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本文擬將從社會學視角出發，探討用社會學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來指導現階段的翻譯研究，并將其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分析，進而驗證這一理論指導高校外事翻譯的可行性。
傳統的對高校外事翻譯研究相應地受各個范式的翻譯觀的指導，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階段，高校外事翻譯多從語言層面上著眼，強調字面上的對等。在多元范式翻譯觀的指導下，有學者用關聯理論、功能論、目的論等理論來探討高校外事翻譯策略，視角多將譯者或觀眾作為出發點或中心。在結構主義范式階段，翻譯研究被禁錮在文本對比和語言（信息）轉移的范圍內，有關翻譯活動中那個最活躍的成分——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視了。解構主義階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解上，由此，譯者為了實現這些目的總會按照自己對讀者和譯語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譯策略。由此可見，以上階段的高校外事翻譯都出現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社會學領域，更確切地說，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一種全新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長期存在的對峙、分裂局面上給出了合理解釋，創造了新的平臺。這一理論的提出者拉圖爾、卡龍不僅用這一理論解釋科學、技術，而且將其運用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行為各領域。那么，我們可否用其研究我們的翻譯行為呢？筆者現在就從這一理論的發展背景出發，來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譯的合理性。
“行動者網絡”理論指出，人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必然受到周圍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們的行為應該和這些因素一起加起來考慮，這就是行動者網絡所要完成的任務（黃德先，2000：4）。“行動者”是廣義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們可以是任何的東西，如經濟、意識形態、歷史環境等。“網絡”由特定關系實體構成，它們之間沒有預設關系，其性質和關系有網絡來定義。網絡不僅由人類，而且由機器、動物、文本、金錢與建筑物等組成。“行動者網絡”就是由諸多不同的、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建立起來的聯系，行動者網絡并非外部世界中預定行動者的簡單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動者構成，它們在網絡中重新得到界定。這個界定、安排、賦予的過程就是“轉譯”。只有在相互利益關系“轉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起一個穩固的網絡。這種“轉譯”的過程關注信息轉換過程中人類與非人類的對等性，它們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應同等對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過來也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物”被建構的狀況反過來也會建構人的利益和狀況，以及決定它們會采取的行動（庫恩，1981：200）。
翻譯的過程也類似于“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知識過程。翻譯也是在網絡中生存的。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轉換過程中形成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這個翻譯目的而共同維系這個網絡。在這個翻譯網絡中，行動者有譯者、作者、讀者、原文、譯文、、出版商、評論者、審查者、政策、組織機構等。要分析存在于網絡中的翻譯，研究者必須把翻譯過程參與翻譯事實建構的各個行動者納入進來。
而當我們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研究時，我們發現，在高校外事翻譯活動的網絡中，“行動者”除了包括那些與一般文本翻譯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譯者、譯文文本、讀者、聽眾之外，還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識形態、民族差異，政策，以及教育機構、科研機構間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譯就是要同等對待這個網絡中的各個行動者，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把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把原文在本地語境中與新的信息、思想觀念、技術、時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連接，出最合時宜的語篇。
比如說，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經常要翻譯“中國大陸”，我們將其譯成“chinesemainland”（china’smainlandorthemainlandofchina），而不能說mainlandchinese，究其原因，我們發現，正是這張行動者網絡里的各個行動者如政治因素及政策在行動過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才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如果說“mainlandchinese”，就會讓人認為既然有一個“大陸中國”，就可能有一個“島嶼中國”，那就是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了。同樣，“中國臺灣”應該怎么翻譯呢？在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及政策這幾個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知道，這個詞的翻譯必須體現“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須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引出“兩個中國”、“”或“”的含義。因此，我們最終把它翻譯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譯中，我們有時會翻譯到今天奉行“開放政策”。當“開放政策”最早譯成英文時，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有外國專家建議翻譯成“open-doorpolicy”，但是，在今天看來，顯然不妥當，因為“open-doorpolicy”為“門戶開放政策”，這是19世紀帝國主義提出來的侵華政策。在時代背景、政治因素、政策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譯者決策顯然會改變，不會再把“開放政策”和“門戶開放政策”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論和互相混淆。所以“開放政策”今天我們譯成“open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譯成“policyofopeningtotheoutsideworld”。
翻譯網絡可以突破人們慣常的原文、譯文對立，譯者、作者分離，通過翻譯網絡，可以把各個結點上的行動者相互鏈接，把分散開的資源轉變成一張無所不能的強大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既沒有譯者這個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譯文中心等終極根據，在翻譯網絡中，各行動者都應同等對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也應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一旦一個翻譯網絡建立起來，且非常穩固，就會把翻譯的社會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那些和翻譯相關的翻譯實踐、翻譯準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因素就會和文化語境、社會概況、譯者決策相連接。翻譯不僅僅是從一個語境中引進某種信息、思想觀念或者技術，而是這些新的行動者如何在另一個語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觀念和技術連接，創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觀念、新技術。翻譯并非僅用目的語再現原文，而是和各種社會行動者創造新的關系，征召新的行動者，形成新的網絡，是一個知識、社會、實踐與操作形構的過程。
再比如：thechinesegovernmenthasresumedtheexerciseofsovereigntyoverhongkong，andtaiwanisapartofthesacredterritoryofourcountry.在歷史因素、政策、政治影響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發現句中“恢復”是絕不能忽略的，否則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的歷史事實，臺灣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對“”言論的嚴正否定，所以最終翻譯成“中國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臺灣是我國神圣領土的一部分”。在行動者網絡的作用下產生的這些關鍵語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終正確使用。
翻譯是一種社會系統，一種被認可的社會現象（胡牧，2006），而現階段翻譯學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及系統性。在翻譯學研究轉向的新時期，前人已用文學、哲學領域的理論探討了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但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出發，用社會學理論關照翻譯研究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的研究，則發現這一嘗試與探討可以促進高校外事翻譯在新時代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從而能推動高校外事翻譯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2］庫恩.必要的張力：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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