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夫婦教授f·r.利維斯和o·d.q維斯是20世紀具有重大影響的狄更斯研究專家。他們的狄更斯批評經歷了一個由貶而褒的過程：將狄更斯從一個廣受歡迎、津津樂道于傷感煽情的“娛樂高手”擢升到與莎士比亞比肩的、既受大眾歡迎又深刻嚴肅的最偉大的創造性藝術家之一。他們或褒或貶的狄更斯批評皆以道德判斷即生活的嚴肅性為尺度。這種悖謬的批評根源于他們的文化觀、社會觀和人生觀。我們只有將它置于批評家所在時代的語境中，才能發現利維斯遺產的價值與意義。
在劍橋夫婦教授f.r.利維斯和q.d.利維斯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狄更斯一直是他們關注的主要對象。他們的狄更斯批評經歷了一個由貶而褒的過程。q.d.利維斯的《小說與讀者大眾》(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蔑視狄更斯小說的大眾化傳統，f·r.利維斯的《偉大的傳統》(thegreat tradition，1948)將狄更斯僅僅看作是“娛樂高手”，而在他們合著的《小說家狄更斯》(dickens the novelist，1970)則徹底修正了以前對狄更斯的負面評價，稱狄更斯是既受大眾歡迎又深刻嚴肅的最偉大的創造性藝術家之一。他們對狄更斯或褒或貶的批評皆以道德判斷即生活的嚴肅性為尺度。利維斯夫婦這種悖謬的狄更斯批評與他們的文化觀、社會觀和人生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甚至可以說根源于他們的文化觀、社會觀和人生觀。我們只有將這種悖謬的狄更斯批評置于批評家所在時代的語境中，才能發現利維斯遺產的價值與意義。
早在1930年代，q·d.利維斯就開始了對狄更斯的貶抑，將狄更斯深受讀者大眾喜歡等同于藝術的拙劣而進行惡意揶揄。她的專著《小說與讀者大眾》不是用心理批評方法去發現小說中的創作個性與心理線索，而是以小說的社會語境為中心肆意對狄更斯進行指責。在她看來，狄更斯深受大眾喜歡是因為1830年代讀者群的變化，讀者群的變化對小說的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狄更斯的小說為幼稚的大眾和產業工人而，他依賴感傷情緒和夸張渲染來博得讀者的眼淚，因為這兩種手法易于取悅讀者。q·d.利維斯斷然說，“無論是誰，只要用批判的眼光看看狄更斯的一兩部小說，立即就會發現他的原創性僅僅局限于重溫兒童時代對成人世界的看法”。他不僅未“受過教育，而且不成熟”。狄更斯滿足于以連載形式取得廉價效果，因為通過這種方法讓讀者期待下一期。她不無譏諷地恭維說，“狄更斯有自己的世界觀和典型風格，這種世界觀和典型風格在別處只是零星地呈現，但在《大衛·科波菲爾》和《遠大前程》卻占居支配地位，這樣他的小說才足以稱之為文學。”
f·r.利維斯的《偉大的傳統》奠定了英語小說的“偉大傳統”，因而被公認為引發了英語小說研究的革命。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說，“小說作為形式的意識是由f.r.利維斯的論述界定的。史詩和詩劇衰落之后，散文小說成了西方文學的主要文類。”《偉大的傳統》問世兩年后有一段逸事，這里不能不提及。1950年bbc廣播信息報《廣播時代》(radio times)宣稱杰弗里·格里森(geoffrey grigson)將舉行系列有關英語小說的專題演講時，f.r.利維斯認為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甚至于未及親臨講座，他就宣布格里森剽竊了他于1948年出版的著作《偉大的傳統》。為捍衛其著作權，f·r.利維斯將其告上法庭。
利維斯之所以將格里森告上法庭，因為在他看來，“英語小說”是他的知識產權，是他的發現。在《細察》一文，他自信地說，他建立了——重要的小說——“嚴肅的藝術所要求的批評方法意識——英語小說傳統的新理念。”事實的確如此。在《偉大的傳統》之前，除了極少數例外，絕大多數小說批評是由小說家本人撰寫的，如亨利·詹姆斯，珀西·拉伯克(percy lubbock)等。二戰之后的一段時間，小說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發展，是《偉大的傳統》把小說提升到藝術的高度，將小說研究提升到如今的學術寶座，是利維斯開創了小說研究，并使之成為一門學科。
但是，這部引發了英語小說研究革命的《偉大的傳統》卻極盡貶低狄更斯之能事。該著開門見山地指出，“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約瑟夫·康納德……都是英國小說里堪稱大家之人。”《偉大的
(1)“康納德在某些方面極像狄更斯，以至于我們難以說出狄更斯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呢。康納德的《特務》所描寫的倫敦里無疑就有狄更斯的身影在。”康納德的技巧精湛老道，但是這種影響“來自一個手法遠遠談不上精湛考究的作家——狄更斯。”在評論康納德的《勝利》時，利維斯說“他們屬于康納德的藝術中讓人想起狄更斯的那一面——一個被一種完全非狄更斯的成熟所限定的狄更斯：他們的存在嚴格地服從于康納德那完全非狄更斯式的主題。”
(2)f.r.利維斯摘引《羅德里克·赫德森》的三段證明狄更斯對亨利·詹姆斯的影響時說，“狄更斯的影響在這里是很明顯的。不是見于《卡薩瑪西瑪公主》里寫《小杜麗》的那個狄更斯，而是寫《馬丁·朱述爾維特》的那個狄更斯。當然《羅德里克·赫德森》的這一段不可能是狄更斯所寫：作者出手給了狄更斯風格一道令人倍感欽佩的智慧鋒芒。”“一個具有獨創性的藝術大家是如何向另一個學習的。詹姆斯在原則標準方面的成熟雖然令狄更斯無法比擬，但狄更斯施惠于他的還不止是個風格。他幫詹姆斯從外面看自己周圍的生活并以批判的眼光加以評定。”利維斯引用《波士頓人》中的一段后指出，“詹姆斯讓我們看到的，乃是《馬丁·朱述爾維特》，經過一個大大更富才智也大大更有教養的頭腦重寫之后而呈現出來的面貌。”“詹姆斯對此表現的力度大大超過了狄更斯的筆力(我們還記得《馬丁·朱述爾維特》的主題)，原因即在詹姆斯的藝術要精湛細膩得多，也在于整個背景所生發出的那種意義。” 斯的《迷途的姑娘》明顯見出狄更斯的影響，“只不過要無可比擬地更加成熟，構成了一個完整嚴肅意義的一部分。”
“《偉大的傳統》出版后幾乎引起了公憤。”這不僅是因為英國文學傳統中的四位開創者中有兩個異族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將狄更斯排斥在英國的文學傳統之外。瓦爾特·艾倫(walter allen)在《英國小說》中迎戰了f·r.利維斯對狄更斯的譴責，他將狄更斯與莎士比亞比肩，認為狄更斯筆下的人物不是漫畫人物而是源于孩子般的世界觀。韋勒克的《近代文學批評史》對于《偉大的傳統》貶抑菲爾丁、斯特恩、薩克雷、特羅洛普、梅瑞狄思、哈代、艾米莉·勃朗特，把喬伊斯斥為死胡同都不置評價，但對于排斥狄更斯他感到“令人最為驚訝。”羅伯特·波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滑稽的信仰：從奧斯丁到喬伊斯的偉大傳統》在斷然反駁利維斯的同時，指出19世紀的滑稽小說履行了宗教功能。他將19世紀的滑稽小說與喬叟、莎士比亞以及18世紀的作家聯系起來，提出大眾對幽默和傳統的大團圓結局的要求并不妨礙小說家狄更斯寫出具有嚴肅道德目的的小說。
在狄更斯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時，利維斯夫婦合著的《小說家狄更斯》對狄更斯的評價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部研究狄更斯的專著修正了以前對狄更斯的負面評價，同時辛辣地駁斥了20世紀扭曲狄更斯天才起源的批評傳統，力圖消除一種錯誤的觀念：狄更斯的天才僅僅是一位“娛樂高手”。他們在《序言》中明確指出，“狄更斯是最偉大的創造性藝術家之一，他以其創造性天才全面發展了忠誠于藝術的意識，成了一位既多產，又讓大眾喜歡，既深刻又嚴肅，既機敏又訓練有素的小說家，他是一位藝術大師。”
《小說家狄更斯》共分為七章。f·r.利維斯撰寫了論《艱難時世》、《董貝父子》和《小杜麗》三章，而o·d.利維斯將《大衛·科波菲爾》、《荒涼山莊》和《遠大前程》作為19世紀小說發展的重要環節進行比較研究，另外還撰寫了《狄更斯的插圖及其功能》。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章將《董貝父子》當作狄更斯寫作生涯的轉折點，認為它再現了重大的主題，是一部精心構思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感傷的情節劇不是影響狄更斯唯一重要的因素。”他所發展的藝術不完全是來自斯摩萊特、菲爾丁或本·瓊森或者他那個時代的戲劇，狄更斯的天才深受莎士比亞的影響。在他的創造性思維中有著莎士比亞的氣質。第二章《狄更斯與托爾斯泰——以(大衛·科波菲爾)為例》駁斥了羅伯特·加里斯(robert garis)和羅斯·達布尼(rossdabney)對《大衛·科波菲爾》的低評，并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中尋找《大衛·科波菲爾》影響托爾斯泰
的證據，詳細論析狄更斯對十九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的影響。第三章《(荒涼山莊)：官法庭世界》駁斥了g·h.劉易斯(g·h.lewes)和加里斯對狄更斯的譏嘲和貶抑，進而指出狄更斯通過小說來表明自己的觀念和復雜的主題，并且“這些觀念完全是擬人化的，消融在情節、對話和典型的生活形式的情感之中，從而構成一個整體。”第四章一字不易地重刊了論《艱難時世》一文，以證明狄更斯的公認地位。該論文稱道《艱難時世》中的“完善的嚴肅性”，被公認為開創了狄更斯小說研究的新方法，引起了狄更斯批評的革命。第五章《狄更斯與布萊克：<小杜麗>》認為狄更斯不屈不撓地追求通俗小說暢銷書作者的事業，他才成為一流的創造性作家，最優秀的原創藝術家。《小杜麗》是“狄更斯作為大師的主要成就之一，它是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將它排除在偉大的歐洲小說名錄之外是站不住腳的。”狄更斯與布萊克一樣，是一位“精神——即生命的守護者。”狄更斯與布萊克同為偉大的作家，并且將狄更斯與勞倫斯、布萊克聯系起來，這樣我們應有“一條脈絡持續進入20世紀”。由于q·d.利維斯認為狄更斯批評家的誤導妨礙了讀者對狄更斯的接受，從而撰寫了第六章《我們如何閱讀<遠大前程>》，認為這部偉大的小說，以典型化的方式，嚴肅地討論了人類經驗的基本現實。在學生們與自我成才的狄更斯及閱讀狄更斯的傳統文化失去聯系的背景下，以《遠大前程》為例，告訴人們閱讀狄更斯小說的具體方法。第七章《狄更斯的插圖及其功能》研究插圖作為藝術的附屬部分向讀者傳達文本意義，它與本書的批評主題有著直接的關系。o·d.利維斯認為狄更斯自從創作生涯一始，就對小說插圖顯示了極大的興趣。她強調了插圖以及大眾理解插圖的傳統對于狄更斯的意義，并表明由于維多利亞道德觀的根本變化導致這一傳統消失。因此，“狄更斯的逝世標志這一時代的終結。”
從上面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利維斯夫婦的狄更斯批評前后抵牾、自相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同一本書《偉大的傳統》中也隨處可見。在第一章利維斯說，狄更斯是個大天才，恒居經典文豪之列，小說家的職責是要創造一個世界，大師的標志是外在的豐富性。作家筆下的人物有沒有生命，要看在書本之外，他們是否繼續存活。“狄更斯的偉大已為時間所證實，而其對手則不然。”但他卻又將狄更斯排斥在英國的文學傳統之外。
如果將《偉大的傳統》與《小說家狄更斯》的論斷對比一下，則會發現前后抵牾更加明顯，簡直可以說是自我掌摑。在《偉大的傳統》中利維斯稱狄更斯是個廣受歡迎的娛樂高手，津津樂道于“傷感煽情”，他的全部作品中值得稱道的只有一部《艱難時世》。而在《小說家狄更斯》他們卻極力稱道狄更斯的小說的大眾傳統，“狄更斯作為偉大的通俗藝術家無拘無束的寫作自由并沒有妨礙他與往昔英國文學藝術的經典建立創造性的聯系。”論證“狄更斯是娛樂高手”這一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指責了布盧姆斯伯里文社(b100msbury)的批評家將狄更斯與薩克雷、特羅洛普并列的不妥當，并指出，在最完整的意義上“狄更斯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藝術家。”他是“僅次于莎士比亞的最偉大的創造性作家之一，他的藝術是原創的。”《董貝父子》、《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都是偉大的小說，《小杜麗》為狄更斯的最佳作品，“無上偉大”，可謂“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利維斯在《小說家狄更斯》指出狄更斯對詹姆斯的影響不僅不再以狄更斯為襯底，而且指出狄更斯遠比詹姆斯優秀卓越。“我要挑戰詹姆斯對狄更斯的批判態度”，“詹姆斯那自信的批評傾向表明詹姆斯是一位絕對不夠偉大的作家。我在此并非貶損詹姆斯，而是要為狄更斯的天才做辯護。”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小說家狄更斯》另外提出了一條布萊克——狄更斯——勞倫斯進入20世紀的文學脈絡，這無疑等于完全否定了《偉大的傳統》中簡·奧斯汀奠定的、經喬治·艾略特到亨利·詹姆斯、約瑟夫·康納德以及d·h.勞倫斯的文學傳統。 《偉大的傳統》中揚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康納德、d·h.勞倫斯，貶狄更斯，其理由是什么?由于利維斯繼承了阿諾德“求助于具體的實例”的批評方法，大量引用小說文本，再對所引用的文字進行細讀品評，往往只做價值判斷，而拒絕陳述理由。比如，他認定簡·奧斯汀是英國文學傳統的奠基人，他不但未辟專章論述，而且不提供任何理由。同樣，他
狄更斯排斥在英國文學傳統之外，也沒有提供任何理由。他的文學批評基本形式可以概括為：“就是這樣的，不是嗎?”但是細讀《偉大的傳統》之后，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利維斯臧否優劣的標準是道德，即“生活的嚴肅性”。他說“文學批評必須公開討論情感衛生和道德價值問題——更為概括地說(似乎沒有其他適當的措詞)，是精神健康問題。”奧斯汀對于生活抱有獨特的道德關懷，“細察一下《愛瑪》的完美形式便可以發現，道德關懷正是這個小說家獨特生活意趣的特點而我們也只有從道德關懷的角度才能夠領會之。”反之，要是沒有這一層強烈的道德關懷，奧斯汀就不可能成為小說大家。喬治·艾略特正是因為有道德上的嚴肅性才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在康納德那里，“一個嚴肅的完整意義才是目的。”在利維斯論及的開拓文學傳統的經典作家中，亨利·詹姆斯讓人抱憾之處明顯最多，但他仍在大家之列，因為他有著嚴肅的道德目的，d·h.勞倫斯的探索動力則是“對生活所抱的嚴肅而迫切的關懷。”同理，在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利維斯獨尊《艱難時世》，因為“這部偉大作品具有高度的真實性，其間沒有一點童話的成分，以至于完全排除了歡快之氣；讀者所能獲得的滿意取決于一種與魅力沒有什么關系的道德意蘊。”狄更斯是個大天才，恒居經典文豪之列，但卻置身于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之外，是因為“他的那份天才卻是一個娛樂高手之資。”成熟的頭腦在狄更斯那里，都找不到什么東西要求人去保持一種持久而非同尋常的嚴肅性。”
那么利維斯的道德價值標準是什么?反理論的利維斯在《偉大的傳統》和《小說家狄更斯》都沒有明確界定，在他看來，真正的批評判斷標準是直覺的。因此，利維斯的道德價值標準是含混、模糊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維斯的道德價值標準與中國語境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中國語境文學批評的道德標準指的是善，強調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由于中國文化建基于道德論，往往是善消融了真和美。利維斯秉承了阿諾德的衣缽，阿諾德的“道德”傳統將一定的社會價值表現為普遍的人類價值，將文學視為對生活的批評，要求偉大作家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嚴肅性”。通覽《偉大的傳統》、《小說家狄更斯》以及利維斯在其他地方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在利維斯那里，道德價值標準的核心就是生活，他擯棄了形式和內容的分立，將道德與真實聯系在一起，嚴肅地批評了生活就是道德的。而生活，也是個含混、模糊的字眼，其含義“從現實、真實轉向真誠乃至共同性和同一性。”
利維斯在《偉大的傳統》中否定狄更斯沒有提供充分的理由，同樣，他們夫婦在《小說家狄更斯》盛贊狄更斯也未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從而導致很難定位利維斯夫婦前后態度變化的根源。筆者認為，利維斯夫婦盛贊狄更斯還是道德標準，還是含混、模糊的“生活”。其理由有三：(1)《偉大的傳統》開篇提出英國文學傳統的四位開創者之后，f·r.利維斯就意識到了自己的武斷和褊狹。“批評家們已經說我褊狹了，而且我敢肯定，如是一番開場白之后，無論我如何闡發，都會被用來加強他們的苛責。”《偉大的傳統》將狄更斯排除在英國小說的偉大傳統之外，在當時評論界幾乎引起了公憤，此后的利維斯逐步認識到狄更斯在英國小說中的卓異地位，意識到狄更斯是個不容忽略的人物。(2)利維斯在《小說家狄更斯》認為狄更斯勝過詹姆斯，是因為“偉大的狄更斯的藝術有一種莎士比亞式的風范”，“狄更斯不僅是與詹姆斯不同的一位天才作家，而且是比詹姆斯更為偉大的作家。他身上體現出的創作生命力來源更深，流淌更為自由充分。”他稱《小杜麗》為狄更斯的最佳作品，是因為“它展示了唯有偉大的創造性作家才能駕馭的統一的生活。”(3)在很多人看來，托爾斯泰代表19世紀經典道德現實主義的最高成就，但是不少托爾斯泰的崇拜者沒有認識到的托爾斯泰雖然拒斥莎士比亞，但十分欣賞狄更斯，他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大衛·科波菲爾》無與倫比的崇敬。q·d.利維斯考辨狄更斯之于托爾斯泰的影響，也是著眼于道德標準。
在今天看來，利維斯僅以狄更斯的作品缺乏生活的嚴肅性，即狄更斯的作品中有著滑稽幽默的成分，就將他排斥在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之外，僅以簡·奧斯汀的作品有著道德嚴肅性就把她當作英國小說偉大傳統的奠基人，這是極其武斷的。利維斯夫婦同樣以含混、模糊的“生活”作為終極價值標準而褒揚狄更斯，道德標準所排
斥的一切無疑顯示出利維斯的文學觀念的局限及偏狹。這種局限及偏狹只有置于其歷史語境才能得以清晰的觀照。因為不僅作家的創作要受到時代的影響，批評家同樣要受到其生活和寫作的時代的局限。利維斯的文學批評觀與他的文化觀、社會觀和人生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甚至可以說根源于他的文化觀、社會觀和人生觀。英國社會在20世紀發生重大轉折，傳統價值觀分崩離析，大眾文化洶涌而來。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有著切身體驗的利維斯，惋嘆機器文明的進步，眷戀工業化以前的社會共同體，主張精英文化，強調社會需要有“受過教育的大眾”。因此，他不惜殫精竭慮以確立文學批評的崇高地位來抵制大眾文化的沖擊，企圖力挽狂瀾于既倒。為此，他苦心孤詣地以文學的嚴肅性作為唯一的評判尺度，從英國文學史中篩選為數不多的幾位大家，甄別優劣高下，以期喚醒一種差別意識，樹立一個具有實用價值的傳統觀，從而達到以具有強烈道德意識的文學經典來啟迪人的心智的目的。
同樣，利維斯文學批評的其他局限也只有置于他的文化觀、社會觀和人生觀中才能得到說明。由于他首先關心的是維護傳統，因此，他臧否作品的標準往往以道德，即生活的嚴肅性為出發點。這種排斥多元論的文學批評將道德判斷置于形式之上，有益于生活、激發生命創造的作家作品得到褒揚，而具有幽默搞笑色彩的作家作品遭到貶抑。因此，在利維斯那里，純粹游戲式、洛可可風格、裝飾性、講究美感、形式主義的藝術成了奚落的對象，唯情論、靈感、辭藻等一向遭到他的貶損。他的文學批評對“審美問題”、“詩篇布局”之美往往視而不見，正如他自己所說，“技巧只能根據它所表達的感受力來加以研究和判斷”，否則它“就是一種無益的抽象概念。”這樣利維斯就成了一位著眼于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批評家，他的文學批評則成了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 狄更斯批評有著諸多的局限性，但是其批評遺產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使狄更斯批評、乃至小說批評、文學批評學科化。二戰以后，狄更斯研究發生轉向，即從業余批評走向職業批評，在這一轉向過程中，利維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細讀經典，識別優劣、區別一流與二流，甄別優劣高下，這種將文本細讀與19世紀馬修·阿諾德所開創的人文主義批評傳統結合起來的批評方法，不僅改變了英國大眾的閱讀習慣，而且使狄更斯批評，乃至小說批評、文學批評提升到學術寶座，成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從而成為新批評的源頭之一。
(2)奠定了妥當的文學批評態度。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挑戰和批判權威的勇氣。利維斯的批評堅定、直白，語言尖刻，咄咄逼人。以《小說家狄更斯》為例，該著對《偉大的傳統》出版以來與其觀點不一致的批評界權威人士進行了猛烈抨擊，如，對美國批評界的權威愛德蒙·威爾遜將狄更斯的全部創作看作是一味沉溺于兒童時代經歷的產物這一觀點的批判，毫不留情，q·d，利維斯對沃爾特·雷利和其他牛津大學名流、批評家羅伯特·加里斯和羅斯·達布尼等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他們甚至將倫敦的文學藝術權勢集團(包括英國文化委員會、《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英國廣播、星期、左翼周刊)當成了批評的靶子。唯其如此，利維斯才能成為20世紀繼“艾略特之后最有影響的英國批評家。”一是堅持嚴格的批評標準，修正錯誤的勇氣。利維斯在喜好的作家中采取苛刻的取舍標準，以生活的嚴肅性為準繩來評判文學傳統的偉大作家，對于不符合他那嚴格的文學價值評價標準的作家，f.r.利維斯毫不留情地輕蔑以待，并十分苛刻。他嚴守自己開辟的那方領地，并以之作為“偉大作家”的棲息之地。但是一旦他意識到自己的偏狹以后，他又吝不容情地扭轉自己的偏頗，甚至于不怕自我掌握。這種批評精神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3)在文學理論泛濫，文學研究中的理論明顯脫離文學的當下語境中，利維斯夫婦將人文主義傳統、文本細讀與社會歷史語境結合起來的方法，為我們的文學批評提供了范例。利維斯強調文學使命感的道德批評上承阿諾德，下啟雷蒙德·威廉斯，已經成為劍橋文學批評傳統的象征，推動文學批評向文化研究的轉向，利維斯本人也毋容置疑地成為當代文化研究的先驅者之一。利維斯以文學為宗教的虔誠態度，窮畢生精力在文學批評中鍛煉心智，砥礪思想的治學精神都為后代學者提供了師承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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