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動物保護倫理在西方由來已久，于今尤甚。從公元1世紀基督教產生以來，為了娛樂而進行的斗獸或虐獸行為就被批評為暴行，因為基督教教義認為虐待動物是褻瀆上帝的行為，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在近代，洛克、泰勒和史懷澤等仁慈主義者則從世俗層面主張施加給動物的痛苦是需要加以革除的罪惡。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動物福利論者不僅考慮動物的肉體感受甚至還開始關心動物的心理和精神狀態。
筆者把主張動物保護的基督徒、仁慈主義者和動物福利論者歸于人道主義立場，是因為他們都是從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基督徒保護動物是因為他們認為殘忍對待動物是對神的冒犯，因而會將自己置于神的審判之下。此外，動物作為人類的工具，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昆蟲和爬行動物在自然的經濟體系中也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影響，失去它們，將會造成人類“可悲的缺憾”。[1]仁慈主義者關心動物的出發點同樣是人本身。他們認為對動物的殘忍很容易演變為對他人的殘忍。正如康德所言：“如果一條狗長期忠誠地服務于它的主人，當它老得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時，它的主人應當供養它直至死亡。這樣的行為有助于支持我們對人的責任，這是應盡的義務。如果一個人因為他的狗不能再提供服務而殺死它，那么他對狗沒有盡到責任，盡管狗無法給出評價，但他的行為是殘忍的，而且有損于他相應對人的仁慈。”[2]動物福利論者要求善待動物、人道養殖則通常是出于消費健康或效益的考慮。他們認為，動物在應激狀況下會因極度恐懼和痛苦，大量分泌腎上腺激素，形成毒素引起肉質下降，從而對食用者健康造成傷害。
自然主義的動物保護倫理的興起相對晚一些。它興起的大背景就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環境保護運動，所以主張自然主義動物保護的重要倫理學家往往都是極具影響力的環境倫理學家。彼得·辛格在1975年發表的被當做“當代動物權利運動圣經”的《動物的解放》一書中，依據邊沁的追求最大限度快樂的功利主義原則，提出動物對痛苦和快樂的感受能力使人類關心和關懷動物具有了道德合理性，從而把用于人際關系的平等原則拓展到人與動物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湯姆·雷根基于康德的道義論，提出動物和人一樣擁有成為生活主體的特征，這使得動物也具有了天賦價值，因而賦予了動物一種道德權利。具有天賦價值的動物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類不能把動物當做實現人類利益的工具，而應該尊重他們的天賦價值，維護它們“不遭受不應遭受的痛苦的權利”。與辛格和雷根從動物個體的感受能力與天賦價值論證動物權利不同，羅爾斯頓從生態系統的價值考慮人對動物的義務。他認為，在生態系統中，痛苦是一種必要的惡，一個壞的善，一種辯證的價值，所以人對動物個體的正確做法是“不要超越（動物生存于其中的）自然去給動物帶來過度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倫理要突破只對有機體的關懷，進而將道德關懷擴展到物種甚至是生態系統。[3] 82，188，208類似地，克里考特依據利奧波德大地倫理學的整體主義思路，以生物共同體的善作為道德判斷的最終價值標準，從整個生態系統的視野下來考察人類對動物的應然關系和態度。
與人道主義動物保護倫理不同，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和羅爾斯頓及克里考特的理論保護動物、關懷動物的立場出發點不是人本身，而是非人類動物、物種和生態系統等自然存在。雖然被圈養的動物不能算作純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文化和社會的產物，但是動物解放論依據它們的自然生命和苦樂感受能力這樣的自然屬性，為保護這些動物提供理由。另外，因為這些理論具有另一個共識，即“倫理學從來都要求人們關心那些命運相關的伙伴，但是，如果倫理學把這種關心訴諸于開明的自我利益（一個人總是應該按照自己理智的自我利益來行動），包括物種的整個利益，那么它從來都是不令人信服的”[3]179。故筆者將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羅爾斯頓以及克里考特關于動物保護的理論統稱為“自然主義”。
無論是人道主義的還是自然主義的動物保護倫理，都對中國的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在理論方面，人道主義動物保護倫理的相關著作《敬畏生命》、自然主
動物保護理論的專著《動物解放》分別在1996年和1999年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并且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同時，在我國環境倫理學界，兩種立場的動物保護理論尤其是自然主義動物保護倫理，得到了廣泛的討論和深入的研究（動物解放論者辛格的《實踐倫理學》和動物權利論者雷根的《應用倫理學叢書——動物權利研究》分別在2005年和2010年被翻譯為中文出版）。
在社會實踐中，西方動物保護倫理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公眾保護動物的意識和生活方式選擇、企業注意動物福利、改善形象等方面。2004年一份對中國大學生的調查顯示，90％的大學生支持保護動物，并且出現了素食主義，在消費上拒絕使用動物皮毛和吃魚翅等生活方式。這與西方動物保護倫理的傳播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在近期的因為活熊取膽而反對歸真堂上市的事件中，動物保護運動者張曉海“（反對活熊取膽和歸真堂上市）不是愛心泛濫才搞這個事情，實際上這個工作是在約束人的內心，它是在約束我們人的行為，我們人不能什么事兒都做”的表述，很典型地體現了西方動物福利理論的觀點對部分國人的影響。同時，越來越多的西方因為西方動物保護倫理的壓力開始將動物福利與國際貿易緊密掛鉤，所以如果在動物制品的過程中缺乏人道，企業的對外貿易就會碰到貿易壁壘，這也迫使我國的外貿企業和在經濟、貿易過程中踐行動物保護理論的基本要求。此外，外國媒體的報道和動物保護倫理的案例分析中常把各種虐待動物行為和中國的執政行為及中國人民的整體道德聯系起來，影響了中國的形象。因此，中國啟動了一系列與動物保護相關的立法程序，而且西方各種流派的動物保護理論相互激蕩爭鋒，為中國動物保護立法提供了理論資源和智力借鑒。 在考察了西方動物保護理論的兩大基本立場與主要觀點及其對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影響之后，筆者認為在對西方動物保護理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兩方面，我們仍然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一方面，我們需要繼續追蹤和推進研究西方動物保護倫理理論。雖然經過了四十多年的發展，但是西方各種流派的動物保護倫理理論仍然不完備，許多問題仍然回答不了。如對于動物擁有哪些道德權利，對經濟動物、實驗動物、野生動物等不同動物是否應該區別對待以及如何區別對待等問題尚未能提供令人滿意的論證。在動物保護者與歸真堂的較量中，歸真堂董事張志鋆就問到活熊取膽時熊是否疼痛時反問：“你怎么知道它痛呢？”許多人認為這擊中了動物保護倫理理論的軟肋。他們從目前在現代生物科學實驗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對人的理解是基于人所共有的人性基礎，而人對動物的理解雖然因為二者之間具有動物的共性而部分地可行，但卻不能保證完全地可行。[4]但實際上，西方一些動物學家或神經學家與倫理學家的合作研究成果顯示，他們關于“動物感受苦樂能力”的研究已經積累了不少成果[5]，但我國基本沒有開展這樣的研究，對西方這方面研究成果的引介也很少。①
另一方面，在研究西方動物保護倫理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深化對傳統動物倫理資源的挖掘和詮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仁愛無傷思想、道家的道性貴生和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都有著悠久的歷史，既契合民族心理又蘊含著豐富的動物保護思想。
在動物保護倫理的實踐運用和操作中要充分考慮中國國情。在關于動物保護倫理的立法方面，我們需要而且應該借鑒西方的經驗，但是不能忽視中國社會生活領域的具體現實而照搬西方的制度設計。只有有機銜接好立法的技術操作層面與現實層面，才能避免法律因超前而無法實施并最終損害法律的尊嚴。在企業經濟方面，我們的動物保護倫理實踐也不應當盲目向西方靠攏。我們既需要考慮保護動物，也需要保護相關產業的發展權和生存環境。在公眾踐行動物保護倫理方面，引導公眾提高道德境界善待動物、尊重自然，同時也需要避免西方動物保護運動中的無主義行為傾向，如志愿者在高速公路上強行攔截運狗車阻止屠殺狗等。參考文獻：
[2]康德.我們為什么對動物沒有責任[m]// 環境與倫理.吳曉東,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264.
[3]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m].楊通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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