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和情感史的角度來研究明治時期日本人的長安游記，就會發現“歷史情感”在日本文化記憶中的投射，使置身于長安的日本旅行者更自覺地將地理空間與精神空間合一，這種走向深度的游史方式必然相對忽視建筑、廣場、旅店、市民、飲食等構成城市形象的重要成分。與西方人注重寫橫向的、空間的流動景觀不同，明治日本人對長安的描述，因歷史情感的沖動與顯現，而掩蓋了清末長安應有的城市樣態，從而在游記內容和表述方式上呈現出單一、重疊的特征。這既與奔赴長安的旅行者身份極為集中、單純、旅行線路的單一有關，同時也不能忽視清末長安不承擔與日方交流的政治、經濟、交通樞紐，城市功能較為單純這一史實。
對日本人來說，長安幾乎是憑借古典文獻和歷史記憶堆積起來的一個華麗幻象，自古以來就與遣唐使、盛唐氣象、《長恨歌》、牡丹花、絲綢之路等關鍵詞密切相關。盡管近代之后中日之間的互看出現了“錯位”，但這種集體無意識所催生出的期待視野，仍然影響了明治日本人的長安游記。抱有這種前期待的實地踏查，往往容易導向兩種結果：當現實與期待相符時產生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當現實和期待背離時產生的失落感與哀愁感。無論是因認同帶來的喜悅，或是因失落引起的惆悵，都是一種情緒性感受，一旦留下此地并非長安的莫名驚詫，或不愧是長安的由衷喜悅，都會影響“看”長安的客觀性。然而，旅行者對異國城市的觀察或描述不存在絕對的“對與錯”，長安形象的真偽并不能決定形象本身的審美價值，因此絕不能以簡單的“是與非”來評價，而應該考察注視者的文化基因與形象生成之間的深層動因，即日本文化與長安的深層關系。
日本外交官竹添進一郎，曾于1876年間深入中國西部川陜地區游歷，其《棧云峽雨日記并詩草》以優雅的漢文體記載了清末長安的形象：“午抵西安府，即古長安。自周及秦漢，至符秦姚秦后，周隋唐并都于此。被山帶河，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者。”［1］39如果說游記所傳遞出來的異國城市形象，首先是通過詞匯、話語和修辭方式等文學性介質實現，那么通過竹添進一郎的描述，如下幾個問題值得尤其關注。
（一）竹添進一郎對長安形象的表述，并非是對城市景觀進行單純的文學性置換，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國官修文獻的色彩，且與中國傳統文人常用的表述形式重疊。如于咸豐元年（1851）前往新疆葉爾羌任幫辦大臣的倭仁，他在《莎車行記》對長安的描述正是“被山帶河，天府之國，規模宏闊，亞于燕京” ［2］四句。可見，因為特殊的文化連帶關系，竹添氏并未將長安作為“他者”來描述，僅從其表述方式來看，也大有“此身未做長安客，青山綠水已舊知”之感。
（二）與表述方式相關，竹添氏在游記中對清末長安城市景觀的描寫少之又少，僅有“圂圊之設”這一筆。據《棧云峽雨日記》，竹添進一郎滯留長安之際，因“腹痛下利”并未走訪太多古跡名勝，卻獨獨記錄了中國茅廁的骯臟不堪：“北地又無圂圊，人皆矢于豚柵。豚常以矢為食，瘦削露骨，有上柵者，嘻嘻聚于臀邊，驅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圂圊之設，雖不凈潔，亦勝于無矣。”［1］39如果說“茅廁問題”是明治時期諸多日本人始破平生想象之中國的起點，似乎也不為過。內藤湖南在其中國游記《燕山楚水》中也曾抱怨“一大茅廁”問題，甚至說“整個北京城感覺就像是個大茅廁”。［3］由此引發的關于中國人“骯臟”的套話與明治日本人的中國觀，許多學者對此已有精妙論述，此處不再贅述。筆者關注的是，在“茅廁”這一現實問題之外，竹添氏對于清末長安的描述僅有十字：“府城規模宏壯，街市填咽”。［1］39這種描述究竟是來自歷史文獻還是現實印象，尚值得商榷。
（三）對于在出行之前，喜歡搜集旅游情報的日本人來說，《棧云峽雨日記并詩草》對清末長安的記載盡管零星，卻因為是近代之后日本人留下的關于長安城最早的見聞錄，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便具有了“原典性”意義。甚至像桑原騭藏這樣嚴謹的學者，在赴長安旅行之時，也曾以竹添氏日記為旅行指南。（1）大概竹添氏本人也未曾料想到，昔日寥寥幾筆，一旦被作為游記來反復闡釋和解讀時，所釋放出的長安形象如何影響了后來者的游記敘事。
方式類似，桑原騭藏、宇野哲人、岡倉天心等人的長安游記，其修辭方式同樣不乏中國官修文獻影響的痕跡。另外，他們大都有良好的漢學修養，因此在游記中特別注重以詩文相佐行旅之思，頗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詠史風范。但是，他們過于注重對長安歷史情感的抒發而相對忽視對現實景觀的描摹，過于注重縱向的、深度的歷史思考而相對忽視橫向的、瞬間的空間印象。當這些文本作為游記被后世不斷言說時，難免給近代日本傳遞出這樣一個長安形象——只有深度沒有平面，只有歷史沒有日常，厚重有余而靈動不足，因而是凝固的、厚重的、單一的古都形象。
事實上，桑原騭藏的《長安之旅》更應該看作是一項學術成果的調研報告，盡管這部著作一直被日本學界視為明治日本人中國游記中的典范。出于學術考察特意前往長安訪古的桑原騭藏，作為日本文部省選派的留學生，確實需要將考察見聞撰寫成旅行報告遞交。因其報告極具文獻價值和學術意義，文部省特將其轉交給《歷史地理》雜志分期連載，題名為《雍豫二州旅行日記》，即《長安之旅》。因此說桑原氏不過是以學者的嚴謹、詩人的感傷和中國詩話式的敘述方式，詳細記述了1907年代長安的建筑宮墻、陵墓碑碣、寺院樓閣、府兵制度等史跡也不為過。與竹井氏的觀察視角相比，桑原騭藏的長安觀察更近一步地向歷史收縮，至于長安彼時之市井風俗、日常細節幾乎沒有提及。尤其是作為游記不可或缺的，那種第一次踏上異國城市，由驚異感和新鮮感帶來的瞬間印象，在整個文本中也是缺席的。
隨之產生的聯動反應是，當《長安之旅》作為游記范本被日本讀者接受時，在讀者心里引起的文化反射和，難免會形成這樣的想象公式——“長安=重疊的歷史+缺席的日常”。換言之，作為游記的《長安之旅》，是近代之后第一次在嚴格意義上向日本社會傳遞出長安形象的，而這一形象與其說是來自桑原氏本人裸眼的、直觀的認識，不如說是幾千年來日本人長安想象的一大濃縮，是一種在歷史情感的沖動與顯現下的“文化還鄉”。 經輝煌的史跡的同時，桑原氏毫不吝惜對長安城衰落的種種感慨：“周、秦、漢、唐之帝都，其位置大體可以推知，但當時實際規模結構幾不可知。悠悠三千年，何處沒有陵谷、滄桑之變呢？而于長安覺其變化尤甚。”［4］39桑原氏還不斷引用詩文來強調其憑吊懷古的失落感：“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云千里色，無處不傷心。”［4］37值得注意的是，引起桑原氏傷感的原因，就在于長安的滄桑巨變。而桑原氏不斷強調的一個“變”字，不正說明在其第一次踏上長安之前，心目中已經有一個“舊知長安”？這個“舊知長安”既是從久遠的文獻典籍、文物遺跡這些具有存在感的實物中習得，又是從遣唐使的長安體驗、唐詩中的長安意象等這些軟性情感中的無意識累積。這個“舊知長安”更是一種經驗，是由歷史情感和文化前理解凝成的一種巨大的經驗，正是這種經驗控制著日本人描述長安的方式，以至于其游記文本中總有中國傳統方志的味道。
“據說現在府城呈長方形，周長四千三百九十丈，即相當于二十點三里，東西相距七點六里，南北相距四點五里。城門有四，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遠。城壁堅固，角樓壯觀，所有一切均勝洛陽幾籌。” ［4］39 類似的數值羅列在整本游記中比比皆是。如果說學者習慣的思維方式總是科學的、嚴謹的，因此他們對長安的表述，也總是遵循大體固定的格式——公式化的描述、索引式的考據和無處不在的文獻佐證，那么就不難理解桑原氏會用這種反映權力等級的周長來描述城墻，而對現實的長安生活場景幾乎未曾考量。
與桑原騭藏同時游歷長安的宇野哲人，曾每夜剪燭，將日間見聞梳理成文，之后以書翰的方式寄給故鄉之父母妻子。因此與桑原氏《長安之旅》類似編年體相比，宇野哲人的《長安紀行》則更多地融入了個人的感情。宇野哲人自塘沽上陸，經天津至北京，將其一路見聞密密實實道來。他對塘沽港口的骯臟混亂與天津租界的繁華富麗大發感慨之后，又細述北京房屋、道路、攤販及叫賣種種。甚至不厭其煩地列舉北京城中的家畜、水果、澡堂、雜耍和戲院，對中國的對聯、百果粥、祭灶、春節等民俗的觀察也極為仔細。然而一踏上長安之地，這些觀察的觸角似乎就自動關閉了，只剩下對這漢唐故都的“行客凄然，傷心不堪”之感。
這種單調的形象同樣見之于岡倉天心的紀行中。岡倉天心曾于1893年和1906年兩次到訪西安，第一次是為了考察中國的風土和古代的美術，第二次則是為波士頓美術館購買美術品。盡管兩度踏入崤函之地，岡倉天心對長安的描述仍然難脫“花向玉環墳上落，鳥過杜甫墓邊啼”這種詠史的窠臼。他曾如此感慨：“黃泥千里馬蹄痕，楊柳一村水一村。除卻英雄美人墓，中原必竟是荒原。”［6］既然中原之地已是“荒原”，那昔日古都也不過是“廢都”而已。這種注重歷史的、深度的、疊加的游記敘事，而忽視空間的、現場的、生動的觀察和描寫，所傳遞出的長安形象必然是只有歷史而沒有生活的“荒都”、“廢都”，甚至是“死都”的形象。
與明治日本游記中傾向于對長安做深度的、歷史的考古不同，對長安相對缺乏文化歸屬感的美國人，極善于在文本中表現那種獵奇的心理、新鮮的印象和不厭其煩地敘述日常景物的激動。1901年美國《基督教先驅報》尼科爾斯被派往中國，以了解當時發生在陜西省的大饑荒狀況。尼科爾斯根據本次見聞寫成的《穿越神秘的陜西》一書，第一次將神秘而古老的西安展現給西方世界。“沒有人知曉西安城由何人在何時建造。就此問題，基于過去發現的所有證據，我傾向于相信，當諾亞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西安城已經與今天的狀況相差無幾了。”［7］64 在對西安城的古老感到吃驚的同時，尼科爾斯對于城墻等歷史建筑，則表現出異常的驚詫：“在西邊的地平線上，我很快就發現了乍看上去好像一列低矮山丘的屏障。山脊線不時地被尖聳的山峰打斷，好像是小型的山頂。當我們走近它們時，輪廓的棱角便清晰可見了，這使得我首先懷疑它們可能是其他東西而并非山丘。”［7］63因為尼科爾斯對長安史跡并沒有“經驗”，因此才會犯將城墻視為山丘這種“錯誤”。
與此類似的情形是，對長安歷史沿革的陌生，導致大部分西方游記描述長安史跡的時候過于小心翼翼，有時甚至出現了一些錯誤和偏差。另外，以尼科爾斯為首的西方旅行者，多喜歡描述空間向度的西安城，傳遞出一種典型的“他者”形象，而這種“他者”形象的塑造，最初都來自于裸眼的瞬間印象。尼科爾斯在“西安城與西安人”一章，仔細記錄了西安城的建筑、街道、商業店鋪、廣場及市民樣貌等。“我們騎馬穿過長逾3英里的街道，兩側的店鋪、錢莊和市場鱗次櫛比。手推車、官員的轎子、騎馬的人都在涌動的人群中穿行，到處都是人們忙于生計和從事各種活動的景象。” ［7］64
1908年，美國探險家羅伯特·斯特林·克拉克組建了一支前往中國北方的科學考察隊，在其旅行筆記《穿越陜甘》中，作者也津津樂道于西安城的市景百態：“在各類衙門前的開闊廣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接踵；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食物在這里制作出售，人們就在街上吃著東西；在廣場上，小販們在草編的席棚或者藍布蓬下的貨攤上兜售他們的商貨。” ［8］49可以說，美國人注重空間敘事的游記方式，與日本人注重歷史敘事的游記方式迥然不同。
從描寫華清池的片段，最能體現出二者的差別。尼科爾斯試圖通過對華清池建筑的描述，探討“中國人缺乏美感”這個命題。他以近乎詩人般的抒情筆調描寫了這片灰色土地上，亭、湖泊、陽光如何變奏出哲學般的美。他用大量篇幅討論空間的延展與哲學、美學的碰撞，而很少談到歷史，只是簡單提及根據銘文記載，“這處溫泉由2000年前統治中國的一位皇帝修建”。［7］61克拉克也僅是根據翻譯官提供的一些簡單資料來表述：“這些浴池最初是為康熙帝的皇后以及皇后的宮女們建造的，而皇帝本人則使用最先記述的那處華美的浴池。”［8］46對這段歷史的相對陌生，同樣見之于1927年美國斯特朗的記載：“經過遠處一扇城門，來到了山間一處洗硫磺泉浴的療養地。周圍鄉村的人們都到這里來治病。由于有些病有傳染性，我們有些猶豫不決。”［9］讓斯特朗“猶豫不決”的華清池，在幾乎同時抵達此處的東亞同文書院學生眼中，則無異于一種福祉：“里面有五六個軍人在洗澡，聽說因為正在戰爭之中，此處眼下成了其聯隊的
部，真是好福氣啊。一般人不允許入浴，但我們輕易地得到許可，溫泉的浴池都是大理石做的，透過水底的紫色，溫暖的泉水晶瑩明亮，我們剝下衣服撲騰一聲跳了進去，淹到脖子像要溶化一樣，眼睛一閉上，美麗的歷史便浮上心頭。”［10］ 長恨歌》的風靡，以及日本民間流傳的大量關于楊貴妃的傳說，使華清池幾乎成為了“愛與美”的象征，因此近代日本但凡赴長安者，幾乎必游華清池，且常引用《長恨歌》的語句來引發思古之幽情。桑原氏在游歷中且指點江山、且激昂文字，他對唐朝歷史的洞見著實令人佩服：“唐室三百年的國運，至玄宗為之一頓，玄宗五十年的治政得貴妃為之一轉。而貴妃的一生在華清宮與馬嵬坡為始終。”［4］84寥寥幾語，卻道盡歷史玄機。這種縱向的、深度的游記手法與美國游記關注空間的、現場的敘事法可謂天壤之別。
美國旅行者極善于橫向對比西安與中國的其他城市，來強化西安的“古老”和“神秘”。如尼科爾斯認為，在中國的城市規劃中，西安城的規劃可以說極其嚴密，它不同于中國大多數城市街巷盲目地四散開來，欠缺章法。但西安的商鋪不如上海和某些南方城市富有商業氣息，“銀飾珠寶、象牙雕刻、玉制飾品很少在西安城的柜臺出售。需求似乎更集中在那些更為實用的東西上，如絲綢、棉布和茶葉。”［7］ 67在城市娛樂方面，他提出西安沒有“社交場合”，因為女性極少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一個人越是富裕、發達，越會將自己家族的婦女與外界隔絕開來。” ［7］ 69另外，與上海、天津等外國租界、開埠港口的中國城市相比，西安有許多商鋪出售酒類，但卻沒有酒吧。西安沒有賭窟，沒有罪犯和墮落者出沒，也沒有金碧輝煌有傷風化、揮霍放蕩的場所。西安人對浮華、輕佻的娛樂并不感興趣，因此戲院在這里并不像北京、上海那么成為城市重要的交際場所。總之，西安是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城市”，因此尼科爾斯才會感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否還能發現比西安的古老家族傳承更為久遠的家族體系，那實在是令人懷疑。” ［7］ 69
尼科爾斯重筆描述的巡撫宅邸、公共廣場、會館、百貨大樓、清真寺等近代西安城市景觀（2），在同時期日本人的長安游記中幾乎從未出現。與此相關，美國人筆下那些明朗的兒童、纏足的婦女、乞丐、小偷、衙役、馬夫、鴉片煙鬼、貨郎、變戲法的雜耍藝人、算命先生等人物群像，日本游記中同樣未曾涉及。尼科爾斯曾饒有趣味地描述過一個馬車夫偷錢的故事， 克拉克則滿懷敬意地寫到了馬夫老趙：“老趙第一次以其過人膽識和天生神力引起我們關注，還是在趙莊宿營地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給考察隊取補給物資，從洪水滔滔的汾河中泅渡而過。正是由于老趙非常能干，我們挑選他跟隨科布和格蘭特前往西安府。”［8］39在日本旅行者筆下，鮮有對長安市民的描寫。盡管在明治日本人游記中，曾記錄了大量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中國人群，有寫“人情質樸”者，有寫“奸詐墮落”者，有寫與官宦名流交往者，也有寫人力車夫骯臟者，獨獨在日本人寫長安時，活生生的長安人都沒了蹤影，只剩下對歷史人物的點評。如桑原騭藏就曾有“董仲舒不過是一介純粹的儒學者，并沒有政治家的才干”［4］22這樣精到的評語。
與中國的其他城市不同，中國曾作為日本上位的記憶，對應的主要城市空間是長安，遣唐使對長安“自下而上”的觀察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將長安“幻象化”。與之相反，近代中日關系的倒錯，決定了日本人對近代中國其他城市的觀察是“自上而下”的，而對近代長安的觀察則要復雜的多。細細考察明治日本游記中長安敘事重復、單一的原因，不難發現在前述的“歷史情感”所引起的文化前理解和期待視野之外，也不能忽視這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從旅行主體來看，與去中國其他城市的日本旅行者相比，赴長安者大多為對長安歷史文化懷有極大熱情、且漢學功底深厚的學者，其旅行目的也多為文化考古。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開國力度激增，政客、、教習、學者、商賈、軍人競相踏入中國，其動機不外乎三種：一為訪古游歷；二為調查情報；三為其他事務性借口。［11］在晚清中國風云變幻的時代背景下，西安偏居西北一隅的地理位置，注定其與處于變革風口浪尖上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無法比擬，這就決定了赴長安旅行的日本多是以“訪古游歷”為目的，而并非做現實的“情報考察”。另外，“訪古”這種傳統的旅行方式多為有志
明治維新之后最早踏入長安的竹添進一郎，盡管名為政客，并歷任天津領事、朝鮮常駐公使等職，但實質上仍是學者，辭官后一度于東京大學講授漢學，且以《左氏會箋》、《毛詩會箋》、《論語會箋》等研究著作而聞名。桑原騭藏作為日本近代東洋史學的重要創始人之一，他從選定旅行路線，調查旅途里程，到查找古跡、文物，借閱并抄寫有關的地志、考古錄及前人的游記等，均精心以對，這足見其對長安之行的認真態度。宇野哲人是日本著名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者，他對遺留在中國大地上無數的文化遺產深深熱愛，甚至是頂禮膜拜，因此才欣然與桑原同往長安。曾兩度踏入長安考察美術的岡倉天心，不僅是明治時期著名的美術家，也是重要的思想家、學者，其著作《東洋的理想》、《日本的覺醒》、《東洋的覺醒》、《茶之書》等，深受讀者喜愛。由此觀之，明治時期赴長安旅行的日本人，多是為學術考察而來的學者，囿于身份及學識的限定，他們對長安所抱有的“歷史情感”更為激烈，這是其長安游記中過于傾訴歷史感傷而忽視日常獵奇的原因之一。
其次，旅行線路的單一限定了觀察視角多變的可能。陜西地處西北，經濟落后，光緒二十一年（1895）雖有創設“陜西鐵路”，擬修筑豫陜鐵路陜段之議，但并未實現。這其中的緣由既與陜西在近代中國處于邊陲的地理劣勢有關，也不能忽視長久以來長安城對人思想的禁錮。尼科爾斯曾在《穿越神秘的陜西》中提及與當時任陜西巡撫的李紹棻的對談。尼科爾斯提出，如果能在陜西境內修筑鐵路，將西安與中國其他城市連接起來，那將極有可能避免一場大饑荒。對此，李紹棻則如此回答：“我們能依靠鐵路避免饑荒，那倒是真的，但是修建鐵路連接不同地區有幾個缺點。鐵路會帶來我們所厭惡的洋人，而洋人又讓百姓丟掉飯碗。一條通往西安的鐵路會剝奪數以百計家庭的謀生手段。”［7］76因此他才始終反對修筑鐵路。
與西方旅行者大多選擇經保定，過太原，沿汾河谷地，入陜西潼關后西行直達長安的路線不同，赴長安的日本旅行者，多為從北京出發至新鄉，換乘道清鐵路，由清化鎮過孟津，一直到洛陽，自此向西走官道至長安。而所謂的官道，據《大清會典》及《續編陜西通志稿》記載，也不過是荒廢的驛道。這段驛道上既有衛邊壯士出征的場面，也有慈禧太后上演的鬧劇。1878年左宗棠用兵西北時，為了解決官兵及轉運軍實的夫役和騾馬的食宿及日用品供應，曾簡單修繕過沿途一些驛站［12］，不過道路狀況仍然極為惡劣。除了少數路段（如西安至潼關）寬度在三丈左右外，一般干線僅可并行二車，有的僅能過一車或一馱，交通工具也以畜馱和畜力車為主。［13］截至民國9年（1920年），全國修建的公路已達1100余公里，而陜西境內尚無一條公路。直到民國11年，西安至潼關間的公路才粗通，結束了陜西沒有公路的歷史。［14］ 藏《長安之旅》記載，他和宇野哲人于1907年9月3日發自北京前門車站，直到9月19日才過灞橋，其間乘火車、雇馬車、騎馬、坐船、步行歷經半月有余的風雨，路途無比艱辛。旅行路線的單一和固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旅行者觀察的視角。華山覽勝、驪山溫泉、灞橋折柳，這些情景幾乎以相同的順序反復出現在明治日本人的游記中。另外，旅行者在赴長安之前，為了方便旅行要做一些知識儲備，必然會參考前人的路線和經驗，甚至與其密切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游記文本之間的互文性，這也是促成明治日本游記中長安形象過于單一、重復的重要因素。
第三，從旅行目的地來看，西安作為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古都之一，在清末中國幾乎不承擔與日方交流的政治、經濟、交通的樞紐，西安城作為歷史古都的單一功能，影響了日本游記的單一性。近代日本租界和駐華使領館的建立，為日本人高密度、近距離地體驗中國城市提供了可能，而這一切都與清末西安相去甚遠。
近代日本在中國建立的租界主要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地，開有租界的口岸有廈門、廣州、鎮江、九江、蘇州、杭州和重慶等九個城市。從1872年開始，日本又先后在上海、福州、香港、北京、廈門等地設立駐華使領館。另外，日本指定了從神戶到上海、天津、大連等八條對華線］，這無疑加速了日本人赴華的數量和頻率。據統計，從1899年到1910年間在中國的日僑增加
相較之下，西安近代化腳步的緩慢，決定了西安之旅是一場慢節奏的旅行。近代交通發展的滯后，生生將西安與外界隔離開來。港口的開放、租界的建立、外國人教育等一系列時髦問題、新鮮的玩意兒進不來，渭河流域的農產品也運送不出去，整個西安城便處于一種沉悶得近乎凝固的狀態中。尼科爾斯曾設專節談論“西安城與西安人”，他通過比較西安與中國南方城市、美國城市，從交通受限、觀念保守、傳統力量過于巨大等方面論述了西安城內在的固態性特征。對于美國人來說，近代西安與北京、上海差異過大，以至于斯特朗等人極力描寫了西安的“中世紀”色彩——高聳的城門、成群的乞丐、饑餓的兒童、粗獷的風景、以及扮演拯救者的傳教士。（3）而這在日本旅行者眼中，則是懷古的最佳之所。
總之，遣唐使時代的長安體驗，經日本古典文學的醞釀、提純，形成日本人潛意識中一種巨大的經驗和記憶，正是在這種經驗中堆積起的期待視野和前理解影響了明治日本人的長安游記。與同時期美國人偏重于對長安城市景觀做橫向的、空間的、流動的描述不同，日本人的游記中因對長安抱有的歷史情感的沖動與顯現，而呈現出縱向的、歷史的、非現實的描述方式。如果不在游記文本與創作語境間做簡單、機械的對比，而是經由歷史，特別是心態史和情感史的角度來研究明治時期日本人的長安游記，就會發現“歷史情感”的重要性。當日本旅行者以“歷史”的態度描述長安時所使用的詞匯、話語和修辭方式，被日本文學“套語化”、程序化后傳遞出了一個新的長安形象。若將這種自覺的文化反射現象置于比較文學的視域中解讀，就會導向一個有趣且極富意義的命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長安的描述，因歷史情感的沖動與顯現，而掩蓋了其應有的城市樣態，從而在游記內容和游記方式上均呈現出單一、重疊的特征。
（1）桑原騭藏曾在《長安之旅》中多處引用竹井氏日記中的漢詩來言說眼前之景。如“黃河左右兩岸，土質疏松易鑿，故居民穴居者甚多。我國竹井先生有詩曰……”。詳見桑原騭藏《考史游記》。
（2）張曉虹在論文《舊秩序衰解前的內陸重鎮———晚清西安城市意象解讀》中，詳細解讀了尼克爾斯所描述的西安城市景觀，詳見《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3）斯諾、斯特朗、史沫萊特、海倫等美國均不同程度地描寫了西安的中世紀色彩，以襯托紅色圣地延安的整潔與文明。詳見3s研究會所編的《斯諾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萊特文集》等著作。
［6］［日］岡倉天心.中國的美術及其他［m］.蔡春華，譯.北京：中華書局，2009:259.
［7］［美］弗朗西斯·亨利·尼科爾斯.穿越神秘的陜西［m］.史紅帥，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8］［美］羅伯特·斯特林·克拉克.穿越陜甘［m］.史紅帥，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
［9］［美］斯特朗.斯特朗文集(2)［m］.郭鴻，沈士杰，嚴格，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215.
［10］［日］滬有會.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z］.楊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03.
［13］閻希娟.民國時期西安交通運輸狀況初探［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7卷第1輯， 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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