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哲學思潮對現代性中的元敘事、邏各斯中心主義、基礎主義等觀念有著多方位的解構和批判，其思想價值是深遠和珍貴的。后現代理論中蘊含著許多對科學哲學有借鑒和啟迪價值的思想因子。與建構性的后現代主張相互輝映，哥德爾定理、突變理論、混沌理論、復雜性科學、自組織理論、非線性科學等諸多新興科學正在變革著科學的知識構成、內部結構和整體性質。一種觀念層面的“后現代科學”正呼之欲出。
作者簡介：黃秦安，男，陜西西安市人，哲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后現代思潮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在西方社會中逐漸興起的一種思想、文化和社會運動。美國哲學家羅蒂把海德格爾、杜威和后期維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現代主義哲學的來源。20世紀70年代以來，后現代哲學逐步進入西方哲學主流。在后現代的理論視角下，西方傳統的、深具現代性的啟蒙精神、理性、總體性、本質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思維方式等都遭到普遍的批判。后現代把一切預設的思想基礎都作為質疑和解構的對象，這種批判精神是彌足珍貴的。
在后現代的視域之下，科學知識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質疑，科學精神和科學價值開始被解構。我們認可后現代對具有宏大敘事特點的科學規劃的解構，但并不認同后現代對科學價值獨特性的普遍懷疑。我們并不完全贊成解構性的后現代科學觀，但是一種超越現代性科學范式的具有“后現代科學”特征的科學發展趨勢卻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從時間序列看，關于“后現代”(postmodem)這一概念，據學者們考證，從語源學看，英國畫家查普曼于1870年的個人畫展中首先提出“后現代”油畫的概念。德國的盧納爾夫曾于1917年提出一般的“后現代”的稱謂。德國作家潘維茲在其《歐洲文化的危機》一書中也使用了“后現代”這一概念。還有西班牙的奧涅克斯、英國神學家貝爾、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這一名著中等均有所提及。按照湯因比對西方歷史的劃分，從1875年開始，西方文明開始進入后現代。但上述學者在使用“后現代”一詞時的意義均不盡相同。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后現代的許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爾那里。而后現代作為一股強勁的文化潮流和哲學思想，應該是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的。
從現代主義者與后現代主義者難解難分的爭論中可以看出，現代還遠遠沒有結束，而后現代則已經開始了。兩者在時間上、觀念上所具有交叉性、交互性和重疊性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后現代的概念是以現代的概念為構詞基礎的，所以后現代的概念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離開現代的概念而獨立存在的。
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在其《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后現代的基本觀念和立場。利奧塔爾指出，“元敘事”(metanarratives)或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是現代性的一個主要特征，借助于元敘事可以建立起一套自圓其說的被賦予合理性的游戲規則和話語。而后現代文化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對元敘事的懷疑。隨著元敘事走向衰亡，主體和社會領域的非中心化逐步成為后現代的主題，元敘事開始轉向局部敘事。利奧塔爾對知識的這種被“解合法化”到新的合法化的轉變作了如下描繪：“普遍元語言的原則被能夠證明指示性陳述的形式公理體系的多樣性原則所代替；描述這些體系的元語言是普遍的，但彼此并不一致。在傳統知識和現代科學中常被視作悖論，甚至是謬論的認識均可以在這樣的體系內找到新的力量與信心，并能贏得專家集團的認可。”因此，利奧塔爾倡導拋棄絕對標準、普遍范疇和宏闊之論，支持局部類型、容忍差異、歷史的和非中心化的后現代科學知識。
法國哲學家福柯從對權力、考古學和知識譜系的研究開始其對西方思想文化傳統的深刻反思。盡管福柯并不認可給他的理論見解貼上固定的諸如“后現代”的標簽(這其實也正是某些后現代思想家的多變和特立獨行的特征)，但福柯的整體思想無疑是極具后現代氣息的。與許多后現代思想家一樣，福柯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尼采主義和海德格爾思想淵源。福柯主張放棄對知識基礎和知識體系的追求，強調了非中心化世界的重要性，贊成采用“譜系學”代替科學。他敏銳地指出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是解構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秉承尼采和海德格爾的反形而上學立場，德里達發起了對追求普遍性、本質性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在“書的終結和文字的開端”一章中，德里達描述了西方思想傳統中的“邏各斯”的長期統治狀態：“決定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因素，甚至海德格爾提醒我們的超越形而上本體神學的那個因素，無論以哪種方式理解該詞的意義——在前蘇格拉底或哲學的意義上，在上帝的無限理解或在人類文化學的意義上，在前黑格爾或后黑格爾的意義上，都或多或少與邏各斯密不可分，或與在邏各斯的線性發展中思考的一種理性密不可分。在這個邏各斯內部，與語音的原始和本質聯系從沒有間斷過。”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關于能指與所指的劃分及其意義的深刻影響，德里達企圖通過顛覆“邏各斯主義”在言說與書寫、存在與非存在、本質與表象、所指與能指等范疇之間作出的二元劃分中所顯現的單向中心性(即指派給前者以比后者更多的重要性)，從而使“自由游戲”式的文本能指系統擺脫外在(實在)世界的束縛，獲得其可以高揚的存在性。
美國的詹明信的力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奠定了其在后現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詹明信對后現代主義的理解是：“要談后現代主義，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設，認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間，我們的文化發生了某種徹底的改變、劇變。這突如其來的沖擊，使我們必須跟過去的文化徹底‘決裂’。而顧名思義，后現代主義之產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來的現代(主義)運動之上；換句話說，后現代主義文化的‘決裂性’也正是源自現代主義文化和運動的消退及破產。”詹明信把后現代主義看做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重要表征。詹明信相信，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任何理論敘事所隱含的“總體性”只能建立在現實和文化文本的破碎性之中。詹明信把“無深度感”、“淺薄微弱的歷史感”、“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語言”以及全新的情感狀態、新科技的發展等看做是后現代文化的主要構成元素。 的捍衛者，德國的哈貝馬斯并不認可許多后現代主義者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理解。雖然哈貝馬斯承認現代性有其內在的缺陷和困境，但卻并不認為現代性已經到了必須被否定和拋棄的地步。哈貝馬斯寫道：“我認為我們不應拋棄被視作注定要失敗的現代性和它的構想，而是要從那些試圖否定現代性的奢侈而又過度的計劃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哈貝馬斯倡導新保守主義和交往理論，用來克服現代性的問題。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解釋是“保證自己得到完完整整、不多不少的復制”。對于這一定義，我國學者盛寧的理解是，是資本主義自己給自己確定了一套原則，有了這些原則，就具備了某種自足自律性；它就不再需要仰仗任何外在的權威、傳統、神祗和真實等為自己的存在爭得一個合理性了。與許多后現代思潮具有的非理性主義傳統不同的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貝馬斯的認識出發點是理性主義的，在他看來，像解構主義者德里達的工作就被歸為尼采非理性主義的一個種類。而諾里斯(norris)認為，哈貝馬斯對德里達工作的這一認識定位是一種誤讀。基于現代性的認識立場，哈貝馬斯始終無法與許多后現代主義者達成共識。
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在20世紀末西方科學哲學的舞臺上也是盛極一時。與哲學上一般后現代理論較為寬泛的認識視角不同，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將其認識定位在“科學”這一特定的知識概念之上，對科學活動的本質、過程、方法以及科學知識、科學真理等進行了社會學層面上的解讀。
以美國的大衛·格里芬(griffn)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倡導所謂“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格里芬主張在“解構性”(或“消除性”)的后現代主義與“建設性”(或修正性)的后現代主義之間作出區分。格里芬寫道，這種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試圖戰勝現代世界觀，但不是通過消除上述世界觀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過對現代前提和傳統概念的修正來建構一種后現代世界觀。建設性或修正的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科學的、道德的、美學的和宗教的直覺的新體系。它并不反對科
上述各種后現代哲學流派和思想對于整個當代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界都有著程度不同的影響。雖然各種后現代理論表面上給人留下一種論點叢生和雜亂無章的印象，但概括看來，后現代思潮的一個認識基點就是對一切經典理性主義和現代性思想(這里現代性的意義是指自文藝復興開始發軔直到啟蒙運動之后逐漸定型的西方主流文化思想，包括主體性、理性觀念、自由、民主等)的普遍質疑、懷疑和解構。
對于科學，尤其是科學主義，許多后現代主義者都致力進行一種解構和批判。在各種關于科學的后現代見解中，解構性的后現代科學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審視了科學的內在局限性，但是對科學精神的普遍解構仍然具有不少危害性。
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美國著名哲學家羅蒂和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他們都認為科學其實是無法與其他文化形式劃界的。羅蒂在對維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爾三位哲學家的思想的共同點進行歸納時宣稱：“對知識、道德、語言、社會的基礎所作的研究可能僅只是類似于教義辯護的東西。”因此，在羅蒂看來，無論何種類型的研究及其知識體，都被齊一化為某種主觀本位的、預先設定的信仰。羅蒂專橫地寫道：“當伽利略找到他的數學化詞匯時，他已經在成功地完成他的探究。而這一探究，在我能給出的惟一意義上說，是解釋學性質的。這一點同樣適用于達爾文。我看不出他們所從事的事業與圣經注釋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化歷史學家所從事的事業有何不同。”費耶阿本德斷定，“不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學和理性的理論，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學合理性這種東西”。他在《反對方法》一書中提出：“科學是一種本質上屬于無主義的事業”的口號，并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反規則”方法論。其立論根據是：科學是復雜的、異質的歷史過程，不能用精確的固定的邏輯范疇來把握，任何方法論都有其局限性；傳統的理性主義規則論不僅有害于科學的批判能力，又易導致人的思想僵化，缺乏創新精神。科學研究中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方法論原則，如果一定要說有，那便是“怎么都行”。
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持有與羅蒂和費耶阿本德相類似的論點。“在德里達看來，真理不過是各種高尚的隱喻，一種語言對真理‘武斷’愿望的產物，從而剝奪了真理的內容與解釋的力量。在他那里，‘實在’的科學觀念不過是一種描述上的方便手法，是一種隱喻，這種隱喻的出現并沒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不過是它碰巧滿足了某些在當前享有聲望的研究綱領或范式的需要”。通過對法國哲學家巴什拉科學哲學思想的解讀，德里達得到的結論是，所有的概念都是隱喻。具體看，“在科學認知過程中，‘口頭的障礙’常帶著一種形式上確定的隱喻、確定的范圍，在口頭‘表達’的、‘隱喻引誘理性’的嚴格意義上，甚至可以超過語言。另外一方面，客觀知識的心理分析必須首先‘直接的隱喻’。”在德里達那里，科學變成了一種隱喻式的修辭，而所有的科學方法只是一種隱喻的手法。德里達認為，即使在嚴格的邏輯和嚴格的定義中也無法消除隱喻的痕跡。而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又常常作為其理論的依據。
科學知識社會學，特別是其強綱領ssk的一些基本主張包括：科學的內容和結果只能根據其地域的歷史和文化的語境來塑造和理解。科學研究的產品，即所謂的自然律，必須始終被視為一種社會建構，其有效性依賴于專家之間的默契。科學只不過是眾多“故事”中的一種。評價科學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質問：如果某一論斷被認為是真的，那么說話者代表了誰的利益。因此，對大眾來說，關鍵問題不是科學的結果是否經受了很好的檢驗，而是它代表了誰的利益。因而，科學只不過是一種偽裝的政治學。科學研究的結果受到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比起其他的各種各樣的民族科學來說，歐洲科學并沒有客觀上的優越性。科學是戰爭、環境災難、種族主義、男性至上主義、優生學和帝國主義的同謀犯。美國著名的科學社會學家史蒂芬·科爾在《知識的制造》一書中概括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幾個基本假定：“首先，他們認為科學不是一個由規則支配的活動，科學并不遵循一套能引導科學工作者獨立發現真理的程序。第二，他們認為科學爭論并非總能由經驗證據來裁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在哲學上采取了相對主義的立場，否認自然界作為
客觀外界的重要性，否認自然界對科學知識的內容有重要作用。”依照上述假定，科學家的社會行為就成了科學思想的最重要決定因素。 設性的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格里芬表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見解：“傳統的觀點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只有真理才能給我們以真相，現在，這種觀念已經被某些領域代之以相反的觀念。新的觀念認為，科學既不能給我們以真理，也不能探求真理。這一極端的觀點(有時被稱為后現代主義……)是以一些觀念的影響為基礎的。我們認識到，我們的解釋和我們的感知取決于語言，取決于整體文化，取決于那個時代的主流世界觀，取決于個人的(包括無，意識的)利益，取決于種族、性別和階層的利益。這一認識使得人們得出如下結論：世界觀完全是一種結構或一種計劃，根本不是什么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思考或發現。即使說到真理，真理的真正意義以及決定真理的標準，有時被認為是完全視具體情況而定。”從上面一段話可以看出，格里芬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觀和真理觀是頗為欣賞的，但在接下來的表述中，他似乎又不完全贊成上述觀點。他把上述觀點稱為“極端的觀點”。格里芬認為：“我們無需否認科學能夠發現真理，也無需否認科學有時的確發現了真理，這樣才能認識到，世界觀、方法以及科學團體的后果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超科學的利益和偏見的產物。這一認識是極為重要的。”這明顯是一種調和的觀點。
應該指出的是，后現代主義者批判的主要是現代性意義下的科學。而現代性意義下的科學只是科學在其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局部的、有限的和暫時的構成。因此，與某些后現代主義者一味地對科學本質進行解構和批判相比，對科學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后現代探索無疑是極有價值的。因為某種具有后現代色彩的新的科學進展和觀念，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消除解構性后現代主義者對科學(其核心是現代性科學觀念)的指摘，使科學獲得一種能夠擺脫現代性中不利因素束縛的新的觀念。其中，以格里芬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標志著后現代研究的一個新方向，特別是格里芬等學者對有機論、后機械論物理學和生態學的強調是值得肯定的。但其關于科學的認識還需要我們進一步去分析，特別是其后科學觀中顯露出的神學底色，是需要謹慎對待的。“表象科學、實質神學”是對此類后現代科學理論的真實描述。
與格里芬為代表的具有神學底蘊的所謂“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研究相比，某些具有跨學科性質和學科創新的研究標志著對科學的更為深刻的認識方向。西方科學哲學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圖爾明寫道：“今天我們自己的自然科學不再是‘現代’科學。相反……它正在被迅速地整合進一種生長著的‘后現代’科學中：‘后現代’世界的科學、‘后民族主義’的政治學和‘后工業化’社會。”在《后現代轉向》一書中，貝斯特和科爾納描繪了后現代科學倡導者對科學領域后現代轉向的定位：“現代科學的范式在20世紀正讓位于一種科學思考的新模式，這種模式奠基于一系列概念，諸如：熵、演化、有機主義、非決定論、可能性、相對性、互補性、詮釋、混沌、復雜性和自組織。”
利奧塔爾對科學合法化的理解特別富有啟發性。利奧塔爾寫道：“科學并不是通過效率的實證主義而得到擴張的。相反，提出證據，就是尋找并‘發明’反例，即難以理解的事物；進行論證，就是尋求‘悖論’并通過推理游戲的新規則使其合法化。”利奧塔爾認為：“知識通過一些規則獲得有效性，而后現代科學知識的顯著特點是關于這些規則的話語具有明確的自我內在性。19世紀末被當成是合法性的喪失、哲學‘實用主義’或邏輯實證主義的失敗的一切不過是一段插曲，知識通過把關于陳述(這些陳述具有法律的價值)有效性的話語放人科學話語中而重新站立起來。……這種放入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操作，它帶來了被認為非常嚴重的‘悖論’，它還為知識的范圍設定了一些‘限制’，這實際上改變了知識的性質。”利奧塔爾通過對科學知識和敘事知識的劃分和對立來表達其科學觀的。在《后現代狀況》一書中，利奧塔爾提出：“它(指科學知識——引者注)總是與在另一種我稱之為敘事的知識之外并與之相互競爭和相互沖突中存在著的”。關于敘事知識和科學知識，與傳統的認識不同的是，利奧塔爾認為前者有優于后者之處，而不是相反。利奧塔爾曾對采用科學的語用學方法獲得合法性的科學知識和更為一般的敘事知識進
了對比，認為兩者長期被分離從而變得不可公約。也許敘事知識包含著科學知識的某些方面，但科學知識卻被分離并被合法化，而敘事性陳述是不能由論證和證明所支配的。利奧塔爾主張應該發展一種對于科學知識的“敘事性”解釋，即科學知識不是通過指示性的、外部的、自我中心的、邏輯的和歷史累積的形式，而是通過交互作用的和多樣性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被嵌入更為廣闊的社會網絡與境之中。與純粹的對科學的解構立場不同，利奧塔爾明確提出了“后現代科學”(postmodern seienoes)概念，其典范是量子力學、計算機科學、信息理論、數理邏輯和突變理論等。
按照利奧塔爾的看法，上述知識性質改變的一個典范就是以哥德爾定理為主要結果的元數學研究。利奧塔爾認為：“哥德爾定理是知識本質發生變化的一個真正范例。”這一判斷與數學家的感受是一樣的。不僅如此，利奧塔爾還把托姆的“突變理論”運用于其“悖謬邏輯”(paralogy)的主張，并將悖謬邏輯的思想作為后現代思維的標志和法則。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即使對解構性的后現代主義而言，也并不是一概排斥科學和數學。后現代主義者也想從科學的新理論中尋求其后現代的理論支持和論證根據。利奧塔爾利用哥德爾定理為其后現代觀念張目，哥德爾定理顯然成了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武器，這是很有意味的。在各種后現代理論中，利奧塔爾能夠敏銳地覺察到科學也在經歷著向后現代的轉向，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訊息。因此，盡管利奧塔爾的某些觀點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例如利奧塔爾對不存在認識論合法性的論證是站不住腳的，但其“后現代科學”的提法有建設性的成分。
毫無疑問的是，一種超越現代性科學本體論的新的知識成分已經在科學中逐漸生長起來了。這里以“復雜性和后現代主義”的研究為例略加說明。通過對復雜性科學的透視，亨特伯格提出“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未來可以很好地用‘無序、不穩定、差異性、非平衡和非線性’作為其特色”的觀點。在《復雜性與后現代主義：認識復雜系統》一書中，西利亞斯(cilliers)以利奧塔爾對后現代性的認識為出發點(即把后現代性理解為對于元敘事的懷疑，并進而把知識的本質看做是局部敘事多樣性的結果)，把“復雜系統”(complex system)這一新的科學研究領域與同樣作為一個系統的后現代社會進行了比較后提出：一方面可以通過復雜系統的分布式模型去對后現代社會進行分析；另一方面，西利亞斯敏銳地注意到“后現代”這一術語對于認識現象的復雜性和復雜系統具有一種隱含的敏感性。與某些后現代的相對主義立場不同的是，西利亞斯對復雜性的研究結果否定了“怎么都行”的相對主義結論，這表明了建構性后現代觀點與某些極端的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分野。西利亞斯還從10個方面對復雜性系統和后現代主義的相似性進行了類比，堪稱后現代語境下新興科學的精辟解讀。 看做是一種復雜系統，西利亞斯試圖進一步闡述利奧塔爾從后現代社會的角度對知識狀況的分析。西利亞斯認為，如果語言可以被描繪為一個自組織的系統，則關于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就可以以一種相當圓滑的方式加以解決。世界對字詞的意義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系影響，但它卻不能決定字詞的準確意義。語言的意義在一個復雜的信息與世界的交互過程中流動著：一方面，通過先前的交互作用建立起來的一個業已存在的關系網絡；另一方面，這使得語言成為一個能夠應對巨大復雜性的至關重要的、進化的系統。對于西利亞斯來說，如果人們能夠不通過調用元立場，而是采用有助于人們與世界打交道的復雜系統的術語去描繪語言，則人們將能夠做一些類似于科學知識地位和狀況的事情。西利亞斯相信，后現代和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具有對復雜系統的敏感性，進而把復雜性理論與后結構主義結合起來對于認識科學知識的本質將會是富有成果的。
這樣一種采用非經典意義下(即對機械論的、決定論的或還原論思想的否定)的新的科學思想觀念和方法，諸如量子理論、非平衡過程物理學(其中自組織和耗散結構就是其代表，也包含著復雜f生理論)、非線性科學(包括混沌理論和分形幾何等)、超循環理論、突變理論等所開創的對于后現代思想的跨學科和具有哲學意義的考察有著重要的知識價值和認識論意義，其發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科學也在不斷地改變著自己的形象和范式，因此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樣，在許多后現代主義者的眼里，科學的形象和面
目依然停留在牛頓、拉普拉斯等科學家所開創的“現代性科學范式”之內。如果僅僅把對科學知識特征的認識局限在18、19世紀科學發展所構成的視野之內，那么就不可能獲得關于科學的較為完整、準確和全面的認識。持有進化的自然主義實在論觀點的胡克(hooker)聲稱人類正在“開始一個包括所有科學在內的概念基礎的重要的和基本的革命”。這一科學革命包含著一個重要的轉換，即“從線性的、可逆的、可還原的動力學的數學模型向非線性的、不可逆的、功能上不可還原的復雜的動力學模型(特別是包括所有生命系統在內的復雜的適應系統)的轉換”。而這一轉換事實上僅僅才剛剛開始。20世紀以來“現代性科學范式”逐步支離破碎，各種曾經被邊緣化的、讓科學家難以駕馭的科學理論(如復雜性理論、混沌理論、突變理論、非線性科學、耗散結構論)開始逐步主導科學發展的步伐。我們認為，這樣一種從對超越現代性科學范式的各種科學革命的反思中所獲取的關于科學的新認識具有創造新的科學和新的科學觀的強勁生命力。我們當然也沒有必要非要把它稱之為“后現代科學”，但它確實構成了對現代性科學的某種觀念和范式的超越，并且標志著科學發展的某種主導性向度，這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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