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成員由傳統的四大階層逐漸分化為十大階層：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1]目前，社會分層已引起了高等教育投入與產出的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又妨礙了階層之間的自由流動，導致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分層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它對高等教育結果公平卻產生了不利影響。
所謂高等教育結果的公平，主要是指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別、不同地區的學生獲得基本相似的學業成就。高等教育學業結果的公平是相對而言的，是一種理想狀態，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奮斗的目標。
隨著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個體綜合實力相當的大學畢業生受社會資本的影響而面臨不同的就業境遇。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社會資本豐厚的畢業生更易在短期內以更少的成本找到薪資待遇優厚、性質穩定和發展前景廣闊的工作，從而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獲得更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教育結果的不公本文由論文聯盟集整理平。從現實來看，社會分層對高等教育結果公平的不利影響在不同層次的高校存在差異：對重點高校的畢業生影響較弱，而對普通本科和專科院校畢業生的影響較大。[2]
當前，社會分層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是比較顯著的。社會資源豐富的畢業生更容易在相同的時間內搶占就業先機。筆者認為，在社會分層中不同階層所擁有的家庭經濟資源、組織資源、文化資源的多寡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產生著重要影響。
（1）經濟資源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家庭經濟資源是大學畢業生求職的經濟基礎，是畢業生求職成本的重要來源。“家庭收入水平”及“親友財富狀況”作為畢業生經濟資源的指標體現，對大學畢業生就業機會的獲取有較大影響。畢業生求職成本（包裝成本、信息搜集成本以及人際交往成本等）有絕大部分來自家庭。[3]家庭經濟資源肩負著增強大學畢業生求職競爭力的重任。因而，經濟資源優越的大學畢業生擇業面更廣，很少因經濟問題而放棄更好的求職機會。同時，經濟資源豐富的畢業生對增強自身就業資本（職前培訓、考證）的投入也相對較多。但是對于家庭經濟資源不足的畢業生而言，他們唯有通過兼職或是向親朋好友借錢來支付求職中的一些開銷。在現代社會，經濟資源分配的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就業就是比財富”的不良風氣。此外，在教育收益方面，經濟資源較好的畢業生更占優勢。經濟資源直接影響了畢業生的收入狀況。有研究表明，擁有經濟資源的多寡直接影響到畢業生就業，資源越多則工作落實率、升學率和起薪都越高。
（2）文化資源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家庭文化資源主要體現在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上。文化資源是大學畢業生求職的引導性資本。父母的文化程度作為畢業生文化資源的重要指標，在大學畢業生綜合素質的培養、職業的期望和選擇等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將影響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質量。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對子女就業期望越高，同時給予求職方面的建議和引導就越科學。反之，父母文化程度愈低，對子女就業期望就越低，從思想上能給予子女的開導就會相應減少。可以說，父母的文化水平和價值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會從子女的執行力、求職意向、職業情操中展現出來。文化資源不足的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表現得更加獨立自強，傾向于穩定的工作，而在職業期望上也往往不高。文化資源貧乏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從積極方面來講，會引導大學畢業生走向獨立自強；從消極方面來看，也容易使大學畢業生出現自卑心理而陷入職業困境，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其職業發展乃至人生的發展。
（3）組織資源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家庭組織資源是指家庭從社會組織中獲得支配人力、物力、信息的權力。[4]組織資源作為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立足的墊腳石，它具體表現為一種“權威關系”，主要是通過父母和親友的最高職位來體現。因而，大學畢業生的父母和親友最高職務越高，那么大學畢業生可調動的組織資源就越強大，在一些高聲譽、高工資、高福利的就業機會面前競爭力就越強。總之，家庭組織資源對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月薪范圍、單位性質和工作前景都有一定影響。有研究表明“家庭組織資本”越豐富，大學畢業生的起薪越高。家庭組織資源貧乏的大學畢業生在求職方面更為努力，更迫切期望改變現狀，但因許多非人力資本因素的影響，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到不公正對待，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進入一些新成立的小上班。實際上，通過動用組織資源獲得的就業機會往往在就業的時間花費上較少。因此，組織資本貧乏的大學畢業生就必須依靠自身努力博得用人單位的青睞，但也容易處處求職碰壁。因此，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不容樂觀，亟待給予有利的政策支持。
總之，社會分層中家庭的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都會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產生很大影響。簡單來說，社會分層對大學畢業生就業信息的獲取、就業機會的獲得以及就業質量——單位性質、薪酬標準、職業晉升空間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實際上，任何一個只要存在貧富懸殊，受教育的結果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公平，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教育又是促進社會低層向高層流動、平衡社會不同利益階層的重要方式。因此為了促進社會階層間的流通，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減弱社會分層對高等教育結果公平的負面影響，這就需要、學校、媒體和大學生四方的共同努力。
要加強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法律監管與監督職能建設，構建一個人員專業、服務規范、監督有力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提高勞動力服務機構的專業化、制度化、社會化程度，消除社會資本的運作空間。同時，加快推進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以有形的勞動力市場為主體，以無形網絡市場為載體，及時有效地向畢業生傳遞就業信息。此外，加強對就業信息的甄別、篩查和監控管理，取締和規范市場中介機構，為大學畢業生創建一個相對合法、透明、高效的求職競聘環境。規范招聘方的人才選聘和管理機制，力爭構建一個公平、高效、公開的多元化就業市場。只有規范勞動力市場建設，縮小階層差距對大學生就業的不利影響，才能促進高等教育結果公平。
首先，加快高校結構的調整。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高校辦學理念要多元化。高校的人才培養應在考慮社會需求和自身資源優勢的基礎上合理定位。高校必須分工明確，研究型大學注重發展精英教育，培養學術人才，而一般高校尤其是高職技校側重于培養應用型和職業性人才。[5]總之，這種新結構要求高校必須根據自身的優勢或特色結合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以及就業市場的前景和現狀推進課程結構改革：科學、合理地設置并調整學科及專業結構，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畢業生實踐能力，培養“適銷對路”的人才。其次，高校要加強就業服務體系和就業指導工作隊伍的建設。加強畢業生就業信息服務網絡建設，拓寬就業信息傳遞渠道，完善就業信息傳遞機制，實現就業信息服務標準化、規范化、制度化，為畢業生提供真實、快捷、全面的招聘信息，為來自窮苦農村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的畢業生開設免費的就業輔導課程及求職心理咨詢。最后，高校應群集群策，動員各方為大學畢業生就業出謀劃策。加強與勞動與就業保障部門的聯系與溝通，加強信息反饋，積極整合在校教師資源，廣泛開發國內外校友資源，努力增強畢業生特別是來自偏遠農村及特困家庭畢業生的各種資源。
首先，應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及就業公平的重要性進行宣傳，消除錯誤的輿論導向。其次，通過媒體向社會宣傳大學畢業生就業服務的新風尚，傳播大學生良好的就業和創業理念，以此修正少數大學畢業生頻繁跳槽的負面影響，在全社會樹立大學畢業生踏實敬業、奮發向上、英姿勃發的精神面貌，爭取社會各界的鼎力相助。再次，應在高校中組織媒體宣傳活動，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幫助畢業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通過一系列勵志宣傳活動引導大學畢業生自信、從容地走向社會。最后，針對就業中的非法競爭，要加大輿論媒體的監督力度。盡量將領導干部子女的工作公開透明化。
首先，大學生也可以發揮自身優勢，從單純“勞務型”服務轉化為“勞務型”與“智力型”并舉的服務，將勤工助學與社會服務相結合，創新勤工助學方式，增強自身的綜合素質。其次，大學生除了必須具備的綜合素質（如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等）以外，還必須完善自己各方面的知識結構。隨著社會就業競爭壓力的日益加劇，就業“門檻”越來越高，“知識不夠用”和“能力不足”是導致大學生失業的主因。因此，大學生應該重視知識結構在求職擇業中的作用，根據職場需求塑造自己，一邊向書本學習，一邊在實踐中鍛煉，構建合理的知識結構，提升自己。貧困大學生只有不斷提高綜合素質和能力，使自己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和發展潛力才能減弱社會分層對高等教育結果造成的不利影響。再次，大學生應注意積累自身的社會資本。大學生應該在不妨礙學習的情況下多參加社會實踐活動，提高社交能力，積累人脈，從而減弱社會分層對我國高等教育結果公平的不利影響。
總之，社會分層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這些因素從微觀來說包括家庭的經濟資本、組織資本、文化資本。因此必須從這三方面來研究這一問題。社會分層在任何一個都是無法避免的。在我國尤其要正確處理好人民的內部矛盾，協調好各階層的利益。只有、高校、媒體和大學生自身四方面共同努力才有可能促進高等教育結果的公平，從而促進各個階層之間的自由流動，以保持社會良性的互動，更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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