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調查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對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配偶支持、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年齡、自我角色定位，與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呈現出相關關系；而家務承擔、職稱等，并未與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呈現出相關關系。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由于受到結構性因素和緩沖性因素的影響而在數值上處于中間水平，但有著生命歷程性和差異化特點。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本質上是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傳統性別文化之間的沖突。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問題，還要依賴于社會的進步和傳統性別文化觀念的轉變。
受傳統性別文化的影響，人們對于男性角色的認知一般較為統一，即認為職業（社會）角色是男性的主角色。而人們對于女性角色的認知是分裂的：一方面，要求女性有實現人生價值的愿望，要勇于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通過追求職業目標來完善自己的社會角色；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能滿足傳統性別文化對女性的角色期待，發揮溫順、賢淑、忍耐、奉獻的特質，做賢妻良母。這種雙重角色要求所帶來的沖突與困惑，一直是我國職業女性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問題。［1］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婦女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女性投入到社會變革之中，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高校女教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從數量上和從重要性上看，在高校中從事教學工作的女教師占據了越來越顯著的位置；從工作性質看，高校中從事教學工作的女教師往往區別于從事行政、教學輔助和工勤工作的其他女性教職工，因為她們很多人不僅要完成教學任務，還要承擔科研任務、行政性職務、社會性職務等工作，這些社會角色對她們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作為知識精英，高校女教師接受先進文化較多，更加注重民主與平等。在上述背景下，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問題日益凸顯，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2］
目前學術界有關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問題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從研究方法上看，多是基于研究者主觀判斷的定性議論，缺少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深入、全面的實證定量研究，解釋力不強；從研究視角上看，大多缺乏社會性別視角，或對此運用不足；從研究對象上看，缺少針對高校女教師這一職業群體的特殊性的深入挖掘。本文擬針對上述不足，以社會性別理論為視角，借助社會學角色理論、運用實證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高校女教師這一特定群體角色沖突的原因。
一、研究方法概述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對象的特點，本研究采用以定量研究為主并結合定性研究的方法。首先通過問卷調查獲得第一手數據，通過數理統計分析做出符合現實情形的事實判斷；然后采取女性學研究主張的解釋主義方法，通過個案訪談傾聽女性的聲音，用女性自己的經驗、意識和情感來解釋她們所面臨的問題。
鄭州市是河南省的科學、教育、文化中心，集中了河南省近1/2的高校。考慮到樣本的代表性及調查介入與實施的可行性，筆者將調查的范圍鎖定在鄭州市全日制公辦本科院校，對鄭州大學、河南工業大學、華北水利水電學院、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河南農業大學、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鄭州輕工業學院、中原工學院、河南中醫學院、河南工程學院這10所本科院校，采取多階段抽樣的方法進行調查。其具體方法為：一是隨機抽取其中的5所院校作為樣本，分別是鄭州大學、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鄭州輕工業學院、河南工程學院。二是在學校規模大、師資力量強的鄭州大學抽取8個學院，其他4所本科院校各抽取5個院系作為樣本。三是對上述院系發放問卷，調查對象是已婚的在教學一線工作的女教師。本調查共發放問卷184份（鄭州大學每個學院發放8份，其他4所學校的每個院系各發放6份），回收有效問卷137份，回收率74.4%。
二、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情況調查結果及相關因素分析筆者參考量表的方法，將角色沖突作為定序變量分為5個等級：“沒有任何沖突，兩者兼顧得很好” 、“沖突較小，對工作生活影響較小”、“有一定沖突，對工作生活有一定的影響”、“沖突較大，對工作生活產生較大的影響”、“沖突很大，嚴重影響工作和生活”，分別賦予1~5的取值。對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進行均值分析，最終結果顯示：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程度總體上處于2.93的中間
（1）配偶支持與角色沖突。對高校女教師配偶支持與角色沖突進行相關性分析，gamma系數為0.282，顯著性水平為0.008（小于0.05），表明配偶支持與角色沖突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丈夫越支持妻子的工作，妻子的角色沖突就越小。這點與以往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配偶的支持是影響職業女性工作―家庭沖突的重要因素”，“如果職業女性的丈夫不認同妻子的工作角色，或者認為妻子應該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在養育子女、照顧老人、操持家務上多盡些義務，職業女性可能會因為感受到較少的情感支持而經歷更多的家庭—工作沖突”。［3］
（2）孩子撫養與角色沖突。對是否有孩子與角色沖突進行相關性分析，其lambda系數為0.358，顯著性水平為0.013（小于0.05），表明角色沖突與是否有孩子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有孩子的女教師平均沖突值為3.04，沒有孩子的女教師平均沖突值為257，均值越高角色沖突程度越高。因此，有孩子的女教師要面臨更嚴重的角色沖突。
對孩子年齡與角色沖突進行相關性分析，其gamma系數為-0.232，顯著性為0.042（小于0.05），孩子年齡與角色沖突呈現出負相關關系，即孩子年齡越小，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程度越大。
在孩子年幼時期，家長需要對其進行無微不至的生活照料，這個時期同時也是孩子社會化的關鍵時期，家長充分及時的教育引導對孩子良好習慣及品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需要家長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待到孩子漸漸長大，雖然孩子還離不開家長的關懷和照顧，但已不需要非常具體的細節照料，家長在時間和精力上的付出也隨之減少。特別是孩子成年之后，家長的養育任務基本完成，對于孩子的關心也多為精神層面的教育和指導，而不再是具體的生活照料，這時家長就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因此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作為家庭內部孩子撫育主要承擔者的女性會明顯感到自己的角色沖突不斷降低。
（3）家務承擔與角色沖突。對家務承擔與角色沖突進行相關性分析，其lambda系數為0034，顯著性水平為0.438（大于0.05），結果顯示家務承擔與角色沖突不存在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家務勞動不管是由高校女教師自己承擔還是父母、丈夫或其他人承擔，都不會影響到女教師的角色沖突情況，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相反。以往的研究表明：“家務勞動的數量也是預測職業女性工作―家庭沖突的重要變量，職業女性在做飯、洗衣、整理房間等方面承擔越多的責任，可能經歷越激烈的工作―家庭沖突。”［3］為什么會出現不一致的結果呢？
通過個案訪談我們發現，高校教師特別是專職的任課教師由于工作不用坐班，相對比較自由，就有了一定的可以協調家庭與工作的時間。以往的某些研究也揭示出了類似的情況，如thompson等在1990年發現，家庭友好政策的可獲得性（如彈性時間、工作分享、靠近工作場所的孩子看護等）與較少的工作家庭沖突相關。［3］
觀認識層面而言，絕大多數高校女教師沒有將過多地承擔一些家務看成夫妻間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未表現出明顯的抵觸、產生較大的負擔感。很多女教師表示，只要時間精力允許，多做一些也無妨。
由于較為彈性的工作時間加之上述主觀認識，高校女教師群體中家務承擔與角色沖突兩者之間并沒有表現出相關性。然而，雖然彈性工作時間這樣的緩沖性因素使高校女教師并沒有過多地感受到由家務承擔所帶來的角色沖突感，但家庭事務還是在客觀上占據了她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使她們與男性處于不同的時間及精力的分配格局中。
高校教師的職稱由低到高依次為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隨著職稱的晉升，科研工作或相關工作隨之增加，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是否也會加重？
對職稱與角色沖突進行相關性分析，其gamma系數為0.151，顯著性水平為0.161（大于0.05），從總體上講，職稱與角色沖突不存在正相關關系。教授的角色沖突最小，均值為2.22；助教次之，沖突均值為2.50；位于第三位的是副教授，沖突均值為313；沖突最大的是講師，均值為3.16。這與筆者之前認為的“職稱越高，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的程度越高”有較大出入。
為了揭示其中的原因，筆者將職稱與年齡進行相關性分析，gamma系數為0.822，顯著性水平為0000（小于005），結果表明，職稱與年齡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也就是說，職稱越高，女教
（1）職稱為助教的女教師，其年齡基本上分布在25~30歲之間。她們中的大多數參作不久，也都剛剛結婚。她們很多人還沒有孩子，家庭的擔子比較輕；事業也處于起步階段，工作量不大，工作壓力并不明顯。由于來自家庭、事業的負荷都比較少，這一年齡段的女教師角色沖突程度相對較小。
（2）職稱為講師的女教師，其年齡多分布在30~40歲之間。家庭方面，孩子多處于幼年，家庭建設也處于關鍵時期，需要較多的關注和投入；同時，這一年齡段的女教師也正處于事業攀升的重要階段，需要不遺余力地為事業付出。因此，她們的角色沖突是最嚴重的。［4］
（3）職稱為副教授的女教師，其年齡多分布在35~45歲之間。家庭與事業日趨穩定和成熟，但因孩子多未成年，事業也存在著進一步完善的空間，這一階段的女教師往往還處于努力攀登的過程中，角色沖突也是比較大的。
（4）職稱為教授的女教師，其年齡多分布在45~55歲之間。這一年齡段的女教師，家庭方面孩子多已長大，整個家庭建設也已進入成熟期，她們不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事業方面也已經過艱辛的付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她們的家庭和事業都處在比較穩定完滿的狀態，因此角色沖突最小。
正是由于年齡因素的影響，職稱與角色沖突并沒有表現出必然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并不是“職稱越高，工作事務越多，工作重要性越強，就一定會產生較大的角色沖突”。角色沖突的根源在于家庭與事業不能得到很好的平衡，處于家庭、事業發展階段的中青年女教師面臨的負擔與壓力最大，她們的角色沖突也最為激烈；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家庭與事業都進入成熟穩定的狀態，少了很多矛盾和撕扯，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也就隨之降低。
所謂女性角色定位，是指社會所期待的具有女性性別的個人應具有的特征，它既是社會上形成的有關女性角色的規范，也是女性個體對這些規范的內化和認同。高校女教師對自我的角色定位對她們的角色沖突有著怎樣的影響呢？借鑒最新的心理學研究成果，筆者按照女性對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認同感的不同將她們的角色定位分為事業型、家庭型、兩全型、模糊型4類。［5］通過對角色定位與角色沖突進行相關性分析，lambda系數為0.207，顯著性水平為0.039（小于0.05），其結果表明角色定位與角色沖突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進一步對在角色定位影響下角色沖突的均值進行分析，其均值結果表明：事業型女教師的沖突程度最嚴重，沖突均值為3.50；其次是家庭型的，沖突均值為為3.04；排在第三位的是模糊型的，沖突均值為2.93；沖突程度最輕的為兩全型的，均值為2.87。通過對個案訪談及相關資料的分析，我們發現：
（1）事業型的高校女教師對職業角色有著高度的認同，會將人生重心放在事業上。她們對工作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意味著她們的職業付出較大。但一個人的時間與精力是有限的，當她們專注于事業時，肯定會對家庭有所疏忽和放棄，致使家庭角色得不到肯定，繼而產生較大的角色沖突。
（2）家庭型的高校女教師對家庭角色有著高度的認同，她們以家庭的和諧美滿為人生的首要目標，在必要的時候會為了丈夫或子女的愿望和需求而對事業有所放棄。但身為職業女性，必要的工作任務和一定的工作壓力還是客觀存在的。正是因為對家庭角色的絕對重視，當這一類型女性由于工作要求而不能完全滿足家庭的需要時，會產生比較大的角色沖突感。
（3）模糊型的高校女教師對自己并沒有一個準確的定位，會時常在事業與家庭之間游移不定。由于家庭與事業的關系沒有理順，這類女性常常會因為沒有既定的努力方向而產生強烈的撕扯感，從而加重她們的角色沖突。
（4）兩全型的高校女教師是典型的完美主義者。一方面，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現代女性，她們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將事業做得有聲有色，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另一方面，面對傳統性別文化的影響，她們又不得不努力去做賢妻良母，以此得到家庭和社會的認可。雖然她們通過大量的付出和努力相對周全地顧及了家庭和事業兩個方面，但其背后的艱辛是不容忽視的。
一方面，受女性的生命歷程性以及重要生命事件的影響，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特點，即剛結婚、入職的年輕女教師以及家庭、事業都已處于成熟階段的年齡較大的女教師，她們的角色沖突程度相對較小；而年齡在30~45歲之間的中青年女教師由于家庭、事業都處于爬坡階段，面臨的角色沖突最大。但本研究在考察高校女教師這一群體的角色沖突程度時是從總體上考慮的，不同年齡段不同程度的沖突值一經中和，自然就降低了該群體角色沖突的總體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個人追求與角色定位的不同，高校女教師群體內部也出現了事業型、家庭型、模糊型、兩全型的不同角色分化。不同角色定位的選擇帶來了不同的角色沖突，不同程度的角色沖突再次經過中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總體的角色沖突水平。
第一，高校女教師自身較高的素質和修養。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現代女性，高校女教師擁有豐富的知識、開闊的眼界、良好的素質及溝通協調能力，她們能夠站在更理性的層面去認識和處理家庭、工作所產生的種種問題。而高校女教師較好的職業收入和較高的職業聲望使她們有條件去維護自我的獨立性，同時在經濟上對家庭有所貢獻，從而獲得一定的家庭地位，得到家庭成員的尊重，贏得家庭內更多成員的理解和支持，緩解角色沖突的產生。
配偶的理解和支持。以往的相關研究表明，配偶支持是影響職業女性家庭―工作沖突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對高校女教師配偶的受教育情況的分析結果看，高校女教師配偶的受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比例達到了94.9%，其中博士的比例是124%。由于目前核心家庭的增多及家務勞動的現代化、社會化發展，新一代的職業女性家務勞動的負擔比以往有所減輕，家庭與事業產生沖突的原因已由現實的具體的家務勞動和家庭事務的安排，逐步轉向對家庭成員間的親密關系及精神交流需求的滿足。由于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同質性，高校女教師夫妻二人往往會在性格、志趣、價值觀上表現出較好的契合性，夫妻關系也更趨向民主和平等，可以更好地進行溝通和交流。另外，高校女教師夫妻身處較高的社會階層，其較好的道德修養和經濟條件也有助于降低因經濟因素、家務分配等引發沖突的概率，從而獲得令人滿意的婚姻質量和家庭生活水平。這種良好的關系促成了夫妻間良性的角色互動，使得丈夫能夠比較理解和支持妻子的工作，從而降低妻子的角色沖突感。
第三，高校教師彈性的工作制。從前期調查的結果看，高校任課教師不用坐班的工作特性使得女教師能更自由地處理家庭事務，而不過多地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加之高校每年寒暑假的假期使得女教師有相對多的時間照料家庭和撫育孩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家庭與工作不能平衡所引發的沖突。
四、結語通過上述調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配偶支持、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年齡、自我角色定位與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呈現出相關關系，而家務承擔、職稱并未與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呈現出相關關系。雖然高校女教師總體的角色沖突由于受到結構性因素和緩沖性因素的影響，在數值上處于中間水平，但我們應該透過數據表象看到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所體現出的生命歷程性和差異化特點，正視角色沖突背后深層次的問題。
針對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問題，我們可以從政策層面、高校制度層面、家庭和個人調節層面三管齊下，進行宏觀、中觀、微觀的調節以緩解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然而角色是由社會存在所建構的，是一定的歷史文化積淀的結果，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本質上是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傳統性別文化之間的沖突。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高校女教師角色沖突問題，還要依賴于社會的進步和傳統性別文化觀念的轉變。但是社會價值觀的變化是緩慢的，對傳統性別文化的解構與重構更是漸進的，其中或有反復與倒退。這就需要我們積聚足夠的遠
［參 考 文 獻］［1］ 楊雪云.文化墮距與青年職業女性角色沖突原因探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1(4):61.
［2］ 趙靜靜.高校女教師的角色沖突與心理健康［j］.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6):94.
［4］ 宋廣智，廖倩媛.城市已婚職業女性家庭角色沖突的情境分析［j］.法制與社會，2011（19）：189.
［5］ 馮穎.職業女性角色定位、工作家庭沖突與工作生活質量的關系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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