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聞報道主體，概而言之，就是新聞報道的行為主體，即推動新聞報道產生、運行的行動主體。那么，又是什么能成為推動新聞報道產生、運行的行動主體呢？新聞報道主體的復雜性就在這里。要破解這一復雜的問題，應首先從新聞報道主體的外延入手，即新聞報道主體由什么組成。
新聞報道主體是由什么組成的呢？既然新聞報道主體是推動新聞報道得以產生、運行的行動主體，那么新聞報道主體就不能不由新聞報道的作者、報道者和敘事者這三方行為主體組成，且各有自己的行動范圍、功能。
新聞報道的作者是新聞報道的創作者，沒有作者，就沒有新聞報道，作者是新聞報道的“母親”。新聞報道的創作者不像文學創作那樣一般僅有一方甚至一個人，而是由采寫者與大眾傳媒機構雙方構成，但以采寫者為中心。
先說新聞報道的創作者由采寫者與大眾傳媒機構雙方構成。首先，新聞報道的作者即新聞報道的采寫者，“他”或“他們”是新聞報道的直接創作者，一般可以通過作者署名來體現。如通訊報道《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2］的作者署名為穆青、馮健、周原。其次，新聞報道的作者多數還應該包括所供職的新聞媒體。與書信、日記等日常生活實用寫作與小說等文學藝術創作不一樣的是，新聞報道多由供職于某家新聞媒體的新聞工作者完成。在新聞報道活動中，既以所在媒體新聞工作者的名義采寫，又得到所在媒體系統的支持，因此新聞報道多數是供職于新聞機構的
新聞工作者的職務行為。經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第二次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11條規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意志創作，并由法人或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法人或其他組織視為作者。”第16條規定，“公民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是職務作品，除本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外，著作權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在其業務范圍內優先使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職務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權，著作權的其他權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給予作者獎勵：（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計算機軟件等職務作品”。按照著作權法，新聞所在媒體顯然在職務行為所產生的新聞報道中享有一定的或部分的著作權。新聞報道的電頭如“本報訊”、“某某新聞通訊社電”，也從一個方面證明新聞報道著作權的這樣一種由采寫與大眾傳媒機構共享的現實。有的新聞報道沒有署名，如《員劉胡蘭慷慨就義》電頭僅有“新華社晉綏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電”文字，全文也未署姓名。這類未署姓名的新聞報道強調的是戰爭時期新聞媒體在新聞報道所有上的分量。英國新聞期刊《經濟學家》（economist）刊發新聞報道實行匿名制，僅標注新聞報道所發出的城市名稱。1938—1956年擔任《經濟學家》主編的克勞瑟(geoffrey crowther)說：“匿名制使成為刊物真正的仆人，而不是主宰，從而給予了刊物驚人的思想與原則。”［3］《經濟學家》實行匿名制的主要目的是強調媒體而不是媒體內部工作人員的公信力。在西方，媒體對新聞報道著作權的主張主要通過發行人來落實，我國內地目前多來自媒體的法人社委會、臺委會。如我國報社是統領部與經營部的社委會，其法人代表是社長，2009年人民社的社長是張研農。另外，離開大眾傳媒機構，新聞報道即使已為寫就，也往往無法以該媒體公信力進入大眾傳播領域，成為大眾傳播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再說新聞報道的創作者以采寫者為中心。首先，新聞報道的直接創作者畢竟是采寫者。沒有采寫者，新聞報道就不可能出現；而沒有新聞媒體則不等于沒有新聞報道作品悄然問世。其次，新聞報道的采寫隊伍包括通訊員。供職于媒體的并不是新聞報道的唯一采寫者，一部分新聞報道由媒體之外的通訊員獨立采寫，一部分新聞報道由通訊員與合作完成。而對由通訊員獨立采寫或部分采寫的新聞報道，新聞媒體是不能享有或完全享有著作權的。再次，依勞動類型劃分，新聞報道的作者以寫為主、以采為輔。《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第一作者是陳峰，第二作者是王雷。第一作者陳峰說：“采訪確實大部分是由王雷完成，但稿子是我主寫，五個部分寫了四個部分，報社獎勵……我1萬元，獎王雷5 000元。”［4］
新聞報道的報道者是通過一定的新聞傳媒機構、以一定的符號面向廣大公眾公開傳播新聞事實的行為者，既包括采寫新聞報道的、通訊員，又包括新聞媒體。 聞報道的報道者包括采寫新聞報道的、通訊員。毫無疑義，采寫新聞報道的、通訊員是新聞報道的第一者，正是那些長年累月在新聞現場往來穿梭的新聞通過大眾傳媒向廣大受眾及時地報告新聞信息。
其次，新聞報道的報道者還包括新聞媒體的部。在新聞信息的制造上，有一個關鍵角色，這就是新聞媒體的部。是否傳播新聞信息、傳播什么樣的新聞信息，最終的決定權是人員。離開部，新聞報道也是無法與受眾見面的。《“能把資金投到這里來嗎？”—— 隨一位外商在河北某地洽談項目手記》［5］中說：“我們所去的幾家企業不能說對項目沒興趣。他們早早就到賓館將外商接到了企業，在交談中也一再表示出合作愿望。”這篇新聞報道的作者明明只署有梁棟一人的姓名，報道中卻說是“我們”，這里的“我們”是指親到新聞現場的新聞工作者，除梁棟本人，還包括在新聞現場的有關新聞媒體采編人員。在新聞報道的報道者中，部是代表新聞傳媒實施報道的具體執行者。
再次，盡管新聞報道的報道過程既離不開新聞、通訊員又少不了新聞媒體，但新聞報道的報道者也存在主次之分。第一，以新聞媒體
的部為主。新聞媒體的部雖是新聞報道的二線者、后方報告人，卻是新聞報道的終極把關人和決定性的發布者，故成為新聞報道的主要報道者。第二，新聞、通訊員為次。新聞、通訊員是新聞報道的一線者、前方報告人，是新聞源頭、新聞事實的主要發掘者、第一掌握人，但在報道什么和怎樣報道上不具備終極決定權，終需接受部的指揮、調遣，在新聞事實的發言權上終稍遜一籌，故成為新聞報道的次要報道者。
新聞報道的報道者與新聞報道的作者有所不同。對于新聞報道，作為主要報道者的部不完全享有著作權，一般無署名權，但享有報道權，如著作權中的發表權、修改權。這是新聞報道的報道者與作者之間的重要差別。因此，新聞報道的報道者比新聞報道的作者所指范圍要寬。
總之，新聞報道的報道者由、通訊員與新聞機構兩方共同構成。離開、通訊員與新聞機構中的任何一方，新聞都無法面向公眾公開傳播。
新聞報道的敘事者是在新聞報道中向廣大受眾表達新聞事實的行為主體。新聞報道敘事者涉及敘事者與新聞報道兩方面。這就是說，新聞報道的敘事者是敘事者與新聞報道的結合。因此探討新聞報道的敘事者應結合新聞報道來進行。
首先，新聞報道的敘事者是新聞報道的敘事主體。在報道方式上，敘事者有自身的特點。所謂敘事者，指的是在記敘類語段、語篇中有關事實材料的講述者。任何語段、語篇都有言說、表達的主體。議論文的言說、表達主體是議論者；說明文的言說、表達主體是說明者。議論文、說明文所言說、表達的客體不是事實，故其言說、表達者在敘事人范圍之外。敘事者僅僅存在于記敘文中。新聞報道的敘事者僅僅是新聞報道敘事語段、語篇的講述人。
其次，新聞報道的敘事者是非虛構的敘事者。敘事者有虛構敘事者與非虛構敘事者之分。虛構類記敘文的敘事者為虛構敘事者。在虛構類記敘文中，敘事者與作者不是一回事。此即法國著名的敘事學理論家杰拉爾·日奈特所說的“作者與敘述者的背離（a≠n）”。這里的a是指author（作者），n則指narrateur（敘事者）。在虛構類記敘文中，作者是現實生活中實有的人物，敘事者則是由作者所虛擬的故事講述者，“是紙上生命”［6］。我國現代作家老舍的短篇小說《月牙兒》的敘事人“我”，是那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死亡線上苦苦掙扎而最終不得不靠出賣自己年輕的肉體以換取生存物質條件的北平姑娘，而小說公開發表時作者老舍是36歲的中年男子。虛構類記敘文的敘事者“我”，是不能離開具體的虛擬敘事作品而生存的。相反，非虛構類記敘文的敘事者和其作者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存在。新聞報道的敘事人屬于非虛構類敘事人，是有生命的真實存在。
再次，新聞報道的敘事人不僅真實存在，而且是當下存在。這就是說，新聞報道的敘事人起碼在新聞報道的采寫階段是有生命的存在。
二、新聞報道敘事者與報道者的關系新聞報道的敘事者不能等同于新聞報道的報道者。二者既有聯系，又不相同。雙方都是新聞報道主體的有機組成部分，但角色不同，職責有異：敘事者側重采寫，報道者側重編播。《武昌中南路最“牛”乞丐討錢不得投石打人》［7］可資證實。
本報訊（董曉勛 通訊員王慶澤） 昨日，市民王女士電話投訴稱：武昌中南路上有一名侏儒乞丐，攔住行人乞討，如不給錢，當面罵人不說，還用石子打人。
昨日下午，來到中南路中商廣場門前，一身高約1.2米左右侏儒女乞丐，著裝整潔，背著一個書包，站在人行道上，身旁放一堆石子，手端著一個碗向過往的行人討錢。路過她面前，她連忙攔住索要錢，故意說沒錢，她便拉住不讓走，當掙脫她的手后，她便破口大罵，還不停向投石子。
隨后觀察，不一會，一對年輕情侶牽手過來，這名乞丐上前拉住男子的手，男子反感地甩開，她邊罵邊撿起身旁的石子向男子砸去。男子返回剛舉起手，她大聲說：“不給錢就打你，我是殘疾人，你敢打我，我就告你。”男子無奈快速離去。
十幾分鐘內，看到，她向5位行人要錢，4位不給錢的行人都遭到她的謾罵和扔石子。不少行人躲得遠遠的，搖頭感嘆：“要不到錢就打人，頭一次碰見這么‘牛’的乞丐。”
在報道者與敘事者的分辨上，電視新聞報道更為直觀。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于2005年11月23日播出的《天價住院費》可說明問題。
主持人柴靜（柴靜出鏡，著灰色上衣，屏幕畫面左下有文字說明“柴靜”；敘事地點為電視臺演播室；銀屏畫面背景右方為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大樓，左方從上到下依次為該醫院心外科重癥監護室主任于玲范、該醫院心外科重癥監護室醫生王雪原、已故患者翁文輝的遺像）：去醫院看病對很多家庭來說都很讓人發愁，因為現在昂貴的醫藥費已經成了沉重的負擔。前不久，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一位觀眾向我們反映，他的家人在醫院住了67天，光住院費就花去了將近140萬，平均每天花去2萬多。這么高額的費用，是不是真的？如果是，錢又是怎么花掉的？《新聞調查》對這一事件展開調查。
解說（畫外音，男性，由姚宇軍擔任）：翁文輝生前是哈爾濱市一所中學的離休教師。1年前，74歲的翁文輝被診斷患上了惡性淋巴瘤。因為化療引起多臟器功能衰竭，今年6月1號，他被送進了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心外科重癥監護室。之后的2個多月時間，他的家人在這里先后花去139萬多元的醫藥費。高昂的醫藥費并未能挽回病人的生命。（銀屏畫面先后依次為翁文輝遺像、醫院內景的醫護工作者推活動病床、醫院內景眾多腿腳前行、寫有“應急門”字樣的雙扇門被推開。）
富秀梅（銀屏畫面為富秀梅老人講話，畫面左下方有文字說明“富秀梅 患者翁文輝的妻子”）：真是，老頭兒這死真是死不瞑目，不是說他死了以后閉不上眼睛，就是我們家屬到現在為止每想到這件事的時候我睡不著覺，心跳馬上就加快。
宇寬（銀屏畫面為郭宇寬著深色西服、開放式襯衣與患者翁文輝長子翁強對面交談；郭宇寬戴眼鏡面對鏡頭；談話環境寬敞、潔凈、高雅）：這樣每天幾萬塊錢的花費，對于中國的絕大多數家庭估計都是無法承受的。
翁強（銀屏畫面為翁強講述）：如果從做兒女的角度來講呢，你說付出幾百萬，我認為就是幾千萬它也值。它不像是一個生意，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肯定不會考慮它有多大的經濟效益或者有多大的價值，或者有多大的意義，對我來講，一分鐘，只要能挽救一分鐘，我都不會放棄的。
在這期電視新聞報道節目中，敘事人是柴靜，報道者則包括柴靜、郭寬宇、制片人張潔、編導項先中等，并以郭寬宇為首。從這期電視新聞報道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出新聞報道敘事者與報道者之間的重要差別。首先，新聞報道的報道者是個集合體，但以在新聞現場采訪的為主；新聞報道的敘事者則在敘事現場，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兩個人或幾個人。按照敘事機制，視聽的四維敘事話語和文字的平面敘事話語有所不一。影視制作因為由若干人組成一個制作集體工作，故影視敘事需合起來有一個總的個體敘事者統領。［8］《天價住院費》也不例外。在這篇報道作品中，報道者以郭寬宇為主，敘事者則是在演播室內的柴靜。由姚宇軍擔任解說的畫外音不是敘事者，而僅僅是新聞報道總敘事者柴靜的敘事話語部分。新聞報道作品的全局僅有一個總敘事者。由姚宇軍擔任解說者的解說行為之上還有上級行為的發出方。這個上級的行為發出方應屬于主持人。其次，在時間、地點上，報道者立足于新聞現場或有關新聞材料，敘事者則立足于敘事現場。在《天價住院費》中，報道者郭寬宇位居哈爾濱，敘事者柴靜身居北京，敘事者的敘事時間2005年11月23日要晚于報道者在哈爾濱時的報道時間。報道者強調對包括新聞現場在內的新聞事實的占有，而敘事者則身處電視臺的演播室內，未必外出采訪，脫離節目《天價住院費》就不再是敘事者。當然，從中也可以看出敘事者、報道者雙方的相同點。受眾是通過媒介符號接觸敘事者、報道者的，而符號化、媒介化的敘事者、報道者與現實生活中的敘事者、報道者本人是有出入的。
新聞報道的敘事者也不等同于新聞報道的作者，二者既有聯系，又不相同。聯系在于，雙方都是新聞報道主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離開任何一方，新聞報道主體都是不完整的。二者的不同在于，角色不同，職責有別。首先，一是生
產者，一是表達者。新聞報道的作者是新聞報道的者，是新聞報道文本的提供者。采寫的在新聞現場奔波，在資料堆內梳理頭緒、篩選素材，新聞媒體為新聞報道承擔政治風險、法律風險，提供經濟支援。而新聞報道的敘事者則是在新聞報道作品內向廣大受眾講述新聞事實的表達者，其接受者是敘事者的直接交流方，未必一定包括廣大受眾。比如，1985年的消息報道《華羅庚骨灰安放儀式在京舉行》：
新華社北京6月21日電 安息吧，華羅庚教授，黨和領導人及首都各界五百多名人士今天——1985年6月21日上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您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低回的哀樂寄托著人們對您的無限哀思。禮堂正中懸掛的您那大幅遺像顯得是那樣安詳，您的骨灰盒上覆蓋的黨旗是那樣鮮紅。禮堂四周擺放的、、、、、陳云、彭真、、、、烏蘭夫等中央、中顧委、中紀委、全國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九十七位領導同志和中央、全國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民盟中央、中國科學院、科委、中國科協、北京市領導和您的家鄉江蘇金壇縣等單位送的花圈，禮堂里擺不下，又擺到了院子里，表達了人們對您的沉痛悼念之情。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持了您的骨灰安放儀式。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常委會副委員長陳丕顯在為您致的悼詞中，稱贊您是中國杰出的數學家、中國優秀、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還特別稱您是我國最早把數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緊密結合做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
在這篇新聞報道中，作為敘事者的新華社李尚志等人僅和報道客體即華羅庚教授交流，而實際接受報道的廣大讀者并不在敘事者的對話場域之內。作為交流的另一方，接受報道的廣大讀者是針對新聞報道的報道者或作者而存在的，盡管新聞報道《華羅庚骨灰安放儀式在京舉行》的敘事者、作者均由新華社李尚志等人一身二任。
其次，作者在新聞報道作品內外一并存在，而敘事者則僅存在于新聞報道作品之內。正是通過作者穆青等人的努力，通訊報道《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才得以從無到有、從草稿到定稿。不執筆寫作的，不能稱為作者。相形之下，向廣大讀者講述焦裕祿“本事”的那位敘事者因系大眾傳播而不為人際傳播，故只在作品《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之內。這位敘事者盡管是真實地存在著，卻被緊緊地固定在文字、新聞媒介的范圍之內，不能脫離文字、廣播的有形或有聲的語言。不講述本事的，不能稱為敘事者。敘事者以作者的文本為藍圖進行講述，但不能排除在不損害文本的基礎上對文本的細枝末節予以一定的變動。同時，若干年之后，當年的作者已逝，但只要敘事話語在，則敘事者仍長存于新聞報道作品之內。新聞報道敘事者與作者的區別可以通過電視新聞報道更直觀地加以分辨。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于1997年8月8日播放的節目《的孩子》，披露了在1960年代初我國經濟困難時期，2 000多名來自上海、安徽等地的漢族孤兒被送到內蒙古大草原由草原人民撫養至今的故事。這一期節目的主體有三方：一是編導陳紅新，二是攝像王小鵬、陳強，三是由長江擔任的主持人。編導、攝像均位居這個節目的作者隊伍之列，而主持人長江才是這期節目的敘事者。電視新聞報道的敘事者在報道地點上選擇空間較大。與《的孩子》中的敘事者長江將報道的地點選在新聞現場內蒙古不同的是，以報道軟新聞為主的遼寧衛視“王剛講故事”欄目于2008年5月14日播出的《母女情仇》則將敘事地點選在電視臺的演播室。欄目成書《王剛講故事（第2輯）》［9］對于作者的處理耐人尋味。該書頁的作者欄空缺，在“主創團隊”的另頁內有4個重要力量值得關注：一是總制片人張曉宏，這是節目著作權的真正所有者的代表，是節目的作者之一；二是主編張偉、陳海燕、趙飛，這是欄目的權力核心；三是薄立為等各期節目的編導，這是各期節目的實際執筆人與直接的創作者，也是節目的重要作者之一；四是主持人王剛，他是由前述三方所推舉出來的專司講述功用的敘事者。在電視新聞報道作品中，敘事者在敘事時會伴有編導手中文本所未予提示的手勢、表情、身勢等非言語交際手段。至于敘事者是否享有作者權利，則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由上述多方協商。
［1］ 曾慶香，黃春平，肖贊軍.誰在新聞中說話——論新聞的話語主體［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3）：2.
［2］ 穆青，馮健，周原.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c］//中國優秀通訊選（下）.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211.
［5］ 梁棟.“能把資金投到這里來嗎？”——隨一位外商在河北某地洽談項目手記［eb/ol］.（2002-12-02）［2011-05-09］.
［7］ 長江.武昌中南路最“牛”乞丐討錢不得投石打人［n］.長江，2009-0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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