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對于“有沒有用”，有必要追問：何謂有用、對誰有用、何時有用、何處有用、是大用還是小用、是有用還是無用等問題。以這些來思考教育，就會發現，教育之“用”，不僅是傳授，更在于陶冶，其意義十分深遠。討論教育之用的出發點在于人，人的多種需要使教育有多方面之用，教育的地位由人的地位、而非政治經濟的地位來支配。
有一句眾所周知的話叫學以致用。還有更為莊嚴的說法叫理論聯系實際。可是，什么是理論呢?什么是實際呢?是理論需要聯系實際，還是實際需要聯系這些理論呢?這么多問題未必被喊口號的人自問過。
不信，可以去問問那些拿理論聯系實際的口號去訓導別人的人，看他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沒有。事實上，那不過是個口號而已。
1966年有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和無數苦難的革命，這場革命就是從講“有用”開始的。那叫做學了就用、急用先學、邊學邊用、活學活用，念了一句語錄就可以用來打倒一個人，革命就可以鬧起來了。所以，“用”字很有效。
歐幾里德有沒有用?沒用!連同愛因斯坦一起批了，打倒孔家店還不夠，還要打倒歐家店。那場災難也可告訴人們，那時，所謂有用，只有一個標準，就看對政治有用沒用。而政治是什么呢?就是統治。統治是什么呢?就是位子。說身邊出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死了以后還把斯大林的位子也掀掉的人。所以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打倒掀位子的人。只要這樣就是有用，只有這樣才算有用，只有對鞏固位子有用才叫有用，別的都沒用。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還不知道樹木、森林有用，于是濫砍濫伐。在此之前大約80年恩格斯就說森林有用，但是許多口頭上很敬仰馬克思、恩格斯的人不信那一套，照樣大砍大伐。恩格斯說有用但中國那時的當權者不知道有用。
打籃球有沒有用?對于姚明、易建聯當然有用，對于無數cba、nba球迷也有用，但是對于不喜歡籃球的人有何用?對于買不起電視機，也買不起籃球賽門票的人，讓他怎么會覺得nba或cba有用?
陳景潤搞1+1有沒有用?對于工業、農業可能沒用，但對科學發展可能有用；對陳景潤就是有用，對于當省長、縣長可能就沒用。
多養幾只雞鴨對農民有用，但是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沒用，還多了幾條資本主義尾巴，有何用?就覺得只有對她當女皇有用的東西才有用，其余都沒用，也就都不準搞。她又好霸道，不準搞就不準搞。后來，、只好把她抓起來，不然，對人民有用的事情都搞不成。
古希臘人搞出了一個黃金分割，兩千多年之后，華羅庚拿它來做優選。古希臘人那時哪知道有這種用途?過了兩千多年才用到了這個領域。
從18世紀上半葉開始，由羅巴切夫斯基、高斯到后來的黎曼搞出了一個非歐，還搞出了好幾種非歐，不如黃金分割很快就曉得它有美學價值，對于非歐就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可是，到了20世紀初，愛因斯坦等人用上了，好大的用途!
一般來說，搞基礎理論的人對于其理論何時有用的判斷不容易說清楚，而搞應用的、技術的、工藝的，則比較容易說清楚，有的就立即有用。
實際上，某些過分強調應用的人恰恰是目光短淺的人，天天喊著理論聯系實際的人常常是只看到眼下的、腳下的事情的人。
有的人說古典文學的博士吃不得、穿不得、用不得，但真正的大學很看重他們，覺得他們對于大學太有用了。
皮大衣在廣州沒用，在哈爾濱很有用。廣州人也可買皮大衣，或者是為了收集古董，或者是有錢無處花了，或者是準備冬天到哈爾濱去度假。總之，沒有用途，也會有個由頭。
喊喊口號，在農田里沒用，喊不出糧食來，但是在那里喊喊有用，可以號召群眾或者蠱惑群眾，多少都算是一種用途。口號并非一概沒用，只看在哪里用。
在北京大學天文系請一位天文學家來講宇宙起源有用，在一所高職高專的汽車維修專業來講這個題目就未必有用了。
對于很富于情感的人，眼淚很有用；對于十分冷漠、常常無動于衷的人，眼淚的用處就少了很多。從前聽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就是牛奶得越多越虧本，干脆就把牛奶倒掉了；可是，若能把這些牛奶運到非洲，大約就不必倒掉了。
看來，何處有用也確實是一個問題。有些人以為特別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就是特別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其實這里可能包含兩個誤會：一個誤會是，以為凡唯物主義都是好的；另一個誤會是，以為辯證唯物主義跟政治覺悟有什么直接關系。
在有的人看來，吃飯、飽肚子、干活、掙錢都是區區小事(有用也只是小用)。可是，對于平民，這都不是小事。民以食為天，天大的事。
在有的人看來，革命才是大事(有大用)。所以，為革命而吃飯、為革命而吃飽肚子、為革命而干活、把掙的錢交給革命事業，這才是大用。其實，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要讓人有飯吃、有活干，因而，真正的人民革命比起人民有飯吃、有活干大不了多少。
有人以為政治才是最大的，革命是最大的，對其有用則為大用，否則，小用還不一定算得上。其實，若與人民的基本需求一割開，它就是無用的了，小用真還不一定算得上。
人們吃飽了肚子、有了活干，干完活、吃完飯了還想唱唱歌、看看戲、打打球，那么，音樂、藝術、體育也有大用了。
有的人，若要他不喝酒，那簡直就是要他的命；有的人，若要他不再唱歌了，那簡直就是要他的命；有的人，若要他不再讀書看書了，那簡直就是要他的命了；有的人，其尊嚴受到某種損害，他就覺得活不下去了；有的人，其興趣被人抵制，他就覺得活著沒意思了……這是并不罕見的現象。
所以，我們也常見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為技術而技術的情形。可是，自從1950年以后，這些東西都是要受批判的了。這一批就是幾十年，現在已經少了，但不知還要不要挨批?這一批就殃及到好多好多的知識分子。不少知識分子已經不是為有飯吃而學術，不少知識分子覺得為學術而學術是一種境界。馮友蘭這樣的大師就是這樣看的，后來受批判。他被告知，為人民而學術才是高境界。他覺得也有道理，但是這跟為學術而學術可以同時存在。但是還行不通，不能有二元論。許多的教師、知識分子跟馮先生的遭遇都差不多，都要被洗腦。
后來，教師們為人民而學術也不行了。聽說讀書也無用了，這樣，不論你為了什么而學術也沒用了。讀書一旦無用了，學校還有何用?教育還有何用?就這樣，1966年一場風暴把學校都關了，叫做停課鬧革命。抗日戰爭那么艱苦卓絕的民族解放戰爭時也沒有把學校都關掉，就為了打倒幾個走資派把學校給關掉了。教育的命運就這樣，要鬧革命了，教育就得停下來。光為了革命還不行，還要橫掃一切，連同教育。
不知今天的人們昕到“讀書有用嗎”、“教育有用嗎”、“唱歌有用嗎”、“相對論有用嗎”一類的問題時，還是否感到驚訝或無聊。可是，教育的命運、知識分子的命運就與此相連，他們命系于有用無用的懸念之中。
至少，直至今日，多多關心有用與否的人仍然被認為是更有責任感、更有覺悟的人；多多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人仍然被認為是有先進指導思想的人。
當教師們今天教給學生說“宇宙產生于大爆炸”的時候不知該不該想一想將來有什么用?不知教給學生說“三角形頂點的分角線分底邊的兩段與兩邊成比例”將來會不會有用?不知今天教給學生認8000個字只用上了6500個字其余那1500個字沒用，因而是不是自學了?今天教給學生讀了一百首詩卻只記得20首了，因而是不是讓學生學了80％沒用的東西?
常常見到有一種調查，問畢業生在大學學的專業能用上多少，回答是“基本上沒用”。于是得出結論說大學基本上是教給學生一些無用的東西。
不少的學生在回憶中小學時，往往說，那時所學的東西幾乎全忘了，但老師那一次最及時的勉勵、校長那一場最激動人心的報告、校園里那片潔凈的草地卻終生難忘。不知無論忘了的和難忘的都是不是珍貴的?
學校教給學生的形式上是知識，可是，實質上是一種陶冶。今天教給學生的一二三四五，具體用上的可能只有一二，然而，那個一二是連同三四五一起影響學生的。
陶冶的是情感，是信念，還可能是思維方式等等，這些因素往往是無形的。學生大都懷念學校，而懷念的東西可能是莫名的，卻是與當年的有名連在一起的。所以，無形不等于無用，莫名不等于不名。
學校給學生的一般可稱之為文化，更一般的可稱之為修養。人們以為有用的就是那些能掙錢、能飽肚子的東西，其實，修養本身也有用，用處還大得很。
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盡管許許多多的東西都冠之以人民，人民郵政、人民、人民書社等等，但它依然是一個“官本位”的。所以，有用沒用也都以官(官的地位、官的權勢、官的利益)為尺度。所以，在中國特別強調要有用，就是在特別強調官的利益，因此，伴隨著對有用的強調是人民的悲慘命運，是教育的悲慘命運。
歷史已經證明，在高唱應用、實用、效用的同時是關于讀書無用、教育無用、知識分子無用的思想橫流遍野，農民多養幾只雞鴨也沒用并認為是有害的了。如此的歷史表明，與那些急用先學、學了就用、邊學邊用的高調相伴隨的是人民無盡的苦難。
與那些理論聯系實際的高調相伴隨的是我們的實際大大落后了，經濟快崩潰了，技術大大落伍了，文化被毀了，高調的理論聯系實際所結出的是一粒一粒的苦果，是落后的實際，是實際的落后，是社會的大倒退。
還需看到，與實用、實際、實踐的高調相伴隨的還有理論的空前貧乏，與全面的高調相伴隨的是理論全面的貧乏。許許多多寶貴的劃時代的理論都在那些沒有如此高調的國度里誕生了。
本文為何要六問有用?實際上還可問得更多，為什么?這問題背后竟是與理論的貧乏、文化的荒蕪、經濟的落后、人民的苦難連在一起的，我們能不問嗎?這些問題是與教育的命運連在一起的，能不深入地問問嗎?
我們自然不希望只停留在對歷史的回憶之中，不希望只沉浸在對悲慘命運引發的沉痛之中，不希望只有對沉重教訓的分析。向前看確實是更積極的態度。那么，從正面看，我們可以吸取些什么經驗呢?
第一，一切的有用，首先應是從人自身來考慮的，對人的發展、人的需要來考慮的。人是出發點，人決定有用無用。
第二，教育是因人的需要而有用的，教育的直接意義源于人本身。人的地位有多高，教育的用處就有多大。
第三，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不只是衣食住行，人還有眾多的精神需要，人有情感的需要、興趣的需要、認知的需要、審美的需要，有休閑的需要、娛樂的需要……所以用處也是多方面的。所以，教育的用處也是多方面的。
第五，對于政治發展是不是有用，這又是屬于對經濟、文化、科學等等的發展是不是有用的問題之下的。這是不是把政治的地位看低了呢?應當說這是把政治的地位看得比較恰當了。看得比較恰當才有恰當的重要性。
第六，教育的地位是由人的地位來支配、制約、決定的，而不是由政治、經濟的地位來直接決定的。削弱教育的經濟不是好經濟，削弱教育的政治不是好政治。不是由政治經濟的狀況來衡量人和教育的狀況，而應當是由人和教育的狀況來衡量經濟、政治的善。在一個人和教育的地位不高的里，那個的經濟、政治一定是比較差，甚至是很糟糕的。這叫做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物為本、以官為本。
相信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教育經歷的那種悲慘命運既是空前的，又是絕后的。已經喊出了“以人為本”口號的中國，教育的命運從此也不會再是悲慘的了。
人是神圣的，一切關于經濟和政治的神話，都來源于神圣的人。人間的光芒皆源于人。經濟、政治之類本身不是發光體，它們的共源來自于人及與之相伴的教育。人及其教育的光輝從此不會再暗淡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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