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商事立法應采何種模式？江平教授曾指出，在民法典之外另立一部商事通則來規定商事總則的內容為一種更為簡便可行的立法方式。①還有學者指出，制定《商法通則》是立足現實與著眼未來的最佳選擇。②筆者認為，任何一部法律規范的制定，必須立足于實踐。考察《商法通則》制定的必要性，亦必須從我國商事立法實踐出發。眾所周知，我國現行商事立法由民法一般規則及單行商事法律構成。然而，我國現行商事立法存在不足之處，這些不足呼吁必須制定《商法通則》。
一、民法一般規范及單行商事法律對商事關系的調整存在大量空白之處，需要《商法通則》予以填補。在此以商主體、商行為為例進行分析
第一，在商主體的規定上，民法只規定了民事主體的資格、能力，其只能為商主體資格、地位的確定提供過于寬泛的指導；而單行法對商主體資格、地位的確定又過于具體，并且此單行法模式雖然靈活，卻缺乏前瞻性、預見性，無法滿足確定現代經濟催生的新型商事交易主體可否適用商法的需求，這將引起現實需求與法律規定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可見，前者的規定過于一般，后者又過于具體，在二者之間需要“橋梁”予以過渡，而商法通則正是這座“橋梁”。正如王保樹教授所說，必須對商主體作出一般規定，這樣才可填補民法主體規范過于寬泛而單行法過于具體而疏于一般的不足。③
第二，從商行為的規定來看，《民法通則》只對法律行為的成立、構成要件等作出了一般規定，而缺乏商行為的特別規定，使得商行為只能適用法律行為的一般規定。但商行為顯然不同于法律行為，前者具有營利性、營業性、要式性等特征，這必然使得其構成要件將不同于法律行為，若適用后者，會在實踐中引起矛盾和沖突。而單行法只規定了具有個別領域特征的商行為，缺乏商行為的一般規定。可見，二者在商行為的規定上也存在空白，需要《商法通則》專門設立商行為制度予以填補。江平教授也曾論及專章規定商行為制度的必要性，基于商行為的特殊性，其不能為法律行為所包含，需在法律行為基礎之上另設商行為制度。④
二、民法一般規范及單行商事法律對某些商事基本制度尚未亦無力作出規定，需要《商法通則》查漏補缺
民商法的基本價值理念、調整對象存在巨大差異，決定了現行民法規范以及未來制定的《民法典》無力對商法的基本制度予以規定。民法最基本的價值追求為公平，其平等地保護一切民事主體，目的在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當公平與其它價值理念發生沖突時，其優先追求公平；商法的基本價值理念的是效益，當公平與效益發生沖突時，其優先選擇效益。此外，二者在調整對象存在巨大差別，民法不僅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亦調整人身關系；而商法僅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具有營利性的財產關系。商法調整的財產關系的本質在于追求價值增殖，維護的是具有營利性的個人利益；而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目的在于維護民事主體一般的生活需求。因此，民法對商法特有的一些制度，例如商業賬簿、商業登記、經理權等，現行《民法通則》以及未來制定的《民法典》顯然無力規定；而這些制度作為商事法律中的一般制度，屬于總則性的內容，也是僅調整個別領域的單行法無力規定的，故其呼吁《商法通則》予以規定。
三、我國現存的林林總總的單行商事法律雖然簡便、靈活，但因缺乏統率性、一般性的《商法通則》，這種立法方式的不足可見一斑
第一，各單行商事法律之間存在沖突，未形成內部應有的體系化、協調化，反而雜亂無章、各自為政、彼此孤立。單行法僅考慮到個別領域的需求，忽略了具有營利特征的商事關系的共性與一般需求。而缺乏商法通則的統率顯然不利于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統一規制，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規則、制度的理解也無所助益，更不利于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
第二，如前所述，現行單行商事法律未對亦無力對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作出系統化、統一化的一般規定，使其不能適應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的需要。
商事主體登記為例，目前調整該制度的法規有《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登記管理條例》等規范性文件，數量眾多的單行法律對其予以重復規定，將極大浪費立法資源。相反，制定統率性的商法通則對單行商事法律共同的一些具體制度作出統一規定，將有利于解決上述問題，贏得立法的統一、穩定，同時可節約立法資源，降低立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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