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關于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和爭論。其實，討論中國道路，需要有一種世界歷史的大視野，需要從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大尺度來審視。基于這種大視野和大尺度，有利于對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所走過的曲折道路、所處的歷史階段、所面臨的諸多難題及其成因，進行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考察，形成清醒的認識和科學的定位，從而能夠合理地科學地謀劃中國的未來發展。
最近一個時期，特別是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圍繞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問題，理論界人士議論紛紛，形成了一場爭論。贊之者甚眾。依據我國三十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成就，有從社會主義政治優勢與市場經濟結合立論的，有從儒家傳統與中國特殊性著眼的，有從“拉美陷阱”金融危機表明“華盛頓共識”失敗而進行反證的，還有以批判“普世價值”突出“中國特色”的，如此等等。反對者也不少。有的認為中國發展問題多多、疾患深重難以持續，言“模式”為時尚早，有的認為既有成就不過是搞了市場經濟回歸人類文明發展大道的結果，并非什么特殊，還有的認為中國以低成本、低人權、高消耗、高污染換取高增長的做法不僅別國無法學習無法復制，而且違背現代文明基本精神，根本不能稱之為“模式”，等等，不一而足。
“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概念最先由國外新聞人士提出，有時也常與“中國道路”混雜替換著使用。搞新聞的眼光自然更注重于當下，甚至也難免沒有“轟動效應”的考量。但“模式”、“道路”這類概念，從其本質上說，更應屬于一種具有歷史性的概念，缺乏歷史的大尺度和大視野，其對所指對象的界定、其比較的合理性和論證的厚重性、其結論的可靠性，就都會大打折扣。縱觀時下關于“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爭論，雙方多將討論對象鎖定為近三十年的中國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就降低和削弱了這場討論的意義。我以為，討論“中國道路”、“中國模式”，須有一種“世界歷史”的理論背景和廣闊視野，相應地，也應從中國在世界歷史條件下走向和探索現代化的長時段上來思考和審視“中國道路”的問題。
世界歷史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理論，是在批判地吸取黑格爾世界歷史思想的基礎上，運用其創造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分析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趨勢而提出來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宣言》中，馬克思分析了資產階級如何與大工業和市場經濟共存并生，如何創造出新的工具和交通工具，如何形成了世界市場，“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在這種新的條件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是如此，精神的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總之，以往的各個民族在孤立地域孤立發展的歷史為世界歷史所代替，人類發展日益成為一個整體，具有了一種整體的系統質，各個民族都成為這種整體的一個部分或器官，都受著這種系統質的規定和影響。各個民族與人類整體之間，既具有著一種個別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關系，更直接地表現為一種部分和整體的結構性關聯。這種整體結構性關系的形成，改變了各個民族發展的道路軌跡，也因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發展規律。各個民族一方面受著自己特有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的制約，受著自身的力和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的制約，決定了自己的歷史發展水平和基本社會特征，另一方面又受著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深刻影響，“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發展到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產生
似的矛盾”。在這種新的條件下，一方面，各個和民族特別是落后的力發展和技術創新不再是單獨進行和從頭開始，而是可以在相互交往中吸收先進已有的成果，利用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盡快發展力和振興民族經濟，以較短的時間走過先發所經歷的漫長道路，甚至可能超越某些歷史階段，實現跨越性發展；另一方面，落后在國際交往中又必然要忍受著發達的剝削和壓迫，必然要受著發達的強勢文化的滲透和影響，同時也會激起本土的民族主義思潮與之對抗。而無論這些矛盾采取多么尖銳、多么暴烈、多么殘酷的形式，都表現出人們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具有了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性質，通過這種世界性交往人們日益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個人，為在世界范圍內即在整個族類意義上進入“對物的依賴性基礎上的獨立發展”階段進而為形成“自由個性”的個人提供了必要條件。正因此，馬克思才說，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事實才是現實的可經驗的。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表現出驚人的深刻性和預見性。當今的全球化浪潮，盡管在技術支持條件、各種國際性組織以及跨國這些方面都是馬克思當年所沒有看到的，但從其本質上看，全球化不過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更為高級的階段而已，更加凸顯了各個之間的交往、聯系、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了人類整體與各個民族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同時也就凸顯了超出民族眼界而站在人類主體的立場上、用人類發展的大尺度考察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黑格爾在講到世界歷史發展的時候曾經說到這么一個觀點，就是人們“僅僅認得特殊性”，即使是那些歷史人物、英雄人物，也都是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場上，理解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目的，而對于普遍的“世界精神”是茫然無知的，所以，盡管他們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決策來行事，可最終不過是“世界精神”實現自己目的一種工具。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這一思想，他批評“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主張從人類發展和人類解放的高度來考察各種矛盾和問題，因此，它超越了民族和地域中心主義的狹隘界限，也超越了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的簡單對立，既承認人類發展有其一般的普遍規律，“工業較發達的向工業較不發達的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又認為不同民族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取決于具體的歷史條件，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獨特性；既尖銳地揭露和批判西方發達的殖民主義的罪惡行徑，又指出大工業和市 這種先進的方式在世界性擴張中所體現的歷史進步意義。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世界歷史理論為基礎的，其區別于當時流行的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比如道德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就是因為它是在世界歷史時代的語境下、作為世界性普遍交往的結果，也就是說是在全球性地揚棄資本主義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基礎上才能發生的。世界歷史理論是我們真正科學地理解社會主義的基礎，為我們考察當代社會發展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視野和方法論。
從世界歷史的視野來審視“中國道路”，包括合理理解圍繞“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爭論，能夠使我們獲得許多新的認識、新的啟示。以這種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來看待“中國道路”問題，我們就獲得了一種歷史的宏大尺度，這就有利于對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我們走過的道路、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我們面臨的諸多難題及其成因，進行一種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考察，形成一種清醒的認識和科學的定位，從而能夠科學地謀劃中國的未來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迅速崛起，國際影響力在不斷增強，無論算不算“奇跡”，這個事實都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矚目。正因此，討論“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諸多人士，多以三十年中國發展的事實為經驗依據，與其他、其他“模式”的比較也多限于經驗性的比較。顯然，僅限于此就缺少歷史的厚重，不僅容易重蹈前些年熱炒“東亞模式”“東亞價值觀”的覆轍，也不利于我們深刻地總結歷史經驗，正確看待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更好地謀劃未來的發展戰略。我以為，從世界歷史的視野看待和審視“中國道路”，其目光就不但不能只限于這三十年，不能僅限于經濟方面，而且甚至也不能限于新中國建立后的六十年，還
應把對“中國道路”的思考放在中國遭遇到西方文明并備受欺侮后，從如何謀求富國強兵民族獨立到逐步承認和借鑒現代文明成果自覺進行現代化建設、自覺融入世界歷史進程的總體背景下，透視中國人民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發展方式的曲折過程，總結中國在從前現代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這個巨大而漫長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并前瞻性地研究中國現代化道路通向何處、將導向一個什么樣的結局，這條道路對世界上其他民族會有什么影響，對世界歷史進程和人類解放會有什么意義，等等。
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課題，需要多學科通力合作從多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從哲學的角度看，指出如下幾點還是有必要的：第一，“中國道路”無論能否成為一種“模式”，首先是進入世界歷史時代以后，中華民族在探索實現現代化、躋身于現代文明的過程中形成的，其中經歷了諸多的反復曲折，從清末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新政”，到孫中山的，到新民主主義，到蘇式社會主義，最后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一個探索的譜系。透視這個譜系，我們發現“現代化”作為目標指向而貫穿始終，或者說這是一條謀求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曲折道路。國際形勢的變化和走勢、中國社會階級力量的對比格局、決策集團對“現代化”內涵的不同理解，都直接地影響著對實現現代化的方略選擇和改革方案的設計，所以這條道路是通過各種歧路、曲折、回復等具體形式來體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道路”是一種歷史的實存，只是由于近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而得到了彰顯，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罷了。
第二，“中國道路”既是實存的，又是開放的，處在不斷調整、完善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過程中。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尚未成功”，還在路上，更因為中國作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存在著一個批判和超越既有現代性維度的內在訴求。換句話說，當今中國既以社會主義之方而求致現代化，又以現代化之力以壯大社會主義，雖受國情制約起點較低，但目標和志向卻很高，所以就不同于其他一些落后，它不只是“追趕”還需要“超越”那些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即發達的資本主義。這種超越性訴求，由于以人類解放為終極目標，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便使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現代性獲得了一種新的內容新的規定性，是在揚棄既有現代性弊端的基礎上重塑的現代性，從而也使得這種“追趕”不是沿著“舊路”追趕，照葫蘆畫瓢亦步亦趨，而是力圖走出一條不同于“舊路”的“新路”。“中國道路”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歷史性意義就在這里。當人們把“中國道路”與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道路”相提并論，并寄予某種代替性選擇的希望時，其深層的根據也正在這里。
第三，世界歷史的形成是與以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擴張為核心內容的現代化過程聯系在一起的，是基于各國發展不平衡、“落后就意味著挨打”的經驗事實激發出的民族努力為直接動力的。但這構成了“現代性形而上學”的經驗基礎，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則成為其基本原則。拋開資本主義早期的大國爭霸、殖動、販賣奴隸、周期性經濟危機等不說，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慘痛后果，冷戰時期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以熱核武器為主的軍備競賽對人類生存的巨大威脅，后冷戰時期發展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理念造成的地球資源枯竭的現實危險，都促使人們反思和拷問“現代性形而上學”的合理性，反思和拷問“西方道路”的價值取向的合理性。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和平發展、和諧發展的理念，旨在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的以人為本統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的整體性合理發展的理念，獲得了普遍性的認同和共識。毫無疑問，從提出新的發展理念新的發展觀到在實踐中正確運用、合理解決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國際國內的各種問題，走出一條公認的成功道路，我們還有相當的距離，還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包括付出沉重的代價。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有無這種理念大不一樣，在這種新的發展觀的指導下，堅定我們走“中國道路”的決心，自覺檢視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失誤，客觀地分析我們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積極吸納一切有利于和平、和諧發展的經驗和意見，主動調整和完善發展戰略，排除各種干擾，穩步前進。
第四，基于上述幾點，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我國現在還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人口多、底子薄而歷史負擔
重的基本國情并沒有因為三十年發展而得到根本性改變，我們的人均收入仍處在很低的排位，三十年社會急劇轉型中積累的許多社會矛盾都具有爆炸性的危險，而目前缺陷尚存的體制運行方式在處理這些矛盾時又經常表現出某種捉襟見肘式的兩難困境；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勢必會遇到一些的戰略性遏制和圍堵，會出現一些更尖銳的國際摩擦，會遇到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要求；再加之隨著經濟體量增大、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升級困難重重、人口紅利減少等，增長速度恐怕要減慢，甚至不排除出現較大波折的可能。當前這場世界性金融危機不僅對西方，對我國也造成很大影響，后果到底如何，現在還難以估量清楚。面對諸多困難，我們確實需要信心，“信心比金子還寶貴”，但那種民粹主義式的鼓噪、以民族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所謂愛國熱情和信心，肯定弊大于利。總之，對于前進道路上的這些困難和風險，我們必須有足夠的估計，對于堅持“中國道路”的艱巨性和長期性，也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對現有的成就進行炫耀，也沒有任何必要為獲得別人的夸贊去花錢買掌聲，做出一些勞民傷財、圖虛名而招實禍的舉動；既不必刻意為“特色”而特色，處處顯示與別人的不同，更不能糊涂地把人類現代文明的共同成果當作“西方文明”、“西方模式”而加以拒絕；要虛心聽取他人的批評意見，但不能太在乎別人的評頭論足。關鍵是立足本國實際國情，因應國際局勢變化，處理好自己的問題，搞好自己的事情，只要我們的現代化事業搞得成功了，“中國道路”、“特色”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其世界歷史性意義就能獲得普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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