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近幾年中國主流報紙中“”這一特殊階層的新聞報道所做出的內容分析和實證研究，試圖揭示長期在中國官方話語中（這里主要指中國的主流報紙）處于失聲、失語的“”是如何成長為公眾關注的話題；被大眾傳播重新建構后的“”呈現出了怎樣的狀態；這種被媒介重新建構后的社會群體對普通受眾和社會權力機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三者之間又是怎樣相互影響，作用于“”的。
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的社會機制與體制處于不斷的轉型與發展中。各市場決策主體的增加導致了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產生了許多新生階層，“”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來“”作為一個公共話題日益引起社會各方廣泛的關注與討論，權力機構逐漸將其提上議事日程，并將其定位于解決各地方發展中的瓶頸問題。而當某個議題成為近期官方話語的關注點時，必然引起學界各個領域深入的探討，以實現在制定與執行相關政策時建言獻策。各種以“” 為主題的新聞報道也頻頻見諸報端，這為在公眾面前的出場提供了一個寬廣的平臺。
然而學界對“”在新聞傳播領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論層面的探討,如社會支持過程及實踐形式的理論研究。這些研究方式與成果使得我們對于 “”在媒介話語系統中地位的演變有了逐漸清晰的認識。同時隨著研究探討的不斷深入，對形成這種傳播機制根源與現狀的歸納和總結，揭示參與傳播過程的內在控制機制的組織、機構及制度、政策等諸因素間的關聯,以及外部支持與弱者個人的關系，將有助于為該研究提供現實支撐，并推動研究在新聞傳播領域由現象論的描述走向定性分析，由外部特征概括推及內部控制機制規律的把握。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傳播學中的內容分析法，輔之以少量的實證分析。選取的樣本均來自中國知網（cnki）下的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通過標題含有“”和欄目為“新聞”的關鍵詞搜索，時間跨度從 2002年到2006年，共得到了192篇關于“”的新聞報道。按照內容分析法的思路，將文本分析的內容分為四大部分：語義分析、報道主題、新聞來源以及報道時間。
本文之所以將樣本分析的時間段選取為2002年～2006年，是因為任何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都與社會權力機構的政策線年起，我國開始廣泛關注民生，各種以為報道主題的新聞也與日俱增。因此分析2002年至2006年關于“”的新聞報道對于勾畫出此領域新聞報道的變化趨勢有一定的代表性。
大眾傳媒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社會表征體系，其表征過程，即新聞報道過程就是符號意義產生的過程。而表征的方式與手段的不同,同樣賦予了事物以不同的意義。因此，通過統計新聞報道中“”的意義再現，對于理解傳媒的信息篩選機制和對事物的再構成作業有著重要作用。
符號意義統計結果。從這192篇新聞報道的統計結果來看，“”作為“社會群體幫扶對象”的意義呈現位居第一，共83篇；排名第二的是“政策內容的制定”，共53篇；而作為“公民身份”和“公共線篇新聞報道中“”常與“救助”（105次）、“關注”（98次），與這些意義相近的還有“幫扶”（78次）、“扶助”（24次）、保障（21次）等體現需要他人幫助之類的詞語相聯系。
“”在新聞報道中的意義呈現。首先來看符號本身的意義。按照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的理論，語言結構是一種以詞語的二元對立和相異關系為基本原則的意義系統。這就是說，存在越明顯的二元對立的語義結構關系，其語義概念也就越清晰。例如“上”對應“下”、“大”對應“小”，這類詞語所傳遞的意義是明顯清晰的。而“”這一詞語正好也存在于與之相對立的“強勢階層”的語義場中，詞語中的“弱”對應著“強”，所呈現出的這種對抗性張力也說明 “”這個名詞本身所傳遞的符號意義并不是客觀中性的，而是帶有明顯否定的偏向性。同時也正是因為“”
義本身就帶有某種偏向性，這就使得它在到達大眾傳媒機構時就存在著感情色彩，而經大眾傳媒的傳播“放大”效果作用后，這種意義情感的表露可能會產生更廣、更深的影響。
其次按照語言學家特倫斯·霍克斯（terencehawks）的觀點，語言符號本身的意義又具有模糊性和多義性，因此語言符號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傳播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交流的所得，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傳播情境，這里主要指傳播者的意義。“”最多被呈現為需要社會群體和幫扶的對象。這就說明在新聞報道中，“”不僅表明“弱”的本身語義，而且在經過了大眾傳媒后引申出了更豐富的意義，即需要政策關注和社會各群體機構關心的群體。這種“”的意義較之本意中“弱”的語義，顯得更為豐富與立體。而這種賦予了傳媒意義后的“”，作用于受眾的力度與深度也會比受眾親身實踐感知“”的影響更大。
新聞媒體對于同一報道對象選取不同的報道角度和事實進行組接，構成的報道主題會不同，傳達給受眾的意義也就不一樣。而明確每篇新聞的報道主題，了解報道主題的變化趨勢，對于理解該事物如何成為新聞報道的主角，并引起公眾關注有著重要的作用。
報道主題統計結果。按照歸納演繹的推理法，我們事先將“”新聞報道的主題進行了明確分類：社會機構及群體對其幫助、政策的關注點、再現其生活狀態、議論表達情感這四大類。根據統計，以“社會機構及群體對其幫助”為主題的新聞報道有72篇；成為“政策的關注點”的報道有61篇； “再現其生活狀態”的報道主題有32篇；“議論表達情感”為主題的報道有27篇。
從統計中看到，有相當大比例的新聞報道主題是展現“”備受和社會的關愛。例如記錄政策的部署與實施情況的有《多項舉措救助農村“”》（《中國中醫藥報》2006/10/30）、《張掖積極構筑“”救助體系》（《甘肅》2004/02/19）等；以社會群體幫扶為主題的報道展現方式多樣，這其中包括專業性機構的幫助,如《公職律師首次為“”打官司》（《海峽導報》2004/04/24），還包括公眾幫助 “”所涌現出的好人好事，如《他的心里裝著“”》（《宜興》2006/05/29）；而在新聞中再現“”生活狀態的文章總篇數不多，如《“”的“快樂驛站”》（《營口》2006/11/30）；另外還有13%的議論文體，如《理性看待“”問題》（《工人》2002/03/12）。
對2002年～2006年報道主題的大致分類，使我們能較清晰地概括出在我國主流報紙中，“”作為公共話題參與到新聞傳播中，主要是以社會機構與群體組織對其的關注幫扶為主的。但是這些報道主題在這五年中所占比例也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時間段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增減變化。
“”是如何成為公共話題的？如前所述，我們似乎可以概括出這樣的信息：媒體的新聞報道更多的是在說明和社會群體對“”的態度和觀點，而展現媒介立場，如以身份議論表達情感的文章篇幅卻不多。這說明，在“”的報道上，新聞媒體更多的是作為一種中介手段，表達著的觀點，成為政策的宣傳工具。
在2002年全國“兩會”的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了“”的說法，而后中央、地方各部門出臺了各項關于幫扶“”的政策措施，隨之而來的便是媒體對于“”鋪天蓋地的報道。這一點從2002年、2003年關于“”的報道呈突發性的增長態勢可以說明這一點。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新聞媒體在反映議題時發揮出的重要作用。
但是我們也應明確地了解到：媒體關于“”的報道在2002年到2005年這4年間所呈現出的這種爆發性增長并不完全是議程的直接反映，而是社會各方權力主體和媒體相互咬合的結果。由于政策的出臺，引起的不只是媒體，還包括社會各方群體組織對“”的關注。媒體的報道不只呈現的議程，而且還反映社會群體的幫扶、“”生活狀態的再現和各方議論意見的表達。而這種各方意見表達的綜合結果，反過來又作用于、群體、媒介和個人對“”的認知和行動。
”新聞報道的話語場中，“”成為公共關注的話題，并不是某一方意見單獨控制的呈現，而是一個由各方意見表述組合成的一個動態的表述系統而作用“發聲”的。由最初反映工作的新聞報道，逐漸滲入進社會群體自發的幫扶，也由此引發調查采訪和議論更多的關于“”的報道。這些不同的社會力量將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相互牽制作用，最終導致新聞報道主題的不同。但無論是哪個時期哪種意見表達占主導，客觀上都會為其他意見的表述創造條件和空間，并在各方意見表達關系的相互協調下，形成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的話語空間，而后借助傳播媒介的作用機制使得“”走到臺前成為共同討論的公共話題。
新聞來源的真實和權威無疑可以為報道的可讀性增加砝碼，尤其是當某一題材的新聞報道在經過了以政策性概念的解讀后，更需要在深度上進行挖掘，這就使得“切口小，涉及深”的報道理念被大力提倡：工作人員做客新聞專欄節目解讀政策措施變化；各類專家學者走進媒體給出專業性意見；深入基層讓 “”說出心聲；走上街頭記錄下普通大眾的看法……新聞來源的多元化突破了以往媒介以中產階層作為消息來源的常規性制度化的作業標準。因此研究新聞來源，對于分析新聞報道的內容、洞悉各社會機構在“”話語場的相互關系都有重要的作用。
新聞來源的統計結果。新聞來源的劃分法有多種方式，本論文首先采用的是將新聞來源分為單一型和復合型。所謂單一型就是指新聞報道的消息來源是唯一的，這類報道說明其新聞來源提供的信息和事實足以支撐報道的全部內容，這也暗含著這類新聞報道有足夠的真實性和權威性；而復合型指新聞報道是由幾種來源共同支撐的，其中任何一個新聞來源都不足以說明問題，而需要各種來源相互補充，報道才更真實可信。
根據統計，在這192篇新聞中，有154篇新聞是復合型新聞來源的報道，占總數的80%，只有38篇新聞的來源是單一的，約占20%。其中經常呈現單一型的新聞來源最多的為部門，為28篇；其次是專家學者，為7篇；最后是的采訪，為3篇。
而呈現復合型的新聞來源中，筆者對哪些新聞來源易于組合在一起，也進行了統計。新聞來源是部門+采訪的為21篇；采訪+“”的為13篇；采訪+專家學者的為26篇；采訪+社會群體的為7篇；部門+采訪+社會群體的為3篇；部門+采訪+“” 的為34篇；部門+采訪+專家學者的為22篇；采訪+“”+社會群體的為14篇。
新聞來源對報道內容的影響。不同的新聞來源對新聞本身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報道內容的影響。正如前面所言，新聞來源的多元化使得同一報道對象呈現的新聞主題也不一樣。單獨發聲和合音的不同，新聞主題所傾向表現的內容也不一樣。當部門成為文章的獨立發聲者時，文章更多的是反映工作和措施；專家學者走進媒體時指出“”這個公共話題中的各類問題給予公眾，甚至工作人員以啟示；而作為邊緣群體的“”本身就不像工作人員和專家學者這類社會精英群體那樣天然與媒體接近，他們要在官方話語中展現其生活狀態，要么自己走上臺前講述，要么由等為其代言發聲。然而，據統計結果分析，對“”生活狀態的新聞報道的主題是較少的。可見，目前我國新聞報道中“”發聲的機會并不多。
而多種來源共同作用發聲的新聞報道，實則也是社會各方利益在媒介話語場中的一個相互妥協和推動作用的結果。從以上統計來看，部門不僅在新聞來源中占據重要部分，同時憑借其社會權力影響，在“”的話語場中也占主導地位；而報道中出場的專家學者，更像是一種媒介使用的符號手段，由其指出 “”話題中的問題，給出專業性的意見；而在的采訪中，更傾向于站在中立的角度再現“”的生活狀態，很少揭露解決“”問題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對于普通的社會公眾而言，針對“”問題進行發言的機會更少，至多是作為其他群體意見的補充。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作為社會的邊緣群體，自身走到臺前引起公眾關注的機會并不多。在我國“”成為新聞主角出場，也是只見其人未聞其聲，為
其代言發聲的仍然多是如工作人員和專家學者等社會精英階層。這樣呈現出來的“”新聞報道的立場與角度也會受其新聞來源的影響，使得新聞報道依舊是從主流群體的視角出發，展現社會主流群體對其的幫助。
從任何一個的新聞傳播制度來看，新聞媒體及其報道的關注點都是以中產階層為報道主體的。而在我國，受社會主義的傳播制度和媒介控制的影響， “”也能走上舞臺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只是在這個媒介話語場中，存在著社會各方利益的相互協商與調整，各方力量的對比變化都會影響關于“”的新聞報道。本文正是以“”這一特殊階層在我國主流報紙的話語建構來探討新聞媒體的傳播控制機制的。通過以上統計和分析，我們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我國的主流報紙中是作為異端群體存在的。媒體對其固有的刻板成見在一定程度上是主流媒體符號建構出來的結果。它不自覺地影響著受眾對于“”的認知，而這種認知又會反作用于人們包括普通受眾、權力決策者的態度和行動。
第二，在“”成為公共話題過程中，新聞媒體不僅擁有自身的議程設置功能，同時還反映著一定的社會議題。“”在媒體中的再現就是媒體用議程設置社會議題的過程。
第三，“”要成為媒介話語的關注點，依然是需要社會權力機構與群體的推動，其獨立發聲的機會少，而且也不足以撼動主流話語的地位。
第四，“”的話語場是社會各群體力量對比的結果，任何一方發聲的增減與大小都會影響“”在媒體話語中的建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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