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羅比詹計劃是20世紀20年代蘇聯提出的在遠東地區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計劃，目的是轉移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熱情，解決蘇聯國內猶太問題并加強蘇聯在遠東的現實存在。但是，盡管有的積極支持和國外猶太組織的幫助，這一計劃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實現預期目的。惡劣的生存條件、敏感的地理位置使比羅比詹很難吸引并留住猶太移民，準備不足和政策多變也使該計劃屢屢受挫。本文研究比羅比詹計劃的由來、實施情況及失敗原因，在此基礎上對該計劃做一客觀評價。
比羅比詹位于蘇聯遠東地區南部，阿穆爾河(即中蘇界河黑龍江)沿岸，面積36000平方公里。這一地區原是中國領土，后來被沙俄通過《中俄璦琿條約》強行割占。20世紀以前，沙俄對比羅比詹地區的開發一直未獲成功。1928年蘇聯選擇比羅比詹作為官方猶太墾殖地，猶太人開始有組織地移民此地。1934年，蘇聯將比羅比詹地區改名為猶太自治州，將位于比羅河沿岸、西伯利亞鐵路線上的比羅比詹市定為自治州首府。至此，在比羅比詹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計劃開始全面展開。
猶太問題是困擾俄國社會的頑固性問題，十月革命后，盡管蘇維埃廢除了沙皇時期限制猶太人的法令，但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猶太問題。革命、內戰和戰爭期間的反猶屠猶行為給柵欄區的猶太經濟造成嚴重破壞。3萬猶太人在1918-1921年屠猶事件中喪生，12萬猶太人死于屠殺造成的創傷或疾病，50萬猶太人無家可歸，成千上萬的猶太兒童流離失所。1921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雖然有助于整個經濟復蘇，但卻不能挽回猶太經濟衰落之勢。在工農掌權的社會主義社會，商人、手工業者居多的猶太人繼續在政策上遭受歧視。1918年憲法剝奪了從事非性行業者的公民權利。除猶太商人、神職人員和靠干雜活為生的luftmensehen(沒有固定職業的人)外，雇傭一個或多個學徒的猶太手工業者也被歸人lishentsy(被剝奪權利者)之列。他們沒有選舉權，不能享受醫療和社會服務，其子女不能到國立學校上學。1925-1926年，81，5％的烏克蘭猶太人成為被剝奪權利者。在整個蘇聯范圍內，將近100萬猶太商人被剝奪選舉權。
對這些人來說，革命不僅沒有給他們帶來平等的生存權利，反而剝奪了他們的謀生手段。在對物資和貿易的壟斷下，大批猶太人失去生活來源。1923年是猶太人失業人數最多的一年。據調查，這一年猶太小鎮的經濟狀況比一戰前甚至戰爭期間都要糟糕。日托米爾鎮位于烏克蘭首都基輔附近，這里40％的人口是猶太人。1922年，日托米爾鎮62％的猶太制鞋匠和49％的猶太裁縫沒有工作。白俄羅斯戈梅利地區的情況更為嚴重，這里70％的失業者是猶太人。1925年，當猶太局(evsektsiia)定在猶太小鎮建立蘇維埃并考慮給這里的勞動人民與農村勞動者同樣的權利時，發現猶太小鎮已陷入經濟崩潰、極端貧困和悲觀絕望的泥潭中。20年代中期，將近100萬猶太人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到20年代末新經濟政策快結束時，仍有1/2到3/4的猶太青年被排除在教育和職業框架之外。
前柵欄區的經濟狀況迫使猶太人向柵欄區外的大城市遷移。一戰前，只有30～40萬猶太人在柵欄區外居住，到二戰前夕，將近130萬猶太人定居柵欄區外。在現代工業無法吸納更多人口時，進入城市的猶太商人重操舊業，從事黑市貿易，這不僅給經濟帶來損失，還引發了城市居民的反猶主義。為一勞永逸地解決猶太問題，決定改變猶太人的階級屬性，將他們從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破壞的小資產階級轉變成具有力并為社會主義做貢獻的農民。從1922年起，有意識地將前柵欄區的貧困猶太人引向農業領域，將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幾十萬英畝土地分給猶太人耕種。然而，猶太人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的墾殖活動引起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應。為了平息土著居民的反猶情緒，蘇聯開始為猶太人尋找無主的或人口稀少的土地，最終將目光轉向了比羅比詹。
作為一場旨在將蘇聯一個民族遷移出去的運動，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蘇聯并不受歡迎。然而20年代初，蘇聯政
對境內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態度可以說相當克制，有時甚至稱得上寬容。這一方面是由于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與蘇聯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利益沖突，另一方面是由于蘇聯對世界猶太輿論的顧忌。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20年代中期，在縱容下，青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獲得長足發展并不停地為猶太局制造麻煩。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在猶太小鎮中非常有影響，經常利用小鎮青年人，特別是姑娘們對猶太局發起的會議進行搗亂，這使猶太局在民眾中的宣傳活動屢屢受挫。蘇聯法律規定，18歲以下的年輕人不能被投入監獄，這為青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這個時期青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獲得發展的另一個原因是猶太小鎮的貧困和失業問題，沒有工作、沒有生活來源的猶太青年，因為出身原因既不能加入共青團組織，也不能享受提供的各種福利，處于社會邊緣的他們很容易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吸引，有人是為了找到一個容身之地，有人則追求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提供的目標和歸屬感。正如猶太局官員所說，小鎮經濟衰敗不只是經濟和社會問題，還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因為糟糕的經濟形勢很可能被的敵人利用，以實現其政治目的。
1925年秋，烏克蘭gpu(政治保衛局)副愛德華·卡爾森在給烏克蘭中央委員會書記拉扎爾·卡岡諾維奇遞交的秘密備忘錄中寫道：
來自安全部門的報道使蘇聯開始關注猶太復國主義問題。蘇聯可以容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發展，但這種發展絕不能威脅其統治秩序。比羅比詹計劃的提出，不無打擊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目的。蘇聯認為，以名義給予猶太人土地，不僅能夠轉移他們對巴勒斯坦的熱情，還能贏得世界猶太人的好感。這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宣傳角度考慮都對蘇聯十分有利。
蘇聯選擇比羅比詹作為猶太墾殖地還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20年代后期，中、日、蘇三國在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路權問題上沖突不斷。蘇聯既要提防日本崛起，又要防備中蘇交界地區中國移民不斷增多。清朝初年，為保護滿人的人參收益，保護滿清王室的御用獵場，清在遼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區修筑柳條邊，禁止漢人進入東北和內蒙古。這一政策直接導致清朝后期東北地區人煙稀少，以致后來沙俄輕而易舉地進入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割走中國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民國時期，軍閥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用火車將大量中原人到東北，東北地區人口開始快速增長，1930年東北三省人口已達2600萬。作為邊境省份，比羅比詹經常出現越過阿穆爾河而來的中國人，這使蘇聯領導人感到憂慮。特別是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南京國民同蘇聯的關系逐步惡化，蘇聯既要應對日漸脫離控制的中國，又要提防對蘇聯遠東土地虎視眈眈的日本。所以，蘇聯選擇比羅比詹作為猶太墾殖地更多的是出于戰略安全考慮，面對日本的軍事威脅和中國的人口增長，蘇聯不得不加強它在遠東的現實存在。
另外，蘇聯將比羅比詹劃給猶太人還有利用外國資本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考慮。比羅比詹蘊藏豐富的林木和礦產資源，但苦于沒有充足的人力、物力進行開發。蘇聯認為，比羅比詹項目能夠為蘇聯吸引到更多的外國資本，美國猶太聯合農業(agro-joint)在克里米亞的活動使它看到希望。如果允許猶太人在比羅比詹建立共和國，實現其兩千年復國夢想，那么這一項目必然得到世界猶太人的支持。1926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猶太農業墾殖運動的主要支持者米哈伊爾·加里寧告訴《消息報》(izvestia)：“移民、安頓工作需要很多錢，而這些錢可以在國外募捐，猶太人肯定會出錢的。”猶太局書記迪曼施泰因也建議：“具有國際影響的猶太人能夠成為莫斯科的重要盟友。”
是分不開的。為了支持猶太人的墾殖活動，蘇聯曾將大塊大塊的土地劃給猶太人耕種。但是隨著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墾殖活動的成功，猶太人開始設想在這些土地上建立猶太民族家園。1923年，蘇聯農業政策專家亞伯拉罕·布拉金和著名米哈伊爾·科利佐夫聯合出版名為《蘇聯猶太民眾命運》的小冊子，提出了在烏克蘭南部、克里米亞北部和高加索北部建立猶太共和國的想法。1923年12月政治局接受了布拉金提出的在克里米亞建立猶太自治州的建議，但在農業部委員a，p，斯米爾諾夫的勸說下，1924年2月政治局又收回了這一決定。1924年8月和1925年1月，蘇聯先后建立komzet(猶太勞動者土地定居委員會)和ozet(在蘇聯土地上安置猶太勞動者協會)兩個組織，指導猶太人墾殖工作。隨著大規模墾殖運動開展，在克里米亞建立猶太共和國的提法再次出現，并且得到ozet尤里·拉林、亞伯拉罕·布拉金和一些蘇聯領導人支持。1926年11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加里寧在ozet大會上發表演講，他不僅支持在克里米亞建立猶太自治體，還鼓勵猶太人通過農業定居保持自己的民族性。然而，克里米亞計劃很快破產，主要是因為在最高領導層遭到抵制。ozet會后不久，斯大林明確告訴猶太局秘書亞歷山大·切梅里斯基，猶太人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但不是克里米亞。這個時期，蘇聯領導人已經將目光轉向遠東地區，最終選擇比羅比詹作為猶太墾殖地。1928年3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通過在比羅比詹建立猶太民族共同體的決議。值得注意的是，提出比羅比詹計劃的不是猶太人，而是蘇聯農業部和國防部。當時的猶太組織大多反對這一計劃，尤里·拉林等人認為比羅比詹氣候惡劣，土壤不適合耕種，而且與猶太人口中心距離遙遠②。猶太局也不贊同這一計劃，一些猶太局成員仍執著于克里米亞，而白俄羅斯的猶太局領導則通過呼吁增加白俄羅斯共和國的猶太移民來顯示他們對該計劃“具有建設性的抗議”。
1928年夏，654名猶太移民在資助下來到比羅比詹。很快，他們發現這里的狀況與的宣傳相距甚遠。首先是道路不暢、沼澤連片，移民要經過艱難跋涉才能到達安排的定居點。其次，并沒有為他們提供像樣的住房、食物和工作條件，甚至有的移民不得不在戶外露宿，因為他們的居住區還沒有被清理出來。而一心想成為農民的猶太人發現，分給他們的土地并不適合耕種，因為這里的土地既沒有經過仔細調查也沒有排干水分，有些定居點甚至缺乏建筑用的木材和飲用水。此外，當地醫療條件落后，基本醫療設施通常離定居地有幾十英里遠。
比羅比詹的艱苦條件使許多猶太移民望而卻步。1929年，只有1000名猶太人來到這里并有相當一部分人離開。1930年，比羅比詹猶太人的數目達到1500，占總人口(37000)的8％。1931年，呼吁猶太退役軍人前往比羅比詹。這顯然是受遠東局勢影響，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并建立偽滿洲國。這年3231名猶太人來到比羅比詹。1932年移民人數達到14000人，但離開的人數也急劇增加。其中有870名來自國外的猶太移民，他們大多因忍受不了比羅比詹的惡劣氣候和艱苦環境而于次年離開。1933年，3005名猶太人移民比羅比詹，但這年離開的人數比移民來的人數多。1934年5267名猶太人移民過來。1935年8344人來到比羅比詹，其中包括820名非猶太人。1935年底，比羅比詹的猶太人口達到14000人，占總人口的23％。這是該地區猶太人口所達到的最高比例。 1936年，6758名移民到達比羅比詹，但許多人很快離開。1937年，蘇聯將運送猶太人到比羅比詹的任務交給秘密。這一年猶太自治州的大部分領導因被指控為民族主義者和外國間諜而遭到逮捕，在大清洗的陰影下，只有3000多名猶太人移民比羅比詹。1938年，komzet和ozet等墾殖組織先后被關閉，這給移民活動和比羅比詹的發展帶來沉重打擊。1940年，910個猶太家庭移居猶太自治州，大部分來自被蘇聯吞并的波蘭和波羅的海。蘇德戰爭爆發后，猶太移民活動基本停了下來。
二戰后，蘇聯決定恢復向比羅比詹移民，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有：烏克蘭當地居民與返鄉猶太人之間的沖突、比羅比詹急需補充新人口、轉移蘇聯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的關注。同時，蘇聯一直想向世界證明猶太問題在蘇聯找到了解決途徑，他們希望利用恢復猶太移民來爭取猶太世界和西方大眾
從1945年恢復移民到1946年底，移民活動一直處在無組織狀態并且人數很少。1946年10月，開始用火車專列運送猶太人到比羅比詹。1947-1948年，12列火車將6500名猶太人送到比羅比詹。這兩年通過這種方式移民比羅比詹的猶太約有1萬人。1948年底，蘇聯境內再次掀起反猶運動，比羅比詹也未能幸免，遭到清洗的主要是公務員、作家和藝術家。
1949年上半年，用專列運送猶太移民仍在進行，盡管數量減少。但后來(主要是1952年和1953年早期)，猶太自治州逐漸成為猶太經濟犯的流放地，他們被送到這里勞動改造。斯大林去世前幾個月，蘇聯歐洲部分的猶太人將被遷徙到比羅比詹的謠言甚囂塵上。
1959年人口普查顯示，比羅比詹共有14269名猶太人，占總人口(162856)的8，8％；其中83，9％住在城市，16，1％在農村。至此，在比羅比詹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計劃基本宣告失敗。赫魯曉夫在同法國瑟奇·格魯薩爾的訪談中承認了這一點，他說計劃失敗的原因是猶太人不喜歡集體工作，不喜歡組織紀律，他們是個人主義者，總是熱衷于流散生活。
考慮到比羅比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猶太慈善組織對比羅比詹計劃態度不一。蘇聯猶太墾殖運動的主要支持者美國猶太聯合農業和猶太墾殖協會(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對比羅比詹計劃持中立態度。世界ort聯盟(world ort union，簡稱wou)②直到希特勒上臺后才對比羅比詹產生興趣，其最初目的是將受納粹迫害的德國猶太人轉移到比羅比詹。
1934年2月底，ort聯盟中央委員會同意將比羅比詹置于ort在蘇工作安排的中心位置。除1933年中期動工的單板工廠外，ort還計劃建立鋸木廠和編籃作坊，增加ort在比羅比詹工業中的投資比重。到1935年早期，ort聯盟將它為蘇聯工作籌資的最大份額用在發展猶太自治區上。1936年上半年，對比羅比詹的投資占ort總支出的48，7％。這兩年間，ort為比羅比詹建造了膠合板廠、家具廠、鋸木廠、大理石廠、雪松油廠、磚廠、木材化工廠、制衣廠和縫紉用品廠，這些工廠為超過1500名猶太定居者提供了工作。除投資工業外，ort還為比羅比詹的農民提供直接幫助，為農民提供拖拉機等農用機器，挑選鮮花和蔬菜種子，幫助他們戰勝破壞性極大的昆蟲。1935-1936年，ort模范農場的耕作方法成為其他農場效仿的對象。
icor是1924年12月成立的幫助蘇聯猶太人實現農業定居的美國組織。與聯合農業和猶太墾殖協會的謹慎態度相比，icor從一開始就大力支持比羅比詹計劃。1928年，icor停止在克里米亞的工作，將精力轉移到比羅比詹。同年底蘇聯同意給與icor在比羅比詹開發新土地、建立集體農場、工廠以及組織各種形式文化援助的權利。1930-1933年，icor查爾斯·孔茨親自駐守比羅比詹指導工作。這個時期，icor在美國猶太人中籌資30萬美元，為比羅比詹購買了美國制造的森林清理機器、拖拉機、挖土機、柴油機、筑路機器、孵化器、卡車、汽車、裝罐機械以及建立木材廠的裝備。1933-1938年，icor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文化領域，給比羅比詹安裝了現代印刷裝置、開辦畫廊和圖書館、分發意第緒語打字機等等。
首先，中央和地方沒有為大量吸收猶太移民做好準備。蘇聯既沒有為猶太人定居比羅比詹制定詳細規劃，也沒有為這個項目投入足夠的人力、物力。1929年，陪同美國集資組織到比羅比詹參觀的蘇聯維克多·芬克描述他所看到的狀況：在提克宏卡亞(tikhonkaia)火車站(比羅比詹市的前身)，猶太移民住在臨時搭建的營房里，條件簡陋到“連監獄都不如”；盡管營房只是移民被送到定居地之前的臨時住所，但許多猶太人在這里待了兩到三個月，因為他們的定居地還沒整理好或是無法越過沼澤地到達劃給他們的居住區；也有人因為定居地工作和生活條件太過惡劣而回到提克宏卡亞，例如一些移民跋涉30英里來到分給他們的土地，發現根本沒有人對這里做過調查，他們連基本的飲用水都無法獲得；許多家庭很快用完分配給他們的食物、補給品和貸款，陷入赤貧狀態；乞討人數激增，一些女人為了生存而成為妓女。芬克總結說，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對如何
地方官員在接受、安置移民方面準備不足。由于通知比較晚，1928年夏，當第一批移民來到阿穆爾河沿岸的大米種植園時，種植園工作人員幾乎沒做任何準備。定居者不得不睡在戶外，直到帳篷從哈巴羅夫斯克運來、住宅區建好為止。最近的醫療設施在種植園20英里以外，缺乏基本的醫療設備和日常用品。此后10年，移民的持續涌入不斷考驗著地方的工作能力。人員缺乏、供應不足。設備有限，再加上糟糕的規劃，負責猶太移民安置的地方機構往往不能完成交托的任務。另外，猶太移民本身也沒有為比羅比詹的工作和生活做好準備。來比羅比詹的猶太移民大部分沒有任何農業經驗。據komzet報道，1932年前六個月移民比羅比詹的6200名猶太部分來自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大中城鎮，他們之前是鐵匠、木匠、錫器匠和裁縫，很少有人當過農民。1935年來比羅比詹的烏克蘭猶太人中26，6％(962人)是建筑工人、6，1％(223人)是裁縫和制鞋匠、4，7％(171人)是裝配工和鐵匠、4，4％(159人)是木材工人，沒有農民。這里有的原因也有猶太人自己的原因。畢竟，普通猶太農民不會舍棄烏克蘭的肥沃土地而選擇貧瘠的比羅比詹。來這里的多懷有民族主義的夢想，既想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又想改變自己的階級出身。而比羅比詹計劃的指導方針是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猶太商人、店主、失業人員轉變成具有力的蘇聯公民。所以主要關注的是柵欄區貧困的、沒有工作的猶太人，而不是已屬先進階級并過上定居生活的猶太農民。另外，急于改造猶太人、實現猶太經濟轉型的蘇聯完全低估了轉型的困難程度，直到比羅比詹計劃開始幾年后，才意識到培訓猶太人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建設比羅比詹最重要的問題是這里的骨干人員沒有技術、沒有經過培訓，也沒有為比羅比詹的工作和生活做好準備。盡管比羅比詹官員試圖對剛到的移民進行培訓，但他們也注意到只在這里培訓是不夠的，在移民來比羅比詹之前就應該進行類似的學習。”
比羅比詹計劃確立時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工業化潮流很快動搖了通過農業解決猶太問題的決心。到30年代早期，實現猶太人農業定居的目標已被加快比羅比詹經濟多樣化發展的決定所沖淡。在1932年和1933年經濟規劃中承認“比羅比詹地區不能被認為是單一農業區”，一位參與制定1932年經濟規劃的官員說：“早期定居者是專為農業招募的，但今年比羅比詹工業發展占主導地位，許多工業行業都需要熟練工人。”迪曼施泰因也在1931年后期寫道：“比羅比詹最重要的特點是它不僅是農業區，還擁有成為遠東工業中心的必要條件，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1932年和1933年的檔案驗證了這一轉變。經濟規劃師指出這兩年比羅比詹的工業部門需要增加29935人，農業部門需要增加18882人。1932年前六個月的統計數字表明，在工農業領域找到工作的4531名猶太人中，1982人(44％)在集體農場或農場工作；2549人(56％)受雇于工業部門。1933年來比羅比詹的2876名新移民中1061人(37％)進入農業領域，其他人則在工業部門、服務部門和任職。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30年代末。
政策多變還表現在對待非猶太人移民比羅比詹的態度上。一開始蘇聯禁止非猶太人移民比羅比詹，致力于將該地建設成為純粹的猶太定居地。然而在屢屢完不成猶太人移民目標后，為鞏固遠東邊疆地區，開始歡迎不用負擔旅費的非猶太人移民。伴隨工業化而來的是全國各地用工需求增長，比羅比詹也不例外。由于自治區勞動力嚴重短缺，地方官員急于讓有能力的人進入，而不在乎他們的民族身份或宗教背景。于是，猶太自治州中外族人的數目很快超過猶太人。到1939年，猶太人只占自治州人數的17％，而且大部分住在城市和鄉鎮。所以，猶太自治州名不副實，比羅比詹計劃既沒有使猶太量移民該地，也沒有使他們過上定居生活。
如前所述，比羅比詹計劃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猶太組織的支持。ozet領導人尤里·拉林在1932年去世前一直公開反對比羅比詹計劃。猶太局也因比羅比詹計劃而發生分裂，直到1930年仍有人支持克里米亞，而白俄
斯猶太局則支持猶太人在白俄羅斯的墾殖活動。這個時期，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的墾殖活動仍在如期進行，很少有人會舍棄克里米亞的優越自然條件而選擇貧瘠的比羅比詹。而komzet在招募移民方面也不能兩頭兼顧，盡管已經將重心放到比羅比詹，但許多人心理上更傾向于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比羅比詹距離猶太人口中心過于遙遠，對向如此遙遠、陌生、令人生畏的地方移民，猶太都持謹慎態度。1928年4月，《埃姆斯》(emes)報一名抱怨道：“很容易讓猶太人贊同比羅比詹，卻很難讓他們移民過去。”更重要的是，猶太人和比羅比詹之間缺乏民族、歷史以及感情上的聯系，這是比羅比詹最終輸給巴勒斯坦的重要原因。
總的來說，條件惡劣、準備不足、政策缺乏連續性等一系列因素導致比羅比詹計劃最終歸于失敗。也許它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蘇聯決策集團中支持比羅比詹計劃的主要是農民出身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加里寧，只有他一直宣揚猶太民族主義、號召猶太人移民比羅比詹。1934年，加里寧在猶太自治州成立儀式上說，自治州的建立將賦予猶太人民族特征，而自治州的存在將使猶太文化獲得更好發展。他呼吁猶太人向比羅比詹移民，說如果每年有4000名猶太人移民過來，那么十年后比羅比詹的猶太人數將相當可觀；如果有10萬猶太人在這里定居，那么蘇聯將考慮在這里建立猶太共和國。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加里寧的看法，事實上，政治局很多成員稱加里寧的比羅比詹計劃為“奇思妙想”。1936年底，斯大林對建立猶太共和國的想法做出回應。他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著名演講中談到自治州成為共和國的必要條件，其中之一是人口不能少于100萬。如此說來，按加里寧的設計比羅比詹要想成為猶太共和國至少需要250年。所以，斯大林從一開始就宣告了比羅比詹計劃的破產。
比羅比詹計劃是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中，在各種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和安全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提出的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計劃。它的誕生具有一定偶然性，它的發展具有很大時效性。民族主義一直是蘇聯政治的敏感話題，比羅比詹計劃始于蘇聯民族主義蓬勃發展時期，終于蘇聯民族主義遭到迫害時期，民族自決和政治自由的消失決定了比羅比詹計劃無疾而終。比羅比詹計劃的時效性還體現在經濟方面，30年代蘇聯經濟重心的轉移造成比羅比詹從農業定居點向工業中心轉變，這種轉變沖淡了比羅比詹的猶太性質，加速了比羅比詹計劃的夭折。盡管蘇聯在30年代以后以“民族牢監”著稱，但它在20年代對少數民族發展的扶持還是應該得到肯定。不管是否誠心支持比羅比詹計劃，該計劃存在本身即證明，蘇聯確實曾為實現民族平等、提高猶太民族地位付出過努力，對此應該給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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