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設性、研究工作的“自我消解性”以及相對獨立的研究問題的缺乏，極大地限制了ssk研究的發(fā)展前景。由ssk向后ssk的發(fā)展表明：我們不應停留于簡單地去指明對于傳統(tǒng)科學哲學與ssk進行辯證整合的必要性，而應努力在這一方面做出實質性的工作，并應更為深入地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科學哲學相對于實際科學活動的合理定位。我們既應明確反對各種“取消說”，同時又應高度重視如何能以外部的各種相關研究為背景實現(xiàn)“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特別是，努力做好由“外推式發(fā)展”向“內生式發(fā)展”的必要轉變，通過引入新的范疇更為深入地揭示科學的性質，切實加強科學哲學研究的反思性與開放性，更好發(fā)揮研究工作于實際科學活動的促進作用。
作者簡介：鄭毓信，男，浙江鎮(zhèn)海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鄭瑋，男，江蘇南京市人，哲學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在論及科學哲學的現(xiàn)代發(fā)展時，我們顯然不能夠忽視種種來自外部的沖擊或推動，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以下簡記為ssk)與科學哲學傳統(tǒng)立場的對立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科學主義”的批判等，一些學者更因此提出了種種的“轉向說”或“取代說”。我們應當如何去看待這些主張?由各種相關研究我們可以獲得哪些啟示?什么又是科學哲學工作者在當代的使命?以下就圍繞這樣三個問題對此作出具體論述。
前幾年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一個提法：“科學哲學的社會轉向”。這一主張的提出當然與ssk在20世紀80年代的興起直接有關，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對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研究的嚴重沖擊。由于愛丁堡學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曾有機會在英國進行為期1年的學術訪問，因此在一段時期內就有這樣的想法，即是為錯失了從一開始就與愛丁堡學派直接接觸這樣一個機會深感遺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筆者的思想也發(fā)生了一定變化，特別是，自80年代后期開始出現(xiàn)的一些新的發(fā)展更引起了筆者的極大關注：在經歷了初期的迅速發(fā)展以后，ssk內部可以說很快就出現(xiàn)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這也就是所謂的“后ssk”；進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這一方向上工作的學者都傾向于跳出這一陣營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場，因此，從整體上說，ssk的影響就已從其巔峰衰落下來。如果將原先在ssk這一方向上工作的學者看成一個學派的話，我們就應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一學派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說，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或領域，那么，這一方向或領域又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與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的直接對立，因此，上述問題就直接關系到科學哲學的未來發(fā)展，另外，我們并可由此而獲得關于如何開展理論研究、特別是確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啟示。
為了清楚地說明問題，在此可以與科學哲學的歷史發(fā)展作一簡單比較：盡管后者的發(fā)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同樣經歷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學哲學的發(fā)展歷史已近百年，不僅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方向，更積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論成果，特別是，盡管曾出現(xiàn)過種種的“轉向說”或“取代說”，但最終為大多數(shù)人所遺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紅極一時、并將完全取代科學哲學的時髦學說或主張。從而，即使是作為理論研究的一個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具體地說，筆者以為，這一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質直接決定的，對此可以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眾所周知，ssk研究的一個基本目標，即是將社會學的分析視角、概念體系與研究方法等，直接應用到科學(知識的過程)這樣一個新的研究對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質，因此，作為直接的開端，ssk學者就曾花費很大力量對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論證。例如，這顯然就是布魯爾(d.bloor)等人所倡導的“對稱性原則”與“等價性原則”的一個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為這主要是一種“移植”的工作，從而就不僅相對于純粹的創(chuàng)造難度較小，而且就像諸多類似的工作(如將系統(tǒng)論應用于人文學科乃至藝術創(chuàng)造)，在開展初期往往也會出現(xiàn)一個高產期，更可對那些
就ssk而言，我們還應特別強調這樣一點，即其主要結論的預設性。對此，例如由所謂的“強綱領”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認為就科學知識的產生而言，社會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們暫時不去考慮這一結論的片面性和絕對性，這種預設性無疑也將極大地抑制乃至徹底扼們的研究熱情，因為，如果最終結論是事先已經規(guī)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顯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義，而無非只是在已有的論據(jù)之上加上了一個新的案例。
第二，我們當然不應反對由學科外部積極地去吸取各種有益成分以促進本學科的發(fā)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問題、新的概念體系等。例如，在數(shù)學哲學與科學哲學的歷史發(fā)展中所曾出現(xiàn)過的積極互動，就可被看成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具體地說，數(shù)學哲學在20世紀初期曾為科學哲學的發(fā)展提供了直接的范例與重要的動力；另外，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科學哲學則又取代數(shù)學哲學在兩者中占據(jù)了主導的地位；但是，這又是數(shù)學哲學與科學哲學積極互動的關鍵所在，即在積極引進外部成分的同時，相關學科必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不然的話，就可能造成本學科的消亡。顯然，由以上角度我們也就可以更為深刻地去理解ssk衰退的必然性，因為，按照所謂“強綱領”在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之間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區(qū)別，這樣，科學的特殊性就完全被取消了，但這事實上也就從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學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專門研究意義，后者就包括ssk在內。 地說明問題，在此還可以拉圖爾our)后來的工作為例來進行分析。具體地說，對于ssk基本立場的背離正是拉圖爾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所開展的各項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與其他一些后ssk學者不同，拉圖爾更將自己的主要工作由科學轉向了社會學與一般哲學，即是力圖實現(xiàn)“社會學的重建”與“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因為對于科學的具體考察正是拉圖爾在后一方面工作的直接基礎，因此，由仔細的考察就可看出，如果拉圖爾始終停留于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加注重如何能由科學的考察去發(fā)展已有的理論，也即更加集中于科學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可能在社會學與一般哲學上做出任何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
第三，以下的常見論點顯然也與上面的分析有著直接聯(lián)系：為了促進一門學科的發(fā)展，我們必須作好由“外推”向“內生”的轉化，這也就是指：就一個學科的深入發(fā)展而言，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外部的推動，而必須找出學科內部的相關生長點。
為了清楚地說明什么是這里所說的“內部生長點”，仍可通過與科學哲學歷史發(fā)展的對照來進行分析。具體地說，盡管科學哲學的早期發(fā)展明顯地表現(xiàn)出了數(shù)學哲學的影響(例如由“基礎主義的科學哲學”這一術語的使用就可清楚地看出)，但是，科學哲學又始終堅持了自身相對于數(shù)學哲學的特殊性，特別是提出了本學科相對獨立的研究問題。再者，如果說由科學哲學的歷史發(fā)展我們可以區(qū)分出不同的階段或時期，那么，研究問題的轉移又正是區(qū)分不同階段或時期的一個主要標志，特別是，基本問題上多種不同觀點的存在，甚至在相互間的劇烈對抗與沖突，更可被看成科學哲學興旺發(fā)達的標志；與此相反，正如不少學者(如著名數(shù)學家希爾伯特等)所指出的，研究問題的枯竭，包括觀點的高度一致，則就意味著發(fā)展的中止。由此可見，這也就是ssk研究的一個嚴重弊病，即是基本研究問題的缺乏。我們甚至可以說：缺乏相對獨立的研究問題以及基本立場的高度一致，從一開始就決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長期持續(xù)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專門學科。
第四，筆者以為，無論就ssk或是任何以科學作為直接對象的專門研究而言，又都應當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自身的研究對實際科學活動究竟有什么作用?更為一般地說，這也就是指，我們即應很好解決自身在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然而，這又正是ssk乃至所謂的“后ssk”(以及“科學論”，sciencestudies)的一個明顯不足之處，即是在這一方面缺乏應有的自覺性，從而就未能對實際科學活動產生較為重要的影響。顯然，這事實上也是科學哲學研究所應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對此我們將在以下聯(lián)系后ssk與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作出進
以下并非關于后ssk的全面綜述，而只是希望通過這一方面若干工作的具體分析，引出關于深入開展科學哲學研究的若干啟示。具體地說，這正是中國學者在從事科學哲學研究時所經常采取的一個立場，即是往往立足于對立觀點的分析批判與辯證整合，這也就是指，在論及西方的相關研究時，我們常常集中于對立雙方(如早期的邏輯主義與歷史主義、新近的ssk與傳統(tǒng)科學哲學等)的主要特征與局限性，并以雙方的必要整合作為自身的基本主張或最終立場，但在后一方面卻又往往缺乏實質性的工作，甚至都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實現(xiàn)所說的整合。
上述的基本立場并沒有錯，但是，如果始終缺乏后繼的工作，這顯然就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研究；而且，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主張又很可能蛻化為空洞的教條，而如果我們更以追蹤國外的最新發(fā)展去完全取代對科學哲學基本問題的直接研究，則必然地會落到這樣的下場，即貌似高明但事實上卻只是永遠跟在別人后面指手畫腳，而未能對科學哲學的歷史發(fā)展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貢獻。也正是從上述角度去分析，筆者以為，作為后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皮克林(a.picketing)的相關工作(以下將主要集中于皮克林的專著《實踐的沖撞》)就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為，這正是皮克林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基本立場，即是認為應對ssk與傳統(tǒng)科學哲學研究這兩者實現(xiàn)適當?shù)恼希遥c空洞的論述不同，皮克林更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實努力，并具體建構起了一定的理論體系，從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實現(xiàn)了對立雙方的適當整合(除皮克林的《實踐的沖撞》以外，著名數(shù)學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i.lakatos)所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也可看成對立面——在此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科學方法論與庫恩的科學哲學思想——適當整合的又一實例)。另外，還應提及的是，除了新的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外，皮克林也始終沒有忘記科學哲學的各個基本問題，如科學對象的實在性問題，科學發(fā)展的合理性問題等，并就以此作為檢驗其創(chuàng)造性工作理論意義的重要手段，從而明顯地表現(xiàn)出了“問題引領”這樣一個特征。具體地說，以下就是皮克林實現(xiàn)對立面整合的實際途徑：如果說通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對立雙方的不同點，那么，皮克林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同時也對ssk與傳統(tǒng)科學哲學研究的共同點進行了分析，即是清楚地指明了這樣一點：盡管存在直接的對立，但在更高的抽象層面上這兩者又具有相同的性質——按照皮克林的術語，這就是指，它們事實上都可被看成屬于“表征主義”(在筆者看來，“本質主義”或許是一個更為合適的詞語)的范疇；進而，又正是這種關于兩者共同點的分析為他同時超越對立雙方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用皮克林的話來說，這也就是指，我們應當由所說的“表征主義”轉向“操作主義”：由于后者同時包括了所謂的“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因此，所說的轉變就是對于ssk與傳統(tǒng)科學哲學的一個適當整合。
為了清楚地說明上述工作的特征與意義，在此還可與所謂的“尋找中間道路”這一常見提法作一簡單對照。由于辯證思維的影響，除哲學以外，我們在其他各個研究領域也可經常聽到“尋找中間道路”這樣一種主張，即是認為與各種片面性的立場(如環(huán)境倫理學中的“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教育領域中的“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等)相對立，我們應當力求在對立面之間實現(xiàn)適當?shù)钠胶狻Ｈ欢缟厦嫠峒暗模M管后一立場在理論上沒有什么錯，但從發(fā)展的角度看則又顯然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將原先的對立雙方看成處于同一發(fā)展水平上的兩個極端，那么，僅僅著眼于“尋找中間道路”就很可能使我們始終停留于與對立雙方的同一水平，并未能通過“超越”真正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的對立而言，我們還可特別提及這樣一點：皮克林在相關的論文中曾明確提出，我們應從ssk(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這一術語之中去掉k與第一個s這樣兩個字母。顯然，前一主張即可被看成集中地表明了在后ssk與ssk之間所存在的重要區(qū)別：如果說ssk主要局限于社會學的研究框架，那么，后ssk就已擺脫了這樣一種束縛并更加重視研究工作的跨學科性質；另外，“去掉k”則就清楚地表明了皮克林及其他一些后ssk學者所采取的這樣一個基本立場，即是認為應當大力提倡所謂的“實踐轉向”。例如，就正是通過轉向
應當強調的是，對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并可被看成一個更為普遍的整體趨勢，更有一個不斷發(fā)展、逐步深化的過程。例如，這一方向上的一些早期工作主要地都可被看成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即是集中于科學實踐活動中先前常常為研究者們所忽視的一些環(huán)節(jié)或成分，如實驗室活動、科學儀器的性質與功能等，而且，其主要內容往往也只是關于科學史上某些具體案例的“經驗性研究”；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理論分析在相關的研究中逐漸占據(jù)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性質也已由原先的自我辯護(包括清楚地指明“實踐轉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轉而表現(xiàn)出了越來越強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別是，由對“實踐轉向”的積極倡導轉而對“理論優(yōu)位”這一傳統(tǒng)的研究定位進行了深入批判。
也正因為此，這些工作對促進科學哲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包括努力提高我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水準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關于“理論優(yōu)位”的批判即可被看成清楚地指明了傳統(tǒng)科學哲學在定位上的局限性，從而也就從一個角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積極從事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必要性。當然，在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后ssk與其他一些相關工作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論性的思考與爭論，包括如何能對ssk與傳統(tǒng)科學哲學作出必要整合并實現(xiàn)整體性的超越，因此，這就是這些工作的一個普遍弊病，即是往往都未能對如何才能更好發(fā)揮相關研究對于實際科學活動的促進作用作出認真分析，甚至都未能清楚地指明什么應是自身在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更有甚者，由于過分強調了科學實踐活動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后ssk及其他一些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即是作為科學的分析似乎只能提供事后的解釋，而不可能對實際科學活動起到任何的積極作用——然而，正如上面所已提及的，這事實上也就取消了自身工作的基本意義。
由此可見，這也就是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所應首先解決的一個問題，即如何去合理地去解決自身相對于實際科學活動的定位，從而也就可能真正發(fā)揮應有的促進作用。例如，在筆者看來，由“理論優(yōu)位”的批判我們就可引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是應當更為深入地去認識與處理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這正是關于實踐活動(包括科學實踐與其他各種專業(yè)實踐)更為恰當?shù)囊粋€定位，即是應當由“理論指導下自覺實踐”過渡到“反思性實踐”。
由ssk到后ssk的發(fā)展表明，簡單提倡“科學哲學的社會轉向”并不恰當，就科學哲學的未來發(fā)展而言，我們更應堅持如下的基本立場：我們既不應隨意地去倡導任何一種轉向，乃至認為應當用某種新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學哲學，也不應完全無視外部的相關研究，而應積極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與啟發(fā)因素，并以此為背景更為深入地去開展新的研究。這也就是這里所說的“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的主要涵義。以下再對這方面的工作提出若干具體意見。
第一，由“外推式發(fā)展”向“內生式發(fā)展”的必要轉變。與科學哲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情況不同，自80年代以來外部的沖擊應當被看成促進科學哲學深入發(fā)展最為重要的因素。正因為此，就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而言，我們也就應當首先強調由“外推式發(fā)展”向“內生式發(fā)展”的必要轉變，這就是指，我們不僅應當充分吸取來自外部的各種有益成分與促進因素，更應認真挖掘科學哲學的內在生成點。為了清楚地說明“由內到外”的轉變可能性，在此可提及這樣一個事實：來自外部的沖擊并非與科學哲學自身的發(fā)展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是科學哲學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jù)。例如，這就正如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基切爾(p.kitcher)所指出的，以下幾種直接源自科學哲學現(xiàn)代研究的思想構成了“科學的社會與文化批判”的直接出發(fā)點：(1)觀察的理論負載；(2)證據(jù)對理論的不確定性；(3)信念的多樣性；(4)“行動者范疇”與歷史的寫作。因為，這些成果清楚地表明了科學活動的不確定性，從而也就為人們在科學研究中引入其他一種成分(特別是社會和文化的成分)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
重建的重要背景，我們又應特別強調科學哲學研究的哲學性質，或者說，這就應被看成“由內到外”轉變的主要涵義之一。具體地說，這正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關鍵所在，即應當清楚界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各個基本范疇，包括基于外部的沖擊而引入的一些新范疇。例如，如果說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范疇：邏輯與歷史、理性與非理性、證偽與證實、理論與事實、科學革命與常規(guī)科學、(顯性的)知識與(隱性的)范式、個體與群體，等等。那么，這就是ssk與其他相關研究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即是應當通過引入一些新的范疇以更為深入地揭示科學的性質：建構與反映、(知識的)普遍性與情境相關性、(知識的)價值中立與價值負載、實在論與相對主義、理論與實踐，等等。值得指出的是，這也正是哲學思維的一個基本特征，即具有明顯的多元性與不連續(xù)性，特別是，哲學的發(fā)展往往就表現(xiàn)為用新的不同范疇去把握對象，也即主要表現(xiàn)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內涵，從而積極引入新的范疇就是哲學思維的一個具體體現(xiàn)。
最后，又如上面所提及的，相對獨立的基本問題的存在正是一個學科獨立性的主要標志。從而，這也就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應當突出科學哲學的各個基本問題。具體地說，基本問題不僅清楚地表明了科學哲學研究的哲學性質，也集中體現(xiàn)了研究工作的基礎性與連續(xù)性，這就是指，科學哲學不會因一個接一個的“轉向”喪失自我，并演變成純粹“跟風式”的時尚。當然，作為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又應高度重視如何能以新的發(fā)展，包括外部的相關研究為背景積極地去開展新的研究，包括引入新的研究問題，后者即可被看成很好體現(xiàn)了研究工作的發(fā)展性與前沿(先進)性，并直接關系到我們能否突破已有的局限性而上升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例如，當前我們就應特別重視科學理論與科學實踐活動這兩者關系的分析，包括更為清楚地去界定“反思性實踐”這樣一種關于科學實踐的新定位。 強科學哲學研究的反思性與開放性。上面的分析顯然表明：這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關鍵所在，即是應當努力突破傳統(tǒng)科學哲學研究的封閉性。下面再圍繞科學觀的問題對此作出進一步的論述。
首先，如果說這正是科學哲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即應努力實現(xiàn)由靜態(tài)科學觀向動態(tài)科學觀的必要轉變，那么，ssk等方面的研究則就表明，我們應從更為廣泛的角度去揭示科學的性質。例如，除去前面所提及的“科學的實踐觀念”外，我們又應特別重視“科學的文化觀念”，而這事實上也可被看成ssk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這一更為廣泛的文化思潮給予我們的一個直接啟示。具體地說，作為“科學文化”的分析，我們不僅應當將分析的著眼點由“科學共同體”轉移到一般民眾，也應注意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認識科學的文化功能，這也就是指，我們不僅應當充分肯定科學在這一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應注意分析與防止其可能的消極影響。
其次，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去分析，這顯然也可被看成科學哲學研究開放性的一個基本涵義，即在堅持研究工作哲學性質的同時，我們也應十分重視科學哲學與其他方面研究的相互滲透與必要互補。例如，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研究的必要互補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與此相類似，對于科學哲學與ssk之間的關系我們也可作出如下概括：沒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哲學是不真實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是誤導的。
再者，以上關于傳統(tǒng)科學哲學“理論優(yōu)位”及其可能的消極影響的論述顯然表明：深入反思(更為一般地說，就是批判與自我批判)正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必要前提。例如，正如上面所提及的，這是“科學的文化價值”的一個基本涵義：科學對于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與整體性的科學觀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由于科學哲學家也是現(xiàn)代社會的普通一員，他們更由于工作的性質與科學處于長期的“親密接觸”之中，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學家出身，或在后一方面受過系統(tǒng)訓練，從而也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學文化的巨大影響。顯然，從這一角度去分析，我們也就應當不斷增強自身在這一方面的自覺性，特別是，即是應當深入地認識與克服“科學主義”對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影響(對此可稱為科學哲學研究中的“科學主義傳統(tǒng)”)。例如，盡管不同的科學哲學家曾提出過多種不同的科學發(fā)展模式，如波普爾的“問題一猜想一反駁一新的問題……”庫恩的“前科學一常規(guī)科學一反常
最后，“反思性實踐”同樣也可被看成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適當定位，這就是指，科學哲學工作者應當高度重視對自身工作的認真總結與反思，從而才可能通過克服缺點與新的探究不斷取得新的進步。我們在此應特別強調超越具體研究問題，并從更高層面也即在“元科學哲學”層面上進行總結與反思的重要性，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為深刻地認識已有工作的局限性，并有可能為進一步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例如，上述關于傳統(tǒng)科學哲學研究“理論優(yōu)位”的立場以及關于“科學主義”傳統(tǒng)的反思等，就都可以被看成這一方面的實例。
由于所說的“開放性”與“反思性”都可被看成從不同角度表明了傳統(tǒng)科學哲學研究的局限性，因此，這也就更為清楚地表明了這樣一點，就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而言，我們既應明確反對各種“取消說”或“轉向說”，同時又應積極吸取ssk及其他相關研究中的合理成分與積極因素，包括從更高層面對傳統(tǒng)科學哲學研究的基本立場與研究傳統(tǒng)等作出自覺反思與批判。
第三，大力加強與實際科學活動的聯(lián)系。前面已經提及，這正是ssk、后ssk與其他一些研究的一個共同弊病：由于這些研究主要都反映了一種理論興趣，從而就未能對實際科學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甚至都未能給予后一問題足夠的重視。當然，這事實上也是科學哲學在當前所面臨的又一主要危險，即是由于高度的專業(yè)化而造成了與實際科學活動的嚴重分離。從而，這就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標，即應充分發(fā)揮科學哲學于實際科學活動的促進作用。應當強調的是，這并非是指科學哲學對于實際科學活動具有很強的規(guī)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學哲學應由傳統(tǒng)的“規(guī)范性立場”轉向“啟發(fā)性立場”，也即應當通過自己的研究工作促進實際科學工作者對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從而也就可能通過新的努力不斷達到新的更高水準——這事實上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反思性實踐者”的一個基本涵義。
當然，作為問題的另一方面，科學哲學家也應保持對實際科學活動、特別是科學最新進展的高度關注。事實上，與實際科學活動的緊密聯(lián)系正是早期的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特別是，當時的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身就是卓越的科學家，如伽利略、笛卡爾、玻意耳、牛頓、馬赫等，或是與同時代的科學家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哲學家，如弗朗西斯·培根、洛克、康德等。但是，隨著科學哲學與科學的現(xiàn)代發(fā)展，這兩者的距離卻越來越遠，科學哲學也因此喪失了促進自身發(fā)展最為重要的一個動力，因為，即使我們應當充分肯定來自人文社會學科的沖擊與挑戰(zhàn)，以及對自身工作的自覺反思對科學哲學深入發(fā)展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我們始終不能由科學本身的發(fā)展吸取必要的營養(yǎng)，科學哲學就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并將無法逃脫最終滅亡的厄運。
綜上可見，這就是科學哲學的一個合理定位，即應堅持研究工作的哲學性，并努力加強與實際科學活動的聯(liá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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