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年多的時間，影響了他后來的學術和人生。他在成都的經歷，最關鍵的是社會身份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原來的書齋學者、教授一變而成為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使得他更多地從事實際的人事工作，也使得他在教育部以程天放取代張頤為四川大學校長時，以領袖姿態率眾而起，反對程天放到校，掀起了一場影響很大的風潮。這場風潮既使的高層如蔣介石、張群、陳立夫注意到他，也使延安負責文藝、宣傳的周揚等人注意到他。高層注意到他，是他后來成為中央監察委員，并在1940年代后半期，發表激烈政論，反對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方面如郭沫若、邵荃麟、蔡儀對他進行嚴厲批判的間接原因。所以，1950年代初，他是北京大學進行思想改造中的重點對象。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對于他的學術歷程有一定的界標意義，此前，他的學術主要受主導學術話語之影響，此后，更多地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關注作家學者的人生經歷，有時會有意外發現。這些年筆者研究朱光潛，追尋其蹤跡，發現朱光潛雖然在成都四川大學只待了一年多(1937.8—1938.12)，但此期的生活對他后半生具有重大影響，可以說，他1940年代中后期的卷入政治漩渦，19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遭受超出一般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壓力，他承受改造時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態度，以及后來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都和他在成都的經歷有很大的關系。一般讀者往往只閱讀了朱光潛的代表性著作《文藝心理學》等，就誤以為朱光潛是一個沉浸于超功利審美而不太介入社會現實的美學家。甚至有些研究者也并沒有全面細致地研究朱光潛的所有文本及其人生經歷，就徑直以朱光潛自己所宣言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概括朱光潛1950年代以前的學術。這都與朱光潛的實際學術歷程及具體學術成果有著較大的距離。朱光潛從其開始進入香港大學從事學術活動起，就一直相當積極地呼應時代文化思潮，并較大地受到他所處學術環境的主導學術話語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涉及到他所選擇的學科、學術方式，也涉及到他的一些具體的學術觀點。當然，朱光潛也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追求，并不是完全被動地承受影響，他幾乎總是比較自覺地調整著個人獨立性與主流意識形態、主導學術話語等外在因素的關系，一方面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獨立思考，另一方面獲得主流學術話語甚至權力線歲去英國留學以前)確實不太介入現實政治，但那是和他作為青年才進入社會尚未站穩腳跟而為職業操心的身份有關的，即使如此，他也在浙江春暉中學的學潮中，支持了學生方面，出走上海，與他人一起創辦了承載著他的教育理想的立達學園。在留學英法的八年中，他基本上潛心學術，努力掌握當時歐洲的主流學術話語，他以英文寫作的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標志著他對這種線年回國，他以更符合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中國化西式學術話語的《詩論》初稿，受到胡適的欣賞，聘任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最初幾年，朱光潛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致力于大學的教 學，舉辦文學沙龍，希圖養成良好的文學風氣。1937年，開始主編《文學雜志》，他已經很明顯地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介入當時文壇的文學觀念和文化觀念之爭，對“用低下手腕或憑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言論的自由”之文壇風氣進行了嚴厲的批評。[1]這一年，他與巴金、曹禺及左翼文壇，與梁宗岱、梁實秋等發生了多場論爭，有的相當激烈——還不算魯迅對他的批評。不過此時，朱光潛還是一位書齋學者、教授，
作者簡介：王攸欣(1966?)，男，湖南湘鄉人，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學術史，哲學.
1937年8月朱光潛到成都，最關鍵的變化，是他的社會身份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原來的沙龍學者、教授一變成為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使得他更多地從事實際的人事工作，也使得他在教育部以程天放取代張頤為四川大學校長時，以領袖姿態率眾而起，反對程天放到校，掀起了一場影響很大的風潮。這場
潮既使的高層如蔣介石、張群、陳立夫注意到他，也使延安負責文藝、宣傳的周揚等人注意到他。高層注意到他，是他后來成為中央監察委員，并在1940年代后半期，發表激烈政論，反對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方面如郭沫若、邵荃麟、蔡儀對他進行嚴厲批判的原因。所以，1950年代初，他一度受到司法管制，并成為北京大學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中的兩位重點改造對象之一。而周揚與他的來往，成為他在1957年開展的美學大論爭和中受到保護的一個原因，也是他后來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美學之代表人物在高校美學教育中成為主導流派的重要因素。下面，筆者以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論證這一長期被人們忽視的問題。
1937年6月，因為夫人陳衡哲所寫散文《川行瑣記》批評諷刺四川社會狀態閉塞、生活習俗落后，引起四川輿論不滿，同時由于與地方關系不夠協調等其他原因，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憤然辭職，推薦文學院院長、中國第一位在牛津大學獲博士學位的哲學教授張頤代理校長，得到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同意。于是張頤著力聘請北平著名教授到四川大學。張頤原是北大教授，哲學系主任，與朱光潛有過交往，知道朱光潛學識淵博，甚為欽佩，于是在正式上任之前的6月20日，發電報極力邀請朱光潛任文學院院長，希望能夠在學術建設上有所作為。①朱光潛本來頗為猶豫，但1937年7月，日本軍隊入侵華北，尤其是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華北局勢非常緊張。7月底，日軍占領北平，其時，北大、清華都已放暑假，但下個學期是否開學并無確定日期，且直到8月底，國民對北大、清華等大學一直沒有適當的遷移計劃和安排，并宣示9月份所有教授工資停止發放，因此朱光潛頗為焦慮，同時也考慮到家庭問題——他妻子奚今吾是四川南充人，岳父奚致和是四川著名紳士——而四川地處后方，周圍地勢險要，足為戰爭屏障，相對較為安穩，于是終于決定到成都四川大學就職。8月12日，朱光潛與楊振聲、沈從文等一行，在戰亂中南行，途經天津、青島、濟南、南京，一路風塵，擔驚受怕，倍歷艱辛。到南京后，朱光潛獨自西行，奔赴四川成都，就任文學院院長，并兼歷史系主任。這一次赴蜀，離開了他已經熟悉、認同的京派文學圈，也離開了以胡適為中心的代表著當時主導學術話語的自由主義學術群體，這種中國化西式學術話語一方面是朱光潛已經習慣并熟練運用的，但另一方面，一直對朱光潛心中存在的對于中國文化傳統和審美傳統的依戀之情又有所壓抑和規訓。所以，這一次離開，對朱光潛在四川發生的學術和文化轉向實際上發生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他在四川期間和新儒學的一些師友如馬一浮、熊十力、賀麟、劉永濟、錢穆等人的交游，促使他在文化資源的取向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原來他主要直接以西方化的學術話語介紹西方文化學術成果，1940年代他更多地傾向于從中國傳統文化發掘精神資源，寫了《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統的基礎》《陶淵明》等論文。
朱光潛一旦決定就職，就相當投入。首先就是加強文學院的師資力量，敦促張頤已經聯系的清華大學心理學教授葉麐應聘教育系主任，另外聘請了他的武昌高師同學、老朋友——語言、歷史學家徐中舒到歷史系任教授，聘請他在北平慈慧殿三號自己家中主辦的文學沙龍“讀詩會”中的常客羅念生、周煦良、卞之琳和顧綬昌等到外文系任副教授或講師，大大增強了川大文學院的力量。②朱光潛也積極配合校長管理 全校工作，張頤也委以重任，讓他擔任了四川大學總共十六個委員會中十三個委員會的委員，并任出版委員會、《國立四川大學學報》主編和圖書委員會 常委。
朱光潛到成都，和才來成都的其它年輕人如卞之琳、何其芳一樣，感覺到這里風氣相對閉塞、文化氣氛比較沉滯，于是在何其芳的提議下，與卞之琳、方敬、羅念生、謝文炳等一起創辦了一個小型半月刊《工作》，卞之琳主編，何其芳主稿，每人輪流出印刷費，宗旨是“宣傳抗日戰爭和支持社會正義”，③希望能影響四川風氣。當時何其芳、方敬、卞之琳等思想上都有同情延安的傾向，且何其芳、卞之琳不久后都曾前往延安。朱光潛在《工作》雜志上發表過幾篇文章，其中《露宿》就是記敘自己的逃難歷程，控訴日本侵略者。《再論周作人事件》則是以他對周作人性情的了解，并通過常風最近談及周作人生活情況的來信，為周作人辯護，認為周作人當時尚未投敵。在成都，尚沒有過這種性質的刊物
朱光潛在川大僅僅呆了一年多的時間，易長風潮就起來了。風云際會，朱光潛成為此次風潮的領袖人物，第一次參與爭取學術自由的權力和政治派系之 爭。 張頤作為純粹的學者，代理校長職務，致力學術、廣攬賢才，使學校順利發展，但并沒有主動融入到官僚體制中去，尤其沒有疏通與新任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的關系，陳立夫作為的黨務專家，試圖加強大學的黨務工作和對學校的控制，于是任命才從中國駐德大使退下、號稱“四大金剛”之一的cc系政客程天放為四川大學校長，取代張頤。這與朱光潛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教育理念沖突，再加上朱光潛與張頤關系甚好，頗為他抱不平，于是他聯合理學院院長魏時珍、農學院院長董時進，舉起教育自由、學術自由的旗幟，聯合致電重慶行營主任四川人張群，請求中央收回成命，電文由朱光潛主筆：
頃見報載，川大校長于學期中途無故變動，校務進行極感困難。校內群情惑然，擬請我公顧念桑梓，婉致當軸，暫緩明令發表，用維教育，而息流言。④[3](257)
又召開教師大會，主張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收回成命，并發表公開宣言，反對程天放到校，會議推舉朱光潛起草宣言，朱光潛也不推托，以他如椽之筆，揮灑他擅長的古文：
四川為今日抗戰后方重地，四川大學為今日全國僅存之完整的最高學府。人事進退，匪僅關系一校，實為抗戰全局視聽所系。自更換校長之[消]息披露于報端后，同人等服務川中，與聞較切。除已陳電當局，請即收回成命外，茲特以所見為全國關心教育之人士瀝陳之。大學作為高深學術人才之，學術理想貴在保持自由獨立之尊嚴，遠離潮政之波蕩，研究工作，尤需環境安定，不容輕易更改。歐美各國對于大學校長人選，必求其學術精深。一經任命，決無無故紛更之理。今加以撤換，使全校師生研究工作，頓受影響。后何人尚肯實□人□，此同人等所認為不可者一。后方教育事業于政治、軍事、社會一切設施□□□□關，當抗戰前途千鈞一發之際，后方人心之安定，實為首務。川大自抗戰以來，全校師生對研究學術之外，努力救國工作，尚無愧于。今于全校無問題之□，忽生翳問題，風聲所播，竊恐人存觀望，影響一切事□，有礙抗戰工作，此同人所認為不可者二。興亡，系于士氣。養士之（來）道，節操為先。近年以來，從事政治活動者，往往排斥異己。世風日下，國亦隨之。為校長自宜獎勵學術，專心教育，人格皎然者，然后足為青年師表。今必欲去潔身自好之學術界先進，流弊所及，影響士風。此同人等所認為不可者三。以上三點，為同人等共同之認識，為今后進退之標準。事關教育學術前沿，揭諸國人，以求公論。[5]
宣言義正詞嚴，重點落在學術界不容以政治排斥異己、以無人格的政客取代純粹的學者、影響士風上。簽名者以朱光潛領頭，包括魏時珍、董時進等共56名教授。因為朱光潛領導了這場風潮，既引起了陳立夫的關注，也引起了的關注，朱光潛致信當時已經到了延安的何其芳和卞之琳，表示要去延安看一看，[2](147)而沙汀和周文也把朱光潛在拒程運動中的情況報告延安方面，延安文藝界負責人周揚即寫信給朱光潛，邀請他去延安參觀，信到時，朱光潛已離開成都到了樂山武漢大學，因此未成行。⑥但時任四川大學教務長的孟壽椿與張頤不睦，迎接程天放主校。陳立夫為維護和自己權威，電令張頤服從政令，移交校長職務，并且責成他導正教授，勿使學校前途發生不良影響。另一方面，派人調查拒程人員的政治背景。張頤接到以教育部名義發出的電令后，批示各院長及全體教員知曉，電令的命意和措辭激起教師們憤怒。
朱光潛等人召集教師集會，朱光潛，在會上慷慨陳辭，痛斥陳立夫專橫顢頇，蔑視大學教授人格，主張全體罷教，以示抗議，同時發動成都本地士紳掀起反程運動。會議贊同罷教，并再次公推朱光潛草擬罷教宣言和駁斥教育部電文。朱光潛連夜寫就罷教宣言和致教育部電，宣言強調教師的人格尊嚴： 題，同人前為維持學術尊嚴，陳述意見，公諸社會。頃由張校長轉到教部來電，謂為出位干政，敗壞學風，并謂校長有導正之責。披覽之余，不勝駭異。竊同人以學術界之人談學術界之事，何為出位干政？同人在校并未制造派系，利誘生徒，何為敗壞學風？院長、教授皆由學校禮聘而來，與校長不過暫時賓主，迥非主管僚屬之比，何得言受其導正?!教部之電，實屬不明體制，蔑
此聲明一方面顯示官僚體制漠視教授人格，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當時的教授還敢于昭示自己的獨立人格，亦屬不易。駁斥教育部的電文朱光潛更費心思，說理也更加充分，主要為反對官僚主校，主張學術獨立，甚至直接指斥教育部無事生非、擾亂抗戰，有害于抗戰時期的利益，顯示了朱光潛以四川大學同仁為后盾的獨立立場：
查本大學更動校長問題，引起校內校外重大糾紛。所有經過情形，大部容或未能盡悉。“勿使學校前途，發生不良影響”，具見尊重學術，維護教育之意。同人等敢不將事實真象及所持理由，為大部一詳陳之：
竊大學校長地位，與普通行政官吏不同。進退黜陟雖由，而其道德學問必為社會所公認，而后可以為人師表。故有任免之權，而社會實司其選擇之任，非可純用政治權力，強之服從。使學術界教育界人士，一切如小吏之于長官，奉事惟謹而已也。故歐美大學校長，多行推選之制，其尊重學術，因而推崇大學教授地位，不以尋常法令格之，意其盛也。今推選制雖不行于吾國，然大學教授對于校長問題，自述其意見，以為本身進退之標準，而乃謂之出位干政，豈普通，出處進退自由，一經置身國立大學，遂為赫赫威令所剝奪乎？此同人所不解者一也。
大學教授有發展文化領導社會之責。平時在既定國策之下，自由講學。遇多事之時，無論政治法律外交，乃至國策之修正，或受咨詢，而發抒讜言，或自陳所見，以供社會采擇，皆為國法之所容許，賢明之所樂受。漢制，博士與九卿、中二千石會議大致。君主時代，猶且重視學術人才如此。即在近年，如上海十教授之本位文化宣言，及最高領袖所召集之廬山座談會，教育問題之外，大學教授尚可自由發表主張，況對于任用大學校長之標準，陳述意見，公諸社會，無觸犯忌諱之辭，無牽涉私人之語，尤無所謂阻撓行政用人之意，何得目之為出位干政？此同人所不解者二也。
且以學術所得貢獻政治，則政治可期改善；以政治之力束縛學術，則學術日就衰敗。故欲保持學術之尊嚴，但于既定國策之下，不使有擾亂政治之行，此外，不以政治手段干之，不以派系私意行之。所以然者，懼其以勢利而亂學術之公是公非也；懼其使學生懾于威武，誘以利祿而隳其節概也；懼政治權力，利用學術，以惑亂社會之視聽也。而大學校長之唯一選格，必其學術湛深，操行純潔，為學術界教育界所推服而不營營于政治活動者。若其人具政治長才乏教育興趣，而以之為大學校長，非用違其長，則別有用意。二者無一而可。知其不可，而曰此命令也，服從之而已，是則非大學教授所宜出也。大部以同人此舉為敗壞學風，不知敗壞學風之責，究應誰屬？此同人不解者三也。
校長之于教授，非如長官之于僚屬。聘任之始，自當慎重人選，既聘之后，則當盡量使之發抒其學術能力與主張。又當尊重其人格與地位，不容干涉其個人言論行動。此次同人發表宣言，動機純潔，不受意于任何要人，不就謀于任何黨派。況在張君，自有志趣，豈同人所得而□制之？而同人所欲為，又豈為校長者所得而約束之？校長非尊官，同人實否認其導正之權，而大部以此責之張君，此又同人所不解者四也。
又大部電中□目同人為少數院長教授。查本大學設文理法農四學院，院長四人，教授八十余人。列名宣言者，朱光潛、魏嗣鑾、董時進三院長也，林思進等七十余人，皆教授也。大部有案可查，其不為少數甚明。此則事實真象，大部或為人蒙蔽，而未能盡悉，尤不能不為大部鄭重聲明者矣。
要之垂危，至于今日，我最高領袖之宵旰勤勞，全國人士為之艱苦奮斗，只為民族生存，爭最后之勝利而已。語曰：“白刃在胸，目不暇瞬。”我宜多為有利抗戰之舉，少做后方不必要之事。如學年中途，而更張平靜無事之大學，同人所謂不必要者也。惟大部慎重權衡而措施之，幸甚！全國教育幸 甚。[3](261?262)
但教育部長陳立夫，并沒有想要尊重民意，不僅通過各種手段，分化教授陣營，并深入調查參與風潮者的政治背景和人際關系，以關注他們的動向。總之，權力不顧民情，使程天放強行到校任職。朱光潛又擬就致蔣介石等人電：
教部立言失體，致激動公憤，演成罷教。……現在新任校長程天放未約定交代日期，竟于梗日到校，劫奪印信，強為接
。內外嗤鄙，紛擾益甚。竊念川大易長問題，教鈞座維護教育，尊重學術，歷年對于川大扶持獎掖，尤具苦心。無非為培養士風，為民族闡揚文化。復興之效，實基于是。今此完整之大學，忽亂清寧之學風，推演所屆，將使士類蒙羞，群情沮喪。上負藎猷，下泱民志。國難當前，豈宜有此？光潛等身居大庠，出處進退自有節度。惟事有關學術消長，事業興壞，與夫鈞座所兢兢愛護者，公正發憤，義不容已。近日默察情勢，深知程天放不洽輿情，恐難繼任。似宜別簡學行俱優，聲望素孚之士，接長川大，以慰士林之望，以系川人之心。不揣冒昧，敢舉所知如胡適、李四光、任鴻雋、王世杰、陳啟修等學術湛深，行誼端正，物望所歸，足備斯選。鈞座領導全民，盡瘁，素以汲引人才為重，敬乞一言主持，俾后方安定之。大學得復常軌，不特蕓蕓學子沾被大德，全國學術前途實利賴之。[3](265)
再次反對程天放任校長。實際上，朱光潛等對蔣介石抱有的幻想是不可能實現的，蔣介石首先考慮的是權力的威嚴問題，而決不會是學術獨立、文化建設的問題。所以，蔣介石反而責成四川軍政當局，協助程天放到任主持校務。拒程沒有成功，朱光潛、張頤只好立即打點行裝，敗走遷移在嘉定樂山的武漢大 學。⑦這次風潮，朱光潛出演了悲劇主角——這個角色表明了朱光潛決不只是一個看戲者，而且他之出演主角是和他的社會身份的變化有密切關系的，甚至與個人利益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從中也可看到，朱光潛并不是一個如一般讀者和研究者所了解的，似乎總是沉浸在超功利審美中的學者，而是一個敢于介入現實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事實上，接下來的幾年，朱光潛更激情地介入了具體的政治斗爭，包括在樂山武漢大學的再次拒程運動，在北京大學時期發表反對的政論等。到武漢大學兩年以后，因為多種原因，朱光潛出任教務長，不僅更多地介入各種人事調節，同時在學術上也轉向更多地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資源⑧[2](148)。因為他的學術影響力，也由于他的文化和政治傾向，朱光潛在1940年代先后成為青年團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等，對組織的持嚴厲的批評態度，對內部的腐敗也痛心疾首，提出改造的方案，這些都影響了朱光潛后來的學術和人生歷程。而成都可以說是朱光潛積極介入具體的人事和政治斗爭的起點。 成都的經歷可以部分地證實筆者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對其學術人格的論斷，但因這段經歷，主要不是學術經歷，朱光潛在此期間，也沒有具體學術成果，所以又不能全面證實這一論斷：
總的說來，朱光潛以積極入世而非出世的精神，密切關注且積極感應時代文化思潮，在學術歷程的每一個階段，都努力介入主導學術話語，卻盡力保持著與意識形態話語尤其是權力話語或遠或近的距離——這種距離往往由權力話語的強制性程度所決定——他或自覺或下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個人情感、個人話語與時代學術大環境以及所處學術小環境的關系，同時，也著力表現出在主流學術話語框架內的獨立思考，由此而獲得相對獨立的學術價值和相當程度的主流學術話語的認可。在學術人生歷程中遭遇挫折時，他能以相對超脫的態度和較為柔韌的個性，執著于不背離主流話語的學術追求。在人生踐行中，他對個人權力與利益較為超脫，但也積極介入各種論爭甚至人事、政治派別的斗爭。“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或許確實是他的人生理想，卻并沒有充分地顯現在他所做的入世事業上。朱光潛學術上略為欠缺孤行獨往，一空依傍的精神特質。在筆者有限的見識范圍內，沒有看到過任何人對朱光潛學術人格作出類似概括，而我認為，這是把握朱光潛每一次學術選擇甚至人生選擇的非常關鍵的精神特征。[9]
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及其后效讓人感嘆，一個學者進入行政體制后，對其學術歷程可能發生始料未及的影響。當然，就朱光潛而言，筆者認為盡管這一經歷影響到他的學術選擇甚至政治選擇，使他更緊密地感應于時代潮流和主流意識形態，對他的學術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他作為一個有建樹的學者，自有其學術根基，他也多少在尋求自己的相對獨立性，而避免使負面影響完全摧毀其學術，還是有值得敬重欽佩的一面。這對于一般沒有他那么深厚功力的學者而言，是很難的。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進入權力體制后的學者，往往就會按照體制本身的邏輯去思考問題，去調整自己的價值標準，甚至還不容易達到朱光潛那樣的獨立程度。應
該說這初看上去有其理由，甚至可以說理由很充分，有時甚至似乎是不得不然。但這很可能背離了人文學術的根本價值。筆者認為，人文學術和主流體制的目標是很不一致的。人文學術之價值一方面是更深透地認識人性和社會，另一方面又是通過其相對超越的立場，超越既有體制的局限，對社會根本性的利益分配及整個社會關系作出相對公平的調節——也就是建立一種超越特定的社會權力話語體系的立場，對于社會利益和人際關系作出調節。所以這實際上就是所謂人文學科的無用之大用，也是盡管現代社會完全功利化，但人文學科還是能夠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因為中國現代文學本身以及學科的傳統，在理解人性和社會這方面應該說是做得相當好的，已經影響了整個社會，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在超越性方面做得還是不夠充分，可能學科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樣一種作為人文學科根基的最重要的價值根源。當然，這也是現在學界的普遍問題，其他學科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甚至更嚴重，相當一部分學者，一旦進入權力體制，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在現有體制的框架內考慮學術標準、追求目標的問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不一定比其他學科差，筆者只能呼吁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同行應該更多地在這方面努力，才能建立更好的學術發展良性循環的機制。這不僅涉及到現有學術水平提升的問題，也涉及到現代文學學科在現有學科體系中的價值問題，更涉及到下一代的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培養問題。一個學科要對中國當代社會有所貢獻，獲得社會影響力，應該在這方面下功夫。一個學者也只有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建立穩固的根基，才可能真正做到不為權力體制所左右。
① 為了讓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文學院長胡適支持朱光潛到川大，張頤專門寫信給他們，希望他們幫助勸說朱光潛去川大到任。原信如下：“孟鄰適之學長兄鑒：近常以歡[引者按：當為勸]挽叔永[按：任鴻雋字]一事，電函相擾，其結果乃遺大投艱于弟身。辭川大同人所許，擔任又恐力有所不勝，惟有央懇諸公鼎力維持而已。弟昔年在廈，蔡先生曾慫恿北大同人赴彼幫忙，此次想亦同此態度。兩公意態固絕不至與蔡先生相抵牾也。昨曾電邀朱孟碩[按：當為實]兄來此擔任文學院院長。弟于孟碩平時雖極欽佩，然晤聚時間卻不甚多，務懇請兩公極力為我勸駕，弟在此倘以無人相助而塌臺，亦非北大之榮事也。此頌 近祺 弟張頤再拜”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4卷，第29?30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從信的內容來看，張頤完全是從學術而非私情出發請朱光潛的，他也希望蔣、胡發揚蔡元培精神，不阻撓而支持朱光潛到川大。
② 關于朱光潛聘請卞之琳、周煦良等人，可以參看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人尚性靈，詩通神韻：追憶周煦良》等文。關于朱光潛聘請卞之琳、周煦良等人，可以參看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人尚性靈，詩通神韻：追憶周煦良》等文。
③ 卞之琳《何其芳與<工作>》，見《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85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方敬《意氣尚敢抗波濤——憶朱光潛先生》，也提到該刊“其宗旨是宣傳抗日戰爭，揭示大后方陰暗側影，抨擊時政弊端”，見《朱光潛紀念文集》，第21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原載《新民報》（成都版），1938年12月16日。轉引自王東杰博士《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第257頁，三聯書店，2005年版。該書史料詳實，本文關于朱光潛在川大拒程運動中的經歷，除了參考了朱光潛自述、方敬《意氣尚敢抗波濤——憶朱光潛先生》、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與其它回憶文章外，主要參考了該書，在此特致謝意。這些宣言《朱光潛全集》失收，因此不避繁冗，一一轉錄。
⑦ 據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回憶，朱光潛與挺程派達成了妥協，“一方面不拒新校長，一方面不許動全校人事”。這一說法，并不能掩蓋實質上的失敗。卞之琳本人因為到過延安，不久就被四川大學解聘。 盡管極力反對教育部長陳立夫對程天放的兩次校長任命，但陳立夫經過調查權衡，頗為籠絡朱光潛，在朱光潛任
武漢大學期間，破格禮遇，特邀他到重慶晤談，并且經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推薦，同意任命朱光潛為武漢大學教務長，把朱光潛拉入，推舉為青年團中央委員，讓朱光潛在《中央周刊》上發表文章。仔細體會朱光潛當時的文章和學術轉向與陳立夫破格禮遇的關系，筆者認為這很可能是朱光潛后來卷入政治漩渦的相當重要的一步。
本文來源網絡由中國學術期刊網（www.qiangmiba.com)整理發布，本站轉載的內容出于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立即進行刪除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