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文藝研究中，學術界普遍忽視了書法的實存及其作用，對延安文人與書法文化的廣泛而又深切的聯系缺乏關注和探討。但事實上，延安文人與書法文化建立了相當普遍而又密切的關系。歷史的事實是，能寫善書的大小文人的積極參與，使延安形成了比較濃厚的書法文化氛圍；無論是“以文為主”的文人群還是“以文為輔”的書寫者，都與書法文化有著相當緊密的關系，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墨跡和心跡之間，發現延安文人的個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僅將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將書法文化引向了一個新的境界。他們的文化追求、文化創造對延安文藝及書法文化的貢獻堪稱巨大，其所創造的紅色書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啟示和意義。
延安時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一個連紙張和筆墨都非常稀缺的時期，然而就在這個艱苦卓絕的歷史時期卻產生了很多文化奇跡。其中，延安文人(文化人)包括作家參與創造的書法文化，就堪稱是一個絢爛的文化奇跡。頗為遺憾的是，學術界對延安時期書法文化的關注卻很少見，相關的整體性深入探討更是幾近空白，多本中國現代書法史或民國書法史也都不涉延安書法。過去，人們研究延安文藝，也極少有人涉論書法，仿佛“延安文藝”概念中就根本沒有書法這種樣式。但事實上，延安人特別是延安文人與書法文化包括書法藝術還是建立了相當普遍而又密切的關系，他們將文武之道與翰墨書寫的結合，于艱苦奮斗中開辟了勝利道路和文化家園。對此，我們理應給予必要的重視和認真的探討。
從地理上講延安有廣義的延安和狹義的延安，從文化及藝術角度看則更是如此。“文化延安”或“延安文化”可以包含跨時空的能夠體現延安精神、延安范式的精神文化及文學藝術。于是延安文藝研究不僅需要狹義的延安文藝本體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超越時空局限的“廣延安文藝”的研究和鑒賞，更需要以寬闊而又超越的學術眼光進行拓展性的相關文化研究。其間既要有革命文化研究的維度，也要有傳統文化研究的維度，更要有古今中外匯通融合的文化視域和相應的深入研究。為此，我們既要秉承尊重歷史事實、尊重人民立場的學術傳統，也要葆有寬廣通達、兼顧兼容的“經權并存”意識。當年延安人尤其是延安文人既有經久性規律性層面的文化追求，也有權宜之計的工具性的文化操作，體現在書法實踐上，延安文人也采取了“經權并存”的應對策略。這里實際也存在著文化策略上的考量，兼顧經權，顧及久暫，隨順大局，則書為要事，亦為樂事。特別是在認真考量延安文人的書法實踐時，尤其需要這樣的觀念。也就是說，我們很有必要從廣義的“文人”、“書法文化”及“文武之道”等概念出發，認真審視延安時期的文人多樣性及其書法文化的豐富性。
延安是一座有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積淀的古城。彰顯書法文化的傳統在戰爭年代也沒有中斷。延安舊城墻各門如安定門、安瀾門等的題名就皆用書法樣式書寫，延安或陜西本地文人魏野疇翻譯《美國史》即以隸書題寫書名，革命先驅者創辦的《陜北新聲》《共進》等期刊亦用隸書題寫刊名，劉志丹、李子洲等人也通于國學及書法，貼春聯、刷標語、樹招牌也多用毛筆書法，顯示著對國粹文化的自然繼承。筆者曾指出：“作為中國文化驕子的書法是完全徹底的‘國粹’，中國人圍繞書法藝術而展開的有關活動創造了豐富多彩而又源遠流長的中國書法文化。”這種書法文化與包括文學在內的其他文藝樣式、文化形態都有著或顯或隱、或多或少的聯系，即使在戰爭年代的延安也維系甚至加強了這種聯系。
透過歷史煙云，我們看到了武器與紡車的同在，看到了領袖和群眾的和諧，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劍鋒與筆鋒的合力，看到了在刀光劍影中領袖、文人、工農兵群眾積極參與瀚海弄潮的文化奇觀，也看到了人民成為“歷史主體’’的革命理想和“與時運相濟”的文藝方向。在歷史上那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延安時期，能夠濡翰揮毫的人們都在那個也是極為艱苦的歲月里，惜紙如銀，惜墨如金，用鮮血生命和精神意志書寫
燦爛不朽的篇章。盡管當時情勢困窘異常，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他們還是拼力地書寫著，用毛筆、鋼筆等寫出了來自心中的詩文、真言、誓語以及他們認可的各類文句，為延安文化或革命文化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即使在不少心存偏見的人看來，也往往會疑問頻生，很難相信在那樣一種環境中，竟然會產生那么多不朽的篇章和難以磨滅的墨跡及文武兼備的人才。筆者以為，從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這樣命名：“延安書法：武人世界中的文人氣象”。從這奇特而非純粹的文人氣象中，我們固然可以領略到文人的“武化”(如“魯藝”的文人們普遍成為文武兼備的戰士，即使比較難得的女性文藝工作者如丁玲、莫耶們也由“昨天文小姐”大變為“今日武將軍”了)，但同時也可以領略到武人的“文化”(如彭德懷揮毫力薦趙樹理小說、“紅軍書法家”舒同、“軍內一支筆”的郭化若以及軍人習字學文化所形成的風潮)。因此可以說，文人的“武化”、軍人的“文化”以及工農兵學習“文化”的延安現象，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文化現象，內含著“變則通”的文化哲學邏輯，也印證著延安道路其實正是一條文武兼備、聚力發力之路!而從延安文人創造的翰墨世界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奮斗的神圣與艱辛，武人或戰士的革命激情及其雄渾之氣，盡管似乎少有某些人概念中的儒雅、秀逸甚至溫馨，但卻自有別樣的凝重、熱烈甚至沉雄，字里行間透出某種令人感嘆不已的英雄氣概。
我們知道，文人書法，自古即有，卻在一個原本處于邊緣地帶的“邊區”或被封鎖的根據地展示了某種現代的風姿，個體性與革命性的結合顯示了有為的延安文人書法面貌。驀然回首，就在那個非常特殊的年代，亦即政治和軍事為主導的時期，卻充分意識到了文化戰線的存在和文化文藝的偉力，由衷而來的善待文人的話語及行為激發了很多文人的創造潛力，不僅出色完成了他們承擔的各種文化任務，而且通過書寫活動，創造了很多具有藝術意味和紀念意義的“墨寶”。雖然歲月無情，戰火酷烈，泯滅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稿和墨跡，令人感到延安文人墨寶的珍稀，然而經過多方努力，仍有一些延安文人書法的真跡存世并被保存和傳播開來。這本身就堪稱奇跡。當今天的人們懷著不同的心情走進延安革命紀念館，就會將各種書跡之象與革命奇跡聯系起來，因為那是無法泯滅的歷史事實。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文字書寫、書法書寫都強調實用，甚至常與經國大業聯系起來，追求立象以不朽，將書寫視為“立人”、“立國”的一種重要體現方式。由此，文人的翰墨生涯實際就是其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延安文人遺墨尤其是作家手稿，無疑也以實用見長，同時也是他們生命的留存和見證，不僅是他們文化生命書寫的“真跡”，而且是非常寶貴的“第三文本”，由此也可以從許多方面包括書法文化方面進行解讀。中國現代書法史不能無視、忽視延安，忽視延安文人的整體性貢獻。 又走進了延安革命紀念館(新裝修且重新布展的新館，仍然使用郭沫若題寫的館名)，循序參觀，即可看到：這里是槍炮世界，也是文字世界，書寫文字成為延安人奮斗的重要內容及日常行為。這些主要運用于革命事業的毛筆或鋼筆書寫的文字，墨跡斑斑，濃淡不等，情理交融，卻也線條舞動，美不勝收，甚至具有指導教化、決策決定、總結匯報、溝通傳達及宣傳動員等許多作用，延安書法的實用價值在艱苦環境中恰恰得到了極為充分的體現。但延安書法的普遍運用，包括有的詩文劇本的手稿或特意為之的書法，大多也具有或隱微或突出的審美作用。盡管延安時期的魯藝沒有書法專業，盡管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各類展覽中也沒有獨立的書法展覽，但在“文協”、“文抗”的文人群體及魯藝、抗大等學校的教員、學員中卻不乏善書者，醒目的標語、流行的墻報、街頭宣傳欄和各類展覽題名、作品題名等便多以書法出之。如何其芳、周立波就曾將作品認真抄出發表于墻報《同人》上，在魯藝每年校慶期間舉行的創作展覽會上，也會展出作家們的一些手稿。開辟了“趙樹理方向”的趙樹理，其書法頗有功底，也比較瀟灑；榮獲國際文學獎的丁玲，其手跡能夠令人感到比較“大氣”，1948年她在送給陳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扉頁上題詞，豎行，流暢，頗為可觀。紀念館展覽圖片中的《中國抗戰宣言》也以書法為之，壯觀雄奇，堪稱書法精品，惜未注明何時何人所書。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該館中有許多放大了的手跡，赫然醒目，如“我說陜北是兩點
，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陜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發展抗戰文藝，振奮軍民，爭取最后勝利”等等，就成為每一個展覽區的獨特的前言，都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書法文化如何為革命事業服務，如何轉化為延安文人的書法文化創造，陜北、延安或解放區就是特殊的試驗區，對促進延安文藝發展、抗戰文藝發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在紀念館中，參觀者還可以看到朱德總司令在手寫命令或書信上常會加蓋自己的印章，茅盾在魯藝講課的板書也依然清雅秀挺，周立波的講課和其手跡一樣精彩漂亮，以及《王貴與李香香》的書法題名、李季《回延安》的手稿、何其芳《陜北民歌選》的手稿、保小禮堂的石牌、保育院的題詞、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題名，等等，墨跡連連，烽火滾滾，甚至充盈著血與淚的書寫，總能帶領人們走向歷史和文化的深處!延安文人的書法總體看也許有些簡陋，紙筆簡陋，即使的《沁園春·雪》也是用簡陋的毛筆硯臺和普通八行箋在小小的炕桌上寫的。有人回憶，當地農民曾用古磚為做了一方硯臺。可見當時的工作條件之一斑。正是置放在紀念館小炕桌上的這幅《沁園春·雪》手稿，吸引了無數人駐足觀賞，有不少家長還現場教育孩子，其感染教育的作用不言而喻。
由于有能寫善書的大小文人的積極參與，延安形成了比較濃厚的書法文化氛圍，毛筆書法作為一種書寫工具及方式也得到了相當廣泛的運用。如陜甘寧邊區各單位、部隊以及縣區各單位名稱，還有各種旗幟也多用毛筆書法題寫，在各類證件(如紅軍家屬證、個人證件等)、賬本(分地分糧等)的書寫中也多用毛筆書法為之，乃至招牌、通知、訃告、悼詞、挽聯等也多用毛筆書法為之。布告、集體宣言、戰友贈言、口號標語、總結小結、題詞題名、聘書獎狀、墓志碑銘、印章篆刻、壽幛祝文、袖章臂章、家書情書、學習筆記乃至各種書信，任命書、紀念證、通行證、座右銘以及捷報、電文稿等等也多用書法為之。常見的油印宣傳單、各種教本的題名等也多用書法。各種印章，包括集體的個人的，亦體現了延安篆刻的水準。可見延安書法文化的實踐用途非常廣泛，且天天為之，卻正由于習以為常、司空見慣，所以在延安并不把書法視為需要刻意為之的“藝術”了。
在延安那個環境中，大小文抵都有用武之地，雖然人才濟濟，但與迅速發展的形勢需求相比卻也相對缺乏。文人們也往往較早成為能文能武能說能寫能做的多面手。成仿吾、丁玲、柯仲平、周揚、沙汀、徐懋庸等等都是如此。從趙樹理到丁玲，從艾青到田間，從柯仲平到歐陽山尊，從周揚到陳涌等等，小說、詩歌、戲劇及評論等領域中的文人們都在熱衷于文學文章書寫的同時，也在有意無意地從事著書法書寫，也就在他們舞文弄墨之間，實際上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二者結合了起來。包括外來的比較洋氣的文人如何其芳、陳學昭等，也在延安時期樂于書寫和創作，留下了業余化的卻也值得珍視的墨跡。我們不僅應努力“進入特定的歷史情境”去“追尋延安文人的心跡”，而且應努力去追尋延安文人的墨跡，并將這二者結合起來。甚至可以在延安文人的墨跡和心跡之間，發現延安文人的個性世界。無心插柳柳成蔭，無意書法墨如海。這也許可以作為延安文人與書法文化的一個詩意的寫照。而延安文人創辦的各類報刊，也多用書法題寫刊名，如《文藝突擊》《文藝戰線》《中國文化》《中國文藝》《大眾文藝》《新詩歌》《文藝月報》《草葉》《谷雨》《詩刊》《部隊文藝》《山脈文學》《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解放》《人》《團結》《學習》等，有些作品也用書法作為題名，其醒目提示的作用之外，還有書法美感的傳遞與題字者個性的彰顯，同時由此也可看出延安文人們對書法文化的喜愛和運用。
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也為了行文方便，筆者將延安文致分為兩個大類，即“以文為主”文人群和“以文為輔”文人群(也是書寫者)。這兩大文人群都與書法文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這樣的劃分自然是相對而言的。因為在當年的延安，即使是“以文為主”的文藝工作者也很難說是純粹的文人，至少可以說延安文人的主體恰恰是復合形態的文人亦即廣義的文人(文化人)。因此，提起延安文人而無視那些能文能武、政文兼通的風云人物，甚至將他們與“延安文人”這一概念對立起來，便只能走向某種偏狹甚至偏激。
人群而言，據有的學者探討，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人近百人，在延安，外來的左翼作家至少有百人以上。其實，文人標準不同，統計便會有異。而給人的深刻印象卻是，當年延安無疑是群英薈萃、文人如云。尤其是赫赫有名的“魯藝”，集中了一大批不尋常的文人。師生中皆不乏影響卓著者。“師者”如吳玉章、周揚、張庚、呂驥、江豐、蔡若虹、何其芳、陳荒煤、舒群、茅盾、冼星海、齊燕銘、周立波、艾青、王朝聞、嚴文井、王大化、袁文殊、華君武、李煥之、孫犁、嚴辰等等；“生者”如于藍、丁毅、海默、馬可、時樂蒙、劉熾、黃準、古元、羅工柳、孔厥、康濯、黃鋼、柯藍、陸地、賀敬之、馮牧、陳涌、楊公驥、秦兆陽、華山、葛洛、丁毅、鐘惦棐、朱寨、胡征等等。加上其他群體文人，難以計數。這里主要從書法文化角度擷取若干代表人物略加評析如次。 人中，著名詩人和劇作家賀敬之就是酷愛毛筆書法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這位用一顆詩心“摟定寶塔山”的詩人，作為外來的“移民”，他對書法的愛好眾所周知。他于1924年出生于山東嶧縣(今江蘇邳州市燕子埠鎮)。15歲參加抗日救國運動。16歲到延安，人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45年，他和丁毅執筆集體創作我國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生動地表現出“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一深刻主題。后來又寫了《回延安》《放聲歌唱》等有名的詩篇。半個多世紀以來，賀敬之輝煌的文學成就和始終如一的藝術主張，有口皆碑。然而在人們普遍關注其文學成就的同時，卻很容易忽視他對書法的熱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他的書法，可謂是典型的文人書法，詩人氣質極為顯著。他的很多詩文都用書法形式表現出來，即使是其簡單的題詞，也多是龍飛鳳舞，隨意揮毫，瀟灑不羈的。
又如1938年來到延安的周而復，也堪稱是中國文壇的一顆璀璨之星。他不僅是馳名中外的文學家、外交家，也是令人喜愛的書法家。在近70年的文藝生涯中，創作數以千萬字的文藝作品，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也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和合乎書法體式的作品。在文學創作方面，他的《白求恩大夫》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紅色經典，許多人通過他的作品，知曉了白求恩大夫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其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被翻譯成英、法、日、朝鮮、意大利等多種文字，介紹給全世界，成為風靡海內外的作品，而作為一代文壇巨擘，他的書法文化實踐也很值得關注。周而復的書法作品，除在國內外書畫作品展覽會展出外，還被一些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收藏。郭沫若稱其書法“逼近‘二王’”。其書法作品有《周而復書琵琶行》《周而復書法作品選》等，奠定了他在作家文人書法史上的地位。正是鑒于他的書法成就和聲望，在建國后“中國書法協會”這樣專業團體中，也曾出任中國書法協會副之要職。
還有艾青，其詩名遠揚，書名卻也頗為人知。有友人這樣回憶：“多年來，我記不清從什么時候起讀到艾青那充滿對土地、人民與祖國真摯深沉的愛，樸素、單純和渾厚，激人奮進、感人肺腑的詩了，卻清楚地記得什么時候見到艾青同樣顯得別有風骨的墨跡——也就是他的書法……”艾青書法，有時寫得工整清秀，顯示了一種難得的雅致和情韻；有時則寫得揮灑不羈，仿佛他筆下的自由體詩。難得的是，他特別樂于通過詩歌及書法與他人進行心靈的溝通，他的不少書法條幅被友人和一些紀念館、圖書館及文學館所珍藏。由此可見，著名詩人艾青的書法也有著不同尋常的藝術魅力。
在延安文人中，喜愛書法而且有其書法真跡傳世至今并為人們珍藏的作家，還可以舉出許多來。如方紀，即使到了晚年，他的右半個身子不能動了，也仍然堅持用左手寫毛筆字，書法還是那樣蒼勁有力，寫完字后，落款上還要規范地寫上“方紀左手”幾個字。甚至也有這樣的“發燒友”表示，不僅喜歡讀蕭軍先生的書，而且還喜歡他的書法，不惜高價購買蕭軍字跡酣暢淋漓的書法……。抗戰時期的延安文壇，可謂一派火熱，處處洋溢著樂觀、健康、熱烈、向上的氣息，在創作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何其芳、丁玲、吳伯簫、孫犁、峻青、艾青、田間、李季、草明、齊燕銘、蕭三、邵子南、楊朔、周立波、馬加、馮牧等人，不僅在文學創作方面收獲頗豐，而且在書寫留下的真跡墨跡方面已經相當珍稀，輒有發現，莫不令人感到彌足珍貴。這也是如今書畫市場傳達出的真實信息。
往往有其顯赫的政治身份，這與“文人一面：現代政要的一個側影”現象頗為吻合。從歷史事實看，在延安文人用鮮血生命書寫建構的書法文化世界中，最引人注意的也許并非“以文為主”文人的書法，而是“以文為輔”文人的書法。即如的諸多書法題詞及《沁園春·雪》手跡、朱德1942年的《悼念左權同志》詩稿、陳毅詩稿《題七大影集》、吳玉章等作《南泥雜詠》詩稿之類的翰墨，便是延安書法文化的瑰寶。而“延安五老”(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以及李鼎銘、羅烽、、舒同等莫不兼善詩書，都以名人雅集或個人創作的方式對書法文化有所貢獻。如果我們從廣義的文人角度進入延安書法文化視域，看到的文化現象則是具有文人氣質的領袖和軍人，在縱橫政壇或沙場的同時，也每每發揮其詩文書法之才，留下了不朽的“第三文本”，其酣暢淋漓的書法和詩文結合而成的手跡也非常引人注目。如的詩文書法就是如此。他將《沁園春·雪》抄贈柳亞子，引起了政壇和文壇的轟動，也讓世人領略到了“毛體”書法的風采；他將《臨江仙》詞抄贈丁玲，也被傳為文壇佳話，其筆墨飛動宜人，飄灑不群，橫排書寫，頗為別致。丁玲在“文革”后復出，在友人為其作的畫像上題上了“依然故我”四字，也頗耐人尋味。
延安時期的，在一定意義上講，其復合性形象中無疑也有文人的一面，大抵也可以歸為“以文為輔”文人或兼顧型文人。的詩詞人生即伴隨著書法人生。據統計，在延安時期書寫了102篇文章，占《選集》(1－4卷)的70％，其中有許多政論體散文，依照中國傳統文論觀點來看，也是經世致用的正宗文學。眾所周知，在延安生活工作了13年，在這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看書、思考、籌劃、指揮及開會，但期間貫穿始終且經常持續的卻是書寫、書寫、再書寫，他甚至詼諧地說過要用文房四寶打敗的四大家族。誠然，他的書寫成就了一批名文名詩杰作佳構，但同時也成就了一位享譽中外的偉人和書法藝術家，他的私有遺產幾乎為零，但他卻給和人民留下了一批意義非凡的文物和遺墨。延安時期，當是書法形成自己獨特書風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他的代表書作很多，如為延安出版的《中國婦女》雜志題詞；為中央黨校題詞；悼念謝子長系列手稿；寫給郭沫若、茅盾、范長江的信札；致傅斯年信及手書唐詩；為抗大二期畢業證的題詞；手書《沁園春·雪》等等，真是不勝枚舉。尤其是抄贈柳亞子先生的詞稿《沁園春·雪》，這是親筆寫過多遍的流傳極廣的杰作，既是杰出的文學文本，也是杰出的書法經典!其復合形態的“第三文本”即手稿原件乃為無價之寶。而在《中國文化》創刊號頭條推出的宏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也有學者認為“手書的標題，令人有大氣磅礴之感”。但臺灣卻有人以為，僅是一位喜歡糊涂亂抹的書寫者，其蓄意詆毀的措辭相當低劣且明顯存在某種偏見。因為在筆者看來，那種貌似堅持書法藝術標準的背后其實也是某種政治意識在作怪，并且有恪守前人窠臼之嫌。客觀而言，的書法盡管并非每一筆、每一幅都是成功的，但總的來看確是有根基、有創意的，尤其是他的行草書法，以其恢弘博大的氣勢和出神入化的筆意，超出百家而自成一體。其書法字體飄逸通達，宛若行云流水，且書風豪放雄逸，體現了其在書法藝術上的精深造詣。“毛體”之說大抵不謬。倘從大文化大文學視野來看，也許可以說是別致的作家和書法家。事實上，在書法藝術領域，的藝術成就可以說是具有自己鮮明個性和特色的。本人一生對書法藝術并沒有加以系統研究和理論闡述，但以其天才的創造性實踐，使他的墨跡成了后世書法研究的重要研究對象。作為歷史上最為獨特的書法家和政治家，的書法影響顯然是非常巨大的。的筆跡在延安時期具有強烈的政治鼓動作用，極大地介入到了具體政治事務和事件當中，同時也帶動和影響到了周圍人的書寫習慣和書法審美情趣，甚至深刻影響到了其身后。無論從實用層面還是藝術層面看，關于與書法文化都有許多可以言說的價值和意趣。由此也可以說，與書法文化的廣泛聯系，應該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以為，在毛筆書信基本告別國人的新世紀，重溫當年在延安頻繁給他人尤其是文人寫信的情形，便會感到別具一種溫暖的情調和雅致的妙味，同
時也要承認這些書札在延安人包括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經常起到了很好的溝通作用。比如眾多作家都曾接到、周恩來等的書札，他們既關注其內容，也常會嘆賞其書法，而這些與延安文人相關的手跡一旦收集起來也必然非常可觀；又如，據丁玲回憶，她原來曾和多次交談，寫過不少古人詩詞和自己的詩詞作品送給她，這樣的故事在秘書及交往密切者的回憶錄里也時或可見。難忘的記憶便透露了當年的感受深切。留下不朽墨跡的還有張聞天、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秦邦憲、任弼時、陳毅、王明、王若飛等很多軍政領袖的書法詩文，大都堪稱墨海中的瑰寶。比如周恩來1943年題寫的“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以及著名的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還有他親筆寫的《后方工作計劃》等文件、《東征勝利與我們》等文章、《致李文楷、楊立三》等書信，都能見出他的書法功底極為深厚，面貌肅然，精到精彩，著實值得專門研究。還有被贊許的舒同，軍政工作之余，特別喜愛書法，并在延安時期將“舒體”發展到成熟階段，與“毛體”書法并輝于延安文化界。尤其在他按照指示題寫了“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牌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字校訓之后，其書名就更加響亮。還有郭化若，也是一位欣賞的書壇高手，甚至可以為代筆題詞。限于篇幅，對這些時代英杰的文人一面及其筆墨不再贅述了。總之，盡管他們的學歷、經歷不同，但他們都有從文資質和詩書傳世則是相似的，都是文武兼備、書法可觀的“老延安”。
在延安時期，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僅將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將書法文化引向了一個新的境界。其中，文武雙全的人們成為延安驕子，包括比較純粹的作家文人在內，他們的文化追求、文化創造對延安文藝及書法文化的貢獻堪稱巨大，其所創造的紅色書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啟示和意義。
其一，延安書法文化是抗擊苦難、濟民救國的紅色書法文化。紅色書法文化作為延安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絕對不可忽視的歷史作用和地位。強調要文武雙全以拯救民族，要用筆墨紙硯打敗四大家族，要通過積極的書寫即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創作來確立革命文藝的價值，迄今也具有積極的文化建設的價值意義。以此也證明，延安革命文化并非是“破壞”文化的同義詞。在前述的“以文為主”和“以文為輔”兩類文人的推動下，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本位”的延安文藝開始勃興，群眾性的習字活動逐漸演變為群眾書法活動，期待中的學習氛圍開始形成，墨海也在延安出現，連翻身后的證件、支前的民眾團隊隊旗等，也往往是群眾的書寫，這為中國的群眾書法開辟了前進的方向。中國書法文化，作為傳統文化中具有活力、再生力的一個部分，也擁有著與語言文字一樣的偉力和文化救贖的功能。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對此可謂心有靈犀，抓住書法運用書法，充分發揮書法文化的實用功能和審美作用，對革命事業的促進作用無疑是不可忽視的。著名學者劉夢溪說：“在中國文化的傳承當中，書法的作用非常之大，有筆有工具，帶有一定的工具理性成分在里面。往往，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書法里面表現得最為集中，最為突出，好像中國文化的東西都裝到書法里面了。”書法文化涉及面廣泛，功能和風格也多樣，有的是狂歡的，有的是靜雅的，有的是戰斗的，有的是游戲的，有的是工穩的，有的是率意的，等等，不一而足，各有其筆意書道，不可簡單地否定和肯定。但在延安時期及各根據地，書法和其他文化藝術形式一樣，主要是革命工作的武器，是參與戰斗的。置身那個崇尚斗爭也必須奮斗的大時代，階級斗爭、民族戰爭以及思想紛爭交織著、糾結著，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此必須以歷史的公正的態度來面對，出之以歷史的同情和理解。對延安文人書法的內容和形式也應如此看待。不能因“時代特征”及時代局限而加以簡單的否定，不能總用和平歲月的價值觀審美觀去反思和批判。倘用高懸的“書藝”標準來苛求，也許會蛻化為別一種隔靴搔癢式的“異元”的“錯位”批評。
其二，延安書法文化擁有延續、延宕、延展的“影因”力量，在“后延安”時代仍具有傳承創新的價值。延安文人與書法文化的關聯體現在很多方面，而延安精神文化的持續影響在書法文化上也有體現，如以延安精神為主題的書畫活動、以延安時期詩詞為內
容的書法創作、延安作家對書法文化傳統的繼承發揚、“大延安”的文人書法現象以及“后延安”部分作家文人將熱愛書法文化與繼承延安精神的結合等等，都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和研究。也就是說，在延安書法文化實踐中也生動而又真切地體現了延安精神。即使在“后延安”時期的延安文人，仍然會以書法作為弘揚延安精神的一種文化方式。賀敬之、田間、艾青、丁玲、齊燕銘等延安作家的許多題詞手跡就是如此。即如晚年的歐陽山尊也依然懷念延安時期的崢嶸歲月，揮毫書寫了自作詩，日：“當年日寇侵疆土，慷慨悲歌赴戰場。……如今世界不平靜，烽火歲月不應忘。”其書作充盈滄桑之氣，結體獨特，人書俱老，沉雄老辣，頗為可觀。還有延安時期習武習字的兒童團長王益三，后來通過持續努力成長為紅色書法家。而在邊遠的密山北大荒書法碑石長廊中，也有具有“延安作家”身份的丁玲、艾青等書法作品。那位繼承了傳統文人愛好和延安文人傳統的田家英，“愛書愛字不愛名”，也在書法創作和收藏方面留下了珍貴的遺產。尤其是文人作家的自然生命往往跨代而來，能夠超越“朝代”或特定的時空局限。延安文人作家自然也不例外。即使在戰火連綿之時，人文的追求，文化的力量仍然會創造出精神文明的果實，在延安所留下的翰墨文本，特別是文人作家的文學性手稿，必將成為“第三文本”的寶貴案例。且延安文人遺墨大多具有復合性的文化價值，如中國現代文學館及有關圖書館、檔案館中珍藏的延安作家手稿，匯集起來必將是集文學、書法和文物等價值于一體的文化寶庫；又如書贈丁玲的《臨江仙》手稿真跡，就是詩詞與書法結合的佳作，是詩、書及文物三合一的曠世珍品。即使是整人整風的干將、文人政治家康生，坦直敢言、抵觸政治的悲情文人王實味等特別人物的墨跡遺存，也具有耐人尋味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不能毀棄滅絕，而應盡力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
其三，為了切實弘揚延安精神和延安文人書法文化，有關方面應該進行一些策劃，做好一些新的事情。正所謂崢嶸歲月久，盛世重晚晴，為了紀念延安的崢嶸歲月和弘揚延安精神，有心人創作的書畫經常充當了重要角色。從而給觀眾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且會同延安文人的詩文、悲喜與墨跡，一并充實著、裝飾著歷史的記憶。筆者曾預言，魯迅會在“墨跡中永生”，延安文抵也會如此。即使政治會發展，時代及環境會變化，但墨跡鑄造的歷史文物卻是不朽的，都應該加以珍視和研究。筆者以為，目前，我們無論在信仰信念層面還是知識建構方面，都要運用更多的方式包括書法文化活動，繼承傳揚延安精神、延安文化的優良傳統。筆者鄭重建議：1.廣泛收集、整理延安革命時期與書法文化相關的作品、物品，從老延安人特別是延安文人處搶救相關文物，除了將這些作品、物品作為文物珍藏之外，應積極開展專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花大力氣搞好相應的專題展覽；2.在條件比較成熟的時候建立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國解放區書法文化博物館，也應借鑒“西安碑林”、“川陜蘇區將帥碑林”來精心策劃并建立相當規模的“延安碑林”，內容當以延安革命時期的書法、延安文人書法及弘揚延安精神的書法為主體，以此也可為先進文化建設、紅色旅游文化建設做貢獻；3.有關部門應立項支持上述提議的項目，且應組織相關人員在進行更為深入、系統研究的同時，高度重視宣傳和交流工作，使延安精神、延安書法文化在國內外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
其四，對延安兩類文人(書寫者)與書法文化的關聯，都要實事求是地進行辯證分析。我們知道，中國象形文字起源及發展史，與書法發展史有著驚人的契合，其早期的刻字畫符及其突出的實用特征，并未遮蔽其審美特性，尤其是后人在接受過程中，卻將之視為上古書法，以為難能可貴，以為傳播甚少更覺珍稀無價，盡管相關文獻及實證材料有限卻也不惜筆墨給予大書特書。竊以為，與此相仿佛，我們對延安時期的文人書法，也應特別顧及其時空環境，對其文化創造的具體條件和創作心境要有充分的了解。但如果從比較純粹的書法藝術史角度看，也應該承認當年延安文人的書法自覺意識還明顯不足，“書法的生存環境問題”理應為書法史論者所重視，在延安文人書法文化研究中也不能忽視這方面的因素；傳承和運用書法文化較為充分，但在創新生發方面還存在不足，相應的藝術性書法展及書法專欄也很少見到，專門研討書法的會議和文章更是付之闕如。所以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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