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共和國60年文學創作的理想追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建國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學創作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新時期文學創作追求的是審美理想；90年代初到新世紀文學創作追求的是文化理想。促進人類共同走向繁榮、富強、文明、和諧應該成為中國文學創作面向未來的重要理想追求。
共和國60年的文學創作可以說是風云變幻，波瀾起伏，但始終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貫穿其中，并由此而展現出文學創作豐富而又復雜的宏觀畫面。概而言之，共和國60年文學創作的理想追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建國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學創作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新時期文學創作追求的是審美理想;90年代初到新世紀文學創作追求的是文化理想。
追求自由、平等和解放，讓古老的中國擺脫內憂外患的局面，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現代民族，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內心情結。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所采取的新社會制度，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作家的歷史夙愿。這樣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歷史轉型時期頻繁的社會活動，就激發了作家們高度的政治熱情，他們關注政治運動，對新政權寄予熱切的期望，投身并直接表現社會政治重大變革。作家們把文學作為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在創作上服從政治路線，服務于政治需要，采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隨后又代之以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文學創作普遍遵循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則，以表現“重大主題”、表現現實和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對英雄人物壯美性格的崇尚為基本內容。
因此，十七年文學創作具有鮮明的政治理想追求，在作品中贊美新中國，并由贊美和憧憬而構筑新社會絢麗的理想生活畫面。在小說創作方面，文學作品敘寫與社會政治運動密切相關的題材，具體表現為:在歷史領域，描寫中國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為創作的主導性題材;在現實領域，具體到每一個時期，從建國初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到隨后的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運動，都有相應的文學作品及時出現。十七年小說創作普遍追求史詩性效果，表現工農兵偉大的革命實踐活動，強調文學作品對光明面的直接歌頌，反映的生活要比現實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理想，注重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因為英雄人物是革命理想最集中的表現。在詩歌創作方面，從建國初期起，與作家對新政權的希冀和期待相聯系，政治抒情詩的寫作初見端倪，尤其是1955年郭小川的長詩《致青年公民》及1956年賀敬之為紀念中國成立35周年而作的長詩《放聲歌唱》的出場，在當時影響甚大，為政治抒情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58年之后，革命理想主義極端盛行，使這種詩體大行其道，登峰造極，成為當時詩歌的主流。政治抒情詩直接表現詩人對時代、對社會斗爭和重大社會問題的認識、評價，在藝術形式上講究政論性和激情的結合，為抽象的政治概念尋找形象、詩意的外衣，為激越的政治豪情尋找一種與之相適宜的節奏，追求強烈的政治鼓動性和感染力。
這樣十七年文學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從屬于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缺乏文學應有的獨立品格，有些作品甚至對現實進行歪曲和粉飾。但是十七年文學存在著政治意識形態和人民愿望、知識分子理想在一定情況下互相吻合的可能性。例如建國之初歌頌新中國的政治抒情詩、五六十年代反映革命斗爭題材的《紅巖》、《紅旗譜》等，盡管是吻合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但也和一個久受壓抑、久歷動亂的民族發自內心渴望新生、向往英雄的心理是一致的。對于一個飽經滄桑和蹂箱的民族來說，建立一個獨立、強大的現代民族，是人們的共同理想。中國領導的革命斗爭，在革命斗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初所顯示的朝氣，人們有目共睹，所以這樣的文學作品在精神特質上仍不失真誠。
然而，單一的政治視角，片面追求文學的政治理想，使文學觀念越來越被政治觀念所代替。文學創作主題往往是單一、集中、明晰的重大社會政治主題，文學創作題材愈益狹窄，主要是革命斗爭的歷史和農村的現實生活這兩大題材比較繁榮，平凡的日常生活、個人的欲望、情感、精神狀態等在文學創作中遭到了蔑視和壓制。文學日益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地位，文學創作必須為現實辯護，而質疑與抗議現實的功能被取消。“文革”之中，文學創作否定了寫真實，更強調了理想性;否定了寫普通人的形象，把英雄人物的塑造推到了極端遠離現實的地步，由此出現了“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八個樣板戲以及《金光大道》之類的追求“高、大、全”卻背離真實、人物公式化的作品，這是文學創作追求政治理想極端化必然會出現的結果。由此，文學形象演化為抽象的、象征化的符號，成為與個人生命體驗無關的政治象征，文學完全成為政治的演繹和工具，文學創作實際上變成了一種政治行動。
可以說，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學創作的得失給了人們這樣的啟示:建國以來很多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文學創作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過于急切的政治功利欲遮蔽和妨礙了作家的審美眼光，忽視和缺乏藝術轉化的功夫。所以作家在追求政治理想時，應該超越現實政治的階層性、臨時性、政策性，讓文學創作作用于根本的政治理念而不是簡單地圖解現實政治的方針政策，支持政治理念所懷抱的關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對現實政治進行有效監督與批判，并使文學作品中的政治成為經過充分藝術化的、完全消融在藝術中的政治，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文學的政治價值。
新時期以來，面對“文革”浩劫留下的惡果，文藝界在思想解放運動背景下進行“詩意啟蒙”，認為憑借文學藝術的審美體驗，才能使蒙昧的心靈獲得解放;憑借文學作品的審美魅力，才能使中國人迅速抹平政治傷痕，看到嶄新的美麗遠景。由此產生了新時期文學創作對于審美理想的追求。文學創作企望擺脫現實政治、商業和實際生活的纏繞而追求一種理想的、精神的、圣潔的和高雅的人類生活，強調文學藝術應該是至高無上的精神產品，它是崇高的、充滿詩意的，應該引導人們向往美。新時期的文學創作由此構建了審美烏托邦，代表了新時期人們的個性解放與個體意識的覺醒，倡導人們發揚主體性和人的自由解放，為中國當代社會擺脫精神禁錮注人強大的思想力量，為的改革開放提供動力。
文藝界在此基礎上更新文學觀念，認為文學不是一種可以受政治擺布的簡單工具，文學的特性是審美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簡單傳聲筒，文學創作突破了單一的創作方法的約束，為藝術思維敞開了廣闊的大門，作家追求審美效果，追求表現方法的變化、新穎。首先是新時期作家的語言意識強化，對語言的價值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認為文學的審美價值是憑借語言而得以實現的，謀求富有個性的語言系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文體。同時心理小說崛起，客觀現實生活心靈化，圓形人物形象大量出現，性格因素的單一結構向著性格因素的多重結構演變，傳統的線性敘事向復線、多頭、放射、網狀、塊狀、立體交叉的現代敘事轉變。這一切與作家審美意識的強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是作家改變圖解政治概念的創作方式而轉向文學創作活動自主性與獨立性的強烈訴求。
因此，新時期文學創作對審美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使文學由長期存在的單一政治視角轉向開闊的社會視角，使文學重新回到對人的精神苦難以及生存境域的關懷之中，對人之為人的尊嚴、道義、世俗情感以及自然欲求給予了積極主動的吁請;另一方面則推動了文學創作從注重“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學剝離了以往的階級性、革命性、模式化等表達傳統，完全打破了文學載道與教化的單一邏輯，使文學轉向多樣的審美功能，通過虛構、想象而創造一個藝術的真實世界。例如“朦朧詩”的崛起被理解為中國詩人強調詩的藝術本體，第一次以個人聲音表達思想與情感;作為知青作家，史鐵生一直對美好的事物有著特殊的敏感;張承志的一系列小說則以昂揚的激情傾訴新時期青年人不可遏止的歷史愿望，洋溢著理想主義的英雄氣概和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新潮小說作家馬原、洪峰等特別強調作家的主體性和他們創造文本、支配文本的絕對自由，以豐富的想象和出神人化的語言改寫了現實生活的本真形態，并很好地制造和保持了文學與現實的必要距離，文學的愉悅性、審美性、個體性、主體性、創造性都得以在一種灑脫的境界中自由地呈現。
但是如果全面審視新時期文學創作的審美理想追求，把文學視為一種純粹的審美本體的矯枉過正的極端化傾向又造成了形式游戲的泛濫。許多作家陷入“唯形式主義”的泥淖，過于強調文本形式的修筑意味和敘事技術的自娛傾向，沉溺于語詞的游戲和文本的狂歡，在超越世俗、遠離現實的同時徹底喪失了人文精神的追求，越來越無法對現實“發言”，使文學成為一種多余的點綴甚至成為對現實的蒙蔽。例如新潮小說作家往往沉醉于文本游戲之中，在語言方面既高度自律化又高度能指化，給人帶來很美的語感，但語言的狂歡既淹沒了文本的意義、故事、人物，也淹沒了文本和小說自身。這一切啟示我們，審美理想只有建立在維護文學對社會現實的參與和承擔的前提上，才有切實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國社會的文化轉型也在加速進行。主流文化、大眾消費型文化和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的分離狀態開始取代過去的一體化文化結構。文學已不再被視為可以超越于其他文化形態之上、并回過頭來引導它們的純審美模式，而是與它們交互滲透在一起，成為普通文化的一部分。由此文學創作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種類:主旋律文學、精英文學、大眾文學。
主旋律文學具有明確的主流意識形態導向，利用文學特有的審美感染力教化公眾，追求社會整合、秩序安定的政治文化理想。精英文學追求精神家園，強調文學的重要職責是維護人類生存的豐富向度，因而精英文學比較富于批判精神，比較關注人類和個體的生存困境，關注人性的美好、丑陋和復雜;大眾文學則是迎合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悅需要，注重滿足日常生活的娛樂趣味。大眾文學在贏得文藝商業價值的同時，往往以其市場本性和效益原則驅使整個文化趨向世俗，成為一種貶低或放棄人的精神向度而以盈利和消費為目的的消遣文化、商業文化。這種大眾文學無情地解構著一元文化時期的意識形態中心，沖毀著精英文學的文化價值理想。
可以說主旋律文學、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都有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求，這三種文學的互動、矛盾、融合及發展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雜語喧嘩、多元發展的基本格局。同時也應看到，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社會依照現代化秩序加速了進人全球化世界體系的步伐。作為一種自我制衡，中國急需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軸心去整合全民的精神信念，同時現代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需要精神文化的引導。因而在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消費文化對整個社會生活全面滲透的過程中，主流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和大眾消費文化相互滲透，彼此整合，逐步重新統一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呈現著民族文化本位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和諧社會共同體的建構之中。這樣重新整合民族的精神信念，實現文化認同，亦即對個人、集體、民族和身份的確認成為90年代以來文學創作的共同理想追求。
經過60年的風雨歷程，共和國實現了大國崛起，走向了民族復興，文學創作的理想追求也經歷了政治理想、審美理想和文化理想的變遷，有了各自的得與失。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目標是能夠向世界輸送價值觀，輸送新生活。這種輸送不僅附加值最高，而且最有品格，最受尊重，最有尊嚴。同時也應該指出，在物質文化發展的同時，生態危機日益嚴重，人更需要與自然和諧共存，更需要人文理想和深度的精神文化的關懷。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反映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表現對人類的精神關懷，揭示人類歷史的豐富內涵，實現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整體發展。提升經濟發展的人文氣質，提高公民素質，提升文化軟實力，促進人類共同走向繁榮、富強、文明、和諧是中國文學創作面向未來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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