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潘懋元，男，1920年8月4日生，廣東揭陽人。，教授，博士生導師。1945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教育系，1951年-195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進修研究生課程。曾任廈門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顧問、海外函授學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評審組召集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全國高論文聯盟教育學研究會理事長、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研究委員會主任。現任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名譽所長、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顧問、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顧問、中國民辦教育協會顧問，兼任教育行政學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深圳大學等數十所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兼任或名譽教授、研究員及顧問。
潘懋元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倡議建立高等教育新學科，以促進高等教育的改革與提高，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專門人才。三中全會后，他的倡議得到全國高等教育界的熱烈響應與支持。1984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該學科正式頒定為獨立的二級學科。1978年他創辦并主持了全國第一所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1981年招收第一批碩士生；1984年教育部批準該室改所，并下達編制；1986年該所被評為第一個高等教育學博士授予點，他被評為中國第一位高等教育學科博士生導師；1988年該所被評為全國重點學科點；1998年該學科被批準為“211工程”重點建設項目；2000年在該所基礎上成立的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被評為全國文科重點科研基地；2003年10月，經人事部和全國博士后管委會批準，廈門大學設立教育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2004年以該所為基礎，建立了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該院目前擁有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領域唯一的“985工程”創新基地；2007年12月，教育部批準廈門大學設立全國首家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高等教育學）研究生訪學基地。
潘懋元教授十分重視人才培養，并注重在教育實踐中探索人才培養的規律，目前已培養了高等教育學科碩士、博士100余名。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發表論文300多篇，出版《高等教育學》、《市場經濟的沖擊與高等教育的抉擇》、《多學科觀點的高等教育研究》等著作10余部。2010年，《潘懋元文集》（八卷）出版。潘懋元教授的學術成就得到國內外同行專家的公認，多項成果獲獎，他個人也獲得多項榮譽，如國內第一部高等教育專著——《高等教育學》于1987年獲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基金教育學優秀獎，于1988年獲教委第一屆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于1989年獲全國首屆優秀教育理論著作優秀獎。1991年，潘懋元教授被評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并獲得國務院特別津貼待遇；1995年，被評為優秀博士生導師；1999年，英國hull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2009年，他被選為“中國教育風云人物”；2010年，在從教75周年之際，教育部也發來賀信；2010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授予他“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特別貢獻獎”；2011年被評為第四屆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終身成就獎。潘懋元教授的學術成就也得到了國際學界的普遍認可，挪威學者arild tjeldvoll的著作pan maoyun: a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high education research（2005）、加拿大學者許美德（ruth hayhoe）的著作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2006）等全面或專章記述了其非常成就。
潘懋元：大學肩負論文聯盟使命，也就是全面地、卓越地實現大學的社會職能。你所說的教學、研究和服務社會是中外教育史上所形成的大學社會職能，也就是大學應當完成的使命。總書記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講話中提出的“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必須大力提升人才培養水平、必須增強科學研究能力、必須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是對大學三個職能的強化和發展。尤其是，講話中特別提到，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必須大力推進文化傳承創新，指出“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我的理解，一方面它揭示了大學使命的本質含義，因為教學（培養人才）的本質意義就是文化傳承，而研究（發展科學）的本質意義就是文化創新；另一方面它又昭示了大學負有引領社會文化的使命，大學是社會的學術文化中心，應當負起引領社會文化的職責任務，發揮文化育人作用，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總書記的講話，雖然是在清華大學說的，我認為對所有高等學校都有普適性。即使是高職院校，也具有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的使命，只不過具體的任務有所不同。高職院校的教學，以培養技能型人才為主，也要進行人文素質教育；高職院校的研究，以應用性、開發性為主；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更講求密切與具體。當然，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上，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批高水平大學，對建設人才強國和創新型具有特殊戰略意義。
《世界教育信息》：對于不同類型的大學來說，比如研究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教學應用型/實踐型大學、職業技術/技能型大學，您認為前面提到的這些使命和職能能夠合理并存、整合為一體嗎？您覺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到底孰先孰后，在實踐操作中是否可以有所側重，或者區分對待？請結合您正在研究的“做強地方本科院校”的課題進展談一談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潘懋元：現在大家流行將大學進行分類，比如卡內基分類方法按學位授予的層次和多少將大學分為研究型、教學研究型、教學型，等等。我是不太同意這種分類的。它實際應用起來非常勉強，也易生歧義，使人誤以為有的高校只需搞教學、不必搞研究。高等學校的社會職能是所有大學都應具備的。地方大學要不要搞研究？高職院校要不要搞研究？我認為地方大學如果只顧教學不搞研究，是錯誤的；認為高職院校只要搞教學不要搞研究，也是錯誤的。人們往往有如下誤解：地方大學不是研究型大學，搞好教學就行了，不用搞研究；不是應用型大學就不用承擔社會服務的職能。其實不然，大學所要培養的人才類別不同，所做的科學研究也不同。研究型大學主要培養搞理論研究和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應用型大學則要培養把理論轉化為實踐的人才，主要搞應用研究；高職也要做研究，主要做技術開發和改革的研究。
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我曾帶一批研究生到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調研了一個多星期。文理學院的教師都是北大、派去的年輕教師，生源和辦學條件沒有辦法跟北大和比。一開始學校照搬北大和的那套科研體系，后來很多教師認識上發生轉變，認為應該培養為北京市服務的應用型人才。比如單單一個北京市的交通問題，就需要進行無窮無盡的研究；北京市有很多文化古跡，隨之附設了很多博物館和展覽館，需要相關方面的管理人才。在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進行調研之后，我發現應用型大學無論在科學研究，還是社會服務方面，都是大有可為的。轉貼于論文聯盟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歸類，高等學校大致分成兩大類：5a類和5b類。5a類相當于普通高等學校，5b類相當于高職院校。論文聯盟類又可以分為兩類，我們稱之為5a1和5a2，5a1指研究型大學，主要做基礎研究，培養研究型人才；5a2也是開展理論性教育，但是它主要從事理論應用研究，研究如何將理論轉化為實踐和生活實際，培養應用型人才。我認為高等學校可以根據其人才培養的類型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研究型大學，即我們所說的985高校及大部分的211高校，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培養學術型人才；一類是應用型大學，大部分的地方高校及一些211高校應歸為此類，主要從事應用型研究，培養應用型專門人才，如工程師、醫師、律師、教師和管理干部等；第三類是職業技術院校，相當于《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中的5b，主要以學習各行各業職業技能為主，培養不同層次的、管理、服務第一線的技能型人才。
一般的地方性高等學校要定位為應用型大學，面向地方，培養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開展為地方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更好地為地方服務，更好地在地方文化上起引領作用。這是我開展“做強地方本科院校”課題的重要原因。
《世界教育信息》：大學之大，非在大樓也，在乎大師也。當今時代是呼喚大師的時代，錢學森關于拔尖創新人才之問更是激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您是如何看待“錢學森之問”的？您認為大學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整個過程中到底能發揮多大的作用？
潘懋元：的確是這樣，有很多知名大學并沒有什么大樓，許多世界著名大學都只有一些不太起眼的兩層樓或三層樓，但學術型大學需要大師。“錢學森之問”主要是講創新人才。我很贊成有些人的解讀，“錢學森之問”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他的答案，不是他不懂，而是懂得的，彼此心照不宣而已。既然他不說，我們也就不說。如果用兩三句話說清楚的答案，他為什么不說？因此我們應該學習錢老，將這一現象作為問題來思考。
我最近給一位大學校長寫的《大學運籌沉思錄》作序，這本書對大學辦學的問題，從理念到很多實際問題，包括科學管理怎么搞、學生管理怎么搞等都作了詳盡的闡述。我在序中說，我所重視的并不只是校長所講的一些經驗、方法，而是他當校長的“沉思”。現在能夠沉思的校長太少，很多校長只靠經驗辦事，沒有沉思。經驗當然很可貴，但經驗有局限性，只有實際與理論結合，局部跟全面結合，才能看到問題的實質，抓住根本性的要害。還有不少的學校領導連經驗都沒有，只憑文件規定辦事，上面怎么規定，我就按照這個辦，或者只是按照職能部門的行政人員或秘書意見辦理。通過那本《沉思錄》我最重要的受益是，理解了要辦好一所大學，領導必須善于“沉思”。
《世界教育信息》：大學從精英階段走向大眾化乃至普及化階段，上述有關大師、杰出人才培養等精英教育理念似乎與我們現在所走的大眾化、普及化路線相悖。比如，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進入國內重點大學的貧寒家庭的大學生比過去減少了。在兼涉教育質量效率與教育公平公正面前，您認為我們應如何客觀、理性看待并處理好大學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之間的關系？在關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和為更多貧寒家庭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您更傾向于哪一點？
潘懋元：我們大學現在從精英階段走向大眾化階段，乃至于將來還要走向普及化階段，精英教育的理念跟我們高校的大眾化理念好像越來越遠，跟大眾化、普及化道路相悖。社會上有這個擔憂，我們一提大眾化、普及化發展，都不敢提精英教育了，這兩個關系感覺上好像有矛盾，事實上應該是一體的。
從精英教育階段走向大眾教育階段以至普及教育階段，這是提高力水平和社會生活水平的必然發轉貼于論文聯盟
展趨勢。但在大眾化以及普及化階段，精英教育仍然存在并有所發展。中國在走向大眾化階段初期，的確存在削弱了精英教育的現象，許多研究型大學也大量擴招，除了擴招前已辦的成人高教、自學考試之外，又增辦高職學院、網絡學院、二級學院，以致優質資源稀釋，質量下降。我在2003年一次重點大學規劃會議上，就提出“必須保護精英教育”，這篇發言后來以《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為題刊于《高等教育研論文聯盟》2003年第6期。后來雖有所控制，但現在許多研究型大學仍然過于龐雜。如果分類正確、措施得當，發展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路線并非相悖，而是相得益彰。
至于國內重點大學的貧寒家庭出身的大學生比例越來越少，這個是事實，而且減少得厲害。過去像清華大學這類重點大學，一半的學生來自城市，其中許多是低收入家庭的，一半學生來自農村，現在恐怕不到10%。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當前農村青年比較少，過去農村人口是總人口的70%以上，現在只有50%；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現在這種招生制度不利于錄取農村青年。教育機會的公平，應當包括三個方面：入學的公平，培養過程的公平，以及畢業后的公平。入學的公平，應該說目前基本上已經實現，中國的義務教育普及率相當高，高中階段的普及率也達到80%以上，高招在統一考試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這些公平不能夠代表教育過程的公平，大部分農村學校教學質量很差，進清華北大的農村學生越來越少就是因為教育過程不公平。
“精英”在一般意義上指的是研究型的科學家，一直以來，社會上把培養精英人才看得很高，把培養應用型人才看得很低，這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提倡行行出狀元，哪一個部門都能夠有拔尖人才。科學家是拔尖人才，工程師也是拔尖人才。我們中國出了個袁隆平，他是科學家還是農民工程師？恐怕不能完全說他是科學家，他為人類作了這么大的貢獻，但是還拿不到諾貝爾獎；現在我們中國十幾億人口，從一個很窮的，變成一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的，但是我們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應用人才的貢獻不一定比科學家小，社會需要大量的而且是高水平的應用型人才，就像袁隆平這樣。高職院校培養出來的技能型人才也能出狀元，應該說不同類型的人才只是分工不同，而不存在社會地位的不同。
潘懋元：我認為不要再搞重點中學、重點小學了，這并不是否定歷史上搞重點小學、重點中學的正確性。“文革”后我們與國外的差距太大，所以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是發展的策略。我認為當時搞重點大學、重點中學、重點小學同時也兼顧公平是正確的。以當時的經濟建設來說，時代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當時沒有重點，所有資源都平均分配，就很難有效率。原來我們主要搞三線建設，建設西部，如果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也把投資都集中到西部，西部底子薄，搞到哪年哪月才能趕上人家？后來把建設重點放在東部，先是搞特區，搞特區還是覺得不夠，作用有限，后來又轉到上海去，強調先把上海建設起來。到今天東部發展起來了，才有力量支持西部，即優先發展起來的地方支持相對落后的地方。
現在來說，對于教育要如何均衡發展要有正確的理解。教育的均衡發展，千萬不能搞平均主義，現在有的地方就搞平均主義，搞一步到位的均衡。把城市的好校長調到農村去，好教師調到農村去，把農村的調過來，這個不是均衡發展。均衡發展不是把先發展的拉下來，而是把后發展的推上去。如果把優秀的學校拉下來，這是不利于教育發展的平均主義。要考慮在不影響學校總體水平之下，如何把質量低一些的學校推上來。就學校的建設和發展而言，要在保持原來的投資之下，今后要多對那些弱勢學校增加投資。轉貼于論文聯盟
至于大學，目前還不敢把重點大學拉下來，因為影響太大了，于是先將重點大學改叫“985”、“211”。現在來說，有985和211是可以的，但是對非985和211的院校也應該大力扶持。尤其對高職，現在高職是撥款少，收費高，念高職比念清華北大花錢多，這是有歷史原因的。1999年大擴招后就不得不辦高職了，但經費有限，就只論文聯盟出臺高收費的政策。當時作為權宜之計是可以理解的，但十幾年過去了，還是存在高職收費高、本科收費低的現象，這個就不公平了。現在許多地方學校拼命要專升本，一升本，撥款就隨之增加。當前怎么辦？也不是說把本科的拉下來去投到高職，而是要將新增加的經費盡可能扶助。要加強對高職院校、地方院校的經費投入。另一個需要提及的是民辦高校，它是之中的，民辦高校的貢獻是相當大的，它的學生數量占全國高校學生總數的21%左右，政策不應該歧視，而應該大力扶持。
《世界教育信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提出了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的概念，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對整個世界教育的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您怎么看待我國目前終身教育發展的情況？在我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走向學習型社會的過程中，您認為正規教育應如何融入終身教育體系？
潘懋元：我現在正在做一個課題，研究在終身教育平臺上各種教育如何發展，也就說在終身教育理念和策略之下，對各種各樣的教育進行反思。
目前對終身教育體系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終身教育體系包括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一種認為終身教育體系只是指國民教育體系之外的非正規教育，同國民教育體系是并列兩個體系。后一種認識是錯誤的，國民教育體系應該是終身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能把終身教育體系只看作非正規的成人教育。《教育規劃綱要》的教育戰略目標提出要“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構建體系完備的終身教育。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協調發展，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溝通，職前教育和職后教育有效銜接”。也就是說，在戰略目標里終身教育是包括所有教育形式的。但是在后面具體規劃的時候，終身教育變成繼續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只在繼續教育中談終身教育，把高等教育、中小學教育都排除在終身教育之外，就是對終身教育的理解不全面，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曾經請教過《教育規劃綱要》的一位擬稿者，他說當時也考慮到把正規教育納入到終身教育的范圍內，但不知如何操作，所以只把“構建靈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擺在繼續教育這一章，具體列舉了非正規教育的許多辦學形式。那么正規教育怎么體現終身教育呢？跟大學不同，處于中小學階段的學生不能去打工，只能念書，這個階段也是學生最好的念書時間，是絕不能打破的。那怎么把中小學教育跟終身教育聯系在一起呢？那就要把終身教育的理念，也就是終身學習的理念跟能力融入中小學，使得中小學生從小就具備終身學習的理念和能力。大學生則跟中小學生不同，他們可以進入社會工作，也可以念書，因此大學學習階段應該打破這個門檻，允許條件適合的大學生進進出出，至少原則上應該允許，這也是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會所提出的大學融入終身學習體系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在大學時期，要讓大學生認識到終身學習的重要性，不是大學畢業就“畢業”了，即使已經念到博士，也要培養終身學習的理念，培養自己不斷地尋求知識，不斷地學習技能，以及學習他們自己所愛好的東西，不斷地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要在終身學習的理念、能力、修養等方面培養他們。
世界各國都有終身教育，也很強調終身教育，根據收集的材料來看，有許多只在成人教育、繼續教育、網絡教育上做文章。目前做得比較好的有美國、英國、瑞典、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其終身教育體系建設是明確包括正規教育的。在我國大陸，福建省在全國第一個出臺了《終身教育法》，現在上海也有個《終身教育法》，不過所制定的終身教育法都是指非正規教育，即國民教育體系之外的教育。
我最近正在審核有關教育學名詞的詞典，其中有一條說終身教育是一種教育思潮，這樣理解是不夠的。終身教育已不僅僅是一種思潮，早已是各國具體的教育改革實踐，而且已經成為我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戰略目標。轉貼于論文聯盟
《世界教育信息》：大學教論文聯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是踐行大學使命和目標的決定性因素，他們也因此贏得了社會廣泛的尊重。但如今社會上對部分大學教師出現了諸如“磚家”、“叫獸”之類的戲稱，大學教師及大學自身的聲望較之以前，可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您認為問題出在哪里？大學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承擔起思想啟蒙與文化理解的作用？
潘懋元：大學教師因其承擔著傳承與創新文化的使命，因而贏得社會的尊重，往往也招來某些社會人士的指責甚至貶損。但作為其基本使命與核心價值來說，是貶損不了的。即使在“”期間，教授成為被打擊、打倒、冷嘲熱諷的“臭老九”之首，社會上正直的群眾、追求進步的青年，內心里對教授還是敬佩的。如今社會上出現的戲稱，應該看作是對大學教師的鞭策與期望。問題出在哪里？出在擴招太快，優質教育資源準備不足。在人、財、物中，特別是人的資源準備不足。現在全國普通高校的教師130多萬，是擴招前1998年的3倍多。許多教師在入職時，當教師的思想準備和能力準備都不足。教師是一種崇高的職業，其職業道德與職業能力是“為人師表”，如何為人師表，許多教師缺乏必要的培養與修煉。雖然許多大學對教師隊伍建設很重視，但所重視的只是提高學術水平，疏忽了提高職業道德與職業能力的培養，這就是問題所在。大學要更好地培養人才和發展科學，承擔引領社會文化的作用，必須像中小學教師的培養那樣，既重視學習知識，又重視職業道德與職業能力。
《世界教育信息》：隨著社會以及新媒體的發展，大學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象牙塔，大學里出現的各種現象也逐漸成為大眾討論的熱點，比如自主招生問題、大學排名問題、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等等。那么，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上述問題的思考和解決發揮作用？您認為高等教育學科和研究在新時期，特別是為《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高等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的各項任務和目標方面，可以有何作為？我們應如何促進新時期高等教育學科發展？
潘懋元：2010年頒布的《教育規劃綱要》與以往的政策文件不同的特點之一，是在制訂的過程中，曾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包括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意見；在規劃中，提出十大改革試點，分別由各地組織有關人士包括教育研究工作者進行探索。全國和許多地方教育部門也圍繞《教育規劃綱要》擬出研究課題，自上而下下達任務或自下而上申請承擔改革研究。應該說，研究工作在解決問題上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但是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門，仍沿著過去憑文件、憑經驗辦事的老軌道，不經研究就下達文件，以“緊跟”和的姿態，提前實現《教育規劃綱要》中2015甚至2020年的發展目標，比如幼兒園的入園率、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因此有的做法違反教育發展規律，甚至違反社會發展規律；其二是有些理論工作者，只憑理論、憑“教條”，提建議、定方案，不顧中國實情。例如，把民辦教育簡單地一分為二，即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凡投資辦學而要取得合理回報的，都要作為營利性企業對待，否則都應將所投資金、資產改為捐資。這不但違反《民辦教育促進法》，而且引起投資辦學者的不安。我最近和鄔大光、別敦榮教授合寫的論文《民辦高校發展需要有更多的路徑》，就是針對這種不顧國情，照搬教條和美國經驗的現象而寫的。轉貼于論文聯盟
《世界教育信論文聯盟》：近年來對于高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討論非常熱烈，在您看來，應當如何理解這兩種權力的關系？這種沖突有沒有解決的可能？
潘懋元：高等學校是一個社會機構，任何社會機構運行都需要一定的行政權力，尤其是高等學校規模越來越大，內外部關系越來越復雜，科層制與行政權力的出現與加強是必然的趨勢；高等學校又是一個學術機構，它的任務是學術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學術機構必須具有學術權力，對學術活動起領導、引導和協調的作用。因而，高等學校的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雙元并存是合理的，也是近現代高等學校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這種雙元權力結構，如果分工明確、各司其責，可以起到相輔相承、相互支持的作用。現在的問題是行政地位高居于學術地位之上，行政權力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甚至代替學術權力，高等學校中學術權力似有若無，學術組織形同虛設，在行政化的管理下，缺乏寬松的學術環境和學術自由精神，嚴重制約了創新人才的培養和學術的創新。但在中國，行政對文化的管理根深蒂固，去行政化，遠不是取消行政級別而已，而是要看領導的決心，行政人員的自覺，以及學術人員的爭取。把它放在一個時代背景下來考察，去行政化將是一個艱巨的長期的過程，但為了建設創新型，我們必須做到，也能夠做到。
《世界教育信息》：英國高等教育家紐曼曾強調，大學最好設在城市，因為這里是文化活動、文化場所和文化名人的聚集處，是無法取代的知識媒介。但是現實情況中，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往城市的邊緣甚至是完全的郊區轉移，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大學創建分校、很多大學匯集在大學城等現象對人才培養和大學發展有什么影響？
潘懋元：現在已不是紐曼時代，城郊交通的便利和信息網絡的發達，大學的學術活動、文化交流沒有必要像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的眾多大學那樣，聚集在繁華的鬧市中；但也不應像中國“文革”中那樣，把許多大學趕往邊遠的地方。由于高等學校擴招，許多大學在郊區設置新校區或分校，在管理上增加了困難。匯集在一起建成大學城，有利于合作辦學。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后期以及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還將向外、向下延伸，中小城市和社區也將出現更多高等學校和高等教育的培訓機構。多樣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
《世界教育信息》：《教育規劃綱要》提出要“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升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我國近來在高等教育國際化領域進行了一些嘗試，如華東師范大學與美國紐約大學合作共建上海紐約大學，以及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等。您如何看待這些嘗試在實現國內高校建成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學的目標上的作用？您對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是怎么看待的？
潘懋元：現在全國大概有5所與國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學合作辦學的大學。最早的是寧波諾丁漢大學，最近的是上海紐約大學。這僅僅是國際化合作辦學的一種，更多的是國內外院校各種各樣的合作項目，發展很快，形勢很好，起著推動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作用。但這些基本上屬于“引進來”的國際文化教育交流。真正的國際化應當包含“引進來”和“走出去”。拿經濟的全球化來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強調“招商引資”，現在中國已經不僅僅是“招商引資”了，經濟力量增強了，就可以而且應當“走出去”，向國外投資、收購、參與控股，等等，在國際經濟論壇上有中國的話語權，參與討論國際上的重大經濟問題，對推動世界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發揮作用。但在高等教育國際化上，基本上還停留在“引進來”轉貼于論文聯盟
的階段。5所合作辦學的大學和許多合作辦學的項目是著眼于“引進來”的，我們主持的所謂國際化論壇基本上也是“引進來”的。例如，中國高論文聯盟教育學會每年召開一次國際論壇，討論的差不多都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熱門話題，請了幾位外國教育家來談經驗、提意見，在國內頗有影響。但因討論的不是世界上的共同問題，很難體現國際論壇上的話語權。
世界和中國所共同面臨的高等教育問題很多。例如，世界高等教育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每10年大學生數量差不多就翻一番，到2008年已達1.6億。學生數量劇增導致優質資源嚴重不足，進而又導致教育質量下降，這是世界和中國共同面臨的挑戰，因而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與保障是世界性的共同問題；而優質教育資源保障最重要的是師資隊伍建設，因而大學教師專業發展也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共同問題。當然，國際上的共性問題還有很多，如合作辦學、學位與學歷互認、教育、婦女教育，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等等。我們應當在這些國際化論壇上有中國的話語權，才能體現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僅是“引進來”，而且也能“走出去”。
我們的合作辦學有沒有走出去的？有！孔子學院就是走出去的，而且這一步很成功。但孔子學院現在只是教外國人學習中國的語言和傳統文化，還沒有到國外去合作開辦工科、醫科、理科，也就是讓中國的工、醫、理也能“走出去”。廈門大學正在準備去國外辦一所“分校”，預示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許多學科也可以推到國際講臺上。總之，高等教育國際化應該有寬闊的國際視野，不僅是“引進來”而且要“走出去”；不僅是中國的語言、傳統文化要走出去，而且中國的科學、技術在國際論壇上也應有話語權。
《世界教育信息》：中國對外開放，教育是先聲；教育對外開放，信息是基礎。伴隨著中國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的推進，特別是小平同志關于“三個面向”教育方針的提出和實施，《世界教育信息》自上世紀80年代創刊以來，至今已經走過25年的歷程。25年來，雜志始終堅持立足中國、面向世界，追蹤國外教育發展最新動態，報道國際比較教育前沿研究成果，為國人開眼看世界、促進本土教育改革提供參考借鑒，服務于我國教育對外開放戰略，服務于教育事業改革發展，服務于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最后，請您對雜志的未來發展提一提寶貴看法和建議。
潘懋元：25年來，《世界教育信息》作為我們了解世界教育發展動態、世界教育研究成果的窗口，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希望今后更好地為中國教育如何“走出去”提供信息和建議，也把中國的教育信息輸出去。
《世界教育信息》：是的，在兼顧可讀性和針對性的基礎上，我們也在思考和探索將雜志分成上下半月刊，一本聚焦學術研究，一本聚焦新聞資訊，同時也希望在條件成熟的時候辦英文版，專門聚焦中國教育，把中國教育經驗輸出去，真正走向世界。期待著這一天早日實現。
潘懋元：是的，我們不能自大，但也不要自卑。我們應當有更為寬闊的國際視野、眼光和胸懷，一步一步往前走。
本文來源網絡由中國學術期刊網（www.qiangmiba.com)整理發布，本站轉載的內容出于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與我們聯系，期刊論文網將立即進行刪除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