制正統文化的霸權，構成思想良性發展的機制，社會文化環境隨之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公開并存與競爭，使思想先驅和革命新勢力的社會領導地位得到確立；同時這些擁有傳媒話語權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國民，國民而亦即承認其代表者，一紙之出，可以收全國之觀聽，一議之發，可以挽全國之傾勢”。
隨著西方和中國商業貿易的越來越頻繁，也由于西方想侵占中國的野心驅使，外國的一些新技術或多或少的流傳進來，這樣就造就了以動力革命為主要標志的現代工業社會后，文學的傳播與交往才徹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階段，呈現出一日千里的發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認為造成晚清小說空前繁榮局面的原因有三個方面：“第一，當然是由于印刷事業的發達，沒有此前那樣刻書的困難；由于新聞事業的發達，在運用上需要多量。第二，是當時知識階級受了西洋文化影響，從社會意義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屢挫于外敵，政治上有極腐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為，遂寫小說，以事抨擊，并提倡維新與革命。”盡管阿英并沒有據以論述印刷事業與新聞事業在晚清如何發達，并如何影響小說的發展，但是，他把“印刷事業”與“新聞事業”發達的因素基于當時社會的與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實，卻無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對近代傳播媒介引起文學巨變的初步感悟，并表現出他對傳播媒介變革的高度重視。這是社會在步入工業化之時對文學的饋贈。它對文學的創作、傳播與交流都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梢院敛豢鋸埖卣f，如果沒有近代傳播媒介的變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紀文學思潮空前的繁榮，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興盛，也就無從形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如此龐大的體系與格局。
要探討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與大眾傳媒的關系，我們就不能繞過一個關鍵的問題而單單說現代文學思潮，也就是，我們不能將文學思潮從整個文學版塊中抽離出來去論述，文學思潮本身就是文學版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是不離不棄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如果分割開來論證，不免會落入片面和激進的圈子。
中觀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社會歷史步入現代進程以后，現代工業經濟給傳播媒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不論是傳播媒介的硬件設施，還是軟件技術，都呈一日千里的發展趨勢。首先，從硬件技術設施上來說，在社會歷史發展到現代以后，各種新產品新能源（相對于工業革命之前來說）極大程度的運用到各個領域，現代印刷技術應該說首當其沖得益頗豐，在沒有這些新動力之前，所有的印刷流程只能靠傳統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質量也不是很高，這對文化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約力量。據統計，從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說二百七十五種，文言小說五百五十九種，兩者合起來總計八百三十四種。而晚清以來，單單就阿英的《晚清戲曲小說書目》中收錄1898年到1911年這十四年間出版的小說就達一千一百四十五種，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總數還多。這組數據說明在先進技術的推動下，我國的文學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其次，從大眾傳播媒介的軟件方面來說，自從1905年科舉制度廢止，之前幾千年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讀書為官論在瞬間土崩瓦解，以前認為只要通過科舉考試就能走向仕途的夢想突然崩塌，舉國上下的讀書人必須自己去尋找自己的出路，這樣在社會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學者，也就是為數眾多的文化人。這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眾傳播媒介有了人才軟實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為青年的簇擁下，胡適、陳獨秀閃亮登場，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而他們的出場，從一開始就是與大眾傳媒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沒有大眾傳媒就沒有文學革命，也就更加不會有其后產生的各種文學思潮了。
大眾傳媒與文學的相互滲透。一個文學思潮的形成就有一個新的文化陣地的產生，一個文學思潮必然要以一種出版物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傳播自己的文化。一種文學思潮之所以要選擇或創辦一種出版物作為自己的文化陣地，是因為作為大眾傳媒的出版物，改變了文化的傳播形式，擴大了受眾群體和社會層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傳播的權利，拓展了人們認知空間，加快了某種文學思潮的傳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種文學思潮的文人們與其他文學思潮的人展開斗爭，為他們提供一個沒有硝煙的文化“戰場”。
如以吳宓、湯用彤為代表的學衡派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文學改良派，就分別以《學衡雜志》和《新青年》為自己的“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達自己的觀點或在上面進行“唇槍舌戰”。學衡派源自創刊于1922年1月的學衡雜志。該雜志的創辦歷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華學校成立的天人學會。天人學會由學衡重要成員吳宓、湯用彤創建。但是政治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五四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前夕，他們以融合新舊，擷精立極，造成一種學說，已影響社會，改良群治為天人學會的宗旨。吳宓為了實現這一宗旨，曾經希望創辦一份雜志。
正是在這種文化思想的對抗中，我國文化事業逐漸走向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仔細分析一下，現代文學思潮的興起與大眾傳媒可以說是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文學思潮是以一個特定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為環境的，在這個環境中出現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上的具有傾向性人們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的中國，舉國上下、各行各業都充滿了救國救民的熱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救國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們開始向西方尋求良方、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學習外國文學。這些對傳統的中國文學就是一股猛烈的沖擊力量，那么，之所以有這種力量，是離不開大眾傳媒的功勞的。他們有先進的思想，就必須要依靠大眾傳媒的力量傳播出去，讓大眾知道這些新知識新文化，而傳媒強大的傳播力量和傳播范圍的廣泛，正切合了文學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傳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為這些新文學創作的元素。而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思潮的出現也為大眾傳媒提供了傳播素材，不同文學思潮之間的論戰必然會以各自的觀念表達為方式，他們紛紛將自己的觀念訴諸文章或者是評論，然后將這些文章或評論發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讓對方和大眾了解，這樣既能讓大眾知道自己的觀念，也能讓大眾了解對方文學思潮的弊端，讓大眾更加全面的了解他們各自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思想。
中國文學經過近代向現代的歷史轉型，在20世紀初已經具備了現代文學的性質，現代文學的創作和發展大大超過了傳統文學時期，不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讀者的接受率上來看，這段時期完全可以說是一個文學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潮也是相當活躍的，在短短三十年間就出現了現實主義思潮、浪漫主義思潮、現代主義思潮等八種主要的文學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爭鳴、爭奇斗艷的局面，這使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間的文學創作日趨多元化，創作方式由以前的單一刻板轉向通俗大眾路線，而且把文學從“廟堂”上解放下來，讓以前披戴著神秘面紗的、精英化的文學變的平民化。中國文學事業步入現代以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離不開先進的中國文學界的先輩們付出的心血，中國文學界的先輩們所做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他們用自己的智慧譜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奇跡，讓中國文學在向現代轉型后的短短幾十年間發出了震撼寰宇的歷史最強音。
在中國文學由近代轉向現代之前，中國的大眾傳媒事業就已經開始了向現代的轉變。晚清時期國弱家貧，外來人士處于各種目的在中國興辦工廠、學校、報社等等，雖然他們是想通過他們的這種努力來同化中華民族的兒女，最終達到不費一兵一卒占領中國的目的，但是同時他們也給我們帶來了新興的技術和科學的理念。大眾傳媒就是其中的一種，以機器印刷為代表的現代傳媒技術，隨著外國人進入中國而傳入，使我國改變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業的力，加大了知識傳播的廣度，加深了傳播的深度；他們將新聞媒體這個新興的行業帶給我國，并在我國實行化經營管理，這些先進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國人學得并用于自身的發展，并使得媒介市場逐步建立并日趨完善。傳播媒介的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最為明顯的影響，在于他促使了現代文化市場的發育，使得文學成為一種公眾的事業。在我國報學史上，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近代化報紙，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創辦的《中外新報》。自此之后，中國人自辦的報刊不斷涌現。到1902年梁啟超統計全國存佚報刊時，則已達一百二十四種之多。媒介市場的繁榮推動了文學市場的建立和繁榮，文學市場逐漸壯大起來，職業小說家的出現、報人文學家的雙重身份在當時并不罕見。
如前所述，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來自于文學觀念的改變和文學思潮的興起，各主要流派的負責人和擁護者都借助于大眾傳媒來推廣自己的文學觀念。也許在當時，他們并沒有爭取受眾的意識，只是想借助報紙的力量來表達和闡釋自己的文學思想，維護自己的文學思想，但是他們借助的是一個擁有龐大接受者的讀者群，這么一個龐大的群體通過閱讀報紙，閱讀文學思潮各流派的文學觀念，會不自覺的選擇一個自己比較中意的文學思潮派別去支持，這樣，本來只有少數幾個人匯流而成的小的文學思潮，慢慢就壯大成一個大的社會群體性的文學思潮，其影響自然會隨著擁護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從二十世紀初年各種文學期刊雜志的區域分布來看，有一個明顯的感覺，那就是在封建社會中一直被許多文人視為“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文學事業，這時也強烈地帶有了工業化社會的特點。許多文學期刊都是作家親自創辦或自任，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質。出版商、、作家形成了一個有機的聯系整體，協同配合并進行文學實踐，甚至有的即是又是作家還是出版商三種身份。諸如梁啟超創辦《新小說》，為一批維新派志士發表政治與藝術主張提供了陣地。又如包笑天，在圖表中可以發現，他這時主編的刊物有《小說大觀》和《小說時報》兩種，在他周圍就團結了一大批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下鴛鴦蝴蝶派作者，被推為這一文學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編的《月月小說》，王蘊章編的《小說月報》，王鈍根編的《禮拜六》，等等，都團結了一批作者，通過刊物來呼喚同道中人，形成風氣，這種風氣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學思潮了。這是文學已經從純粹的個人事業中掙脫出來，成為一種公眾的、集約化的工作。
因而我們發現，傳播媒介的變革與自由經濟的發展對于文學的影響，自然還會派生出兩個特點：一是由于讀者趣味與書刊市場的影響，文學書刊與雜志不斷花樣翻新，爭奇斗艷，帶有商品經濟社會中不斷競爭的特點；二是每個作家或者一個文學團體都可以通過籌辦自己的刊物來實踐自己的文學主張，形成不同的文學社團和文學流派，最終形成風行一時的文學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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