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民主觀念把民主等同于多數人的統治，這種主張多數統治的民主理論在當代又被稱為“多數主義民主”。英國式兩黨競爭、“勝者通吃”的決策模式和權力集中的政治制度自產生以來就被視為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典型代表，備受西方學者的青睞。然而，隨著當代民主理論研究的推進和民主實踐的發展，多數主義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之間不僅出現了矛盾還產生了脫節，引發了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危機；同時，把民主直接等同于多數統治被認為是錯誤的觀念而且已經對民主的實踐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由此。一種旨在改變傳統民主理論學科中心的錯誤認識，主張終結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呼聲逐漸成為當前政治學界尤其是民主理論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
近代以來，有關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爭論始終占據著民主思想史的核心領域。隨著古希臘城邦的衰落、近代民族的興起，直接民主逐漸被代議制民主取代。然而，從直接民主轉變為代議制民主只是民主改變了形式，作為民主的核心，不論它是由公民直接決策還是由代表替選民決策，決策結果所體現的公民訴求的廣泛性都是衡量直接民主和代議制民主民主程度的重要準繩。民主決策代表性的差異反映了不同的民主決策模式在民主品質方面的差異，這就意味著民主絕不應當只反映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多數統治規則只是民主決策方式的一種而已。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民主機制中不同的決策過程對民主后果的影響缺乏深入而認真的探討，從古至今，但凡主流的民主理論家都簡單地把民主等同于多數人的統治。
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古希臘民主的本質就是“政事裁決于多數人的意志，大多數人的意志就是正義”，民主政體之下的決策之所以由多數做出，少數服從多數，是因為“平等是民主政體的至上法則”。當城邦是由普通公民而不是由那些具有超凡德性和能力的政治人物來執掌的時候，多數人的意見紛爭有可能使城邦政治陷入黨爭，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質疑普通公民的靈魂會與單個的賢人差別多少，因此民主政體下多數人的判斷在一般情況下總是比少數人的判斷更加明智，同時，多數人比少數人更不易于腐敗，就如同大量的水更不容易被少量的水污染一樣。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也把民主政體描述為多數人統治的政體，以區別于那些由少數人統治的寡頭政體和貴族政體。
盡管近代民族的興起使城邦式直接民主成為歷史，使代議制民主成為現代民主的常態，但是不論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少數服從多數依然是民主決策的基本規則，以至于民主又被等同于“多數統治”。近代的霍布斯、洛克、盧梭、托克維爾和約翰·密爾等人都是從多數人統治的角度來理解民主的。霍布斯在翻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時候就直接把修昔底德對民主的描述譯成“the rule of majority”。而在霍布斯本人看來，“如果全體中的大部分被認為是包含了所有個別的意志，或者說所有個別的意志服從于全體中的大部分的意志，這就是民主。正是在這樣一個民主中，全體或者全體中的大多數自愿地組織起來充當主權者。”洛克和盧梭表達了與霍布斯相同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政治社會建立在全體一致的基礎之上，但是政治社會的運作卻無法總是滿足全體一致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就是必要的。盧梭曾指出，“除去原始契約之外，投票的大多數是永遠可以約束其他一切人的。……每一個人在投票時都說出了自己對某個問題的意見，于是，從票數的計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在無法達成全體一致的情況下，“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數之中”。在盧梭看來，當公民意見出現分歧的時候，針對議題所進行的討論越廣泛，那么多數所囊括的公民數量就越多，也就越接近全體一致，少數的數量就越少；而當所涉及議題需要迅速解決的時候，只要有一票的數量差別就足以劃分出多數和少數，進而使少數服從多數，因為多數本身就是公意。
托克維爾亦把民主理解為多數的統治。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民主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多數統治，“民主的本質，就在于多數對的統治是絕對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誰也對抗不了多數。”在托克
維爾看來，多數的統治可能帶來多數人對少數人權利的侵犯，進而導致多數的，但多數的統治并不意味著多數必然會對少數實施，多數統治與多數并不是同義詞。因此，對無限的多數權威導致的多數的批判并不能否定民主就是多數統治的事實，作為民主的本質，“一切權力的根源都存在于多數的意志中”。與托克維爾處于同一時代的約翰·密爾深受托克維爾民主思想之影響，在其自傳中，密爾曾坦陳他對于民主政體的偏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托克維爾向世人所展現的美國民主之光輝。在《代議制民主》一書中，密爾把代議制的民主看作是理想的形式，但是與托克維爾一樣，在密爾看來，在個人自由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代議制民主依然應當是多數的統治，其決策規則依舊是少數服從多數，因為“由人數上的多數掌權比其他的人掌權較為公正也較少危害”。
在當代，一些著名的民主理論家如加拿大的麥克弗森(crawford maepherson)就是從多數統治的角度理解民主的。安東尼·阿伯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在其頗具影響的《民主》一書中直截了當地指出民主就是多數的統治。在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波洛克(j.roland pennoek)看來，不管是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民主實際上就是多數的統治，因為“多數統治的原則長期以來就是民主的本質所在”。美國保守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威廉·薩弗里(william satire)和南非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喬·斯洛弗(joe slovo)進一步回應了波洛克的觀點，在當代主張多數統治的民主理論中最具代表性。在對南非的民主進程所作的評論中，薩弗里認為，民主的要義就在于人人平等，具體而言，就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one vote)，總而言之，民主最終是多數人的統治。為了更有力地申明自己的觀點，薩弗里甚至認為某一政體只要是民主的，就無法拋棄和反對多數統治的規則。斯洛弗的觀點則更加簡潔有力：“我們不需要再玩弄文字游戲了，民主只有一種，那就是多數人的統治。”
由此可見，在主流的民主思想史看來，每當公民之間、公民代表之間的利益訴求不相一致的時候，哪一方或者什么人應當獲得最終決策權以及決策最終應當體現什么人或者哪一方的利益?針對這一疑問，自古以來占據統治地位的答案就是“人民的多數”(themajority of the people)。在古希臘城邦直接民主制下，各級公共權力實行集體領導，在做出決定時，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在代議制民主中，人們 權力應當掌握在多數人手中”，只不過這種多數以代表大多數選民的“多數代表”的形式反映出來。由于從古至今，大凡主流的思想家都是從多數統治的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民主的，因此這種主張少數服從多數、多數獲勝就意味著勝者通吃的民主體制又被稱為“多數主義民主”。
“范式”(paradigm)理論最早是被庫恩用來解釋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中的科學革命和觀念變革現象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的學者在構建自身的理論體系時都談到了庫恩的范式思想，政治學界也不例外。在庫恩看來，任何一個處在發展周期的起始點上的學科或者科學都是尚未形成科學范式的科學，也就是前科學階段。在這一階段，各種理論和假說互相排斥，沒有哪一種理論占據統治地位。“在任何一門科學的早期發展階段，不同的人對同樣一些領域的現象，盡管未必都是同樣的一些具體現象，卻會做出全然不同的描述或解釋”。㈣
科學發展的第二階段是范式形成并處于統治地位的時期。當一門科學經過努力產生出具有代表性的科學成就并且被科學團體所承認時，就會形成以這些科學成就為基礎的理論研究范式。這一時期的科學也就成為常規科學。所謂常規科學就是嚴格根據一種或者多種已有的科學成就所進行的研究，某一科學共同體承認這些成就并將它們看成是在一定時期進一步開展研究的基礎。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發展是受到限制的，因為一切活動都是在范式指導下進行的，科學研究就是運用范式去消除疑點，解決問題，因此“常規科學即解難題”。在庫恩看來，常規科學積極的一面是使研究易于深入，其消極的一面是把科學研究限定在既成的狹小范圍內，當出現反常時就會阻礙科學的進步。
科學研究周期的第三個階段是科學革命時期。當原有的范式無法解決新的難題的時候，反常就會出現，創新的要求就會形成，各種意在解決新的難題的新的理論就會被不斷地創造出
來。這就意味著原有的科學理論范式出現了危機，新理論的出現標志著占統治地位的范式已經變形，舊的范式越來越無法應付日益增多的反常，更換舊的科學范式的時機來到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危機階段，一些固守舊范式的科學家往往不承認舊范式的過時，而是認為有些人不會應用現成的范式來解決問題。因此，推進科學發展還需要創新者本身的努力。
科學發展周期的第四個階段是一種范式取代另一種范式的革命時期。科學革命是在原有的范式陷入危機之后出現的，從危機到革命是一個不平穩的累積過程，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科學革命是科學家世界觀的改變。“當范式改變時，這個世界本身也同它一起改變”。在庫恩看來，科學就是在這樣一次次的往復循環中不斷走向前進的。
民主的多數統治論即多數主義民主完全符合庫恩的“范式”概念，這一分析框架已經得到許多主流學者的肯定。當代著名的比較政治學家阿倫·李普哈特認為多數主義民主及其原則完全符合托馬斯·庫恩(thomas s.kuhn)所講的“范式”特征。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庫恩指出，所謂“范式”，其基本內容應當被理解為一個學科內范圍最廣的共識單位，同時，以特有的觀察角度、基本假設、概念體系為理論工具，形成一個科學社會學意義上的理念共同體，表示這一學科領域中的科學家看待和解釋學科現象的基本方式在這一學科領域中是被普遍認同的，而多數主義民主理論本身長期以來一直就是政治學有關民主的一套自成一體的概念、模式和方法。在李普哈特看來，傳統觀念把民主等同于多數統治并把威斯敏斯特民主確立為代議制民主的典范，表明多數主義民主仍然是當今政治學界占據統治地位的“常規范式”，該范式以英國為代表，具有十個具體的制度特征：①行政權力集中在一黨微弱內閣手中；②內閣受議會多數派政黨的支配；③兩黨制；④選舉制度采用多數獲勝制；⑤自由競爭的多元主義利益集團制度；⑥單一制集權化；⑦單一議會中的立法權力集中；⑧單一議會多數通過即可修改的柔性憲法；⑨司法審查的缺失；⑩依附于行政權力的中央銀行。
英國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自產生以來就普遍被視作既體現了代議制政治的特色，又符合多數統治的要求，因而被世人看作是代議制民主的典范而備受推崇。美國前總統、著名的政治學家伍德羅·威爾遜就曾對威斯敏斯特民主推崇備至，他曾極力主張廢除美國的總統制，代之以英國的議會制。時至今日，學界大多從事政治學研究和民主類型研究的學者對英國的多數主義民主模式依舊難以割舍；而在民主實踐領域，多數主義民主模式早就已經成為除了英國之外的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英國在亞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前殖民地普遍采用的民主體制。威爾遜曾在1884年預言，以英國為代表的多數主義民主模式將是未來“世界的潮流”。而許多發展中和新興民族也正如威爾遜所言，在建構獨立民族、建立和完善民主政體的過程中都熱衷于把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多數主義民主模式作為學習、模仿和移植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理想樣板。
然而，遺憾的是威斯敏斯特多數主義民主在20世紀民主化進程中的迅猛擴展對新興的尤其是那些存在顯著分裂的多元社會建設穩定民主制度的進程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競爭—對抗”、“勝者通吃”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原則不僅沒有給這些帶來他們長期希望的民主和穩定，在東南亞，多數主義民主模式帶來的是政局動蕩，在一些非洲，多數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競爭甚至最終演變為種族復仇和屠殺。理論和現實的雙重檢驗使多數主義民主面臨深刻的危機。
首先，多數主義民主面臨的首要挑戰來自于“多數”概念本身。民主長期以來就被想當然地認為是多數人的統治，然而，僅從思辨的角度分析，就可以發現“民主=多數統治”的等式是缺乏理論檢視的。當代著名的民主理論家薩托利為詮解多數統治的“悖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在薩托利看來，多數統治的悖論首要地在于“多數”這個概念本身既多變又模糊，于是，“多數原則”在很多時候并沒有被確認為精確的“超50％的絕對多數”或者某種具體的、有專指的“多數”。對此，薩托利曾指出，如果對“多數”概念進行詳解，那么我們至少會得出三種不同的形式：①絕對多數(qualified majority)，一般指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
數制；②簡單多數(simple or absolute majority)，例如50.01％的多數，即過半數原則；③相對多數(relativemajority)，多數數額少于50％。這三種形式的多數盡管數量不等，但卻均可冠之以“多數”之名，而薩托利對“多數”概念的解析表明，所謂多數概念實際上是一個游離于相對多數和全體一致多數之間的變量。對此，李普哈特認為，“如此寬泛易變的多數概念顯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以薩弗里和斯洛夫為代表的當代 義民主理論家所謂之‘多數’實際上指的是過半數的簡單多數制，但是在他們把民主等同于多數統治的時候，卻并沒有意識到‘多數’會存在如此寬泛的形式。”因此，用一種不確定的“多數”冠名一種民主模式顯然會因為“太寬泛而失去意義”。
其次，正如多數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假定他們的“多數”概念是明確的“半數加一”之多數或者簡單相對多數，然而即便如此，“多數裁定在現代中也并不多見”。如果粗略地衡量一下現代民主，就會發現，當代民主政體中非多數裁定原則的制度占據了絕大多數，因為聯合內閣、多黨制、比例代表制、兩院制立法機構、司法審查和聯邦制等等這些制度要比威斯敏斯特模式的民主制度更為常見，“少數服從多數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例外的情況，而不是一種規律。”在當代典型的民主中，實際上只有新西蘭和英國可以被確切地稱為多數主義民主，而所有的其他民主都與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模式相去甚遠，而且，當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新西蘭和英國的民主時就會發現，實際上英國和新西蘭也并非理想的多數主義民主模型，因為這兩個的體制中也存在著大量并非純粹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設計。以英國為例，面對北愛爾蘭日益嚴重的分裂傾向，在英國的政策中，全體一致型民主的因素正在日益增強，因為除了下議院外，北愛爾蘭所有的選舉都實行比例代表制，以求建立廣泛的聯合進而把新教徒多數派和天主教少數派都包括進去，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英國整體韻政治制度，“使英國的兩院制立法機構偏離了純粹的少數服從多數型民主”。而在新西蘭，選舉制度中對毛利人席位的法定預留制度使新西蘭也偏離了純粹的多數主義民主模型，因為如果按照純粹的多數統治原則，毛利人是沒有機會獲得代表權的。
在實踐領域，多數主義民主同樣表現為一種“悖論”：多數統治論者常常把英國和新西蘭掛在嘴邊，把它們作為多數主義民主模式的理想范式，但是如果把多數統治的理論原則與多數統治在這兩個的實踐相對比，就會發現大凡多數主義民主的“多數”實際上都是名不副實的，獲勝的所謂多數，實際上代表的只是少數公民。從英國和新西蘭自1945年和1954年以來的選舉數據來看，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下，“勝利”的政黨獲得的票數從來就沒有超過總票數的一半。因此，僅從多數統治“最為重要”的原則與其實踐的對比來看，“即便是英國和新西蘭也不能被認定為是多數主義民主的好榜樣”。多數統治原則在概念上的不確定以及在實踐領域中的反差表明這一范式卻面臨越來越多的“反常”和日益嚴重的“危機”。就多數主義民主范式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所產生的“脫節”來看，多數主義民主的支持者認為所謂的脫節無非是一些小小的例外而已，這些例外并不會對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有效性形成威脅，長期以來多數主義民主范式之所以如此廣泛地被人們接受，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簡單明了，因而也就美妙而具有魅力。具體而言，一些小小的例外僅表明民主決策的方式可以根據有關問題的重要性和急迫程度而在多數同意和一致同意的范圍內變化，而一致同意本身就是多數，同時在很多情況下一致同意無法實現，因此，多數統治的民主概念就顯得簡單得多，而且更有吸引力。然而多數統治的反對者卻針鋒相對地指出，典型案例的“反叛”說明理論矛盾的出現并不是小小的例外，而是范式發展過程中嚴重的反常現象，因為在庫恩看來，脫節發展成為反常現象，就不能繼續被當作例外而隨意解釋甚至干脆視而不見，嚴重的反常現象的出現昭示著一種不完善的范式正在衰退，隨后，一場“科學革命”必會將其推翻。
許多學者很早就已經注意到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衰退，而且作為該范式反常的現象早在20世紀70年代自由主義民主本身面臨危機之時就已經初露端倪，而到20世紀90年代，許多學者都發現以威斯敏斯特民主為藍本的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回流總是歷
多年，其間不乏眼光深邃、視角獨到的政治學家把新興民主的民主失敗以及數次民主化進程的回流與威斯敏斯特多數主義民主的固有缺陷聯系起來，并對威斯敏斯特多數主義本身及其普世化假定展開頗有影響的批判。原國際政治學會和美國政治學會李普哈特就曾指出，“就多數統治的理論與實踐而言，無法不將其脫節現象視為突出的反常現象。”居伊·埃爾梅(guy hermet)在回顧了二戰以來全球的民主化進程后指出，自1945年以來，“人們以為自由選舉和代議制一定會給地球上的所有人帶來幸福。這種感覺也使人們再度申言：以多數和少數——請注意，這一民主原則強調多數和少數二者會相互轉化——之間變化不定的競爭為基礎的多元政治制度，可以原封不動地移植到外國，在新的國度，百分之百地按照其本來的模式維持下去。這種簡單的思維方式實在令人深惡痛絕。……在對代議制政體(威斯敏斯特民主)的拙劣模仿中，人們看到了形式上模仿的令人生厭的面孔——實際的寡頭獨裁——它在南歐，并正在拉丁美洲、曾經的菲律賓和幾個非洲使民主信譽掃地……因此，認為某種模式可以變通，或實際上拋棄所有模式而承認有可能出現新的、有獨創性的民主形式，是完全合理的。”
盡管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檢視表明對多數主義民主范式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為什么多數主義民主范式依舊表現得那么頑強而沒有被推翻呢?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多數主義民主在政治學界擁有一批勢力強大的支持者，遺憾的是這種勢力卻被用來支持一種想當然的、未經檢驗的、錯誤的理論假定——民主就是多數統治。具體而言，全世界都在推進政治學理論和實踐的進展，而政治學在英國和美國最為發達，以至于來自西方包括英美學界和非西方的一些政治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學已經被英美學界所控制，20世紀的政治學界到處充斥著來自于英國和美國的政治學觀念。
顯然，“英國的實踐和傳統在這個領域所占的分量已經大大高于它在全世界應該具有的比重。”在美國政治學界，一些學者曾把美國的民主制度如權力劃分與分配、制約與平衡、保護少數民族等都看作是英國式多數主義民主的對立面，達爾就曾認為英國式多數集權型民主和美國的麥迪遜分權型民主乃是民主思想中互相對立的兩大觀念，然而以李普哈特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卻認為這種所謂的分權民主模式與英國多數主義民主模式之間很難或者說實際上并不是對立的，在美國，“對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的推崇代表了美國政治學界長期以來的一項牢固的傳統”。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被看作是英國政治制度的翻版，行政權力集于一人，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選舉總統，一黨組成的內閣，依據相對多數制度選舉各級立法，這些顯著的多數主義特征根本無法讓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成為英國式民主制度的對立面；另一方面，它還有意變得更加符合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特征：從伍德羅·威爾遜到美國政治學會政黨委員會的成立，許多美國的政治學家都十分欣賞英國政治并把英國的兩黨議會體制奉為民主制度的典范，有意要按照英國那種少數服從多數的路線來改造美國政治。㈣因此，把20世紀美國的政治學界看作是多數主義民主論者的大本營之一是恰如其分的。
當把英美兩國的民主觀念與庫恩的范式理論結合到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真正讓多數主義民主范式茍延殘喘的，是來自于學術領域和學科中心的保守力量，而英美政治學家對民主的研究就恰恰處于政治學的中心，因此，這些固執己見的傳統觀念與那些所謂的權威政治學家們一起成為阻礙理論發展和科學創新的巨大障礙一“這才是真正揭示了當今學界反對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革命未能發生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見，盡管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的理論和實踐已經嚴重脫節并且充滿矛盾，但是新范式的產生和舊范式的終結必須首先從徹底清算、打破和超越傳統觀念中的錯誤認識和信條開始，必須依賴于新興的、具有可靠經驗數據支持的、符合邏輯的正確的“知識”，而這些知識的日漸擴展一方面使傳統范式的學科中心受到挑戰，同時也有利于迫使處于學科中心的政治學者們在真知灼見面前不得不放棄那些曾經為防止多數主義民主范式發生革命所做的辯解。因為有關多數主義民主在寬領域、多向度的研究已經足以證實“把民主等同于多數統治既狹隘，又不符合實際；不僅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還容易導致誤解……因此。我們應當拋棄以多數統治為原則的多數主義民主，改變
本文來源網絡由中國學術期刊網（www.qiangmiba.com)整理發布，本站轉載的內容出于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立即進行刪除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