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狀況是企業、與社會三者之間博弈的結果，實現機制是企業、、與社會三方利益互動機制。基于、社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博弈分析，探析企業社會責任實現機制的治理策略和措施、中間組織建設和社會責任投資意識培養以及企業自身履行社會責任行為。
近年來，臺灣“塑化劑”、河南雙匯“瘦肉精”、上海“毒饅頭”事件等，牽動國人對食品安全乃至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者欺騙消費者和管制部門，甚或與管制部門合謀欺騙社會大眾，不當得利。在大陸，類似事件之前就出現過“蘇丹紅”、“三聚氰氨”等事件，為什么打而不止呢？這就促使我們對建立一個長效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或實現機制進行思考。從西方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發展來看，與社會的推動，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一個外在的力量，與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規范與認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既是壓力也是動力。中國市場化改革以來，企業漸次退出“辦社會”行列，似乎引起了責任問題泛濫之嫌。本文不局限于食品或醫藥安全類的這類涉及法律和道德責任層次的企業社會責任，試圖建立一個企業、社會、三方利益行為博弈模型，從此出發，探討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實現機制，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實現機制是企業、社會、三方利益互動機制的結果，是治理、社會責任投資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三方行為互動的結果。
假設存在一個中央監管缺失的情況下有地方、社會、企業三方參與的社會責任行為博弈模型。地方是追求gdp或稅收收入最大化的市場主體（在中國，尤其是地方大多如此，是主義的），社會結構是“強、弱社會”，企業是“四自”主體（推行政企、社企分開后企業存在狀態）。模型假設企業首先行動，企業可以選擇履行社會責任或不履行社會責任。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則地方與社會選擇行動——認同或不認同。若企業選擇不履行，將采取相應的行動——對企業嚴厲監管或不管；社會也將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選擇行動——強烈的反應或者不反應。
假設企業本期利潤為π。企業若履行社會責任，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本為c；地方與社會若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予以認同，則帶來的企業收益分別是r1、r2，都是大于0的正數；無論地方或社會認同不認同企業社會責任，它們的收益都是客觀存在的，地方收益為λr（r是與社會因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得到的總收益，λ為收益分額），則社會收益為（1-λ）r；因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地方或社會的監管成本為0，或僅存在一個初始的固定監管成本（本文不考慮）。
企業若不履行社會責任，并用應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本c用于下一期投資，增加收益為γc（γ為其投資收益率），但地方與社會可能實施一種懲罰，分別為r1和r2（實際上就是企業減少的收益）。地方無論管制還是不管制，假定稅收是一定的，為t。若地方管制、社會強反應，管制成本為c1，即收益因監管而減少c1，社會監督成本為c2，即社會收益減少c2；若地方管制、社會弱反應，則的監管成本為c3（c3> c1）；若社會強反應、地方不管制，增加社會監管成本為c3，即社
會收益為﹣ c3；若地方不管、社會不約束，則、社會監管成本為0，收益確定為t，但社會損失為c4，即社會收益為﹣ c4。又因為地方的利益主要表現為稅收和gdp增長，其收益和其管制成本成反比，有放松管制的利益沖動；另外，只要社會選擇強反應，就盡可能地減少監管成本，增加收益。所以，一般而言，c4＞c3＞c2＞c1。
圖1 企業、地方與社會擴展博弈圖收益中，第1列表示企業收益，第2列表示地收益，第3列表示社會利益。
圖1中a1、a2分別表示企業履行和不履行社會責任；b1、b2表示分別表示地方與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同和不認同；c1、c2分別表示地方對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行為采取的行動或策略：管制和不管制；d1、d2分別表示社會對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行為所采取的行動或策略：監督或不監督。
先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社會和的收益無論對企業社會責任認同與否都是客觀存在的，圖1中表示為λr和（1-λ）r。均衡路徑就是a1b1b1，即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社會認同，則整個社會利益最大，同時企業收益最大。由此可見，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投資與社會、對企業的投資有很強的相關性，培養社會責任投資意識，是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水平或企業社會責任實現的重要措施。“投桃報李”將會使社會總收益最大。
再看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對企業而言，只要與社會選擇不監督，則其必然選擇不履行社會責任。對而言，由于追求gdp和稅收收入，企業選擇不履行社會責任，則的最優選擇是“不管制”，此時企業和收益最大，而社會收益最小。根據前面的假設，中國是“強，弱社會”，于是社會只能選擇“不監督”。在一個完全信息的靜態博弈中，由于已知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必然選擇不管制（c2），社會只能選擇不監督（d2），企業必然選擇不履行（a2）。該博弈的均衡結果就是（a2，c2，d2），企業、、社會的收益為（π+γc，t，﹣ c4），且較其他路徑收益最大，所以這是該博弈的唯一均衡。但此時社會的收益為﹣ c4，損失最大。
們考慮存在一個代表全社會利益的中央，它有可能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行為和地方的監管缺位現象進行處罰。為避免處罰，地方可能會采用混合策略，以某種概率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缺失行為進行監管。同樣，企業也可能會根據地方的行為以某種概率選擇履行或不履行社會責任，從而形成混合策略動態博弈。［1］
如果中央或其職能部門加大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處罰力度，企業的期望收益將減少甚至為負值，企業將停止其不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于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概率增大，地方的管理隨之放松，不管制的概率將會提高，從而達到新的均衡。此時企業的期望收益又由負變為零，并將重新選擇其混合策略。所以，從長期來看，中央直接對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進行處罰，只能在短期內降低企業不履責的概率，其最終可能帶來地方更多管理上的懈怠。
如果中央加重對地方社會責任監管缺位的處罰力度，地方的期望收益將減少甚至為負（包括官員可能付出的政治代價），于是，地方將加強監管，企業由之減少其機會主義傾向，降低其不履行社會責任的概率。此時地方又恢復其混合策略，可能放松管制以追求主義的收益最大化，因為地方的收益是企業收益的增函數，企業社會責任投入越少，企業再投資就進一步增加，地方追求的稅收和gdp總量就會增加，達到新的混合策略均衡。也就是說，中央加重對地方監管缺位的處罰，盡管并不能在長期中使地方更盡職責，但其最終作用卻降低了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的概率。
模型告訴我們，最佳均衡路徑是a1b1b1，即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社會認同，則整個社會利益最大，同時企業收益最大。若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必須發揮政治人作用，以社會利益最大化，加強對企業的監管。要完善相應的法律、政策和制度，加強輿論監督，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講，倫理規范或價值觀的變革在立法之先，但是，法律責任反映的社會的“條文化倫理”是由社會和立法者根據已經成熟的
為大眾所認可的倫理和信念，將之制定為法律條文。這是一項基本規則，企業必須在法律框架內行動，一旦違反，將受到處罰。如沒有受到處罰，那將轉變為或執法部門的責任。為了實現企業的社會責任，需要（或立法機構）制定健全的法規、法律體系，充分發揮法規法律的規范作用，使企業在法律的規范下承擔社會責任。在我國，應修訂《法》，強化職工參與決策的立法。同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指望僅依靠《法》就可以達到這一目標，《法》必須同其他法律資源配合，共同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落到實處。具體而言，應充分發揮《環境保護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擔保法》《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上市治理準則》等在實現企業社會責任中的作用。
比如，在美國，半數的州受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影響已經修改了法，授權的經營者在決策時“可以”或者“必須”考慮員工的利益。此外，美國的法律還通過確立“經營判斷法則”和“股東提案制度”等來保障企業履行社會責任［2］。應將經濟政策與環境資源保護政策結合起來，促進企業節能減排，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應將經濟政策與社區服務、職工利益結合起來，認識到以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為主要內容的發展策略是有時效性的，以防形成路徑依賴，維護勞動者權益；還應將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的社會責任聯系起來，尋求一種途徑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比如運用稅收抵免或減免政策，降低慈善捐贈成本，誘導企業實行“善舉”。另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還可能成為一種游說的工具，以使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成為行業的標準，從而使外部政治生態符合企業永續經營的需要，極佳的政企關系和引領行業的標準將有助于企業獲得或強化市場壟斷地位，因而要主動迎合這一趨勢，誘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除了法律直接規定的法律責任外，在寬泛意義上說是一種倫理道德責任。倫理道德（比如慈善捐款）是對企業行為更高要求的社會規范，當企業行為違反倫理道德意義上的責任時，企業并不因此而承擔法律責任，道德或慈善責任本身并不具有強制性約束力。因此，我們只能通過輿論的作用來積極倡導企業承擔道德意義上的社會責任。輿論監督被稱作是除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當企業的行為符合了人們所期望的、所倡導的道德時，就應給予獎勵和輿論上的支持如設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金蜜蜂獎”，這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最高獎，其單項獎設置有：關愛員工獎、客戶至上獎、生態文明獎、永讀發展獎、責任導購獎和和諧貢獻獎。，當違反這種道德時就應受到輿論的譴責。這樣，使感受到因承擔社會責任而帶來的好處，從而自覺自愿地去承擔此責任。而且，媒體公開報道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有助于提高社會大眾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產品的需求。“與正式教育緊密聯系的是公眾覺悟水平越來越高。雖然報紙、雜志仍是一部分人口要看到的，但一個更有影響力的媒體——電視——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整個社會里。經由電視，民眾能得到有助于企業批評風氣建樹的信息。”［3］8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這種傳媒的力量可能使企業更加“害怕”，大眾傳媒的報道將改變消費者的偏好，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目標的實現。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意愿與社會對企業的監督以及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同是相關的，因而社會責任投資尤為必要。但就中國現實來看，社會組織不健全，社會監督弱化，社會責任投資意識薄弱。因而，從社會建設角度來看，主要是培育企業內“強社會”，加強中間組織建設；從社會監督角度來看，主要是社會審計與社會稽查；從社會認同角度來看，主要是進行社會責任投資。
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境界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在我國就是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丁元竹（2003）認為，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成要素而言，包括機會、責任和社會組織。企業社會責任，除了推動和企業組織自我作為以外，必須加強社會中間組織建設，尤其是工會、職代會和監事會等企業內組織建設。
是企業經營成敗的利害關系人。因而要大力加強工會建設，工會不應只建立在企業中，私有制度下工人不是企業的“主人”，應該建立在行業或部門之中。工會不能只是發發福利、搞搞聯歡的機構，而是代表廣大勞工利益、主張勞工訴求的“職工之家”。就股份而言，的一舉一動不僅涉及股東的利益，也涉及到職工的利益。因此，的運營不能僅僅考慮股東的利益和要求（當然還要注意大股東和小股東的利益獲得的區別，實踐上大股東經常損害小股東的利益），還必須恰當地考慮職工的利益和要求。職工是企業的重要利益相關的，他們對有長期的人力投入，并承擔了相應的風險，應該有自己的代表參與的決策或監督對決策的執行。在歐洲，的社會責任主要是通過職工參與決策機制來實現的。雖然我國《法》中對職工參與決策機制做出了規定，但卻存在明顯的缺陷（如職工監事的具體比例規定存在漏洞；職工通過參與監事會意義不大；《法》中僅規定國有獨資及兩個以上的國有企業或者其他兩個以上的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可以有職工董事，而對于其他類型的有限責任及股份有限則未規定職工董事制度［5］），不利于對職工履行其社會責任。
了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感需要大力推進職工代表參與制度，推行董事會、監事會的職工代表制，發揮職代會以及工會在企業中的作用。
20世紀70年代，美國掀起了所謂的社會意識或社會倫理投資運動，近年來則已發展成為社會投資主流的一個組成部分。社會責任投資使用多種策略來過濾那些在環境和社會實踐問題方面表現不佳的企業，迫使企業在對其贏利能力“合理”關注以外，同時也重視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6］。但在我國由于受力發展水平、消費者收入水平的影響，社會責任投資意識和投資者嚴重不足。
社會責任投資，或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投入的認同，要取決于社會稽查。社會責任投資的核心概念就是“社會稽查”，尋求把資金投資到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的投資者，希望把他們認為對社會不負責的企業撇開，而對他們看準是對社會負責的企業積極投資。因為有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將對方組織的社會表現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這樣做下來的結果對自己并非有什么不利；良好的社會表現事實上易引來大量的擁有特定資源的機構投資者。”［2］39一般來說，社會對企業進行的是負面稽查因為進行正面稽查，一般來說非常困難。這是因為這種稽查要求某位潛在投資者要做出如下判斷：什么樣的企業社會表現水平應作為可接受或好的投資標準。另外，在我國還存在對企業社會責任投入的“合法性”審查問題，比如中石油對汶川盡管捐贈力度很大，但仍然不被社會所認可。，諸如該企業是否提供公平就業機會、是否注意員工安全和產品質量安全、是否重視環境保護、是否遵守法律、是否對社會緊急事件進行慈善捐款等。也就說一般社會責任投資者進行的是一種“懲罰性選擇”。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爆發后，伊利、蒙牛、光明乳業（或多或少都被檢出摻雜有三聚氰氨）股票價格一路下挫（而三元股份，沒有檢出三聚氰氨，股票則連續9天封漲停）；雙匯集團由于“瘦肉精”事件，從浮盈百億到浮虧20億。當然，也有“肯定性選擇”，如汶川震災，王老吉捐款1億元，網友發出帖子，“買空王老吉，貨架上有多少買多少”。這實際上就是社會意識投資或社會責任投資。
企業選擇行動——履行或不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或社會的收益是正相關的。企業作出的行為選擇，取決于企業如何看待責、權、利的關系。產權經濟學告訴我們，責任是基于權利而言的，權利包括權能（權力、職能或作用）和利益。
企業權力不是法律賦予的，而是其利用了某種資源（主導資源）而形成的。格羅斯曼、哈特和穆爾（1986，1990）認為物質資產所有者擁有的“排他性權利”可以間接地導致對人力資產的控制，因而對物質資產的所有權是企業權力的來源。馬克思則明確地指出，資本（一種資源）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資本家擁有這種權力并不是由于他的個人的或人的特性……他的權力就是他的資本的那種不可抗拒的購買的權力。”［7］資本對社會的統治范圍不僅僅是經濟領域，還向其他社會領域擴張，
權力觀是指企業在保障自身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進行社會責任活動，不管企業所執行的是哪種社會責任活動以及程度如何，都會得到消費者積極的評價（brown and dacin，1997）。義務觀是指企業必須進行某種社會責任活動，或必須將社會責任活動進行到某種程度，否則會引起消費者的不滿。［8］當“權力/責任＞1”時，經過較長的時期，會出現外力削弱權力，使得“權力/責任=1”。在中國，由于體制改革形成的產權多樣化，由此形成不同所有制企業權力和社會地位、實力的差別。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而言，財產屬于部分或全體勞動者所有，企業的權力來源于社會。另外盡管國有企業單位數量不多根據2005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全國企業法人單位中，按照登記注冊類型分組，國有企業數量只占單位總數的5.5％。，但無論利潤還是稅收都占大頭，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比民營企業還是高出不少以央企為例，2007年一年的利潤是1萬億元，根據當時的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的說法，央企增速相當于一年誕生一個中石油。，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因而企業要正確對待權力觀，確實履行社會責任。從這一角度來看，國有企業的產權性質及其地位決定了其履行社會責任的必要性。對中國民營企業而言，在轉軌時期，民營企業的財產形成有一定的“社會性”，原始財富的獲取和財富的分配不一定絕對公正，甚至不一定絕對合法，所以在公眾眼里，企業的私有性也不是純粹的。［9］因為社會大眾認為，民營企業的原始積累是不干凈的，比如“挖國有企業的墻腳”、將私人成本轉嫁給社會等。也就是說對于民營企業，社會可以不“原罪”，但企業必須“贖罪”。從這個角度來看，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也具有必要性。由此可見，中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既是其權利，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也是其義務。
責任競爭力是英文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的直譯，國內還沒有這個詞與概念，因此對其理解難免見仁見智。“責任競爭力”概念國內在“2005中歐企業社會責任（北京）國際論壇”上第一次高頻率使用。“2006企業社會責任優秀案例國際展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上海）國際論壇”上，高官和國內外大型企業的領導者不約而同提出這一概念。但企業社會責任與其競爭力是一個緊密的整體，兩者相輔相成，共生共存，而責任競爭力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企業競爭力是企業運用各種資源或手段在市場競爭中所表現出的一種市場力量，是與對手競爭而贏得市場、獲得社會認同、獲取利潤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或者綜合能力。就企業社會責任而言，這種“能力”的產生與企業社會責任密切相關。而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是多維的，例如人力資源方面(吸引賢能)，企業形象方面(廣告效應)，企業關系網絡方面(穩定客戶，降低交易成本)等，最終形成企業獨特的“能力”——責任競爭力。當然，企業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履行社會責任也受到關系、資源、能力與企業文化的影響。假定這些因素是已知的或確定的，只討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這些因素的影響，則可建立如下責任競爭力模型：
ca表示責任競爭力，xi表示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各種因素，包括企業的關系、資源、能力、企業文化；csr表示企業社會責任；θi表示企業社會責任影響企業競爭力四個要素的相對重要性。這一模型中，csr并不直接引入責任競爭力函數，而只是通過xi引入。
筆者主要是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競爭力的關系，因而把責任競爭力作為影響企業競爭力的一個獨立因素，則有：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企業要想通過履行社會責任獲得責任競爭力，就必須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企業的經營戰略，將責任成本內生化，從而最終提升企業競爭力。
一個強有力的、能夠真正信息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機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監管體系的重要特征，它可以成為影響企業行為和保護公眾投資者的有效的工具。當然，信息披露機制也可以有利于公眾對企業結構和行為
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內涵就是指與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直接相關的信息。葛家澍、林志軍（2001）認為，企業除了應提供正常經營報告之外，外界利益集團、機構和社會公眾都需要會計人員提供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更多信息，諸如企業與環境保護、就業、雇員培訓、反種族歧視、醫療勞保、與社區之間的聯系或所做貢獻的信息資料。［10］目前，對于我國大多數企業來說，信息披露的主要內容是企業的財務狀況。但是隨著人們對于可持續發展的重視，財務指標已經不是衡量企業狀況和未來的唯一指標。例如，2006年，深圳證券交易所發布的《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社會責任指引》中規定，企業社會責任包括股東和債權人權益保護，職工權益保護，供應商、客戶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公共關系和社會公益事業等五個大類。為了加強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自覺性與主動性，應該引入社會信息公開機制。如企業的債務情況、企業內部員工權益的保護狀況、商品質量及消費者的投訴情況、環境污染狀況、社區關系情況、社會捐贈情況等定期向社會公開，形成全社會監督進而引領社會責任投資的局面，可以維護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第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動機不僅是回饋利益相關者（、社會），而且希望得到它們的認同，獲得回報。沒有社會和的認同與回報，在市場競爭中，企業社會責任是不可持續的。所以應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實現稅收減免或其他政策支持；社會要加強社會稽查，提高社會責任投資意識與水平等。
第二，地方以gdp和稅收收入最大化為目標，其結果就是對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行為“不管制”，由于中國社會組織不健全，社會功能較功能弱，因而社會只能選擇“不監督”，于是企業必然選擇“不履行”，其最終結果是社會損失達到最大。所以加強工會、職代會、股東代表大會、消費者協會、環境保護協會等社會中間組織或非組織建設，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尤為必要。
第三，由于存在地方的自利行為，中央必須代表社會對企業“不履行”和地方“不管制”行為進行懲罰，以彌補社會損失。對中央而言，加大對地方的處罰和激勵；同時，要防止地方或社區公眾與企業出現合謀行為。對于企業所在社區居民而言，機構是與他們社區無關的局外人。根據社區邏輯，為了社區成員的利益而利用局外人的財產并不是什么羞恥的事情［11］；我們還要防止出現地方監管部門出現斯賓格勒的所謂“管制俘虜”現象，即管制被管制對象俘虜并受其控制。
第四，企業管理者要正確處理責權利的關系，要把企業社會責任納入企業經營戰略，同時要建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機制，企業應該像公民那樣，成為對社會福利與發展負有社會責任與社會義務的社會團體公民。
［2］ 馬學斌，徐巖.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技術應用研究［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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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葛道順.我國企業的捐贈現狀和政策建議［j］.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2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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