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初政治指導思想的研究是當今秦漢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傳統的研究往往從儒、道、法等具體學術流派的角度來分析，試圖把漢初的政治思想歸類到某一學派。但是，真正深入到漢初政治的核心，我們就會發現，當時各種學術思想尚未最終定型，未能完全與政權緊密結合,也未能有一整套嚴密的政治思想供統治者選擇，因此，漢初政治思想呈現出很強的實用主義傾向，也就是說，當時統治者根據統治需要，選擇各派學術中適合的成分加以利用，形成了漢初不同于前朝后代的政治思想特點。
本文選取“長者”一詞展開研究，深入至漢初社會各方面，探尋漢初的執政思想，揭示出以“長者”為核心的長者集團在漢初的存在及其地位影響，試圖從統治集團的人員構成角度，對漢初執政思想的形成和特征做一闡述。
“長者”一詞最早產生于戰國末期。“長者”的基本含義，清人俞正燮考證有3種：“蓋長者有三義，父兄一也；福貴人二也；德行高三也。”［1］這是從敬語而逐步轉變為道德評價詞的。“長者”一詞從產生到《史記》中的廣泛應用，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長者”政治地位的不斷上升使得“長者”詞義不斷延伸,并在漢初形成一個以“長者”為核心的政治集團,主導著漢初的執政格局。
“長者”義“父兄者”，是因為年齡的緣故，《孟子》一書中的“長者”一詞即為此義。“謀于長者，必操幾杖以從之”（《禮記?曲禮上》）、“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荀子?大略》）和“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等“長者”用例均為“年長者”之義，說明“長者”此義從產生起就得到大家的認可和沿用。
傳統農業社會中，年長者有較多的和生活經驗，往往被視為道德和智慧的典范，所以“長者”又有了“德行高”的義項。《孟子?離婁上》：“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后求見長者乎?”這里的“長者”不僅有“年長者”之意，更多的是對“有德者”的尊稱。“長者教予曰”（《莊子》）、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武王入殷，則聞殷有長者”（《呂氏春秋》）中的“長者”均為此義。因此，“長者”有德者的詞義得以延伸。
從戰國后期起，社會上有一股讓“長者”從政的思潮。以《呂氏春秋》表現最為突出，其《雍塞》篇中建議齊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先識》篇中記述周威公為了改善政治而“求國之長者”。其他典籍中也有記載：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左傳?哀公十六年》）。杜預注：長者指白公勝。
此中“長者”是石乞對位尊者的敬稱。“長者”詞義中位尊者的含義隨著長者政治地位的上升而日漸鮮明。
綜上所述，在《史記》以前的典籍中，“長者”一詞的3個基本含義都已涉及到，并已擺脫臨時性詞語搭配狀態，逐步作為一個詞語固定下來，具備3個層面的基本含義：年長者；有德者；位尊者。但在戰爭頻繁的戰國時代，以道德為主要特征的“長者”所能發揮的社會作用是有限的。社會上雖有一些長者，但他們并不能構成一個群體，更未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秦漢之際隨著社會形態的轉變和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人心對“長者”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史記》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長者”一詞迅速在漢初社會流傳開來，其使用的范圍與頻率大大超越了戰國時期。如柳治微先生所言:“至楚漢之際，群眾心理，趨重長者。”［2］因此,社會背景的變化使漢初“長者”最終走到了政治的前臺。
《史記》中“長者”一詞共出現62處［3］。其主要分為3個階段，“長者”在漢初社會作用日漸加強，逐步形成了以“長者”為核心的政治集團。
《史記》關于先秦時期事件的記載基本上照抄先秦典籍原文，使“長者”一詞的原義得以保存。葉適說：“司馬遷《史記》有取于《國語》、《戰國策》及其他先秦書，皆一切用舊文，無竄定，是則述而已，無作也。”［4］《史記》中“長者”用例在先秦時期的如實照錄的處理方法，表明了太史公的實錄精神，同時也顯示出太史公對先秦時代“長者”一詞含義的認可。
秦漢之交，人心渴求“長者”，時代選擇“長者”。因此，在當時一般人的心里，由“長者”來完成收拾秦末殘破局面的任務，這似乎已成為一種社會普遍接受的定論。時代需要“長者”已成為當時社會人心的共識。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5］。
此條史料透現以下3層意思：第一，當時民間對德行高者有稱為“長者”的習慣；第二，秦末亂世，各地首領選擇權落在縣中少年身上；第三，“長者”往往被立為起義首領，百姓正因為“長者”為首而從者甚眾。因此，由以上3層意思均可見“長者”在當時人心中受擁戴的程度。
劉邦得以先入關中，也與其“長者”身份有關。劉邦因為被“懷王諸老”認為是“長者”而被派遣入關，這就為其后建立帝業奠定了基礎。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愿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剽悍，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涉、項梁散卒。與杠里秦軍夾壁，破二軍［5］。
是“寬大長者”而得以被民眾接受而先行入關；即使剽悍如項羽，亦知亭長為“長者”可以信托。在此種社會氛圍下，有遠大抱負的劉邦力圖順應時勢而成就“長者”的聲名，吸引有識之士依附輔佐他成就大業，贏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因此，在有“長者”聲名的劉邦身邊聚集了許多長者，形成了以劉邦為首的長者集團。
至漢初,以“長者”為代表的群體在政壇上異常活躍，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著漢初政治的走勢。以整個社會而言，漢初有對人物用“長者”進行稱揚的社會風氣，表達了整個社會對“長者”人格的認可和贊賞，“長者”人格品質對社會有著引導作用。太史公在《史記》中如實地對此進行了記錄：
主父方貴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下后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列傳》）。
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史記?汲鄭列傳》）。
鄭莊傾慕“長者”，以“長者”為自身修養的楷模，因此得到天下人的稱道；孔車因念舊不勢利的品德而得到天下人的稱頌,稱為“長者”,說明當時社會對“長者”人品的認可。因此，與“長者”結交不但是當時士人的榮幸，更是漢初社會判斷一個人品德的衡量標準。反之，與不是“長者”的人結交則被人所不齒。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史記?季布欒布列傳》）。
研究《史記》中“長者”的使用，可以看出“長者”一詞作為對人的評價詞開始使用在秦漢之交，至漢初使用逐漸頻繁，成為此階段對人的最高評價詞。這一方面反映出長者在秦末戰亂中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另一方面，“長者”的政治含義不斷加強，逐步形成一個以“長者”類人物為核心、具備“長者”人格特征的政治集團（本文定義為:長者集團）。長者集團伴隨著劉邦集團的成長而成為漢初執政者和核心勢力。他們在秦末的亂世贏得人心，最終取得政權，建立漢朝。
很多學者都把劉邦統治集團定義為“布衣將相”格局。但仔細分析劉邦統治集團及其后一段時期統治集團的執政特點，可以看出劉邦統治集團即漢初長者集團。漢初政壇上，長者集團力量日益加強，對漢王朝政治體制的運作、的政治、經濟政策的制定、官吏的選拔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朝建立后，在惠帝的擁立中，“長者”亦舉足輕重。高祖認為其子孝惠仁弱，企圖以幼子如意易之。呂后聽從張良計策，召商山四皓輔佐孝惠。
文帝更是長者集團選擇的君主，他的即位完全是因為陳平、周勃等執政者覺得他“母家薄氏，君子長者”［5］。
以上可以看出，漢初統治集團的最高領導者都有“長者”聲名。一方面可知“長者”是當時政壇最高人的評價詞，另一方面，可見當時的統治集團的領導者極力打造其“長者”特征，力圖成為長者集團的核心。
劉邦統治集團中重要大臣多有“長者”名聲。如陳平、酈生、蕭何、曹參、周勃、張相如、石奮等等皆是。朝廷中多數重要大臣獲此聲名，一方面說明了“長者”在漢初形成的集團化趨勢，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明“長者”勢力在漢初控制著朝政，漢初政壇確乎存在著長者集團。
對于剛剛結束了全國性戰爭、面臨著極嚴峻的社會經濟形勢的漢初來說，無論是皇帝還是軍功受益集團，都不愿意看到大規模戰爭的再次爆發。為了避免皇帝和軍功受益集團矛盾的激化，就必然要求二者都要盡可能地克制自己對權力的獨占欲。而在實現這種平衡中,“長者”成為二者都接受的執政者。
“長者”支持君權的至高無上，要求保障皇帝的最高地位，如周勃在平定諸呂之亂后，自以為功大，而“朝罷趨出，意得甚”，長者袁盎就站在“尊君”的角度對這種行為給予了批判［5］。這決定了漢初諸帝能夠接受由軍功受益集團倡導的“長者”政治。
據《史記》記載，惠帝曾試圖干預相國曹參的為政方式，曹參就以“無為”來搪塞，并勸惠帝“垂拱”，而惠帝也接受了其建議;張釋之曾以“守法”為名阻撓了文帝對司法的干預;周亞夫更是多次干涉景帝，限制其君權的發揮。因此，“長者”提倡的無為政治在某種意義上限制了皇權，因此得到了漢初相對強勢的軍功受益集團的認可。
“長者”本身所具備的寬容、大度的特征，長者集團以個人的德行為號召力，以相互間的信賴感作為彼此之間聯系的紐帶，使“長者”成為皇權與軍功受益集團的平衡者。長者的無為在限制皇權的同時，也盡量減少了軍功受益集團與皇帝的矛盾。曹參等人執政時“日飲醇酒，不治事”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減少矛盾的策略。正是因為長者集團的這一特征，才使得長者集團在漢初得到了各方的支持，而使漢初執政思想凸現長者政治的特色。
長者集團在形成初期把以任俠社會“重承諾”、“言必行，行必果”為行為準則與以“寬大厚重”為精神核心互相推崇作為聯系的紐帶，順應時代潮流組織起集團，這種精神與道德的互相推崇使其彼此依賴成一體。這種核心的精神力量保證了他們在秦末群雄中逐步由弱至強，爭取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而最終獲得政權。而當漢朝建立后，他們又用這種力量重建了朝政結構。同時他們為了確保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的平穩恢復，在保持早期精神力量和游俠原則的同時，針對漢朝社會實際狀況，選取并形成了自己的施政思想。者集團的政治思想
關于黃老思想的研究，近年來十分興盛，爭議頗多。但漢初一段時間黃老思想曾被應用于政事，則為后世所認可。此時期正與“長者”控制政局時期相對應。可以說，長者集團有選擇地吸收黃老思想的一部分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政治指導思想。其主要有尊君權、重法治、尚寬容、不妄為、與民休息政策等等。
在長者集團中，雖然其執政思想有很多來源于黃老思想的成分，與黃老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是這并不表示長者集團就是以黃老思想為其指導思想。“長者”通達世務、富于生活經驗，使他們在選擇政治思想時更注重實際的效果，而非局限于思想層面的學術流派，因此，以其為核心的長者集團形成了以黃老思想為主流，吸收了其他各派有益思想，兼收并蓄，一切以實際功用為標準的執政思想，指導著漢初政治。
漢初內有功臣的變亂、朝臣的勢力膨脹，外有強臣宿將、兄弟諸王的虎視眈眈，且社會人心厭戰已極，此時內外因素都不適于施行剛猛的政術。因此人心時勢都要求漢統治者清靜無為。黃老思想中重視無為、順其自然，使漢統治者對各種社會現象順之、利導之，而不加干涉，尤其容忍了諸侯自治，避免了內部戰爭的再次爆發。
漢初的“長者”大多來源于底層，少文而多謀，雖缺乏高深的理論知識，但長期的戰爭使他們積累了大量的處世經驗，而黃老政術簡明易行，反對繁文縟節、便言巧辯，無為而注重實際功效，得到他們的認可。如曹參任齊相期間，征求諸派學者，他選取蓋公之黃老政術純屬于實際的需要，而其在實際施行中拋棄了學派固有的成見，帶有融合百家的特征。正如王鳴盛所言：
漢初黃老之術極盛，君如文、景，后官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鄧章、黃子、楊王孫、安丘望之等皆屬黃老之列［6］。
但是仔細閱讀《史記》，我們注意到太史公對這其中的人物大多也用了“長者”加以稱呼，如曹參、陳平、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王生等。可以說，在漢初很長一段時間里，“長者”與信奉黃老者是相互呼應，有密切關聯。
代王得立帝位，緣于他繼承母族“長者”之姓。太史公因諱而不便以“長者”稱之，然而肯定其有“長者”之實。
文帝之立，得力于陳平與周勃將相合謀。陳平少時即與“長者”相交；周勃為“長者”在《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中有明載，是得到社會公認的“長者”；而同時陳平亦為信奉黃老者。
周勃少文，太史公并未記載他與學術的任何關聯，但他行事與信奉黃老者有相同之處，即便是源于政治家的直感而進行的選擇也值得注意。至少，他在行事中執行了黃老政術。
文帝朝信奉黃老者分散于朝廷內外，上至皇帝宗室，下至郡縣官吏，左右著漢王朝政治、經濟的方針，他們同時又都是長者集團的核心人物。被文帝親口稱為“長者”的就有：衛綰、田叔、張相如、周勃等人。其中的田叔，《史記?田叔列傳》載他“學黃老術于樂臣公處”。而《史記?樂毅列傳?太史公曰》記載了黃老學派的譜系，樂臣公為黃老政術正宗傳人之一。他的學生田叔和蓋公（曹參任齊相時的謀士）對黃老思想在漢初的推行都發揮了作用。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史記?儒林列傳》）。
竇太后對黃老政術的維護一直持續到她死后。現代學者一致認為，竇太后的去世是黃老政術在漢廷勢力衰落的標志。
文帝朝是司馬遷眼中明君賢臣的典范統治，亦為長者集團執政的鼎盛期。其執政的長者集團在執政中顯露的黃老政術特點，得到后世史家的認可。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此一段歷史的執政者是以劉邦、文帝為首的長者集團，而并非信奉黃老集團，所以，黃老政術只能作為其執政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長者集團的執政思想并非完全等同于黃老政術。
長者集團雖在執政中選擇了黃老政術，但他們并非固守門派的迂腐之輩，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他們隨時勢對之進行取舍，使思想為政治服務。也就是說，長者集團注重政術的實效而非學術門派。因此，漢初長者以黃老思想為治世核心思想的同時，兼容百家，吸收了儒家、刑名家、陰陽家等許多合理思想。長者集團的執政思想并沒有局限于黃老思想，而是和黃老思想有所區別。這是漢初政治與眾不同的地方。
從《史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人獲得“長者”之名并沒有受學術流派的限制，也就是說，“長者”并非只指黃老信奉者。
兒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史記?儒林列傳》）。
“長者”之名的贏得完全源于人格，學派的局限性幾乎沒有。因此治刑名家張歐照樣以人品獲得“長者”之稱。即便是長者集團選擇的皇帝孝文帝，亦好刑名之學。
因此，長者集團根據現實需要選擇施政思想，這種不局限于一門一派的實用主義態度雖功利性較強，但保證了其政策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使漢初社會在休養生息的氛圍中迅速繁榮，孕育了一個鼎盛的漢武帝時代。
長者集團推行兼容百家的寬泛的不干涉主義施政綱領，使漢初混亂的政治局面穩定下來，殘破的社會經濟得以恢復，但是也帶來了許多弊病。在長者集團的支持縱容或者默許下，封建諸侯的勢力日益強大；列侯留居長安，互相交結，盤根錯節；商賈縱行天下，富可敵國，有“素封”之名；豪俠橫行鄉里，相互依賴，有稱“敵國”之力。 中，終于導致“七國之亂”的爆發。雖然最初景帝企圖與長者集團再次同舟共濟來消除災難，因此殺晁錯而任用“長者”袁盎，但是事態的發展使得景帝更感到加強皇權的迫切性。同時，動亂也使許多人警覺長者集團統治的不適應性，要求集權的力量在朝中有明顯的增強，長者集團在朝中的優勢地位隨之動搖。景帝朝及武帝前期朝廷中黃老學派與儒家學派的斗爭，實質上是“長者”所代表的寬泛政治與皇帝所代表的集權政治的此消彼長。
武帝當權以后極力加強皇權，為了對抗長者集團，一方面以尊儒為名，召集儒生與信奉黃老者展開爭論，從理論上削弱之；另一方面，任用長者集團深惡的“深文”的酷吏來打擊長者集團。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史記?汲鄭列傳》）。
面對儒、法的合擊，加上時代的變化，中央集權加強的趨勢日益強烈，長者集團終于免不了被逐出朝廷的命運。長者集團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他們把一個破敗的亂世變成了一個國力強盛的。
本文選取“長者”一詞展開研究，以《史記》作為基本材料，分析了“長者”作為“年長者”、“有德者”和“位尊者”3個層面的含義，說明長者集團就是劉邦統治集團，并深入至漢初社會各方面，探尋長者集團“重承諾”的行為準則及“寬大厚重”的精神核心與漢初執政思想的內在關系與黃老政術的區別及其[cm(22]最終的沒落。長者集團促進了漢初社會的穩定繁榮，對于維護漢初各種勢力的平衡具有一定作用。而且成為中國歷史中寬泛政治的范例，在政治史、思想史的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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