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作為一種席卷全球的文化沖擊，有其一定的普世價值，但因受到社會文化、觀念、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現代性在中國演變和發展，并沒有一味地遵循世界現代性的普遍規律，而是保持了自身的發展邏輯，西方現代性的基石是個人與權利的確認，而中國的現代性是在民族生存與民眾富強的宏大敘事中開啟的，它的構建呈現出與西方現代性不同的起點、路徑和進程。中國現代性的構建表現出“中國現代性自覺”，它是以民生為始基并烙有中國文化價值與馬克思主義的印記的現代文明秩序。
現代性雖源于西歐，但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一切民族和皆難以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作為一種全球性的運動，現代性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就是其普世與多元的問題。也就是說，現代性是單數的還是復數的?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現代化有哪些“共相”，“異相”又是哪些?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學界中有的學者堅持現代性的西方標準，如美國的帕森斯認為，西方的現代性方案是通約的普世標準。他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作為現代性的三大鐵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世界正在不斷的均質化即資本主義化，進而使得西方的資本主義將最終成為“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而部分學者則強調，現代性的道路因民族和的特殊性而展示出獨特性，并以此排斥現代性的共通價值。事實上，這兩種觀點皆存偏頗之處。
現代性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顯然具有普遍性。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的活動如同自然世界的運動發展一樣，并非是不受任何支配的任意和盲目的發展，而是存在其自身的規律的。“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社會的縮略語”。“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因而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和能夠省略它。作為文明的標記和歷史的必然選擇，現代性的發展有其內在的支配其發展的共通性和普遍性。馬克思在《宣言》中分析、批判西方現代性時，曾明確指出了西方資本主義方式發展的普遍性，“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的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是如此，精神的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現代性反映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統一性。
然而，現代性雖然具有一定的“共相”，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同的民族和的現代性運動都是均質即西方化的。每一民族和的現代性都是在其特定的文化特質和歷史語境中進行的，而文化的特質與歷史語境的形成條件，以及在創造文化和歷史進程中含有的主觀能動性的差異，決定了現代性必然裝載自身的特點和個性。現代性實際上意味著自由、權利、民主、平等、博愛、富強、幸福等一組現代性的價值，不同的民族和由于其特定的文化特質和歷史語境決定了對這些價值的優先選擇機制是不同的。比如，英美注重自由與法制，法國突出民主，東亞注重富強。價值優先性的差異必然造就出豐富多彩的現代性方案。
對后發現代性的來說，要想獲得現代性的重構，關鍵是要解決現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的勾連如何。既不可亦步亦趨地步西方之后塵，也不能固步自封；既不能完全嫁接西方現代性的方案，也不能完全排斥西方現代性的某些有益的價值和經驗，而是要覓得一條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適合自己現代性道路。1840年以后，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驅迫下，無奈地接受了現代性的洗禮。中國的現代性程序終于艱難地激活了。然而，現代性受社會文化、觀念、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在中國演變和發展，并沒有一味地遵循世界現代性的普遍規律，而是保持了自身的發展邏輯，構建的是一個烙有中國文化價值的印記的現代文明秩序。中國現代性的構建，呈現出與西方現代性不同的起點、路徑和進程。
西方現代性是相對于西歐中世紀的封建舊體制而言的。“近代西洋文化，是從反中古宗教開始的。而近代人文主義之精神之發揚，從神轉到人之思想之提倡
，正是構成近代之異于中世紀之關鍵所在。”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征表現為政治強制、等級關系和人身依附的肆虐。一切人均被賦予政治性質，而失去了自我和獨立主權，這是由于“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來說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個人完全被神權、君權和等級特權所淹沒。也就是說，“實際發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異化。惟一發生作用的人。即國王，是與眾不同的存在物而且是被宗教神話了的、和天國與上帝直接聯系著的存在物”。作為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所造就的時代意識和精神氣質，現代性的開端在于以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為根基的主體精神的發現。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對自然立法”、“人對道德立法”，完成了對主體性原則的確認，同時標志著現代性的總啟蒙的終結。人在與上帝的角逐中，成功地確立了人自身現代的形象。“而人只能以個體的生命方式表現，因此。個人就是主體，形成個人主義理念。”個人是自我創造和自我超越的存在。個人應該建立自主的自由意志，并按照自由意志來塑造自己。所以，現代性的精神氣質是個人的自由和自決，占據現代社會中心位置的是個人，而不是中世紀的神。上帝的敗退和以人為中心的“主體性凱旋”為西方現代性的發展拉開了序幕，個人主義作為現代社會的哲學基礎和組織原則，在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在解決權利的來源這個能夠解釋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合法性的關鍵問題時，而獲得了個人權利為人的天賦人權的現代性立場。從而最終得出了個人實則是權利的終極主體的結論。對個人的尊重是一切權利得以確立的基礎。只有尊重個人，才能從個人那里發出權利的訴求。在西方，個人觀念的形成與確立，意味著現代性的起源。
伴隨著“世界的解咒”，主體性成為了現代性的核心話語，而潛藏在主體性原則背后的權利意識立即被激活，并成為了推動現代性逐步深化的精神催動力。為了擺脫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掃除發展資本主義的障礙，說明革命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急需建立資產階級新法權，為解決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清理思想障礙。，奧古斯丁的“原罪”學說顯然是維護神權、君權和等級特權的理論依據，因此，必須破壞君主神圣地位的神學基礎，否定蒙昧主義的宗教教條，以此來消除君主專制甚至是暴君專制賴以存在的根據。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們的突破口就在于，他們利用了西方的權力思想中的解鈴還需系鈴人的原則，即授權者即是取消權力者，來論證君權非神受。只要論證君權并非神授而是人授時，那么，取消這種權力的就不再是神而在人本身了。社會契約理論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然法學說隨之建立。社會契約論認為，無非是個人根據共同的協議契約而理性讓渡自己部分自然權力而形成的。這種說法的實質就是把由神造物轉變為人造物。
不過，社會契約論中關于起源說要想在邏輯上站住腳，有一個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人們為了締結契約而放棄的那些權利是哪里來的，也就是說，為什么人們會有那些權利。對于這個原本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他們用“天賦人權”進行了解答。天賦人權說認為人天生就具有某些權利，比如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等。這些權利是自然賦予的，是與生俱來的、不言而喻和不證自明的。天賦人權的自然權利說成為社會契約論的一大基石。也就是說，沒有天賦的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也就無從談起。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社會思想家繼承了以往的自然法學說，特別突出了其中的自然權利說，使自然法學說與社會契約論結成為一個理論體系。近代西方自然法的奠基人是荷蘭的思想家、法學家格勞秀斯，后經由英國的霍布斯、斯賓諾莎、洛克和法國的盧梭等思想家們的不斷充實和完善。其中，自斯賓諾莎開始，思想家們比較傾向于詮釋權利的自由屬性。康德、黑格爾等則進一步把自由規定為權利的本質屬性。天賦人權學說因此一躍成為了西方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立國之基、生活方式和至高無上的圣經法典。
在西方社會中個人觀念與權利觀念是一對雙生子，二者是現代性話語中始終環繞的中心價值。個人權利和工具理性成為政治、經濟制度正當性的基礎。一切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其前提都是引進了個人和權利的觀念，不過，最終它們都不可能避免被選擇吸收與重構的命運。
中，西方的炮艦政策和空前的民族危機給中國帶來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先進的中國人啟動了塵封數千年的放眼世界的廣角程序，所輸出的一幅幅西方現代性的成像，使得中國人的自覺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不斷得到激活。由此，中國開啟了與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全面沖突與轉化的進程。中國的現代性在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下，在中西社會價值的沖突與轉化機制中漸次展開。
中國傳統的社會價值取向是個人的發展從屬于社會的發展，個體的主體性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得到體現和認同。所以，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傳統中“無我”(hall＆ames，1988)。中國傳統中所言的個體并非是西方意義上的權利、民主、法律的那種作為獨立實體存在的個人，而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個人，即從屬于某個群體，(最基本的單位是家族)，并在其中承擔某種道德角色的個人，因此，中國的個人。強調的是人倫理道德主體性。雖然孔孟儒家也強調的個人的自信和自立精神，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但其實質則是在講究個人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個人的發展只有通過道德的修養而不是對權利的要求，才能獲取平等而充分的條件。只有這樣，個人才能體現出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的價值。而“禮”作為對道德主體自由的規范或者說是限制，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對道德的外化。“但‘禮’一旦外化，也極易淪為當權者維持自身權力的工具。”當只強調個人的工具性意義時。主體的迷失自然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對此，梁漱溟評論到：“在以個人為本位之西洋社會，到處活躍著權利觀念。反之，到處活躍著義務觀念之中國，其個人幾乎沒有地位。此時個人失沒于倫理之中，殆將永，被發現。自由之主體且不立，自由其如何得立?”因此，在中國近代以前，雖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龔自珍等啟蒙思想家開始反省宋明理學。提倡對個人權利重視與個性的解放，但是，儒者倫理的信條難以解構，中國社會中對“人的發現”總是姍姍來遲。
然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與西方的接觸突破了軍事上的沖突。而擴展至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現代性最初是一種‘外力的’強制方式，嵌入到中國社會結構之中的，使現有的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裂變，在打破已有平衡下，由被動地到主動地接受現代性。”中國從睜眼看世界，轉換為廣泛地輸入西方的觀念。西學東漸的進程全面啟動。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以后，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們逐步完成了對個人與權利觀念的接納與重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思想家對于西方現代性觀念的引進、吸收是不徹底和并非完全西方意義上的。而是經過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的染色的。從康有為、譚嗣同的注重平等權利意識的伸張，到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以“仁”釋平等，以“群己”釋權利，由私推“公”等，這些對個人與權利形成系統的、深層的言說，實際上在處理個人與這個現代性的結構性論題上，都沒有給予個體真正意義上的主體資格，而是被“國民”所取代。當然，除了儒家傳統倫理道德的影響，中國當時的歷史境域即抵御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殖民，空前的民族危難與屈辱，促使中國人的群體意識逐步覺醒。形成了群體中心秩序的訴求，則是另一個重要的核心因素。正如梁啟超所言：“我中國今日最缺者而最繼續者，在有機統一與有力統一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所以，不難看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所書寫的，都不是以具體的個人為中心的，而是圍繞民族獨立、復興和民眾生存、富裕為中心的民生觀念來展開的。
由于近代以來對于引進西方器物與制度的失敗。先進的知識分子自新文化運動始，對儒家的倫理道德進行了徹底批判和全盤否定。儒家價值系統變得難以維持中國自主性的平衡狀態。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思想界對甲午戰爭之后所竭力營造的集體(“公”、“群”)認同表現出了強烈的懷疑和抗拒，儒家文化遭到了徹底的質疑和清算，全盤反傳統主義盛行。西方的個人和權利觀念由此真正的到重視與提倡。個人主義的話語權不斷得到確認。陳獨秀率先舉起了“個人利益為本因”的大旗。他說：“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人權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隸。悉享此權，無有差別。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他認為，西方是徹底地個人主義的民族，而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個人的利益和幸福的。新文化運動
另外一個旗手胡適，對易卜生個人主義推崇備至，他所強調的是一種既有個人自由意志，又要自負責任的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要想完全實現個人，個人絕不是去做“國民”，而是需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為“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的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魯迅認為，“凡一個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若其道術，乃比尊個性而張精神。”“五四”時期的這些啟蒙思想精英對于個人和權利觀念的提倡與普及，不但使個人和權利觀念成為了顛覆儒家倫理道德的利器，而且推動了當時的思想界對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價值觀念普遍接受。個人主義無疑已“承擔了立人與立國、改造個人和改造社會的雙重理論旨趣。”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西方現代性的陰暗和弊端。大力推崇的個人權利，鼓勵競爭，竟然導致了各國之間的殘酷戰爭。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更讓中國人難以接受“公理戰勝強權”之“公理”被現實無情的扭曲。西方帝國主義的霸權擊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癡迷。西方的現代性價值已經受到全面的質疑，而不再是天道了。在國內，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的日益加深，執政當權者也毫無作為，國內戰事不斷，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民不聊生，勞苦大眾雖中日辛勞，卻連起碼維持生計都不可能，中國大多數民眾的生存權都難以保障。又如何談得個人自主性呢?“權利不再是個人觀念不可缺少的核心，或者說個人不是用權利主體來界定的。”因此，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價值——個人和權利已不再視為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社會契約論在中國思想界失去吸引力。既然權利系屬富人的專利，而勞苦大眾并不可欲，那么，權利的階級屬性自然被先進的思想家們所認同。他們發現，原來大家的訴求是民族的獨立，而不僅僅是個人的自主，是全體的解放，而不僅僅是個人的解放。正在先進的思想家們剛剛發現西方的現代性價值并不能解決中國的民族獨立和民眾的吃飯問題即生存時，俄國十月革命的炮聲給我們送來了以消滅階級差別，注重全體解放，以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民生理念的馬克思主義。由此“五四”運動的先進精神領袖們開始了他們的價值轉型。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早期中國人。自1919年開始大力宣揚馬克思主義。開啟了以革命意識形態“對社會生活中的問題做一個根本的解決”的新紀元。中國以民生為始基的現代性建構覓求到了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契合點”，并逐步確立起了中國人馬克思主義民生觀的生成邏輯。馬克思主義從此肩負起了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民眾共同富裕的雙重任務。而西方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現代性價值，雖然得到了借鑒與吸收，但始終未能避免在中國不能得到全方位復制的命運。中國人放棄完全借鑒西方而引進了馬克思主義，并對其進行了中國式的轉化，用以化解中國的社會問題，表明中國的傳統的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重于個人價值的文化因子始終未遭到舍棄。
中國現代性的構建是以民生為始基的，并烙有中國文化價值和馬克思主義印記的現代文明秩序。這是“中國現代性自覺”，它告訴我們，中國現代性從何而來?實質為何?又將把我們帶向何處?中國現代性構建的民生基礎，在多元現代性的視閾中尋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并在持續的調試和發展中不斷得到加固。時至今日，中國的“現代性方案”仍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1949年，伴隨新中國的成立，中國人成功解決了民族獨立的“宏觀民生”問題，而隨后的以“實現四化”與“共同富裕”來完成“微觀民生”建設的腳步始終沒有停止過。并且必將邁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終極民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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