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公共文化教育與學校教育不同，它面向非物定人員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務。文化教育的價值、區域文化差異以及新農村建設的主題強化了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迫切要求不同區域需要在價值取向、文化知識、行為規范以及信息技術等方面加強教育。可以通過注重規劃、加大投入、拓寬機構、創新內容與方式，增強區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實效性。
公共文化教育相對于傳統學校教育而言，后者側重于發展在校學生的知識、能力與素質;而前者側重于充分利用社會文化資源，面向非特定人員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消費活動。在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需要不同區域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教育價值與功用。本文指稱的區域主要指省級政策空間影響域以及以省級引導下的地方行動空間，在此語境下進一步澄清公共文化教育價值與內容，探索發展區域公共文化教育的有效措施，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發展區域公共文化教育是文化教育自身的價值使然，也是不同區域文化差異的必然訴求，更是當前社會發展重大主題與歷史任務的迫切需要。
從公共文化教育的價值來看：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有序推動“新三步走”戰略規劃，為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目前正處于實施第二步戰略目標的歷史階段，即到202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在馬格納雷拉看來，現代化是發展中的社會為了獲得發達的工業社會所具有的一些特點而經歷的文化與社會變遷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過程。［1］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不僅體現了完成工業經濟的基本指標，知識經濟社會形態不斷完善，而且包涵著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的發展，物質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遞進，從而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因此，文化發展是現代化進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在邁向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重經濟總量增長的發展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特別是不同區域受到傳統發展觀念的影響以及歷史條件的限制，以提升區域不同群體文化素養與文明程度為重心的公共文化教育發展遲緩，中西部地區嚴重滯后，制約著我國現代化發展的整體進程。
從不同區域差異來看：文化發展有著長期的歷史積累過程，不同地區由于文化前提不同，文化教育的內容以及文化教育機構差距較大。這些差距一方面表現為東、中、西不同地區的整體差異，如東部地區在政策導向以及區位優勢基礎上，受經濟發展先行的影響，經濟總量較大，文化建設的投入較大，文化資源較為豐富。另一方面表現為一線、二線城市以及其他類型城市地區文化差異。如北京、上海以及其他核心省會城市，基于歷史文化傳承，在文化古籍、建設藝術、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等方面，有著較為豐富的文化資源，在文化創作以及文藝演出等方面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與文明形象。如北京作為全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有著歷代古都文化積淀，有著現行各部委主辦的文化機構以及高水平的文化產業。相比之下，其他地區差異較大，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盡管有的地方有著民族特色的文化藝術精品，但在公共文化投入與建設方面較為落后，多數三線
從新農村建設要求來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做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部署，提出要按照“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然而，就新農村發展的現實來看，經濟取向的發展模式成為新農村建設的范型，有些地方同新農村建設的初衷背道而馳。透過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文本，不難發現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工程，既要重視經濟總量增長，也要重視政治文化發展。一些地方曾一度通過撤地建市、縣改市、縣改區、鄉改鎮等方式實現的城鎮化發展目標，農村發展被裹挾其中，無法逃離傳統的思維方式與發展模式。實際上，農村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科學合理的規劃，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持，離不開文化教育的支撐，特別是文化教育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文化事業發展方面，中央提出了著力于改善農村文化基礎設施，特別是借助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后余下的辦學條件發展成人文化教育機構，大力發展成人教育，傳承與推進鄉村文明。不過，由于基礎設施總體滯后，鄉村基層政權建設沒有很好適應農村勞動力結構狀況，出現了干群關系不和、農民工子女輟學、婆媳關系緊張、鄰里之間矛盾、社會治安混亂等問題。先前被謳歌傳頌的農村傳統生活方式漸漸遠離，尊老愛幼、遵紀守法的公序良俗不斷被肢解，鄉村文化急需梳理與重建。因此，新農村建設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迫切需要系統設計，整體優化，針對鄉村文明加大建設力度，為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目標夯實基礎。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區域文化發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盡管不同區域有著自身的文化特色與文化需求，但這些地區都有基于人的發展的共同之處，文化素養有其相通的結構，涉及到價值取向、文化知識、行為規范、信息技術等方面，基于人的文化素養的公共公文化教育的內容也是區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基本框架。
價值取向是指特定主體基于自己的價值觀在面對或處理各種矛盾、沖突、關系時所持的基本價值立場、價值態度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價值傾向。價值取向具有實踐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決定、支配主體的價值選擇，因而對主體自身、主體間關系、其它主體均有重大的影響。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理解現代化，如何突破傳統經濟中心主義限制，如何選擇相應的發展模式，都同價值取向密切相關。在當前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城市中心傾向，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大樹進城現象等，真實地反映了部分地區現代化發展的不良取向，需要不同區域在價值取向上站在文明提升的高度，根據科學發展的要求，以人為本，提升主體意識，結合城鄉發展中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愿望，服務于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需求。知識
文化知識既是人的價值觀念形成與更新的基礎，也是人們交流過程中用以表達的基本素材。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社會背景下，知識創新與產出速度加快，新知識的閱讀與信息吸納對于新型勞動力形成與結構調整至關重要。就農民工文化發展需求而言，不僅要為他們提供適應多種職業的入門知識，用以支撐他們的職業選擇，更重要的是提供有利于他們獨立生活、社會交往、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內容；信息傳遞方式應選擇網絡教學、知識手冊等，以支持他們個別化、分散化的學習；在教學內容的呈現和組織方面，農村籍流動青少年對形象、趣味的要求更高，對單元內容能夠堅持的學習時間也比較短，圖文并茂的“漫畫書”式的知識手冊對他們中的大部分具有較強的吸引力。［3］由于農村籍流動青少年的自我調控能力還不夠成熟，僅僅通過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學習無法滿足需求，同時多數企業對職工的培訓遠不能適應職業發展的需求，因而對他們的非正規教育需要考慮指定或設立相應的機構來組織實施。勞務市場或其他勞務管理部門、社區和各級各類的學校等現有機構均可承擔相應工作，結合農村籍流動青少年工作和生活的實際情況安排必要的學習活動。
在現代化進程中，人的文明意識必然通過其參與的各種場景表現出來。由于個人工作與生活場景蘊含著政治、倫理與經濟的因素，因而，公民文化教育中的行為規范教育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治行為規范。人既是個人的存在，生活于自由自在的社會里，同時又生活在政
環境中。即使人不加入某一團體，也必然同的施政行為發生聯系，個人的行為規范認同與表現無法脫離政治規范的約束，因而需要了解政治的執政理念、政治路向以及執政過程中通過機器等公權力強制推行的政策、制度與運行程序。二是道德行為規范。個人在表達政治傾向性或超然于政治團體之外的時候，更多生活在無限制的公共空間里，這種公共空間憑借著個人的自覺遵守與無意識的依賴心理發生作用，因而，除去一部分工作空間外，人與人之間基于道德規范而形成的信任而生存。這就需要加大公共道德規范教育，使公民在公共秩序、人際倫理以及交往規范等方面形成更廣泛的價值認同，自覺接受公共倫理的社會責任，主動適應公共倫理帶來的生活幸福。其三是價值行為規范。人作為社會生存法則約束下的個體，在某種意義上又無法擺脫私利的沖動，并在內心深處向著自身利益設計的工作流程，表達生活理想。然而，個體在獲得自身利益的同時，又受到外部規制，處于自我與他我交互轉換空間上。正如普列斯納所言，人永遠意欲著和期盼著，思考著和想像著，感覺著和信仰著，為自己的生命擔憂著。［4］這就需要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相應的渠道獲得基于個人利益基礎上的公共價值認同，如互利互惠、公平競爭以及勇于創新等價值規范，在獲得個人的利益的同時，維護公共利益，推動社會進步。
與都市高素質群體聚集不同，其他區域帶有明顯的地方文化依存特性，文化水平差異較大。這些差異既受制于先前的教育水平，也受制于通過既有教育體系所獲取的發展手段。對于受教育程度偏低，受教育群體差異較大，以及存在大量傳統農民工與新生代農民工并存的區域，迫切需要提升發展公共文化的技術手段，特別是信息技術手段。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事業單位以及企業，甚至是社區都發展了無紙化辦公技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由傳統的通訊工具向網絡手段轉型，公民個人的文化發展更多依靠網絡信息傳遞，選擇相應的學習內容。如農民工對于某一城市文化的了解，同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以及發展某一職業相應技術知識等都可以借助信息技術的手段。公共信息技術主要側重于：公共圖書資源定位與檢索、網絡文化信息分類與查詢以及人際溝通與交流技術等。
公共文化教育現狀與問題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區域公共文化的價值與功用，推動地方不斷調適政策走向。在當前《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精神引導下，注重規劃，加大投入，拓寬機構，創新內容與方式，不斷增強區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實效性。
社會發展需求以及教育本身的變化為人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課題，教育不再是一勞永逸的階段性工作，而是一個終身學習與發展的過程，因而非學歷教育同學歷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為了深入貫徹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應優先教育事業的要求。［5］為了盡快提升區域公共文化素養，改善民生問題，不同區域需要采取適度超前的戰略，合理規劃公共文化教育目標、任務、內容與措施，大力發展區域公共文化教育。在實踐過程中，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都加強了教育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在具體思路與政策措施方面，同《綱要》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以及行文格式上保持高度統一。如，普遍提出了嚴格按照規劃需求進行改革，形成惠及本區域的公平教育，構建體系完備的終身教育，促進本區域居民學有所教、學有所成、學有所用，從而從上至下在目標、主題、政策與措施方面形成步調一致的規劃系統。
公共文化教育屬于終身教育的范疇，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有效手段。［6］因而在規劃的目標導向上，不同區域都要符合我國教育方針政策，體現新時期科學發展傾向，服務于學習型社會形成，推動素質教育實施，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在戰略主題上，突出德育發展，導向于立德樹人，守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切實把德育滲透在文化教育之中；在德育發展的基礎上，促進德、智、體、美有機融合。在主要內容上，重點規劃基礎設施、師資隊伍以及發展與評價等。由于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異，需要在制訂規劃時密切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提出切實可行的目標、任務與措施，避免規劃刻意
公共文化教育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公共性，通過公共財政投入，向公民提供無償的文化消費。盡管公共文化消費會使公民個人受益，但這種受益不是公民個人純粹的經濟收入，而是一種文化素養的提升。同時，對于社會而言，又是發展公民文化的重要手段，促使全體人口的政治認知趨于準確一致，其情感與評價趨于贊成。［7］因而，公共文化消費有利于整體提升區域文明發展程度，促進社會和諧，增進社會穩定，具有較強的外部效益。這就需要地方在財政預算時，根據發展規劃的要求，確保規劃項目及相關任務落實的費用，搭建公共文化服務平臺，免費開放公益性文化設施。同時，從現有財力出發，結合本地實際，避免好高騖遠，選擇針對性強，實效性高的內容分步實現，從而達到弘揚優秀文化、克服庸俗行為、提升理想境界的目標。
由于公共文化教育的內容廣泛，涉及類項復雜，內容多樣，在全面實施的同時，不同區域需要集中有限財力區分輕重緩急，分階段有序推動。首先，完善域內有線電視、互聯網、圖書館、科技館與博物館等城市文化基礎設施。其次，加大域內農村文化教育機構建設，發展農家書屋、農村劇院和農村講堂，形成完善的農村文化教育機構。再次，設立專項課題，引入區域高校智力資源，加大城鄉文明建設研究力度。第四，實行特殊群體教育政策傾斜，面向區域，提供積極的文化教育，使區域農民工、留守兒童、心理障礙人員、“窗口”行業人員等獲得更多的公共文化教育機會。最后，根據公共文化教育程度，區分公益性與私益性成份，有選擇地實行成本分擔機制，促進部分公共文化教育形成多元投入機制，提高公共文化教育質量與效能。［8］
由于文化的外延寬泛，分類不清，造成公共教育機構缺乏系統性。一方面喜聞樂見的公民文化教育內容與形式較弱，公共文化教育停留在非正式場景中，體現為潛移默化的滲透與影響。如，人們在公共場景中，那些具有較強文明示范性的個人能夠以自身良好的禮儀，影響著參與其中的成員，但這種影響過于生活化，傳播的范圍與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以為主導，社會公德與政治教育力量較強，通過輿論媒體的強大影響力，將社會公德與政治教育置入公共環境中。如，、感動中國的人物事跡宣傳與教育，對公眾的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強弱對比的公共文化教育現狀，需要進一步完善區域公共教育機構，鼓勵多主體參與，形成較為完善的教育系統。
從公共文化教育的價值與內容來看，區域公共文化教育機構大致包括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地方主導的教育機構。如廣播電視報紙等主流媒體，博物館與圖書館等公益機構，宣傳黨的文化教育方針政策，借助政策解讀及典型案例，引領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文化價值取向。二是域內學校主導的教育機構。借助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系統，研究區域文化教育內容，梳理優秀區域文化，開展師生進社區活動，豐富公民文化素養，特別是在城鎮化進程中文化教育推動了鄉村人到城市人的轉變。因而，有人將學校教育視為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中公民的前工業文化形成的陣地。［9］三是域內企業主導的教育機構。除了社會公德的宣傳與教育之外，加大企業文化教育力度，提升職工的職業倫理，促進企業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協調發展。四是域內中介主導的教育機構。區分文化教育私利性與公益性程度，把帶有一定私利性文化教育內容交由市場，培育文化教育中介組織。同時，通過委托教育方式，發揮中介組織的調節作用。如，文化產業機構突出公共文化教育內容，通過影視作品、文學創作及百家講壇等形式，促進公民的公共文化消費。五是域內自治組織主導的教育機構。地方文化協會與文藝組織從事一定的學術研究，開發地方非物質文化資源，開展高雅文化進社區活動，通過百性容易接受的方式，把學術文化生活化，把生活內容故事化，把百性生活典型化，把高雅文化通俗化，與百性生活對接，提升基層公民的文化品味。
如上所述，公共文化教育涉及到價值取向、文化知識、行為規范以及信息技術，既有獲取知識的手段教育，文化知識學習，也有觀念轉變及行為規范的變化。其中，價值取向起著決定意義，行為規范是價值取向的內化及行為表現，是文化教育的目標及功效體現。目前，區域公共文化教育內容在環境創設上，一方面通過制度約束公民的行為，促進公民不能違背公共倫理；另一方面，通過輿論媒體宣傳社會公德，促使公民區分優劣行為，自覺抵制不良現象，遵守公共秩序。不過，現有教育的針對性、時代性、特色性較弱，這同人們的觀念有關，沒有把地方性知識包括進去，缺乏實踐經驗的知識判斷［10］，因而，需要加大區域文化教育內容研究，不斷創新區域公共教育內容與形式。
在內容上，豐富地方文化內涵，加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力度。在對皖北非物質遺產調查研究過程中，被調查者對于皖北亳州、阜陽、淮北、淮南、蚌埠、宿州城市文化印象的判斷方面，多數選擇亳州和淮南，把歷史名人曹操同亳州相聯，特色飲食豆腐同淮南聯系，總體概括出亳州的政治文化與淮南的飲食文化。然而，阜陽在其長期發展歷史進程中所生成的潁上花鼓燈、阜南嗨子戲、界首彩陶并不為省內其他區域知曉。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地方文化的名片，是提升地方經濟社會影響力的重要載體。這就需要地方引導與加強地方文化的研究與開發工作，系統梳理地方文化的底蘊，形成地方文化品牌。在方式上，創新工作方式與教育方式，把區域公共文化教育與地方文化搬到田間地頭，挪到工廠企業，走進社區群體，讓生活于其中的民眾更多地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如近年來文化下鄉、舉行非文化遺產展出活動不斷擴展地方文化的影響力，讓不同群體、不同階層提升文化水平，自覺學習與傳播區域文化。
［2］ 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n］. 人民，2005-10-19.
［3］ 曾天山. 我國農村青少年流動人員學習需求的調查分析［j］. 教育研究，2010，（3）：29-36.
［6］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教育——財富蘊藏在其中［m］.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29-30.
［7］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 公民文化——五個的政治態度與民主制［m］. 徐湘林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19.
［8］ 周素萍等. 我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j］. 農村經濟. 2010，（8）：29-31.
［9］ 戴維.b.秦亞克. 一種最佳體制——美國城市教育史［m］. 趙立偉，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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