驀然回首，同志著名的《南方談線年是個不短的時段，但當年傳達學習的情景依然如昨，銘心刻骨。一件事凡對一代人留下終身影響的，那一定既有一種理性的成分，也有情感的因素。《南方談話》以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讓我們這一代人難以忘懷，在于它教育了我們，鼓舞了我們，又影響了我們的成長。當《學刊》向我約稿時，我想到為該刊2012年首期寫這篇文章。這既是表達一個出版人對《南方談話》心存的敬意，也是與同仁共同回憶九十年代改革、發展的那段美好時光，從中引發一點思考。
記憶中《南方談話》之前的社會空氣，確是比較沉悶。“六四”風波以后，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今后的工作怎么做？都不是太明確。我是1991年10月主持上海書畫社工作的，次年就碰到《南方談話》發表。記得那次在紹興路5號二樓會議室學習座談，孫颙、巢峰同志也在場，社長們情緒高漲，與不久前黨校的學習判若兩人。發言時你一言我一語，欲罷不能。有的談大事，有的期待上海的變化，更多的關注自己單位的事情。那種摩拳擦掌要大干一番的氣場，對人的感染和沖擊，多少年以后也不會忘記。
一個人的一次講話，可以對一個、一個民族產生如此重大的作用和影響，《南方談話》確是一個經典范例。在這篇談話中，同志以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指出了我們、我們民族發展的方向，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條、社會主義有市場等至理名言。他還鮮明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提出了工作的標準是“三個有利于”。要求解放思想，解放力，發展力。鼓勵大膽實踐，大膽探索。要求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同志看到了中國處于一個歷史轉折關頭，挑戰和機遇并存，我們可以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南方談話》的感召力除了它的光輝思想和哲理，還在于鮮活的語言風格和獨特的表達方式，所以，它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推力。我們人相信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而《南方談話》是新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次精神變物質。一次談話改變了一個民族的命運，也給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和上海，留下了鮮明的時代特征。
同樣，《南方談話》也給我們上海出版人吹來了春風，使九十年代的上海出版形成了奮發競爭、龍騰虎躍的局面。許多符合出版規律的發展，許多做大做強的案例，就發生在那個年代，并且至今還在影響著上海的出版。
“出版”二字，在今天已變得模糊。所以，回憶那段歷史，我更愿意用出版社這個概念。進入新世紀，出版在變化，人們在爭論，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就是上海出版社在這20年中，這30余家都還存在，還是一個可以比對的范圍。
上海的出版社在民國歷史上占據中國半壁江山。新中國建立后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北京有250余家出版社，上海只有36家。凡事順天意，盡人事。這是天意，是上海的出版人無法改變的。但上海這36家出版社做成什么樣子，在中國產生什么影響，這是可以改變的。這里不著意探索出版的精神文化，就以大家最常說的發展、規模、做大做強等概念來分析，可見九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結構，曾發生一些深刻的改變。這里用三句話來表達這種變化。
我從1972年進入上海出版社工作，親眼所見上海的大社、老社、名社在“文革”期間集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塊招牌下，人、財、物以及業務高度集中統一管理，原來的出版社只是人民社旗下的一個部。加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出版真正走到了百花凋零的地步。“文革”的結束，是上海出版的一次解放，但被解放的主要是上海原來的大社、名社，解放的方式之一就是恢復出版社獨立法人地位，出版社有了和經營的自主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一個重要現象是一批老社、名社的再度崛起，雄踞一方，引領著上海出版向前發展。相對于九十年代局屬出版社“四小龍”的出現，這些老社、大社是發達的第一世界，家底豐厚殷實的大戶人家。他們以圖書和社刊為兩大王牌，在市場上各領風騷。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文學、音樂類圖書，雜志《故事會》和曾經的《文化生活》令人矚目；上海教育社幾億的銷售幾千萬的利潤，曾令我們一些小社望洋興嘆；辭書社十年一版的《辭海》以及各種系列詞典的推出，使之在工具書方面始終引領全國市場；少兒社在全國同業的龍頭地位，它書刊并舉的發展戰略，也是令人矚目的；有段時間上海譯文社的外國文學以及時尚雜志《elle》的引進，在全國業界具有不二的地位。上海局屬出版社的通訊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直排第一位，起著龍頭作用，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則位居第二位。這是因為上海人美社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是上海經濟規模數一數二的出版社，它特大印數的年畫、連環畫、宣傳畫以及大畫冊的出版，曾占據中國半壁江山，當時的人美社是何等的財大氣粗。還有上海科技出版社，也是人才濟濟，實力超強，在圖書和雜志出版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種現象確如大龍騰飛，占據先發效應，一直引領上海甚至全國出版。即使有的社后來成了強弩之末，但在歷史上曾起過的作用和今天仍在文化上所起的影響，仍是不可忽視的。
這里我想說，可貴的是，在《南方談話》發表前，這些大社、老社、名社已達到了相當的出版規模和令人羨慕的經濟效益，其發行的實物量如以今天的定價來估算，令人感到可觀和可怕。而在《南方談話》的激勵下，這些大社、名社、老社又煥發了青春，迎來了新一輪的發展。在九十年代中期，甚至九十年代末期，上海教育、文藝、少兒、科技、辭書、譯文、人民等社，銷售收入近億、超億，利潤一千萬元甚至數千萬元已不在少數。可謂是老樹新枝，常青不敗。我2000年到出版局工作時，看到局屬出版社編印發三家的財務統計表，實力非同一般，這與這些大社的發光發熱、占著大比例是分不開的。
進入新世紀，上海的大學出版社一路飆升，耀眼業績已是有口皆碑的事實，而如果沒有上海大學社的板塊，則上海今日的出版也無法想象。上海大學社由“發展中”的地位一路攀升，我認為還是起于九十年代。2000年我到出版局工作后，不止一次聽到孫颙局長在不同場合表揚大學出版對上海出版的巨大貢獻。所用書號不多，但銷售碼洋和利潤占的比重很大，進一步發展的態勢也很明顯。
大學社的崛起在全國有普遍性，但在上海更為突出。這是因為大學社積聚了人才和資源優勢，教育出版在中國有著巨大的需求和市場，能量一旦釋放出來，就會產生無窮的力量。因為工作的關系，我和大學社的幾位領導都比較熟識，如莊智象、朱杰人、賀圣遂、張天蔚等，確實在幾年、十幾年中，他們把出版社由小帶大，由弱變強，再一次證明了只要思路正確、方法對頭、用人得當，文化出版單位是可以較快并持續發展起來的。
上海的大學出版社的發展一開始就走市場，把辦社方向由校園轉向社會，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這和《南方談話》倡導解放思想、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九十年代大學社走在前面的上外、華師大、復旦、交大四家就是充分地發掘自己的資源，利用自己的創意靈感，把產品和服務推向社會，形成品牌，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的平臺。像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英語讀物與詞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教材教輔和專著等產品的覆蓋面，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學術文化和大學教材，都是他們跨越自身，形成數億收入和上億元利潤的基礎。最近，參加華師大出版社的座談會，始知華師大出版社已是一個有銷售收入六億多元和近億元利潤的出版社，這對比局屬出版社的發展又是一種很大的超越。
“四小龍”原本指亞洲在七八十年代快速發展起來的幾個新興小國和地區，包括臺灣地區、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地區。這個詞曾被引用指稱九十年代上海后發的四個小社、弱社，包括科教出版社、聲像出版社、遠東出版社和書畫社(朵云軒)。這些社在八十年代也積累了一些基礎，但進入九十年代則實現了大發展，其中科教、書畫社的綜合經濟實力后來進入了第一梯隊。
在九十年代上海科教社常與書畫社聯合召開全國性的教材訂貨會，這兩家有感于上海的地盤更多的被上教社所掌控，所以積極發展外地省份。我經常在一個城市碰到科教社的同志推銷產品，感受到科教社上下強烈的發展意識和精明的經營之道。我手頭有資料證明這個社1997年-1999年的銷售收入已超過8000萬元，利潤最高達到1700余萬元。這實際已不是“小龍”而相當于“大龍”的業績了。聲像社也是上海更是全國音像界的奇跡，記得胡戰英同志當年對我說，他們積極參與全國的競爭，市場占有率達到了全國的10%～15%，在音像界首屈一指。我手邊也有資料證明該社在1996年-1997年銷售收入已達1.2億～1.4億元，利潤超千萬。他們的引進版和自主產品，銷往全國各地。我所在的書畫社1997年-1999年已有近億元的銷售收入，上千萬元的利潤。我們創新發展的教材、藝術品拍賣與傳統業務形成三足鼎立，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平臺(據老同事告訴我，2010年僅朵云軒拍賣一項，銷售收入已達7.1億元，利潤4500余萬元)。遠東社當時銷售收入在5000萬元、利潤500萬元左右，規模在“四小龍”中屬最小的一家，但遠東現象在九十年代的上海產生過積極的意義，這就是不服小，有一種強烈的發展意識。他們營造的競爭環境，給很多出版社帶來了一種外在的壓力和沖擊。那時，上海滬版圖書訂貨會方興未艾，遠東社在每屆滬版會上的表現，都成了上海出版的一種風向標。雖然備受爭議，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它的積極作用是不能忘記的。正如一位出版人所說：“在一群沙丁魚里游來了一條鯰魚，別的魚就快速地游動了起來。”遠東社當時就是起了這種作用，引發了促進競爭的效應。
“四小龍”作為一種現象已成為歷史，其中書畫社、科教出版社持續發展，成為如今原局屬出版系統的大龍；另兩條小龍沒有再發展，原因也很復雜。但歷史就是如此，有的持續發展，而有的是階段性輝煌，在歷史的某個階段發光發亮，盡到自己的責任。
大學社和“四小龍”的出現，改變了上海出版的經濟版圖。一是影響了九十年代自身。回想起來，那還是一個相對輝煌的時代，一個你追我趕、生氣勃勃的發展時代，一個改革、競爭、引進新元素的時代。那個時代，沒有“大龍”的上海出版根本不可設想，但沒有后來興起的這兩個新板塊，上海的出版社也將缺少些精彩。二是影響了新世紀以后的出版社。一些大社、強社從中脫穎而出。進入新世紀，上海出版進入了集團化、市場化、企業化、產業化的發展時期，提出了跨越式、超常規的發展思路和宏大的戰略目標，但上海出版社的經濟結構，除了上教等老社以外，基本來自九十年代崛起的大學社和“四小龍”。如今的上海30余家出版社如果沒有華師大、上外、復旦、書畫社(朵云軒)和科教社，其市場份額和經濟實力就很難預料。這值得業界同仁思考和總結。
1.繼續抓住發展的機遇，解放思想，大膽突破。客觀地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市場環境對傳統出版社的發展比較有利，讀者和市場受新媒體的沖擊比較小，這是大部分出版社日子都比較好過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在九十年代，也不是任何一個地區的出版，或者上海任何一個出版社都發展起來了。這就有重要的主觀原因或者內在原因。同理，進入新世紀，也不是沒有發展的機遇。在傳統領域、新媒體領域和其他產業方面，出版人也還有很多的機遇。九十年代倡導的機遇意識和抓住機遇的能力，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在二十年前，我們朵云軒同仁率先建立了全國第一家藝術品拍賣，今天它已成為一個大的產業(文化部2011年6月發布報告：2010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已達580億元)，就是因為具有超前眼光和機遇意識。發現機遇，不等于抓住機遇，很多情況下是沒有敢為人先的精神，不敢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所致。這就必然導致平庸、平常而沒有突破和發展。今天，黨中央召開全會，提出文化改革和文化發展，上海在推動創新驅動，轉型發展，這一切也給我們營造了新的機遇，我們應該繼續鼓勵創新，鼓勵發現機遇，抓住機遇，把機遇變成現實。目前，新一輪的股改上市、跨媒體經營、跨地區經營也在各地出版界興起。更多的出版產品和服務有待人們去開拓和推廣。在進入新世紀的今天，上海出版人應該繼續做一個發現者和開拓者。
2.我們應該繼承《南方談話》所強調的實踐標準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真做實干，一切從實際出發并受實踐檢驗。出版工作本質上是創意性勞動，同時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回想起來，九十年代的出版多受過艱難環境的考驗，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艱苦奮斗的精神，這是出版人的重要素養。出版人要有很強的執行力，要想得到還要做得到。不流于寬泛的理論，不流于美好的詞匯，而在于真信、真做，出真知、出實效。很多事情，有想法沒做，或者沒有執行力落不到實處，最終都可能無效或產生反效果。相比起來，今天的出版界論壇多，觀點多，口號多。如果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而不解決實際中存在的棘手問題，就談不上開拓新市場、新領域和新項目。比如上海的出版社擁有全國最豐富的刊號資源，上海的出版社也有很成功的辦刊案例，但是，刊物有生命周期，現在一輪新刊的競爭，幾乎沒有上海的影蹤和新品牌，這是十分可惜的。同樣的道理，在對人的使用和衡量上，也要更注重于對人的才能的發掘和在實踐中大膽地使用。回想九十年代的上海出版，出了一大批在全國有影響的社長、總，啟動了上海出版那一輪的發展和輝煌。這也是值得繼續發揚的。
3.要營造一種有益于出版發展的氛圍。鼓勵創新發展，不能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這就需要合理的授權、激勵機制和民主的空氣。沒有這種氛圍，就沒有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沒有事業發展的生機和活力。九十年代我在下面當社長，感受最深的就是《南方談話》以后，領導對下面的創新、發展和改革很支持，對必然會引起的麻煩不埋怨，幫助你克服難關。回想起來這也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比如1998年我和班子的同志聞訊有一條新政策，我們可以用900萬元的價格買下南京東路朵云軒70年的土地使用權和房產權。我們也有財力這么做。這對于改建、擴大資產和抵押籌資益處很多。但當時支付房管所的年租金只要10余萬元，不及900萬元的年利息。于是有領導認為我們做錯了。但孫颙同志很理解，堅信我們做得對，沒有給我們任何壓力。我是買下來后知道出版局為我保了駕。我們買下舊樓以后進行了整體改造，大樓落成時把領導請來，領導也高高興興地剪了彩，很有氣度。而走了這一步，大樓至今大約已有50至100倍的增值。還有成立拍賣，從提出到成立只有兩三個月，各方面一路開綠燈，沒有人因為不懂這一行而攪局。當時只用了30萬元人民幣、一間小辦公室就注冊成功。我還清楚地記得好的氛圍體現在民主上，就是大家敢于講真話、講不同意見。記得有一次出版局黨委開會布置各單位建立工會民主評議領導班子的制度，這是一件馬上要操作的工作。我感到出版社不同于工廠，要強調黨對媒體的領導，強調黨管干部，工會的評議可以納入黨委統一的考核中，不應另建一個考核系統。我就在會上大膽提出不同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社領導的支持。出版局黨委也尊重我們的意見，沒有強行推廣這一制度。回想起來，自己當時年輕，也真是大膽，而領導也真是開明。
文化和出版的創新，往往一時很難判斷。藝術大師梵高就被人長期誤解，以至于在他身后才大放異彩。可見文化的發展更需要尊重個體和個性，甚至尊重下級，需要營造一種民主、包容的氛圍和環境。
4.要堅持改革，但改革要從實際出發，是什么問題改什么問題，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力和發展力，而不是為了好看。國有事業單位還是國有企業單位，它的本質毛病是一樣的。就是行政干預過多，所有權者缺位，經營者和員工責任性不強甚至不負責任。九十年代的改革就是從解決出版社的積極性入手的，給予充分授權，建立激勵機制。當時比較起作用的是市人事局和出版社建立工效掛鉤機制，社長在利潤增長的同時，可以拿到一塊增量工資分給員工。這塊“蛋糕”在今天來看是很小的，但在員工收入不高的九十年代，起了積極作用。后來上海局在此基礎上對局屬出版社領導班子實行雙效考核，建立目標責任制，使社長的收入也有明顯的提高。這在全國出版界起了示范作用。但進入新世紀，出版社的改革始終沒有在所有制結構和員工持股方面探索，沒有新的激勵動力。同時市場經濟已經二十年了，但出版資源不夠開放，市場調節力度不夠，出版社要一個新刊號比登天還難，所以持續發展乏力。加上老國企講級別、重形式，人浮于事、推諉扯皮等毛病未能解決，所以，出版社改革仍面臨嚴峻的局面，絕非換一塊企業招牌那么簡單。
5.事業發展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和發現干部。這是同志一貫的思想，也是他引領中國改革發展的重要保證。同為國有企業，可以分成資源依附型的可復制的行業(如電力、燃油業)和智力資源型的不可復制的行業。出版的專業性，決定了它是一個產品分散、市場分割、知識密集的創意行業，人的因素起決定作用。九十年代上海有一批出版社朝氣蓬勃，競爭向上，除了特定的歷史條件外，還在于當時出版的人才儲備比較豐厚，可供選拔到出版社一級擔任領導的干部相對比較多。因為七七屆、七八屆及以后高校的優秀畢業生都愿意加盟出版界，與后來流向公務員、金融、it行業天差地別。加上九十年代的干部選拔一是解放思想，二是很注重專業背景和實戰能力，沒有被實踐證明有不凡業績的干部，很難進入上一層的視線。這一點也確保了上海出版社一級的班子成員擁有一大批政治強、業務精、執行力強、經驗豐富、有開拓能力的干部。尤其是經過上山下鄉的老三屆大學生，是很優秀的一批干才，很適合在出版社這個層級獨當一面，開拓創新。加上當時上海還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參作的老干部，所以確保了九十年代的發展勢頭是很自然的事。
現在出版界正面臨新一輪的新老交替，50后的干部也將在幾年之內退出工作崗位，而其他行業對出版人才的強勢爭奪日漸顯現。所以出版界的同仁應該意識到這一點。一是要盡可能吸引一定量的優秀大學畢業生、碩士生充實出版界。吸引不了年輕人，這個行業就沒有了希望。二是要研究和制定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發現人、用好人、留住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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