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宋代官吏選拔中，舉官是一種重要的方式，發揮過重要作用，一大批杰出人物都是通過舉官脫穎而出的。舉官既是一種權力，也是一種責任。宋代的舉官責任，主要由舉主資格、被舉資格、薦舉程序及舉后任職等方面原因造成，而重點在被舉資格的真實有效和舉后履職的清廉勝任。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舉官責任追究的基本原則，一是擔保責任的追究，二是同罪連坐的處罰，三是依法減輕免除責任。宋代對舉官有較高的認知，并形成較為系統的舉官責任制度，也發揮過一定作用。至于實施的效果，則與舉官以及政治環境密切相關，并隨之盛衰起伏。責任追究能夠解決舉官中擔保、程序方面的某些問題，一定程度上防止失實、濫舉等，并且制度的設計也有一定的科學道理，應是我國傳統政治智慧和優秀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這一制度自身存在局限以及政治環境制約，實施起來又步履維艱，困難重重，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舉官以及選舉方面的問題。在各類推薦、薦舉盛行的今天，宋代舉官制度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舉官，在我國古代早已有之。管子曰：“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1］卷十五馬端臨在《文獻通考·選舉考》中，將官吏的選拔和任用，分為舉官與舉士兩類敘述。不過，他又認為：“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然則舉士之與舉官非二途也。……降及后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舉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2］卷三十八在他看來，舉士、舉官至唐代分道揚鑣，分別通過禮部、吏部主持的科舉（科目）與銓選兩種途徑實現。當然，二者的區別并非絕對，有時又會交叉重疊。在《宋史·選舉》上，沒有把舉士、舉官作為專篇分而述之，而是列出 “貢舉、奏蔭、攝官、流外、從軍”等選任官吏的方式，這些實際上是五種入仕途徑。在宋代，舉官與皇帝的特除、中書的堂除和吏部差注等相近相關，但又自成一體，較為成熟和發達，包括薦舉和辟舉兩種基本類型，①還有“十科舉士”（此處舉士更多地指舉官）、“舉官自代”等。其中，薦舉是薦舉有專長和才干的官吏，以備升遷，具有儲才和任用的雙重作用，重在推薦；辟舉則是某些機構的官長，舉辟僚屬，直接任用，重在辟用。當然，二者有所區別，而性質和要求又相近，并且薦舉經常進行，史料也要豐富一些。為此，以下探討舉官責任追究時，主要關注薦舉或作總體考察。
宋代的舉官有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一般認為經歷三個階段，“一是太祖、太宗時期，以‘特薦’為主；二是真宗至神宗時期，在重視‘特薦’的同時，確立并逐步完備了‘歲薦’制度；三是哲宗朝直至南宋時期，基本上沿襲成規而略有改革。”［3］270不論在什么時期，宋人都比較看重舉官，北宋前期有人認為，“靡逢舉薦，則終困于徒勞。”［4］卷四十二“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5］卷一百七《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哲宗時也有人說：“致仕者，須有人舉薦，乃得再仕。”［4］卷四百九十八至南宋，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說：“方今朝廷清明，吝惜名器，士夫改秩，只有薦舉一路，舍此則老死選調而無脫者”。［6］選舉三○之二的確，舉官在宋代官吏選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一大批著名官吏、政治家以及杰出人物都是通過舉官而脫穎而出的［7］。宋代舉官的史料較為豐富，在宋代的法律、政典以及《宋史》等基本史料上有大量的記載，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宋代舉官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也涉及舉官責任問題，②但對舉官責任追究制度尚缺少專門系統的論述。為此，本文對舉官責任的形成、責任追究的原則以及制度運作的狀況作一些探討，以期推進宋代政治史和行政管理史研究的深入，這對改革和完善現代官員薦舉制度也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舉官的責任與舉官的條件直接地聯系在一起，舉官條件法律規定得越詳細，舉官的責任也會越明確。在宋代的法典或法律文獻上，如《吏部條法》的《奏辟門撮要》、《薦舉撮要》，《慶元條法事類》的《保官令》、《薦舉令》、《奏辟》等，對舉主和被舉的資格條件都有較為全面的規定，甚至較為龐雜。已有學者對此作過梳理和概括，舉主條件有：身份、履歷負犯、與被舉關系、舉數等方面要求；被舉條件有：資歷、身份和舉主數量，等等。③這些規定表明，舉主和被舉必須在具備主體資格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合法的薦舉關系，否則，就會產生舉官責任。在舉官過程中，責任的形成較為復雜，除了基于上述舉主、被舉的資格條件外，還可能因舉官程序以及被舉履職等方面原因而導致舉官責任。
宋代非常重視舉主的選擇，“太宗嘗語大臣曰，若更不擇舉主，何由得賢。”［8］別集卷七而如何選擇舉主，則主要依據資格。這不僅一定程度上
① 參見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第五章“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第二章第四節“諸司奏辟法”、第三章第三節“薦舉保任制度”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版。
② 較早關注宋代舉官研究的，如海外學者梅原郁，1981年發表《宋代銓選的一個視角——以薦舉制度為核心》（《東洋史研究》第39卷第4號），國內學者朱瑞熹《宋代幕職州縣官的薦舉制度》，《文史》第27輯（1986年）；曾小華《宋代薦舉制度初探》，《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2期；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五章，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二章第四節、第三章第三節，苗書梅《宋代任官制度中的薦舉保任法》（《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5期）；曾小華《中國古代任官資格制度與官僚政治》第三章“資格制度的廣泛運用”（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版）等。這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對宋代舉官作了開拓性的研究，對宋代舉官的基本概念、主要類型、發展歷程、薦舉范圍、薦舉主體、舉主要求、被舉條件、實際狀況等作了較為全面深入的探討。其中，朱瑞熙專從幕職州縣官的薦舉制度角度，而苗書梅的論著又較多地涉及到薦舉中的責任問題。近年來，對宋代舉官的一些專門問題展開研究，如胡坤《從南宋士大夫的議論看宋代的薦舉之弊》（《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11期）、姜錫東《宋代臺諫官薦舉新論——以〈宋史·本紀〉的記載為切入點》（《河北學刊》2009年第2期）等。
③ 參見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第五章。保證舉官的質量，而且決定舉主是否承擔相應的責任。不過，舉主的資格和條件，因時間、舉主、對象變化而有所不同，多由具體的舉官詔令決定的。如北宋前期，大中祥符八年（1015）臣僚上奏說：“乞自今文武臣僚舉官
須是在知州、知軍、通判、鈐轄、都監系升朝官及諸司使、副使已上，并制置發運司及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方得舉官。”［6］選舉二七之一五而北宋中期以后，元祐四年（1089），“詔今后文臣系知州軍資序，及武臣路分都監，知州軍已上，方許奏乞考察。”［4］卷四百二十二并且“各須在任”。［9］289可見，前者較為具體，后者較為原則，但集中在舉主的職位和資序上，有一定的普遍性。具體的舉官又很復雜，舉主資格實由所舉對象來確定的。如舉幕職、州縣官：天圣五年（1027）六月，“詔今后兩省五品已上官，每年許依御札同罪保舉幕職、州縣〔官〕五人。”［6］選舉二七之二一［4］ 卷一百八十一此類詔令較多，無須臚列，但反映了一個重要的規定，就是哪些官吏具有舉官的資格，即所謂“方得舉官”、“方許奏乞”，否則，就是違規違法舉官。
同時，即使舉主符合上述資格的一般要求，但可能因一定的處分、罪名等而失去舉官的資格。天禧元年（1017），詔：“因罪降充監當者，不得舉官”。至和二年（1055）詔曰：“犯私罪杖已上，不理為舉主”。［6］選舉二七之十六［4］卷一百八十一此外，某些特定的地區或職位的官吏不具備舉官資格或不能薦舉某些官，景德二年（1005），詔：“河北、河東、陜西路緣邊知州軍不得舉官為通判、幕職、巡檢。”［6］選舉二七之九［4］卷六十一熙寧十年（1077），“詔諸寺、監丞并堂選，更不舉官。”［4］卷二百八十建炎三年（1029），“詔今后如系吏部窠闕及非奏辟去處，并不許奏辟。”［6］選舉三一之一這類主體資格的限定，從宋代官吏的上奏中得到印證，如至和二年（1055）侍御史毋湜“乞今后新除經略安撫使及沿邊總管、知州等，未到任間，不得奏辟武臣及班行充本路差遣。”［6］選舉二七之二九崇寧二年（1103），臣僚也說：“其已嘗召對及擢任省郎、館閣、監司之類，更不許薦舉。”［6］選舉二八之三一這些限制在宋代法典上也有反映，《慶元條法事類》的《保官令·雜令》說：“保官仍須無贓罪或私罪徒，非分司、致仕、不理選限及進納流外官（謂見居流外品者）”，“不得以廢疾、應贖人為保” 。［9］114同書《薦舉令》又規定：“他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所差者，不得薦舉。” 以及“降充不應舉官職任（舉官后雖除侍從官，見降宮觀同），或已分司致仕、尋醫者”之類。［9］289這些資格的限定或否定，較上述正面資格要求更為明確，違規舉官的責任也更為嚴重。
以上舉主資格的規定或限定，主要針對薦舉的，其中某些要求也當適用辟舉，但后者的資格要求在宋代史料上要簡單許多。辟舉資格主要依據直接授權而獲得，如中央派出的專使機構、地方路府州以及技術機構的官長，具體情況也較復雜，不能一概而論。如：元符時，“陜西河東路大小使臣得替……帥司亦不得辟舉，仍請令在任日經略司豫行銓度人材，奏填合舉員闕。”［4］卷五百十八也就是說，陜西、河北等西北地區的經略司官吏有辟舉資格，而帥司及其下級機構則沒有。
為此，舉主只有具備資格，才能舉官，否則，就違背法令，承擔舉官責任，或者導致舉官無效，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河陽陳堯叟、永興寇準、許州石普各奏舉本任內使臣，悉罷之。”因為舉主“未歷外任差遣而舉官”。［6］選舉二七之一五但是，每次舉官時，舉官的主體和范圍，常有明確的規定，舉主也就很少明目張膽地鋌而走險，越職舉官。事實上，因主體資格引起的舉官責任并不很多，主要是以下被舉資格、舉官程序、舉后履職等方面原因所致。
如果說，上述舉主的資格責任，指向于舉主的經歷和能力，以保障對人才的鑒別；而基于被舉資格的舉主責任，則著眼于所舉的行政素質和能力，以使他們將來更好地履行職責。因此，舉主在舉狀上必須詳述被舉的信息：“內外官司奏辟員闕差遣并勾當公事……仍自今應奏辟官，于奏狀前用貼黃，具所辟官出身、年甲、三代、成任、差遣并功過事件及在朝親屬、職位、姓名。”［6］選舉二九之一實際上就是被舉的身份、年齡、家世、任職、勞績、負犯、職事回避等方面的限定。當然，這是一般要求，有時也會變化，舉主也因此要承擔相關責任。下面擇要分析。
被舉的身份、任期與舉主責任的關系。大中祥符二年（1009）詔，“群臣保舉幕職州縣官，不得舉才經一任及無勞績者。”因為，“幕職州縣官初任者，或未熟吏道，
群官勿得薦舉。”［6］選舉二七之一○［2］卷三十八這是針對幕職州縣官的，涉及考任和勞績。其中，考任要求較為復雜，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詔內外官所舉幕職、州縣官，并須經三任六考。”［6］選舉二七之一○這往往根據所舉對象作相應的規定，如有人認為現任知州、通判等奏舉的三班使臣，“須是曾經監押、巡檢兩任無遺闕者。”［6］選舉二八之一五天圣時舉詳斷官，“自今舉詳斷官，須有出身，入令錄、幕職官人，曾歷錄事參官見任二年以上，……其嘗乞試律者，須及五考已上，乃聽舉之。”［4］卷一百十治平元年（1064）舉將領，“諸司使已下至三班使臣，堪充將領及行陣任使。”［6］選舉二八之二紹興時“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10］卷一百十六舉主必須根據所舉的身份、任期來薦舉，否則，“不如所舉，即坐舉主之罪”。［6］選舉二八之二
績、能力與舉主責任的關系。所舉的身份、任期是靜態的，而勞績、能力則是動態的，并且側重于實際能力和水平的甄別，顯然向舉主提出更高的要求。勞績的重要依據就是考課的結果“考第”。大中祥符八年（1016），就有人提出：“今后舉官欲并以考第歷任進呈。”［4］卷八十四而考第又由廉潔、能力、特長、政績等決定，故舉主必須考察這些內容，“仍須曾任監押、巡檢，自來無贓濫及識字者，明具所長、堪何任使。其幼小未歷事務，年老不任委用者，不在保舉。”［6］選舉二七之一五紹興時有相近的規定，“今后侍從以上薦引人才，并須文行相副，治績昭著，仍指定事實逐件聞奏，務得實才，以副招延之意。”［6］選舉三○之五這固然是對被舉的資格要求，同時也是對舉主的限制，否則，舉主不能保舉，承擔的是擔保責任。
被舉的負犯與舉主責任的關系。這是一種禁止性的舉官條款，而負犯的罪名和程度是有確指的，一般指贓罪、私罪，如：線）規定“歷任無贓私罪”，［6］選舉二七之八乾興元年（1022）要求“無贓私過犯”，［6］選舉二七之一九其表達的含義比較接近。在罪名體系中，贓罪、私罪相對過失罪、公罪來說，處罰要嚴厲得多，但是，不是犯有贓罪、私罪都被取消被舉的資格，而要根據犯罪的程度來確定。若在杖以下仍可被舉，同時擔保的要求高一些，乾興元年（1022）規定，舉選人“歷中有私罪止是杖以下，許轉運或提點刑獄二人同罪保舉，即依舊施行。”［4］卷九十九仁宗天圣二年（1024），監察御史李纮認為：“自今有犯罪至徒者，唯贓私逾濫、挾情故違不得奏舉外，余因公致私，事理不重，亦許奏舉。”［4］卷一百二李纮的看法與舉官的要求是一致的，贓私罪、故意犯罪的徒刑以上不得被舉，而其他情形則可以。這類負犯的限制，在宋代法律中也有明文規定，“保官仍須無贓罪或私罪徒，非分司、致仕、不理選限及進納流外官（謂見居流外品者）。”［9］114“諸特責降官，臣僚不得薦舉。”［9］289也就是說，不得薦舉犯有徒以上贓私罪，以及受到分司、責降等處分的官吏，否則，就是不如所舉，舉官不實，承擔責任。
以上舉主和被舉的資格要求，實際上規定了薦舉的前提性條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只有滿足這些基本條件，舉官才能展開。而這些條件都是已有的事實條件，關鍵是舉主能否按照舉官的法律法規，核查出被舉的資格是否符合標準以及資格的真實性，然后依法、如實薦舉，否則承擔法律責任。為此，基于舉主和被舉資格條件引起的舉官責任，尤其是后者具有明顯的擔保特性，即保證舉官信息的真實有效，因而，無論過失，還是故意，只要失實或虛假，都要承擔舉官責任。當然，這也是宋代舉官擔保責任規定的組成之一，此外還有舉后任職的擔保，后面有所論述。
宋代對舉官過程中的格式、人數、時效、回避等，都有相關的規定，由此引起的責任也可稱為程序性責任。
舉官的格式，是古代法律形式——式的一種。書寫必須規范，如果“諸舉狀不依條式，本案吏人承受注籍者，杖一百。”［11］244本案吏人要受處罰，更不用說舉主了。這種低級錯誤，一般有經驗和閱歷的舉主是不會犯的。當然，隱漏薦舉的要素導致格式上的錯誤，由此產生的責任又屬于另外的性質了。
在舉官中，有兩個人數方面的要求，一是舉主的人數，也是針對被舉來說的，只有滿足人數要求，才能被舉某官，也含有舉主相互監督之意；二是所薦舉人數的限
宋代的薦舉人數，是隨時間、舉主、對象和類型等因素變化的。如淳化三年（991），“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4］卷三十三次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于幕職、州縣官中各舉堪任京官者二人”。［4］卷三十四天圣元年（1023），“詔升朝官準御札舉官，歲毋得過三人。”［4］卷一百一可見，舉主、被舉不同，所舉人數也有差別。即使同一類舉主，在不同時期所舉人數也不相同，寶元二年（1039），直史館蘇紳就指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才舉一人。”［4］卷一百二十五康定二年（1041），有一個關于舉官人數的規定，涉及范圍較廣，“今后文臣知州軍、通判升朝官已上，武臣知州軍內殿崇班已上，每年并許舉三人。其開封知府、推判官，依知州、通判例，每年各舉本部內官三人。在京文臣除知雜御史已上、武臣觀察使已上，每年許舉二人”。［6］選舉二七之二六元祐二年（1087）又作了舉官升陟的限定：“在京職事官，歲合舉官升陟者：文臣，六曹尚書以上各六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三人，軍器少監以上各二人；武臣，觀察使以上各二人。”［4］卷三百九十九上述從舉主角度限定舉官的人數，也有從接納機構來限定所舉人數，如南宋紹興二年（1132），有人建議，督府辟文武官，“各以十五人為限”。［6］選舉三一之三這從總量上控制辟舉的數量。這種規定具有足量和限量的雙重意義，但更多的是出于限量、防止濫舉的考慮，熙寧時有個詔書提醒說：“詔江淮發運使舉官，無得過本路轉運使副所舉之數。”［4］卷二百二十八元祐時御史中丞劉摯說：“舊例舉官皆有定員”，也是針對過量提出的。吏部還確立“京朝官、大小使臣升陟”的法定人數，［4］卷三百八十四作為舉官人數的基礎。當然，舉官不足或過量，從法理上講，都應負責任，但實際追究的似乎較少。
在舉官中，無論特舉還是常舉，都要求在限定時間內完成，咸平三年（1000）詔書說：“翰林學士、給諫、知制誥、尚書丞郎、郎中、御史中丞、知雜、三館、秘閣、三司官舉員外郎已下京朝官有材武堪邊任者，知雜而上各二人，郎中而下各一人，限五日以聞。”［6］選舉二七之八紹興三十二年（1162），“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以資序分為二等，一見今可任，一將來可任，限一月聞奏。”［6］選舉三○之一一宋代較正規的舉官，一般有時間的限定，如元符時，朝請大夫賈青奏：“將合舉官臣僚每歲所舉官，分為上下半年奏舉。”［4］卷五百十四為此，舉主按時舉官或定期上報，是其法定的職任，否則承擔責任。如紹興八年（1138），“詔舉官如敢妄發照牒及不申歲帳者，并以違制論。”［6］選舉二九之一二
在薦舉過程中，舉主回避有關對象，是宋代回避制度的一個組成，包括親友、同籍、師生、僚屬等。參見朱瑞熙《疁城集·宋代官員回避制度》，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版；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第三章第四節《回避制度》。避親是舉官回避的重點，如《薦舉令》所云：“諸親戚于法應避者，不許薦舉。”這是一項舉官回避的基本原則。有直接避親的，嘉祐四年（1059）六月詔，“前兩府臣僚許通舉內外官，并限一月聞奏，其已帶職及見任兩府與自已親戚毋得舉。”［6］選舉二七之三○也有間接避親的，主要是“毋薦宰執親黨”，［12］卷三十七元豐四年（1081）三月詔，“在京官不得舉辟執政官有服親”。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八之一三，此詔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十一中系于神宗元豐四年春正月乙未。宋代多次重申這種規定，既有血緣上的，也有職事上的考慮，可能偏重于后者，主要是職事回避，如“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為御史”。［4］卷一百八十九其原因，正如元祐三年（1088）正言劉安世所說：“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4］卷四百十五又如臺諫官舉官也受到回避上的限制，如建炎三年（1129），“上曰，臺諫以規過拾遺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趙鼎曰，惟不論薦臺屬。”［6］選舉二九之二一這種職事的回避，可能主要是為了防止舉主勢力的膨脹，以及相權的擴張。因而，舉主在舉官時，若與被舉有
統屬關系，也會失去資格（至于辟舉又當別論）。天圣九年（1031）詔書說：“大兩省官出外知郡，不得奏辟同判職官。其諸處知州，亦不得保舉見任同判。”［6］選舉二七之二五熙寧時也有類似詔書，“自今舉官者不得舉轉運判官以上，知州不得舉通判。若走馬承受在任得替及其親戚，亦不得舉充本路差遣。”［4］卷四百十五可見，宋代舉官回避的重點在血緣和職事，都屬于限制性規定，不可違犯。以上程序性責任規定，盡管缺少系統的法律法規，但涉及面較為廣泛，反映宋代行政責任制度的豐富，并在進一步完善之中。舉履職的舉官責任
上述舉官的資格、程序方面責任，都是舉主因被舉成任之前原因而承擔的責任，而所舉成任之后，失職瀆職、貪贓枉法，舉主仍要承擔責任，因而舉主要對舉官全程負責。如咸平元年（998）的舉官詔書說：“如任使后犯贓罪，并當連坐。”［6］選舉二七之七次年，“詔宰相張齊賢已下各舉曉錢谷朝官一員，如不稱職，連坐舉主。”［6］選舉二七之七到南宋初，臣僚還在說：“如擢用之后，職事曠廢，或犯贓私罪，并坐舉者。”［6］選舉二九之一九可見，擔保是宋代舉官的特點，也是責任的根源，甚至，追究擔保責任是一項重要原則（后面詳論）。為此，宋代舉官又稱為保舉，也就十分自然了。
宋代的舉官責任，大致由上述舉主資格、被舉資格、薦舉程序及舉后任職等四個方面原因造成，而重點在保證被舉資格的真實和舉后履職的清廉勝任。在此基礎上，宋代形成了舉官責任追究的基本原則，一是擔保責任的追究，二是同罪連坐的處罰，三是依法減輕免除責任。
選舉擔保，可謂是宋代選任官吏制度的總體特征，舉官時有，科舉中也有。［13］而在舉官中，擔保涉及薦舉的全部過程及主要環節，是舉主的首要責任，也是追究舉官責任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內容：
一方面，擔保所舉內容的真實，重點在被舉的資格條件。宋初，“太宗聽政之暇，每取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擇其有徳譽者悉令舉官。所舉之人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如舉狀者有賞典，無驗者罪之。”［12］卷一百六十《選舉六》也就是說，被舉官吏在身份、考課上有不如所舉，舉主就要受到處罰。元祐初，司馬光建議設立十科舉士，同樣強調“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八之一八。趙汝愚：《宋朝諸奏議》卷七十一《上哲宗乞十科舉人》與此稍異。這種追究強調所舉內容，尤其被舉德行、勞績的屬實，到南宋仍是如此，紹興三十二年（1162）孝宗說：“朕詳加廉察，才行治（效），果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6］選舉二九之一九嘉定四年（1211）二月，監察御史商飛卿也有類似上奏：“乞令侍從、兩省以上官各舉所知，保奏以聞。有不如所舉，并行責罰。”［6］職官四五之四一為此，在保官狀中，舉主都有這樣的承諾：“今保某人云云，并是詣寔，如后異同，甘俟朝典。”［9］115所謂“并是詣寔”，也就是所舉內容屬實，被舉符合條件，否則，舉主就要承擔責任，如《慶元條法事類·保官敕》所說：“諸命官應召保官而所保不寔者，與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9］114當然，所謂所舉內容的真實與否，多在被舉任職之后發現，故在宋代舉官詔書上常有這樣的表述，“后不如所舉，并當譴責”、“異時擢用，不如所舉，連坐之”、“如任用后犯贓及不如所舉，并連坐之”。［6］選舉二七之八所謂“后”、“異時”、“任用后”，都說明責任是在舉后或任后的發現和追究。除擔保資格外，還保證所舉歷任內無贓私罪，如咸平四年（1001）六月，“詔諸路轉運使、副，自今薦舉官屬，當歷任無贓私罪，及條其績效以聞，異時擢用，不如舉狀者連坐之。”［4］卷四十九
另一方面，擔保被舉任后的勝任其職并勤政廉政。宋初太祖有兩個舉官詔書就作出了規定，建隆三年（962）的舉賓佐令錄詔說：“或在官貪濁不公，畏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并隨輕重，連坐舉主。”［14］629乾德二年（964）的舉藩府通判官詔曰：“如輒敢徇私，顯彰謬舉，致州政之有濫；在職任以乖方，并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14］629此后，這類規定很多，如“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二官”［12］卷三十五，都屬于任后擔保。南宋還多次出現“保任終身”的規定，如：紹興“
十五年，命侍從舉知州、通判治跡顯著者，以補監司之闕，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與同罪。”［12］卷一百六十《選舉六》又如，高宗紹興三十（1160）年正月十四日詔：“諸州守臣，間有闕官，可令六曹尚書、侍郎、翰林學士、兩省、臺諫官、正言以上，各舉曾任通判及通判資序，公勤廉慎，治狀顯著，可充郡守者二員聞奏，以備銓擇，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與同罪。”［6］選舉三○之七八再如：乾道五年（1169），“詔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三人，保任終身。”［6］選舉三○之二○這種舉后任職的擔保，是資格擔保責任的擴充和延伸。
為此，追究舉官的擔保責任，是一個基礎性原則。宋代之所以從擔保角度追究舉主的責任，無非是使舉官的權利與義務相均衡，使舉主與被舉緊密捆綁在一起，從而強化舉主的責任心，加強對所舉官吏的監督，有學者指出：“有時使舉主與被辟者之間形成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關系”。［15］擔保責任的追究和落實，使舉主與被舉之間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如何實現擔保或追究擔保責任，則又依賴另一追究責任的原則或方式，即連坐同罪來完成。
連坐與同罪似乎含義接近，宋代有人將二者合在一起講，如胡宿說：“臣今保舉，如朝廷遷擢任用之后，犯入己贓并其余贓私及不如舉狀，并依所授敕命指揮，甘當同罪連坐。”［16］卷八但是，大多情況下，還是分開說的，如天禧四年（1020）九月的詔書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贓，并當同罪。其余贓私罪及不如舉狀，亦當連坐。”［6］選舉二七之一六似乎基于罪名的不同而分開表述。《宋刑統》也視連坐和同罪為兩種法律責任的原則，連坐：“同職有私，連坐之。” 同罪：如犯故縱闌入罪，“各與同罪”。［16］卷五從法理上講二者應有區別，舉官連坐，強調舉官的行為與結果的內在關系，歸結于舉主的連帶責任，而同罪則是確定舉官責任的標準，即以何種罪名和刑名來處罰舉主。舉官連坐固然是由前述擔保內容決定的，其中，與被舉之后的失職瀆職以及違法犯罪的關系更密切一些，如前述建隆三年（962）舉官詔書所說：“或在官貪濁不公，……并隨輕重，連坐舉主。”［14］629同年又詔曰：“文班官舉堪為賓佐、令錄者各一人，不當者，比事連坐。”［12］卷一景德三年（1006）年也有相近規定：“本人在所舉任中犯贓，即用連坐之制”。［4］卷六十六這類連坐之詔書或記載很多，如：雍熙二年（985）詔：“如犯贓賄及疲弱不理，亦當連坐。”［6］選舉二七之三-四淳化二年（991）御史中丞王化基奏請“謹公舉”時也說：“若所舉官貪贓敗露，舉主并當連坐。”［4］卷三十二次年的舉官詔書亦云：“所舉官將來任使后有犯私罪者，舉主連坐。” ［6］選舉二七之五咸平、景德、大中祥符時，也有類似表述，“如經擢任，有違犯，并當連坐。”“俟更三任……有贓私罪亦連坐之。”“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已贓并當同罪，其余贓私罪及不如舉狀，亦當連坐”［6］ 選舉二七之七、二七之九、二七之一六。南宋繼續沿用舉官連坐的原則，紹興初年，詔所舉官吏“犯贓罪，連坐舉官，依保舉法”。［6］ 選舉二九之三四李心傳也說，“保任京官犯贓連坐，舊制也”。［17］甲集卷八《保任京官連坐》而《慶元條法事類·舉辟敕》謂之“同坐”，被舉“若犯入已贓，舉主與同坐”，“同坐”與“連坐”應是一致的。故宋代舉官，既稱保舉，也叫“結罪奏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八，為大中祥符三年四月詔，《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三作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戊午詔，而《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七之一○作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八日詔，后者年代似有誤，其詔還云，“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軍、通判，結罪奏舉部內官屬，不限人數，明言在任勞績。如無人可舉，及顯有逾濫者，亦須指述，不得顧避。” 因舉主要承擔連帶法律責任。
？其中一種重要方式就是“同罪”，即舉主接受同樣處罰或同樣有處罰。宋代舉官的同罪處罰，與連坐前提一致，涉及保舉內容和舉后任職，如天圣七年（1029）有兩個詔書：“九月，詔：今后所舉法官，令審刑院、刑部、大理寺知院、主判官等，并令同罪保舉。 ”“十一月，詔：自今刑部、大理寺舉幕職、州縣官充詳覆、詳斷、法直官等，如職任內犯入己贓，其舉主并當同罪。”［6］職官十五之三九可見，前者泛言“保舉”同罪，后者明
言“任內”同罪，但是，同罪的適用與前述連坐有些相象，與舉后任職的關系更緊密些，大中祥符二、七、八、九年的幾個舉官詔書，所云同罪多與被舉任后的履職相關：“若歷任內犯入己贓，并同其罪。” “如任用后犯入己贓，并當同罪。”“如任使后犯入已贓，或酷刑枉法，及生事者，并當同罪”，［6］選舉二七之一四“今文武群臣舉官犯贓，舉主同罪”。［4］卷三十二但是，舉主的責任并不等同被舉的責任，同罪也未必處以同樣的罪名和懲罰，這要根據舉主的責任和責任的性質來決定。
為此，連坐既與同罪關聯使用，又有“量輕重”的限制，即前所謂“量輕重連坐。”［6］選舉二七之一［2］卷三十八乾德二年（964），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應詔舉官時，也有相同的處罰規定，“如敢徇情，致其人不職，并量事狀輕重連坐。”［6］選舉二七之一五年（967）三月的詔書基本相同，“除授之日，仍列舉主姓名，如或臨事乖方，罪狀顯著，并量輕重連坐。”［6］選舉二七之一哲宗元祐元年（1086）的表述略有不同，“若到官之后，才識昏愚，職業墮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舉者加懲責。”［6］選舉二八之一五可見，“連坐”前綴“量輕重”、“量事狀輕重”、“依本罪大小”等詞，意思相近，強調舉官責任的大小，應根據所舉官吏任職后違法犯罪的程度來確定。
總之，舉主負有連坐的連帶責任，承擔同罪的處罰。而舉主的責任大小、處罰輕重，又由所舉內容和被舉履職決定。同罪也就應有兩層含義：一是直接的或狹義的，指以相同的罪名處罰；二是間接的或廣義的，同樣有罪的意思，以同類或相近的罪名處罰，通過衡量舉主與被舉違法犯罪“輕重”的程序來調整。在追究舉官責任時，連坐與同罪又是無法分開的，連坐是同罪的基礎，同罪是連坐的結果，通過二者的結合，把舉主的責任心、責任意識落到實處，保證舉官合法有序地進行。然而，舉主又很難把握被舉的資格（尤其品德方面），也無法左右被舉任職后的為政，其中存在許多變數，如果只有擔保的要求，連坐同罪的處罰，多為剛性的要求，勢必對舉主產生極大的壓力，制約薦舉，甚至傷害舉主。這又需要通過另外的責任原則來調節和平衡，彌補擔保資格、連坐同罪責任原則的不足。這就是舉官的減輕免責原則。
宋代舉官的擔保、連坐責任的負面影響，宋人早已指出，蘇軾曾感慨道：“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于）十數年之后，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 “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6］選舉二七之二三-二四南宋紹興時，也有臣僚上疏指出舉官責任嚴厲，“夫罰太重則法難于必行，罪可逃則人期于幸免。”［6］選舉二九之二九針對這些負面影響，宋人又提出：“群臣舉官，例皆連坐，宜有區別。”［4］卷六十六實際上，減免責任的原則可以克服上述擔保、連坐、同罪原則的不足，并與之配套，相互補充，形成舉官責任原則的體系。當然，具體的實施又要根據不同的舉官條件和責任來決定。
一是根據所舉官吏任期犯罪失職的輕重減輕責罰。這就是前述“量輕重連坐”的具體落實。據此，舉主責任的減輕，主要依據被舉責罰的程度來決定，并非因舉主直接的違法犯罪。被舉犯罪和失職的輕重不同，舉主減輕責任的大小也不一樣，太平興國七年（982）的詔書，就是這樣規定的：“自今文武常參官所保舉人有罪連坐者，犯私罪無輕重減一等論，公罰即減二等論，仍著為令。”［6］選舉二七之三至于所舉犯死罪，無論輕重，舉主“減二等論定”，［4］卷二十三基本上根據被舉所犯私罪、公罪，來確定舉主的處罰減輕的幅度。大中祥符四年（1011），法寺言：“所保舉犯私罪入己贓罪至死者，舉主減死一等斷遣。”［6］選舉二七之一二熙寧七年（1074），都官郎中鄭惟幾針對奏舉邊臣減輕責任，也提出減等與同罪并存的建議：“奉特敕奏舉邊臣者，若任用后不如所舉，與同罪，至死者減一等。”［6］選舉二八之一○這些減等的規定或建議是與宋代法典規定相一致的，《慶元條法事類》就有如下條文：
諸舉官充職任，于所舉任內以職事曠廢至公罪徒以上，舉主減二等（即不因本職而犯者不坐）。［9］卷十四選舉門一《薦舉總法·敕》
由上可見，舉主減輕責任，主要根據被舉公罪還是私罪、貪贓還是曠職、文官還是邊臣確定幅度，而其中被舉贓罪或被舉為邊臣犯罪，舉主幾乎同罪，而被舉犯一般的公私罪則有較多的減輕。這也反映宋代打擊貪贓、重視邊防的用心。此外，在一般的舉改官、升資序中也有相似減等規定。［9］卷十四選舉門一《薦舉總法·敕》
二是根據所舉官吏的非故意和非任職犯罪，舉主減輕，甚至免除責罰。其一，所舉官吏“非故犯私罪”，也即過失犯罪，舉主可以免責。大中祥符五年（1012）八月詔曰：“應保舉官有誤犯私罪，非故違者，自今勿連坐舉主。”［6］選舉二七之一三［4］卷七十八這里明確被舉所犯，非故意且為私罪，舉主可以免責。而所犯即使過失，犯的也是公罪，但如屬貪贓，舉主一般不能免責；至于杖刑以下的輕罪，舉主又可免責，如天禧二年（1018）四月詔曰：“自今命官使臣犯贓，不以輕重，并劾舉主，私罪杖已下不問。”［6］選舉二七之一七可見，被舉官吏的“非故犯”、“非故違”是舉官的免責前提，而犯贓，免責是有限的，甚至不能免責，乾道二年（1166）的規定也相近，“侍從、臺諫、兩省官舉監司、郡守，可依薦舉舊法，如犯入己贓當同罪，余皆略之。”［6］選舉三○之一七其二，對“非任職犯罪”的免責，即被舉官吏在所舉職位之外的犯罪，舉主不負責任。景德四年（1007）七月詔，“改官后犯贓，舉主更不連坐。” ［6］選舉二七之九［2］卷三十八即被舉者在任期之后犯贓，超過了擔保范圍，舉主也就沒有連帶責任。至于已經薦舉至未就職之間的被舉犯贓，舉主同樣不承擔責任，仁宗天圣元年（1023）八月，“詔所舉官未改轉而坐贓者，舉主免劾。”［4］卷一百一上述內容就是宋朝《慶元條法事類》卷十四選舉門上所說的：“不因本職而犯者不坐”。當然，舉官之前，被舉犯贓，則屬被舉資格方面的限制，若超過規定，舉主同樣要承擔被舉資格的責任。
三是根據恩赦來減輕舉官責任。元祐三年（1088）尚書省說：“如被舉人犯贓私罪，特旨編配者，舉主雖該恩，并取旨。”［4］卷四百十四也即被舉犯贓私罪“特旨編配者”，舉主遇恩赦減輕處罰，則一同取旨。舉主如何減輕，六年（1091）大理寺的上奏講得比較清楚：“因舉官緣坐已經恩者，如罪人不該原減，聽減一等。若再會恩，從原減法，罪人該特旨及于法不以赦降原減者，舉主自依赦降。”［6］選舉二八之二四這種減輕的說法竟然與《慶元條法事類》上表述十分相近：“諸舉官應坐舉主，若被舉人犯罪后會恩雖不該原減，舉主聽減一等，再會恩者，聽從原減法，其被舉人以特旨及于法不以赦降原減者，舉主自依赦降。”［9］288可見，會恩赦降之時，即使被舉不在赦免減罪的范圍，舉主也可減輕處罰。
首”免責，也叫“首服”、“陳首”。在舉官之后，舉主發現被舉有資格、品行、履職等方面問題，及時主動上奏，自首認罪，可以減輕或免除責任。太平興國二年（977），戶部郎中侯陟知吏部選事，因有人冒妄，事發連坐，而他“造便殿自首服，上特赦其罪。”［4］卷十八這是宋代選舉官吏中自首免責的較早記載，但還不是舉主自首。淳化四年（993）詔“自今內外官所保舉內有改節為非者，并許舉主陳首，免其罪。” 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七之五。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八亦載此內容，文字稍異，“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但上接端拱三年事，又未載年號，易致時間確定之誤。 這就是舉主自首的規定了。后來，這類舉主自首免責的詔書仍有頒布，景德元年（1004）詔：“今后舉官，如因奏任用后，其人改節踰違，不如舉狀，并許舉主陳首，特免連坐。”［6］選舉二七之九到天圣時，審刑院、刑部、大理寺還議定了舉官自首免責的法律，“許元舉官具實狀陳首”，同時，作了限制并完善，“據所陳體量得實，即依法斷遣，舉主免同罪”。［6］選舉二七之二一不過，這一免責規定在大中祥符時一度廢棄，“如
前所舉官間有貪濁，亦許陳首。自今必擇廉能，乃形公舉，更不在陳首之限。”［4］卷八十六南宋紹興時，甚至有人提出“除去自首之文”，［6］選舉二九之二九隆興元年（1163）也有人主張：“乞嚴舉主連坐之法，不許首免”。［17］乙集卷十四《隆興至嘉泰積考改官沿革》即使如此，《慶元條法事類》仍有如下規定：“諸舉改官關升，若被舉人犯贓，已被論訴，及他司按發、臺諫論列者，不在首舉之例。”［9］294也就是說，如果被舉的犯贓已為其它機構、官吏發現，舉主也就失去自首免責的權利。這恰巧說明舉主自首免責仍是南宋法律的規定。
此外，還有特定的舉官免責，如特詔免責：大中祥符七年（1014），“在法，私罪當劾舉主，詔釋之。”［4］卷八十二如致仕免責：慶歷五年（1045），“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4］卷一百五十七如限定范圍的免責：治平元年（1064）詔：“只是將領及行陣戰斗不如所舉，即坐舉主之罪，外有他犯不坐。”［6］選舉二八之二可見，宋代舉官免責的規定較為詳細。
當然，宋代也有人認為某些特殊職位的薦舉不宜追究責任，實際上是免除責任，熙寧時王安石認為，薦舉場務官，就不宜“賞罰舉主”。［4］卷一百五十七而某些特定領域的舉官，又不適宜采用免責條款，如奏舉邊臣，“如致城寨不守，其舉主雖會赦不得原減。”［6］選舉二八之一○至于舉主若有情節，則會加重處罰，“諸因薦舉而受財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加一等。”［9］288這就意味著免責條規的消失。總之，舉官免責是對前述舉官有責的補充，而減免舉官責任時，又強調不宜免責或加重處罰，更是對舉官有職和免責的補充，由此可見，宋代的舉官責任制度較為嚴密。
1．宋代統治者對舉官有較高的認知，并確立了舉官的條件、責任和追究原則，形成較為系統的舉官責任制度，也發揮過一定作用。
在歷史上，對制度的認知未必與制度的實施完全一致，但是，任何一種制度的建構又都與制度的理念密切相關，理念肯定反映人們對制度的重視以及社會對制度的需求。宋代對舉官以及舉官責任的重視，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尤其士大夫把官吏選拔、任用、考核、黜陟等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使舉士、舉官與的治亂興衰聯系在一起。所謂：“致治之原，莫先乎得士”［6］選舉三之三三，“天下之治在于得人，人之賢愚系乎所舉”，［6］選舉二八之二“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2］卷三十八、卷十一。也就是說，天下大治的根本在于得士得人，而如何獲得，關鍵在于選舉，只有得士得人，才能達到百官稱職、萬務咸治的總體目標。眾所周知，宋代官僚隊伍龐大是個突出的問題，也是具有時代特色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之一。究其原因，從制度層面講，一方面入仕途徑多、數量大，另一方任官機制復雜，實行官、職、差遣，以致機構臃腫，官多闕少，效率低下。如何從現有的眾多官吏，尤其中下級官員中，不論是在職的，還是待闕的，選拔出有實際能力水平的官吏，承擔起運行政權機構的重任。這是宋代統治者面臨的棘手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案，就是加強吏部銓試，實行舉官制度。如有人指出：“今日官冗之弊極矣”，“令吏部嚴銓試之法”。［6］選舉二六之一銓試有多種方式和多個環節，而舉官責任和責任追究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也有可能限制或解決宋代官吏選任中的部分問題。
根據前面的梳理和論證，從舉官責任的形成和要件，到擔保、同罪、連坐、減免等責任追究原則的確立，以及一些舉官程序性的規定等，都足以表明宋代舉官責任追究制度，內容豐富，全面系統，并且，確在實際舉官時實施，使一些舉主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從而一定程度上整肅、過濾、篩選、淘汰官僚隊伍，提高各級官吏的責任心，倡導官場的清廉之風，成為官僚隊伍建設的一種機制、一道防線。這與上述宋人的舉官認識是分不開的。為此，從制度設計的目的和理想來講，無論是程序性的還是實體性的，無論是預防性的還是懲罰性的，無論是要件性的還是原則性的規定，都要求通過舉官責任的追究來實現，并充分發揮舉官制度的性能和效率。總之，舉官責任追究作為一種制度，在宋代已經建立起來，也是宋代選舉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并有其合理性和科學性。
對宋代的舉官責任追究制度，可以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判斷，一方面，據前所論確是建立了一整套較為系統的制度；另一方面，這套制度有個形成的過程，大致與宋朝官制演變同步。此外，還有一些不足，尤其實施過程中的問題，即使到了仁宗慶歷時，問題仍然還不小，韓琦、范仲淹等說：“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4］卷一百四十一顯然，當時“以資考序”要比舉官重要，而舉官本身，“近歲薦舉多濫”。［4］卷一百六十二［6］職官六一之一○這種情形下，舉官責任追究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我們又不必太遺憾，太悲哀，畢竟制度已經形成，并且在各個時期有不同程度的實施。這是有案可稽的。即使在北宋前期，舉官制度正在形成時，已經追究舉官的責任。太祖建隆二年（961），“太仆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4］卷二線），知永興軍府朱巽、陜西轉運使梅詢 ，舉官“不察奸妄”，“并削一任”，也即沒有盡到審核和實舉的義務。［4］卷九十六仁宗時，“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為奏舉前保州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18］44到北宋中期，追究舉官責任仍在進行，神宗熙寧五年（1072），知太平州、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張瑰就因“三舉官不當”，而被奪一官。［4］卷九十六十年，“翰林學士楊繪挾朝廷薦舉之令，陰為奸利，”弄虛作假，涉及舉官內容和程序上的問題，最終受到法律制裁。［4］卷二百八十一
后來，在哲宗、徽宗時期，舉官遇到一定困難或限制，或者一度“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4］卷三百八十或者“應奏辟者許辟員數之半，余朝廷選差。”［6］選舉二九之一六但仍然追究舉官責任，有時舉主還比較自覺，如：元祐六年（1091），“劉摯、蘇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為姻家，轍薦鞏，皆自劾，乞正典刑，詔答不允。”［4］ 卷四百六十七還有追究的記載，元符二年（1099），“寶文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呂嘉問舉官不當，有誤朝廷任使，今特降充寶文閣待制，更罰銅三十斤。”［4］卷五百十五并且，當時還有人提出處罰舉奏不合格官吏的具體標準，“諸舉官而薦充侍從、臺省，即停廢或責降差遣而奏舉差遣者，各杖一百，仍委御史臺糾察。”［6］選舉二八之三二這是對舉官責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制度的實施也不那么順利，而責任追究并未放棄。南宋高宗，手詔天下，告誡舉官，“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10］卷一百十一南宋李心傳的一段話應有一定的代表性，“保任京官犯贓連坐，舊制也，然近歲未有舉行者。淳熙初，錢師魏參知政事，會其所舉者以賄敗，上疏自劾，詔特鐫三官。吏部因以他舉官名聞，皆坐降秩。紹熙初，趙溫叔所舉以贓抵罪，用故事當削三秩，而溫叔時為使相，若降三秩，則應落袞鉞為銀青光祿大夫，朝廷難之，于是自衛國公降封益川郡公，削其食戶二千而已。其后，周洪道連坐，亦自益國公降封滎陽郡公，蓋用溫叔例。”［17］甲集卷八《保任京官連坐》可見，南宋追究舉官責任時，在連坐同罪上確是打了一點折扣，但還是以一定的方式追究舉主責任。此外，還有一些零散的記載，如：淳熙六年（1179），“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12］卷三十五
上述這些記載說明，宋代舉官責任追究并未停留在制度層面，確是執行了。盡管實施的程度和效果，各個時期有所不同，制度與現實也存在差異，但又不能以此否定舉官制度和責任追究的作用。如有人對宋代的舉官要求和限制產生懷疑，甚至認為，“終宋之世,這種限制并沒有收到多少效果，后期甚至到了無法控制的局面。”［19］這可能有些苛求古人以及古代的制度了，況且在古代可能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制度。其實，舉官責任追究及其效果怎樣，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能僅僅就制度論制度，關鍵要從各個時期的政治以及體制上尋找原因。這可能需要專文才能講得清楚。
3．責任追究能夠解決舉官中擔保、程序方面的某些問題，一定程度上防止失實、濫舉等，但是，制度設計的本身缺陷和制度環境的外在制約，實施起來又步履維艱，困難重重，走一點樣，打些折扣，在所難免。宋代舉官責任追究制度固然重要，并有時代特色，然又不是包治舉官百病的靈丹妙藥，不可能從根本上解
在宋代舉官制度的相關研究中，一般人都會期望高，評價低。當然，評價的高低與考量的視角有關，尤其是站在宋代，還是站在現代，得出的結論必然不同。宋代的舉官責任追究，在制度和法規上的系統性及其地位，可能超過它的實際運行和效果。但是，在專制體制下，御史臺、中書省以及廉訪使等都能監督和奏劾舉主，如宣和二年（1120）八月，“詔：監司所舉守令非其人，或廢法不舉，令廉訪使者劾之。”［12］卷二十二最終的處置權仍在皇帝手里，因而，舉官的責任主體比較明確，而追究舉主責任的主體較為含糊，并且，御史等是事后監督，皇帝又忙不過來，也就使舉官出現失控的時空。同時，宋代官僚體制突出的問題是“冗官”，舉官雖然不是入仕的途徑，但又是官吏選拔、任用的重要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恰恰適應了“冗官”體制的需要。舉官責任追究，有調控官吏選拔以及“冗官”的積極一面，又有增加“冗官”的消極一面。如果再加上科舉、磨勘、蔭補等入仕方式的推波助瀾，“冗官”問題更為嚴重，更為糟糕，促成我國政治史上少有的官多闕少、僧多粥少的奇觀。治平三年（1066），同判流內銓蔡抗說：“伏見系磨勘奏舉候次引對選人二百五十人，一歲引見不過百人，計須二年半方可引絕……今將南曹逐年舉狀，約一千九百員。被舉者既多，故磨勘者益眾，朝廷雖于引對之際限以班次，然內外舉官之數，未嘗略有裁損，本源未窒，徒抑其流，故選人日月滋引。”［4］卷二百八元祐時，吏部待闕的官吏甚多，“尚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侍郎右選八百余員，并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尚書右選二百八十三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并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余員。”［20］卷下當然，舉官不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唯一原因，但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
為此，宋代盡管建立起較為健全的舉官制度，同時舉官方面的問題還是不少。如北宋包拯就指出薦舉制度的弊端：
論薦之人，不能體認朝廷求實才、備急用之意，但緣其雅素，或暱于愛私，或迫于勢要，或通于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詳哉!［18］44
薦舉之制，祖宗所以均齊天下之至權，行之百年，講若畫一。比年以來，監司、郡守不能體國，有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并至而不疑者；有歲薦五人，而發奏削至以十數而不止者；有當發職言而詐為京狀者；有止系常調而詭稱職司者；有轉運雙員交承各異而南廳北廳妄行摻捕（補）者；有上下半年月日有限而先時后時了無忌憚者；有被舉之人見存而假稱事故奪而之他者；有經隔數年而冒作交代即行補發者。若此之類，不可概舉。［6］三○之八-九［21］卷一百六十九
一是違反回避規定，薦舉親友朋黨，以市私恩。宋初的舉官，有點內舉不避親的味道，同時問題嚴重，宋代王栐就指出，“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姓名未聞于朝，已先蒞職，洎至命下，則已蒞月日皆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太宗雍熙四年（987）八月乙未，詔曰：‘諸處奏薦，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啟幸門，今后如有員闕處，當以狀聞。自后奏辟不敢私于親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摘之，稍知所畏忌矣。”［22］42。這實際上是試圖通過加強監督，尤其是君權的直接控制，來解決舉官中的結黨營私問題，但效果自然有限。慶歷時有人指出：“近歲薦舉多濫，亦有負罪不可湔滌之人得更右職，率為朋黨，以市私恩，不可不革也。”［4］卷一百六十二熙寧時，權御史中丞鄧綰奏劾章惇“舉官私邪”，“有連朋結黨、兼相庇護、對制不實之罪。”［4］卷二百七十一這類情況，宋代時有發生，根源還是在體制上。
二是“但薦勢要”，“壓抑孤寒”。在薦舉中，有資格的要求，但沒有勢要與孤寒之別。官吏只要達到一定條件，就有被舉的權利，成為薦舉的對象，舉官也就與科舉一樣，具有相對的平等性和開放性。但是，舉主往往又在特定的背景下，出以私心私利，很難公平、公正地對待不同身份的應舉者。仁宗就感到保任中的這類問題，“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進而采取“抑權勢進孤寒”的對策。［23］卷一《帝德》元豐時，御史何正臣也指出類似問題，“近日舉官
三是濫舉日滋，受托貪墨。在薦舉中，宋代或有數量規定，必須完成，也有時不限數量，可以盡量保舉。紹興時有個詔書較為典型：“舉官須以歲額薦舉，所舉不如額者，吏部具名以聞。”［6］選舉三○之四這樣，為了完成薦舉的任務，所舉也就可能不符合薦舉的要求和標準，當然，對被舉者來說可能是個福音，能夠獲得較多的舉數，在升遷中發揮重要作用。大觀四年（1110），有臣僚指出：“銓部、密院凡有差使校定等差，每以舉主多寡為優劣。”［6］選舉二四之三又如，南宋陳振孫說的更為滑稽：“向為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紙。’數月，聞有舉之者。會間，賀其成事，則又曰：‘尚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于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24］150可見，舉官數量和被舉舉數的要求，又帶來新的問題，只求數量，忽視質量，必然產生濫舉、謬舉問題。為此，真宗咸平時針對濫舉問題，要求“諸州長吏奏舉官屬，慮有請托，并須條約之。”［4］卷四十三仁宗至和時，宰臣劉沆上奏，批評薦舉權豪和親屬等濫舉問題。［4］卷一百七十八英宗治平時，濫舉情況一度較為嚴重，權御史中丞賈黯尖銳地指出：“舉者不問能否，一切取足以聞，徒有塞詔之名，且非薦賢之禮，以至奔競得售而實才者見遺，請托得行而恬守者被棄。”于是提出，“宜令中外臣僚合舉選人者，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6］選舉二八之二-三至南宋時也有此類問題，有時比較嚴重，紹興十一年（1141），臣僚說：“比年以來，請托之私未殄，謬濫之弊日滋，凡由薦舉升改，繼以貪墨聞者，未嘗無之，逮有司之獄已具，乃始以狀自列，則又置而不問。”［6］選舉二九之二九甚至發展到買賣舉官狀、令人發指的地步，二十年（1150），御史臺主簿李庚言：“立薦舉之法，將以捜羅人才，激勸士類……甚至關升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如市賈然……欲望明立法禁，應買賣舉狀之人取者、與者，各坐贓論。”于是，“詔令有司立法。其后刑部乞依薦舉受財法施行，從之。”［10］卷一百七十三從中也可以看到，謬舉、濫舉的問題越嚴重，相應的處罰力度也加大，如上所述，若徇私薦舉，舉非其人，一旦為其它機構揭發和論列，舉主不再享有自首免責的優待。［6］選舉三○之四此外，二十九年（1159）還規定，重復舉官，也以違制論處。［6］選舉二四之二一不過，買賣舉狀的事還是時有發生，孝宗時，胡銓說：“每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可得。合五紙之費，為千五百緡。”［21］卷四十九《治道》
代舉官責任追究制度較為發達，并逐步完善，但又無法防止和克服舉官中的所有問題。宋代舉官中的問題，僅僅依靠舉官制度及其責任追究制度，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這是由宋代政治制度和體制的性質、局限所決定的。同時，問題的不斷出現，又說明完善舉官責任追究制度的必要，只有通過完善舉官制度，解決問題，才能扼制弊端的蔓延。不過，我們還得承認：這一制度的確在宋代實行過，追究過舉官的責任，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制度設計的本身也有不少科學的道理，特別強調所舉內容的真實有效和被舉之后的勤政清廉，責任的擔保性極為鮮明，具有歷史的價值和現實的意義，是我國傳統政治智慧和優秀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還需要指出，近年來我國各種形式、各個領域的選舉、推舉、推薦盛行不衰，而對舉薦責任以及責任追究缺少嚴密的法律規定，無疑是一個制度和法制性的缺憾，我們應該借鑒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總結。
［7］ 苗書梅.宋代任官制度中的薦舉保任法［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5）.
［13］ 肖建新.宋代科舉擔保與責任追究［j］.法學雜志,2009(5)；肖建新.宋代科舉責任追究［j］.文史哲，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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